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天河水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3年农历腊月初七，是日，天降小雪，玉宇呈祥。于是祖父就给他起名玉祥，乳名小雪。而年长辈高者又多会亲切的在乳名后面加个“子”字称呼他。我很小的时候，每每听到院子里有人喊“小雪子”就一准知道，是左邻右舍的老人拿着家书，找父亲念信或写信了。

父亲生不逢时，彼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饿殍遍于野，千里无鸡鸣。日寇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电影《1942》的场景，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父亲是祖父与祖母结婚六年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父亲的出生，给这个历经劫难，家道中落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 欢喜。由于祖父一辈人中只有祖父一个男丁，父亲出生又体质很弱，所以父亲从小是在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的，拿母亲给我们说的话讲就是，你爹从小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心只读圣贤书。而祖母却说，腊七腊八冻豁门牙，腊月的羊没草吃，命苦呢！果然一语成谶，父亲一生清苦，平平淡淡。值得欣慰的是父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更让父亲骄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均大学本科毕业。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尤为难得。

1959年夏，父亲初中毕业于十二里中学。他与几个同学结伴步行了一天赶到德州，参加德州二中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对学校师生的生活影响巨大，食品供应艰难，三餐减量，继而减顿。到1961年，许多学生出现浮肿，学校周边的树皮、野菜、甚至农民收割大白菜遗留的菜根都被人们剥光、挖净。父亲撑不住，跑回了老家。听了父亲的叙述，一家人心疼的不得了。彼时虽然家里也是艰难度日，但是，土里刨食的家人总会有办法让他填饱肚皮。一家人就做出了一个短视的决定，不放父亲返校了。此后，父亲再没有提起过自己上学的事儿。后来我长大了才慢慢明白，辍学，成了父亲心底永远的痛。小时候，家里房子局促，父亲仍然安放了一个三屉书桌，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压着父亲的高中肄业证书。有一张书桌是我们家与别的农户的最大区别。后来盖了新房，父亲第一件事儿就是请木匠打了一张两头沉的写字台。

父亲体弱，不谙农活，祖父便托人安排他去了公社供销社的肉联厂上班。主要工作是负责收购农户喂养的生猪，再根据国家调拨计划，成批往大城市的对口单位走猪。父亲工作认真实诚，从未出过差错，工友同事都愿意与他共事。

父亲性情柔和，与人为善，是乡人眼里的好男人。当婚的年纪，说媒的自然是络绎不绝，未及年底，父亲与母亲就结婚了。母亲娘家距离我家只隔着一条胡同，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媒人杨兰大娘说，这是天作之合，女大三抱金砖。由于两家知根知底，杨兰大娘一提亲，相互满意，所以很快就结婚了。父亲有文化，母亲是大队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他们的婚姻自然是村子里年轻人羡慕的楷模。母亲曾说过，好多跟他们般上般下的年轻人结婚，都请我父亲和她去迎娶或送嫁，这在村子里是很体面的一件事情。

天有不测风云。 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文革来了，父亲和姑姑在同一天被人咬扯回了生产队。这时姐姐，我，弟弟已相继出生。父亲清醒的意识到单靠他和母亲在生产队挣公分，要想给两个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脱离农业社改变命运了。于是父亲毅然决然的去了东北甘河，在当地的林业队做了名临时工。父亲本是一介书生，从小就没下过苦力。这段时期是父亲一生的至暗时刻，每念及此，我总是心头一紧，眼泪会不自主的涌出。我甚至偏执的认为，折磨父亲一生的冠心病也与他的这段艰难经历有关。1975年父亲盖起了五间立砖挂面的新房。80年代初又翻盖了原来的老房，对父亲来说，给孩子修房盖屋是他的使命。

父亲是个明白人。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在窗台上装上了公社广播站的小喇叭，每天早晨东方红乐曲响过后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是父亲必听的，后来买了收音机，再后来有了电视机，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新闻联播都是父亲每天必听必看的节目。记得那时偶尔会有县上的坐村干部到家里吃派饭，平时话不多的父亲，总跟人家有的聊。

70年代初，父亲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大队决定成立皮组，让父亲做皮组的负责人。其实皮组也没几个人，印象中保管员和会计有张风林大爷，刘德惠叔叔等。皮组成立之初，能定来生产合同，让一部分社员在农闲季节有活干就成了父亲操心的头等大事。故城县西南部的饶阳店、军屯、瓦子庄、武官寨等乡镇毗邻大营，老百姓多有制作皮活的技艺和传统。父亲就和皮组的几个老哥们儿骑着自行车转遍了这几个乡镇的集市，发现当地生产的皮毛制品大部分销往了东北、西北等高寒地区。父亲觉得跟着别人跑没有出路，不如另辟蹊径。所以认定云贵高原，海拔高，温差大，冬季湿冷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这年的秋后，一个人闯去了云南和贵州。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父亲在贵州的凯里、铜仁等几个地市定到了皮袄、皮坎肩、皮褥子的销售合同。父亲学生出身，为人实诚，没有其他业务员身上的油滑气，在当地结交了很多可信赖的朋友，凯里百货公司的老尤经理跟父亲的友谊就延续了一生。老尤经理比父亲大十几岁，位尊而权重。第一次打交道，他可能觉得父亲这个言语不多儒雅质朴的年轻人与他见过的业务员有很大不同。进而，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光读过柳宗元的《黔之驴》，还知道凯里就是古夜郎国故地，于是便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解体，皮组也不复存在。父亲和母亲就自己组织收购制作皮活，保证了尤经理的业务需求。记得父亲每年秋后都会去一趟贵州，结清本年货款，定好来年的合同。老尤经理总要送父亲一张内供平价飞天茅台票。手头再紧，父亲也会凭这张票去百货公司的茅台供应专柜买一两瓶飞天茅台回家孝敬祖父。当时购买一瓶平价茅台的价格是8块钱，8块钱是要抵父亲多半个月的生活费的啊。祖父本不好酒，拿到茅台后，会锁在他的柜子里，小心地珍藏起来慢慢品尝，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拿出来与全家人分享一点儿。弟弟就曾经不只一次地说起，我们虽非钟鸣鼎食之家，但是我们喝酒的起点是很高的，生平第一次喝酒就喝的是飞天茅台呢。一瓶茅台祖父要细细品，往往是等到来年父亲从贵州回来带来新的时，恰巧喝完。那些年每年有一瓶茅台喝是祖父一生最值得骄傲，最奢侈的事儿。九十年代中，随着茅台价格轮番上涨，买茅台，喝茅台就成了升斗之家的奢望。我很惭愧，现在想想，我居然没能给祖父和父亲买过哪怕一瓶茅台。八十年代姐姐结婚，陪嫁的凤凰26大链盒坤车也是老尤经理送的专供票，父亲买后从贵州托运回来的。那时候骑辆凤凰坤车拉风得很，周围的年轻人不知道有多羡慕呢。贵州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境内有56个民族，生存环境自然与华北大平原没法比。2014年，我到贵州出差，当公交车在崇山峻岭的高山大壑中穿行，我的心也随之紧张起伏，一忽儿上了云端，一忽儿揪到了谷底。这体验让我心情很沉重，让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在贵州跑业务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

父亲一生谨慎，在是非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1985年我上大二了，秋后的一个周末，父亲和我的大表哥刘砚文从贵州回来，特意在石家庄下车到学校看我。我非常高兴，陪父亲和表哥在校园漫步参观。父亲兴致很高，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要尊敬师长，要团结同学…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父亲说明天中午，请你一块儿的几个同学吃个饭吧，我说好，晚上我通知他们，就定在学校西门对过的小饭馆吧。父亲说行，然后就和表哥回招待所了。我则分别通知到了李军、李广才、张卫，不巧的是赵志新家里有事儿临时回故城了。我们学校二食堂的招牌菜是过油肉，在省会高校圈有口皆碑。第二天我带着饭盆打了两份过油肉，端到西门口小饭馆时，父亲、表哥和那几个同学都已经到了。父亲见我端着过油肉进门，脸色就变了，说赶紧端走。我想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没等我说完，父亲就紧瞪了我一眼说，让你端走，就赶紧端走，费什么话呀！语气之严厉，态度之坚决，我从未见过。我就感觉有点委屈，逃也似的将过油肉端回了宿舍。等我再赶回小饭馆时，菜已上齐，父亲拿出两瓶52度的习水大曲说，这是我从贵州带来的酒，大家尝尝。表哥和李军年龄相仿，酒量也好，两个人就换了大杯。父亲、广才、张卫我们几个人客气了几杯，就兴致勃勃的看着李军和表哥把酒喝完。那成想李军当场大醉，表哥也有些过量。于是我拜托广才和张卫搀扶着东倒西歪的李军回宿舍，我送父亲和表哥回招待所。路上，父亲对我说，你不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清真馆啊，民族和宗教问题，可不是小事！我这才明白了父亲对我瞪眼的原因。父亲常年跑云贵等多民族地区，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格外敏感。父亲又对我说，场面上应酬，难免喝酒，但是喝酒要适度，自控才不过量。近四十年过去了，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

常年生活在村子里，乡亲们红白事儿，父亲必定到场，做些记账写礼等力所能及的事儿……

斗转星移， 积年辛劳，父亲的心脏难堪重负。2000年后父亲的心脏病愈发严重了，现在想来，父亲的心脏病可能是先天的。但是父亲怕我们担心，从来不告诉我们实情，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的工作也都在爬坡，每天忙的要死，节假日回老家，父亲也是报喜不报忧，到底我们还是疏忽了父亲的病情。

2003年春节，孩子们都回到了老家，父亲非常高兴，几天都处于兴奋之中。2月2日是农历大年初二，每年的这一天上坟是传统习俗。早晨不到六点，我们早早的起来，母亲已下好了饺子，父亲和我们一起坐下吃了没几个饺子，就说感觉不舒服。弟妹文丽是外科大夫，连忙帮父亲服下常备的药。过了一会儿，文丽感觉父亲状况还是不太好，就跟他商量，爸还是去县医院吧，父亲点了点头同意了。文丽就赶紧联系车和医院有关科室…遗憾的是父亲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的去世成了我不能释怀的锥心的疼痛。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如斯！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眷眷亲情，音容宛在。

谨作此文，是为二十年祭！

我的父亲

父亲和他的孙子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孙子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