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緣

奔向光明

读书这个话题，一般都是读书读出名的人来谈的，名气和地位往往会以先入为主的姿态抓住人们的眼球，即便是一句废话，如果他说是真理，人们往往也便信了，这就是名人效应。

我是一个对读书还没有入门的人，更没有读出什么名气来，是没有资格对这个话题说三道四的，所以一直有一个极为奢侈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安宁的环境，安安静静的读两年书（哪怕像契科夫小说《打赌》中的囚徒那样），以解决一下肠胃以外的饥渴，同时静静的思考一些东西，化解那些啃食心灵的矛盾和困惑。

一直以为，坚实的生命是由两种东西来维持的，一种是供我们裹腹的食物，一种就是书籍。食物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书籍却可以使我们延续的生命变得厚实而具有质地。所以我认为，书和我们日常应用的大米白面五谷杂粮同样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和一个头大无脑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最起码，我们活在世上，要明白一些道理，才不会太辜负我们这有限的生命。

读一本书是知识，读两本书是知识，读十本书也是知识，但当读到百本千本的时候，她就凝成了我们自己独有的智慧，我们就有了一双隐藏在自己独立思想中的慧眼，就可以在任何事物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譬如那些平凡丑陋遮掩的美丽和诗意，以及那些隐藏在美丽和诗意背后的丑陋和真实！

刚走向社会时在村委会混日子，也喜欢埋头看一些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尤其喜欢外国的一些作品，常常是他们围在一起打麻将，我在一边默默的读书，被“同事”们嘲笑为“媚外”、“无聊”、“糟蹋时间”、“不懂享乐”。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文字的妙处，更不理解和他们一起欺骗乡亲搜刮百姓的那种内心痛苦，而文字是唯一可以缓释这种内心痛苦的良方。在那几个月里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良心，是人类最难跨越的一道关坎，如果一旦跨过了这道关坎，人性也就丢失了。既然同流不能合污，只能放弃，因此乡亲们亲切叫我“书呆子”、“傻子”，对于他们，那个位置是足以光耀子孙、发家致富的。

后来四处打工，行李中总是会夹带一些喜爱的书，因此我的行李总比别人的沉重许多。在建筑工地干活、吃饭、睡觉，无休止地重复着的无聊枯燥的日子里，能时不时的读几页书，是最惬意的事。打工是赢得生存的一种方式，读书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充实。

那时候最爱读的就是《平凡的世界》，总觉得那里面有自己的影子，那个孙少平同样在行李中夹带许多书，同样的喜欢《红与黑》，也同样的享受着工友的嘲笑——都这份儿上了，还看书呢，还能看出工钱来是咋滴，有那功夫多歇一会多好！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阅读优美文字给我带来的那种愉悦和快感，那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一种享受。和孙少平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深爱他的田小霞，而且是个地委书记的女儿，而我连个贫苦人家出身的苦小霞都没有，每想及此，就感觉自己很悲哀。

书在我身上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力量，在极度疲乏的时候，她就像一双温情抚摸的手，充满着慈爱和关怀，有时像母亲，有时像情人，有时又像一位智慧的长者。

永远也忘不了199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书以她奇特的力量让我们躲过一劫。

北方的初春温差很大，中午穿单衣还嫌热，到了晚上就要换上棉袄，否则无法抵御春风的透骨寒。那天我和禹清来到双鸭山火车站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车站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衣衫不整的人在条木长椅上打瞌睡，看样子不像是等车的。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目标是双鸭山三十公里外的双阳煤矿。禹清问值班员回来，向我无奈的摇摇头，去双阳的车早开了。我一时慌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禹清姓张，和我一样是个父母早亡的孤儿，高中读书时在我的上届，我们能够成为好友，不单是命运相同，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读书，他的小诗写得精致优美，而我什么都敢写，却没有一样能达到“精致”二字。我们都是没条件读大学的人，他半工半读才坚持到高中毕业，每年假期都会到双阳煤矿打工，所以这里他并不陌生，但我是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度过这个夜晚，因为我知道我们俩的口袋里只剩五元钱了，还得留四元钱做去双阳的路费。

“就在这坚持一宿吧”，禹清看着我，一脸的愧疚。我读懂了他的表情，是他不远千里要我和他到这里来打工的，他是觉得连累了我。

我又不是没有过过流落街头的日子，这里咋也比大街上那些桥洞子强吧？”我把行李放在长椅上。这话是安慰他，也是安慰自己。只是肚子这时不争气的叫了起来，条件反射似的，听见我肚子叫，禹清的肚子也叫了起来。从昨天晚上车到现在二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禹清出去用仅剩的一块余钱买了一个面包坚持让我吃，我怎能吃得下去呢？这次一共18元的路费都是他自己花的，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赤贫”，要挨饿也应该是我。推让了半天，只好一人一半，虽然勉强塞了个牙缝，但也算吃过饭了！

难熬的不是饥饿，而是这慢慢长夜。我有个习惯，一闲下来总是惦记着那几本没读完的书。此时此刻，读书也许是打发这慢慢长夜的最佳方式，她可以让我们忘记饥饿，忘记时间，忘记处境的尴尬，忘记对明天的忧虑……

书和行李一起装在一个大大的化肥包装袋里，塞得紧紧的，要想拿出来很不容易，反正夜里要裹着被子取暖，索性提着袋底一下子全倒了出来，书随着被子的涌出滑落一地，噼里啪啦的响声引起了大玻璃窗后一位值班年轻人的注意。他的眼睛紧盯着那些书向我们走来，那样子好像是发现了什么违禁品似的。他蹲在地上不停翻阅着那些书，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看看我俩，仿佛这才发现这里还有两个大活人站在一边似的：“这些书是你们看的？”他嘴里问着，眼神也充满了一种怪异的疑问。我脸羞得通红，想到流浪汉一样的尴尬处境，再看看那些书，的确是太不相称，“啊，是，没事解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么言不由衷的话。他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眼神中不再有疑问，而是闪烁着尊敬而温暖的光芒：“啊，挺好，多好啊，没事看看书……读书与身份处境没多大关系，能有这份爱好已经很难得了，你们这是……”

“我们是吉林榆树的，想去双阳打工，下车时钱被人偷了，所以想在这过一夜。”禹清接过话解释道。禹清为了维护自尊说了谎，我们不但没有被偷，而且还欠了铁路的车票钱，我们在陶赖昭车站倒车一直到佳木斯都是逃票，否则我们这十八块钱连哈尔滨都坐不到。我是初次，禹清就不知逃过多少次了。听禹清这么一说，感觉脸更热了，一直有一种愧疚在心里埋藏着。

值班员微微一笑，仿佛看穿了禹清的谎言似的，并没有追问下去：“你们饿了吧？刚才看你们两个大小伙子分吃一个面包……等会儿……”他边说边走进值班室，不一会端着两碗新煮的方便面走了出来，“吃吧，吃完把碗放椅子上就行了。哦，借我一本书看吧”，他挑了一本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是一本最难读也是我最爱的书，由此看出他是一个知书识书的人。“我叫王金明，今天临时值班，干坐着也没意思……夜里有什么事叫我啊……书明天还你。”说着走进值班室值班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走了，没有和他告别，也没有去取书，书没了可以再买，而这份恩情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对于有恩于我的人，我从来不喜欢说那些客套话，千言万语也不如把那份恩情实实在在的记在心底！至于那本书，就算留个纪念吧！后来听说，那几个在车站被带到警局的人，被强制劳教七天，然后遣送回原籍了！而我们却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这份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书，没有书，就不会引起王金明的注意，就不会有这段温暖我一生的故事！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高瘦、长脸大眼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仍然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

这些年来，一直在窘迫的环境中固守着这种爱好，虽然招来的嘲笑比尊敬多得多，但毕竟还是有人理解的。直到今天，面对那些嘲笑，我仍然充满了忧伤与悲哀，不是为自己的人格遭受了侮辱，而是为有这样一个主流的社会大团体——一个不爱读书甚至嘲笑读书的社会，他的前途在哪里？文明和思索才是人类前途之所系，却被许多许多人残忍的拒绝了、封锁了、抛弃了！

读书走弯路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还不识文字精髓的时候。但弯路也是一个过程，只有走过弯路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捷径。年轻时看书专捡一些好看的，可以一目十行的那种，或是新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目的无非是拿自己写的东西去和那些“成名”的人相比，当看到水平接近时心里便会产生一种狂喜。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只读一些同水平的东西，写作水平永远不会提高，只有读一下更好的作品、不断的汲取营养才会对写作有所帮助。这更不是应该有的读书太度。当我明白这些的时候，脸很是羞红了一阵子，好在自己还知道脸红，说明成长了。如果一生中有过这么几次脸红，就是真的成熟了。

从看书到读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懂读书的时候为“看”，知道怎么读书、该读什么样的书的时候叫“读”，看的时候可以毫无选择，大量的翻阅，积累信息和阅历，起码要知道这个的世界上都有些什么人，写过什么样的书，对世界有过怎样的影响，这样就可以为自己今后的阅读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

好的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否则不如去看连环画。精美的文字，不但可以读，还可以听其音，像诗一样有着优美的音韵，每一句都仿佛珍珠滚落办般的优美、仿佛能听见清脆悦耳的声音一样……我读空间某位才女的小说就有这种感觉。精致的阅读，是对这个世界精神财富的一种最好的积累——既然在我们出生之前或出生之后，有那么多人类的智者把他们的智慧写在了纸上，我们为什么不拿过来自己用呢？当那些黄钟大吕般的文字响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离那些智者们更近，甚至近到可以伸手触摸到他们的灵魂，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愉悦和幸福呢？！

什么是好的作品呢？就是每一篇、甚至每一句话都包含了极多的信息文本，而不是一目十行就能看得下去的那种。我第一次读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把我震惊了：“我已经老了……”一句话，无限的沧桑尽在其中！再如上面提到的《瓦尔登湖》，读了二十多年了仍在读。很久就想写一篇关于这部作品的文章，但怎么写都不如译著者徐迟的《序》写的那么好：

“……在自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着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堵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作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

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44岁。他留下了《日记》39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出版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来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作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所以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凤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作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回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罗梭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的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支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

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八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

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种。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

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来的心身病状态。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他的是兄长兼友人约翰，他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作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要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

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营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

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