在村里过年《童年碎片》18

杨言布语

十八在村里过年 我对过年的最初印象，是在杨家村。 我二大妈不识几个字，对黄历上定下的事却很清楚。从腊月开始，哪天扫房子，哪天杀猪，哪天走油，哪天蒸大馒头，她都记得一丝不乱。 在她的数落下，姐姐们开始洗洗涮涮，忙忙碌碌，就像远方的亲戚要登门一样。 大姐从供销社买来了一叠花纸和年画，二姐用面粉打了半盆浆糊，不知是谁从哪里还淘来了一堆旧报纸。 墙上原来贴的那层报纸早已发黄，姐姐们在上面刷上一层浆糊，贴上新的旧报纸。 一层报纸过一年，无论是新闻旧闻真闻假闻，还是凯歌啊阴谋啊丰收啊战斗啊，都粘在一起，揭不开也分不清了。 为什么要糊报纸呢？我猜想，黄泥砌的墙面不平，又有太多的裂纹，需要遮盖。报纸呢，是当时能找到的较大的纸张，用它装饰墙面，省钱，省力，耐脏，也不算难看。 为了省钱，花纸是可着炕面的大小买的。姐姐们跪在炕上，刷上浆糊，找齐每张纸的图案，用扫炕笤帚一遍遍赶平赶匀。炕纸干了以后，再刷上一层亮油。 嗬！这一下，屋里亮堂多了！整个炕面，开满了数不清的小碎花，像一席春天的花园。我们几个用双手来回摩挲着：“真好看！真滑溜！”我和六姐上了炕，炕头炕梢，来回打刺溜滑。 炕纸贴好后，两个姐姐站在炕上，在墙面正中间，端端正正贴上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彩色连环画。我也站在炕上，不认字，只看画。 李铁梅穿着红褂子，高举一盏号志灯，两只眼睛睁得溜圆。和她一比啊，姐姐们身上的衣服，不是蓝就是灰，像李奶奶一样老卡卡（老气），即使是花衣服，也早就洗得不鲜亮了。 姐姐们都看过李铁梅，就在生产队院场看的。她们说，过了年，放映队还会来队里放，要拿小板凳早早到场院占位。 我心里有了盼望：“妈！妈！我要去看！”我妈说：“大冷天，在露天看电影，还不冻坏了！” 我哥哥（前排）三四岁时与二大家姐姐们的合影。摄于六十年代初。 🧶 二大站在猪圈旁，端详那两头猪，好一顿打量。 哪一头也不算太肥。人没有好吃的，吃剩下的才轮到猪，猪膘抓不上去。 能养上两头猪，是我家的幸运。那些年买不到猪崽，生产队就去外省采购了一批。由于农户需求量较大，猪崽供不应求，队里就采用了抓阄的办法。我哥和传义大哥这倆小子，代表自家去抓阄，手气好，一人抓了一头猪崽。 快过年了，不肥也得杀。没有肉吃的年，不像样儿，哪叫个年。 二大手指一点，“就那头吧。” 那头，只比另一头的腰身，略微粗圆一点。 猪被人们撂倒在一块木板上，五花大绑不能动弹。它把平时拱猪食的劲儿，刚才挣命搏斗的劲儿，都用在了嚎叫上，嗓子都叫扁了。 留在圈里的那头猪，叉腿站在烂泥里，听着院里的动静，既熟悉又惊心，一对小眼咔吧咔吧。 猪叫声招来了很多人，站满一院子。这是庄户人家一年中的大事，也是村里难得一见的热闹光景。 灶屋里已经烧好了一大锅滚烫的热水，准备煺猪毛。一只大空盆放在猪脖子下面，等着接猪血。屠夫举着刀，比划着下刀的位置。 我们小孩儿挤在人群里，和大人们一样，等着看杀猪。 按理说，我平时胆小如鼠，不该凑这个热闹。谁知，在最应该害怕的时候，我反常了，竟睁大眼睛，盯着屠夫杀猪不眨眼的那一刀。 血浆从猪脖子里嗵地蹿出来，喷溅到大盆里。猪的叫声停在半空。 面对血淋淋的宰杀，一个小孩儿却不知道害怕，这可不好。 柴草添得紧，灶火烧得旺，屋里院外滚着一团团肉香，留在猪圈里的那头猪，肯定也闻到了。 三姐把最好看的三层肉（有肥有瘦带皮肉），切成均匀的薄片，码在盘子里。码了一盘，又码了一盘。 二大妈嘱咐四姐和五姐，这一盘送给西院谁谁谁家，那一盘送给前街谁谁谁家。她俩端着盘子一溜烟儿跑出了大门，不一会儿回来后，又端走了两盘。 我急了：“二大妈，怎么都端走了？咱家快没肉吃了！” 二大妈说：“人家杀猪那会儿，给咱家送过。今儿咱家杀猪了，也得给人家还回去。” 这一头不肥的猪，让我家的年过得有声有色，就连猪耳朵棱、猪蹄子尖、猪尾巴根儿都带着嚼不够的肉香。 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围在一起，包了几盖帘饺子，白菜猪肉馅。 饺子煮好后，二大妈先盛出一碗，远远地放在锅台一角。第二碗，才端上饭桌。 她知道我不懂，专门叮嘱我：“别动哈！那碗饺子，是给灶王爷的。” 黑黝黝的大锅盖，立在锅台上，我探头去看锅盖的后面：“那个爷爷，在哪儿？” 🧶 我问妈妈，灶王爷是谁? 我妈说，都是迷信。 我隐隐地感觉到，我妈不喜欢过年。我妈对过年有限的热情，仅仅是为了让孩子欢喜。 她怎么可能高兴起来？全家突然被赶到农村，爸妈莫名其妙失去了邮局工作，妈妈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应付她不熟悉的生活。即使是我爸，也未必能全然体会我妈当时的心境。毕竟，这里是爸爸自小长大的地方。 我妈说，平时这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过年时大鱼大肉，不想想过完年怎么办？吃糠咽菜吗？她觉得，好东西得细水长流，不能一顿造光。 家里的地上满铺了一层瓜子花生壳，两只脚踩在地上，咔擦咔擦响。人们吃瓜子花生时，直接把壳扔到地上，我妈让我去扫。 二大妈慌忙抢走我手中的笤帚：“大过年的可不能扫啊！扫走了，财运也跟着走了。”我妈觉得荒唐，但也不说什么。 大年三十的夜里，人们在自家院里放起鞭炮。不崩这一下子，旧年不能走，新年不能来。 窗外炸开半拉天，劈里啪啦，火光四射，如同战火烧到我家墙根儿。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妈还是捂着心口，按住狂跳不止的心脏，满脸不安的神色。 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就像地雷在脚下连环爆炸，更像子弹一次次穿透身体，她觉得心脏难受极了！ 她躲在屋里，关紧门窗，巴望着鞭炮声赶紧结束，赶紧结束。 鞭炮放完了，院里安静了，屋里满是烟火的味道。全家人枕着硝烟渐渐睡去，我妈却彻夜难眠。远处冷不丁爆响的鞭炮声，崩碎了她的觉，她眼睁睁地看着，正月里的第一缕晨光，浮上结满霜花的窗玻璃。 🧶 正月初一，踩着满地的鞭炮屑，我跟着姐姐们出去拜年。 走在街上，不管见到谁，都热乎乎地喊一声，过年好啊，过年好！ 从西到东，又从东到西，我们挨家挨户去拜年。进了门，开口问一声“过年好”，只在屋里站一站，嗑几颗瓜子，随便说点话，便出门向另一家走去。 两个衣兜鼓鼓囊囊，塞满了人家给的过年小吃，瓜子花生炸馃子地瓜条什么的，满嘴香喷喷的。碰上谁家给一颗糖块，那就又香又甜了！ 没人给我们压岁钱，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有给小孩儿压岁钱这样的美事。 红包？这个词儿，从没听说过。 是那时候日子太穷，大人们连几分钱的压岁钱也舍不得给孩子？还是压岁钱也属于封建旧风俗，早就被革命时代破除了？我没有深究过。反正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从没有得到过压岁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