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风物】老城厢丹凤街 济心会会馆

吴淞风物

前言

笔者所谓“梧桐-丹凤”地方，指以梧桐路、丹凤路为中心，人民路、福佑路、安仁街、方浜中路四路合围之地，即官方谓“福佑路旧改地块”之大部。此处乃上海城厢历史风貌保留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但由于当地动迁时间偏早，至笔者接手当地考据工作时，发觉当地原住民早已散去多时，人证全无，其典籍记载亦屈指可数，如同大海捞针，如此情形下，开展工作异常艰难。然笔者既受托至此，当为挽留历史遗产尽心尽力，岂可因此种困难而萌生退意。故笔者四处奔走，每至一地，尽皆记录，详作考据，所幸至今已觉成果丰硕，故献诸拙作于世也。

本文所详考之上海济心会会馆与会史，自十余年前已有有心人关注，然因资料缺乏，线索灭失，长久以来，已成不解之谜。至去岁年末笔者受托着手当地考据，经月余时间奔波调查，遍寻资料，所幸大有进展，连获重要线索。为早作保全，笔者又先行将多地线索整理成文，授权呈送相关方作汇报。最终，会史脉络得以清晰可见，当地长久以来的谜团终得破解，可谓圆满万幸之至。

丹凤街叙略

丹凤街，位于上海市原南市区，老城厢东北部，属豫园街道管辖，其北侧原至丹凤楼原址，今人民路，南达方浜中路，全长约 386米。2002年因建设古城公园，街道北段缩短至福佑路侧，现长约 267米，宽 3.6-8 米，敷设弹街路面。豫园街道下属丹马居委会中的“丹”字即指此地。该街分两段辟筑，1911年辟筑福佑路至方浜中路路段，以位于街道中段的天官坊得名天官坊街或天官牌楼街；1912年辟筑丹凤楼至福佑路路段，以街道北端的丹凤楼得名丹凤街，后二者统一路名为丹凤街，今更名丹凤路。

作为丹凤街街名起源的丹凤楼，初为道教宫观，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元末时毁于兵燹。至明万历年间由邑人秦嘉楫提议在上海县城万军箭台上重建丹凤楼。由于丹凤楼颇为高大，是远眺浦江的最佳观景地，故后世所列沪城八景中就有凤楼远眺之说。清咸丰年间丹凤楼因太平天国运动两次受创再建。1912年，丹凤楼改建东明小学校；至 8月上海拆城筑路，万军台被拆，丹凤楼废。

丹凤街两侧以商铺、民居为主，南侧紧邻方浜中路，商业气息浓厚，人流如织，市面繁荣。街道中北段多富生活气息，民居广布，以福佑里、嘉祥里、余庆里等处为典型。更有程氏、郑氏等富裕家族，扎根发迹于此，并建有颇为豪华的宅邸。又有慈善组织济心会在此设立的新会馆，成为了这条街的制高点。自丹凤楼消失后，位于街道中段的天官坊进而成为这条街最为古老的历史遗迹，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如今的天官坊也仅余一根坊柱留存。

丹凤楼影像　　

上海济心会

上海济心会会馆，位于南市丹凤街中段东侧 163号处，为三层砖混结构建筑，由徐朗记营造厂承建，占地三分四厘六毫。建筑整体坐北朝南，为西式洋楼，正门设于丹凤街侧，门楣上书济心会字样，已高度风化灭失，建筑内部空间宽敞，底楼铺设华丽地砖，适宜聚会，屋后木质楼梯等建筑构建尚存，楼上阳台扶手带西式图案装饰，十分美观，屋顶可登临，为丹凤街制高点，四周设近一米六高女儿墙，保证安全的同时，也使建筑立面整体气质趋于沉稳厚重。

　　济心初始

该会馆所属之济心会，由陈丽华、林大茂、林春生、陈桂山一行九人于1925年春成立，属慈善机构，最初无定名，仅为小规模团体，早期租用大生街沛国里房屋作为会馆活动，主营施医给药事业，因该会会员多有崇信济公，故在会馆内设万缘坛，供奉济公，但不少会员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屡在会馆内万缘坛行扶乩请仙之事，以致早期济心会多被民间视作宗教迷信团体。

　　沛国里

至1926年春季，因会员扩充，沛国里原有场地不敷使用，便考虑另寻他处，设立永久会馆。众人几经商议，初由陈桂山将自家位于丹凤街大生街一带的土地以一万元价格出让予济心会，作为其新会馆基地使用，其占地面积接近八分，购地资金由陈丽华、林大茂、顾宝楚、方午龄四人分担，而后众人分头寻找营造厂商包揽工程。其中，林大茂、林春生兄弟向众人介绍了一家营造厂，报价九千两银元，但遭陈桂山、王楷孙等人的反对，认为报价过低，恐有质量问题，最终由陈桂山、王楷孙提议，由徐朗记营造厂负责会馆工程，报价一万两银元，由众多会员募捐交付，陈桂山又举荐王楷孙任工程总监工，新会馆的建造工程业已准备就绪。然而行将动工之际，上海市市政处派员至济心会，称市政处准备拓宽丹凤街、大生街等处街面，命令济心会让出部分土地，陈桂山一行人虽有怨言，却也不敢以卵击石，只得同意让地。一番交割下来，最终新会馆的基地大为缩水，仅余不足四分，其余被辟筑为路面，一说天官坊东侧坊柱即在此时被拆。

天官坊原址最终新会馆于当年11月落成，并重设万缘坛，于12月召开落成礼。该会遂又在此召开会员大会，推选正副会长、会董等人选，并制定章程，大会推选陈丽华任正会长，林大茂、陈桂山任副会长，以及各部会董，大会议决，定会名济心会，并将该会经营慈善事业扩充至施医给药、施种牛痘、施材助殓、施衣、施米、施茶六项，交由北洋政府内务部暨管辖官厅核准。1927年，济心会响应王一亭一行号召，成为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员。　　

危机与发展

然而新近扩充的济心会不久便陷入危机四伏之境。一方面，济心会并未有进取之心，反有内部变质的趋势。因该会会董暨早期创始人顾宝楚、林大茂、林春生等人相继离世，会务皆由陈丽华、陈桂山主持，陈丽华性情温和，是个好好先生，此时已年老多病，难堪重任，而陈桂山为人干练，为办事能员，但不少会员不思慈善义举，或迷恋扶乩请仙，或为名利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陈桂山无奈，曾数次请辞，至1927年又有戴元刚因其常务主任之职遭人觊觎而愤然辞职。故此后的济心会陷于不振，会董会员也漠然不顾。有济心会成员对此评价称：“芸芸众生，商场逐鹿，其目的无非为七钱二分之袁头，如果利禄熏心之徒，虽为善造福之钱，亦终日切想染指。呜呼，今日之济心会，不堪回首矣。”另一方面，济心会行扶乩之事屡遭外人诟病，适时北伐战争时期，济心会乩坛批语中多对国民革命军带有非议之谈，故许多会员因此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革命军，至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前夕，乩语中还有“老衲小扇一挥，自有道理”等语，至翌日国民革命军入城后，会员们才说这是济公“酒醉颠语，不足济事”，遂作鸟兽散。济心会的乩坛问题引起了新当局的注意，市公安局一度认为该会涉及迷信与政治通敌活动，有碍风序良俗，开始着手调查，并多次派员查勘，大有取缔之势。一次市公安局派人检查时，该会众多会员如惊弓之鸟，幸有部分会员事前已作准备，将乩坛乱语中不可告人者尽皆删改，这才侥幸躲过一劫。1928年八月，由于济心会高层出现大量缺位，需重组补员，且适时北伐战争结束，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新颁慈善团体法规，该会需重新向国民政府报备立案，并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导，济心会因此召开会员大会，宣布该会改组为委员制，由早期创始成员陈桂山当选为主席，王楷孙、朱基廷当选为常务委员，宋松龄、徐云卿、宋泱甫、刘佐君、朱寿山、黄松卿、杨德生、郑斐章十一人当选执行委员，方午龄、吴志相、周保之当选为监察委员，经上海市社会局审核立案，颁给善字第十三号证书。济心会每年发布征信录，记载该会一年的收支账目。不料才过了一个月，济心会再曝内讧。这年九月时，有海货商人王翊春一行在小东门一带筹建东南大戏院，其基地包含了陈桂山所办同福和海味行的地盘，一时间陈桂山发觉自己的海货无处可放，最后只得暂时存放在济心会会馆里。然而三五天后，陈丽华在私邸摆设九皇醮，向济心会申请借桌椅数十把，却遭济心会主席陈桂山的拒绝，并称是会章规定，任何物件，向不出借，还称若此例一破，将多有麻烦。陈桂山许自己借地堆货，却不许他人借几把桌椅，此种双标行为激起了陈丽华的怒火，他质问陈桂山：“照会章，会中物件，概不出借，然而会中借堆货物，傥亦不在例也？”于是双方在会馆里展开唇枪舌剑，如两虎相争，口舌以起。其他委员试图调解二人矛盾，但无济于事。陈丽华放言：

“会非个人所有，不如归为市政府，或以拍卖所得，作为赈济可也。”

陈桂山对呛道：

“会既非一人之力，而臻于兹，瓜分可耳。”

二人遂不欢而散，如此下去，济心会将有分裂之势。此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后世已不得而知，所幸事后济心会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混乱状态，逐步走上正轨。后济心会又在原先的慈善事业的基础上增添义学项目，在会馆内开设济心小学，以招揽当地学生授课。

1931年八月，济心会二届改选，陈桂山仍当选为主席，王楷孙、朱基廷当选为常务委员，朱寿山、宋泱甫、徐云卿、宋松龄、刘佐君、黄松卿、吴志相、郑斐章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姚印佛、周保之、楼其樑当选为监察委员。彼时会员们认为，济心会已历近七载，事业有成，当勒石以记，便篆刻两块石碑，一为上海济心会事略碑，二为会馆建筑费用收支及经募捐助人员名录碑，二碑嵌于济心会新会馆东西两侧的内墙上。上海济心会事略一文，主要记录济心会创办以来诸多要事，字里行间皆为颂扬之辞，然该会曾渡过漫长的混乱时期，则在文中全无体现，其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济心会事略

合群力以举慈善，设无定所使有归宿，则势变时移，终归涣散，此同人成立本会而更建筑本会所也。当民国十四年春，同人陈丽华、林大茂、林春生、陈桂山、顾宝楚、宋松龄、徐萃生、林晓渔、方午龄为小规模之团结，自助资斧，贷屋于上海大生衖沛国里，以为机关，而举办施医给药等事业，并设万缘坛，供奉 济祖圣座，尊崇我佛之博爱，以为慈善之劝导，于是同人益各热心，力谋事业，日渐扩充。十五年春，同人谋永久之计，爰各极力捐募，购上海丹凤路基地三分四厘六毫，推王楷孙为总监工以建筑本会所，于本年冬季落成，当开大会，推定正会长陈丽华，副会长林大茂、陈桂山及各部会董，复由大会议决，定本会名曰济心会，扩充本会事业为施医给药、施种牛痘、施材助殓、施衣、施米、施茶六项，呈奉经北京前内务部暨管辖官厅核准。嗣因顾宝楚、林大茂、林春生相继作古，有重行改组本会之必要，乃于民国十七年八月开会员大会，遵照国民政府新颁慈善团体法规，由上海市党部指导，改组本会为委员制，陈桂山当选为主席，并王楷孙朱基廷当选为常务委员，合宋松龄、徐云卿、宋泱甫、刘佐君、朱寿山、黄松卿、杨德生、郑斐章，计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午龄、吴志相、周保之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员略有进退，呈报经上海市社会局审核立案，颁给善字第十三号证书，由是本会基础倍增巩固，而同人协心协力，踊跃从事，三载以来，应行事业，未尝间缺，每年由本会刊发征信录，关于本会一年间收支账目，概行登载捐款之，从不滥支会员之金，尽义务籍以告白于世。本年八月，本会二届选举，陈桂山仍当选为主席，并王楷孙、朱基廷当选为常务委员，合朱寿山、宋泱甫、徐云卿、宋松龄、刘佐君、黄松卿、吴志相、郑斐章，计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姚印佛、周保之、楼其樑当选为监察委员，同人以本会有七载之可观事业，尤期长垂久远，除将本会所建筑费用收支及经募捐助人员另勒一石外，复将本会事略又勒一石，以留纪念而为后继者劝。

中华民国二十年 月 日 本会同人公立

   上海济心会事略碑（冯晟 提供）

　　会馆建筑费用收支及经募捐助人员名录碑

济心会成立以来，多有参与公共慈善项目，捐款频繁。1927年，济心会向佛教净业社捐赠旧棉衣裤一百套，以资助其避难妇孺收容所的经营；20世纪30年代，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委员长王一亭、副委员长黄涵之，以救济本市饥寒平民，每年开设临时庇寒所，济心会每次为之捐款五十至一百元不等；1932年，济心会寿仪组向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各捐款三百元，以支援二者施材助殓事业；1933年，川沙、南汇、宝山、崇明、启东等地水灾泛滥，由杜月笙组织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济心会向该救济会捐款一百元，支援救灾善后；1937年又向普善山庄捐助棺木五十具等，种种案例不计其数。再后济心会由冯仰山、李寿山一行接手，会务总体仍保持稳定。

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济心会成员离散，一度停摆，会馆则一度由国军占领，作临时指挥部使用。后济心会曾短期恢复活动，其最后一次可考的活动记录出现在1939年，其与众多团体共同组织王一亭的追悼会，之后再未见有活动的迹象。

起凤小学

上海沦陷后，会馆内最初仍有部分会员与济心小学教职员留守。至1941年三月，会馆遭郑起凤、郑艮山父子占据，二人皆为汉奸。郑起凤，字文祥，浙江绍兴人，1894年前后生人，本为古越望族，荣阳世家，旅沪经商三十余载，却在上海沦陷后投靠日本，担任日本宪兵队探长，并于1940年前后创办道理救济会，其子郑艮山，1917年前后生人，亦就任伪警察局巡官之职，二人凭借日伪势力的庞大，将会馆内留守人员逼走，进而强占会馆房屋与馆内小学的教具资产，将道理救济会设置于此，学着济心会的样子，装模作样的做慈善，并在会馆内附设道理小学，由郑艮山任校长，招揽学生近三百人，之后郑起凤又以自己的名字，将道理小学校名改为起凤小学。二人横行城内，可谓无恶不作。后郑起凤离世，其子郑艮山又拜时任南市侦缉队长，汉奸卢英为义父，依旧横行一时，为非作歹。抗战胜利后，卢英失势，郑艮山又依附于军之友社主持人刘德铭，并以此为跳板，与国民党高层广结人脉，以求继续占据济心会会馆，不久刘德铭因冒充军人行骗等罪行被捕，郑艮山却又一次侥幸躲过了一劫，未受波及。此时的济心会停摆多时，人员凋零殆尽，但尚有会员王公亮、周保之等，与济心小学原校董马翰东、徐步中一行，试图重振济心会。自抗战胜利伊始，一行人便向市教育局、社会局、警察局、法院等处提出控告，要求郑艮山返还会馆。至1946年，虽经最高法院审结，判决郑艮山的起凤小学强占校舍，应立即返还予济心会，但之后判决竟无人执行，郑艮山一行视判决书于无物，继续占据会馆不走，甚至试图将会馆召盘，标价二百两黄金，周保之一行遍寻诸多部门，也尽遭搪塞推诿。至1948年，起凤小学又曝出恶性案件，该校二年级主任陆刚兽性大发，接连强奸女学生，震撼当地舆论。陆刚，浙江宁波人，1923年前后生人，其资历浅薄，原仅有小学文化，毕业于南市承余小学，后在冠群夜校补习一年。1945年，其经人介绍，得以进入起凤小学执教。其有妻子名汪雪妹，二人结婚已有十余年，育有一女名曰小梅，时年仅两岁。陆刚入校执教后，携其妻子女儿一并入校居住，一家人住在会馆二楼，出门便是二年级学生的教室，其妻子入校居住后，则在校门口支文具摊营生。自这年五月起，陆刚兽性大发，其每次乘妻子下楼支摊的空隙，便将一些女学生唤入其卧室中奸污，一个月来，受害者竟有11人之多。有女学生因害怕再受侵犯，便逃课数日，却又碍于颜面，没有向家长说明，但长期逃课也非长久之计，最终有学生张秀英鼓起勇气向其母亲江张氏说明此事，江张氏悲愤交加，遂带上张秀英向邑庙警察分局报案。警局得报后，随即派员抓捕，但陆刚已闻风而逃，警察询问其妻子汪雪妹得知，陆刚可能逃往许昌路华盛里5号或岳州路鸿庆里19号，警察随即分头搜捕。在岳州路，一支警队抵达鸿庆里，此时陆刚与别人雀战正酣，搓了八局的麻将，又开始新的一局，听闻弄堂前门有警察赶到，其慌忙从后门逃出。至5月27日凌晨，陆刚想趁夜色潜回其位于起凤小学的家中，被暗伏在起凤小学里的警员当场抓获。陆刚到案后，交代了自己的部分罪行，包括警员侦悉后传唤和受害者家属发觉后主动报案者，共计六起案件，另有部分学生家属因碍于颜面，未有报案，更有一学生因此怀孕，被家长送回原籍地。

　　陆刚

此案经多家报社报道后，举城哗然，人们对禽兽陆刚口诛笔伐，《和平日报》评论称：“该淫棍害人之深概可想见。呜呼！为人‘师表’者乎？”而面对汹涌的民意，郑艮山却一直装聋作哑，故而名誉本就不佳的起凤小学也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济心会会员王公亮、周保之等以此为契机公开发文，向起凤小学与其校长郑艮山发难，将起凤小学的罪恶校史公之于众，并指控郑艮山自己也涉及强奸案，奸淫学生七人之多，要求立即拘捕郑艮山。周保之一行讽刺郑艮山创造了当地自抗战胜利后的“四大奇迹”，其文中称：……以他人之校，改用汉奸私人之名为校，此起凤之校名，至今能留存，为胜利后一大奇迹。汉奸郑艮山强抢人校舍，至今能逍遥法外，荣任起凤小学校长，此为二大奇迹。前年起，民等即依民法，呈请法院诉追，经最高法院三审终结，判决起凤小学，强占校舍，但依旧被强占，且公开将他人之校，欲召盘黄金二百两，此为三大奇迹。郑艮山经敌伪势力致富……身为校长，而强奸女生七人之多。陆刚已为万众唾骂，而身入囹圄，轰动一时，郑艮山为卢英之义子，后依刘德铭之势，如此横行，无恶不作，卢英刘德铭均已入狱，独郑艮山未闻拘办，此四大奇迹也。……此文发布后，不少人提出建议，有的要求教育局吊销起凤小学执照，有的要求撤换校长，有的提议将该校转为市立学校。郑艮山备受压力，这年六月，他一边发表道歉声明，之后将校名改为“留耕小学”以平息民怨，又反复与国民党高层接触以图自保。于是学校虽然换了名字，但校内人事安排未有丝毫触动，郑艮山依旧牢牢把控学校及会馆产业。《铁报》对此评论称：“起凤小学校即是市侩式的学校，商店式的学校，可想而知校长的目的绝不是办教育，而是捞钱！”对陆刚的公诉从1948年5月31日开始，检察官黄达平认为此案情节重大，考虑援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项“奸淫未满十四岁之女子，以强奸论。”，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利用权势而奸淫或为猥亵之行为者”，与同法第五十七条从重处罚，人们猜测，按以上条文，可能判处徒刑在十年左右。6月25日由谢志英推事负责初审，庭上被传唤的被害人中，仅江张氏母女到庭，此外有该校校役冯近兆及陆刚之妻汪雪妹到庭应讯。陆刚着白衬衫，卡叽裤，戴眼镜，态度安闲自若，其又否认强奸，称仅有两名学生受其玩弄，自认一时糊涂致之。庭上又询问被害人及应讯人，因恐被害人年幼，心理有所恐惧，且有碍风化，便要求令禁止旁听，并改期再审。至7月9日该案终审，裁决称：陆刚连续对于妇女以强迫胁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奸淫，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十年。陆刚聆训后唯唯而退，由法警将其还押，羁押在上海监狱。至1949年四月，因陆刚的情节适用于《非常时期监犯临时疏通办法》，可予保释，但法院方面认为该犯怙恶不悛，便要求其缴纳一亿元金圆券保证金才准予释放。但此时因国内经济崩溃，陆刚早已身无分文，无力缴纳，只得继续羁押。至临近上海解放之前，城内局势混乱不堪，郑艮山的所谓“留耕小学”也已停办，穷途末路之下，郑艮山将会馆房间一一分租予他人，草草捞了一笔钱后便不知去向，王公亮、周保之等济心会余留会员也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上海解放前，会馆最后的使用者中有一人名张之铭，本职为律师，早先在南京开设事务所，至1949年在乱局中将事务所迁至此地，不久后上海即告解放，其人亦不知去向。

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发行的《上海行号路图录》中，将此地标示为起凤中小学，似乎该校同时设有中学部与小学部。然实际上根据民国的壬子癸丑学制，该校一直是由初等、高等小学部合设的完全小学，并未设有中学部，可能郑艮山曾有设立中学部的想法，但并未实行。故当时的人们对该校的称呼一直是“起凤小学”，未有称呼“起凤中学”或“起凤中小学”的情况。

1947年上海行号路图录中对起凤中小学的标示　　

后续

上海解放后，该会馆产业，连同馆内曾经办学的教具资产等，悉数收归国有，彻底终结了起凤小学的黑暗校史，经重新整顿后，当地再次开设小学。此后数十年，因内部空间宽敞，用途又多有改变，有作小学、旅馆、浴室、仓库等用途，尤以梧桐浴室颇为有名，后该楼又归属当地教育局使用，但再后该楼长期空关，杂草丛生，所幸建筑质量尚佳，保存完好，至今会馆内仍存有昔日用作浴室与仓库的痕迹，希望后世能对该会馆给予合理维护，使该会馆焕发新生。

　　会馆内余留浴室等用途痕迹

另外，该楼内墙原有两块石碑，一直长期留存，刻有会所建筑费用收支及经募捐助人员名录的石碑因被人粉刷涂料而掩盖，故一直保留于会馆西侧内墙中，以致后来人都未有查觉，另一块上海济心会事略碑嵌于会馆东侧内墙，数十年来保存完好，故较为惹眼，至2022年12月，该碑失踪，不知去向，笔者颇感忧虑，后传闻此碑系由文物部门派员接收，暂行保管，但目前未有明确消息，石碑下落仍有待继续调查。希望该石碑能在会馆修缮完成后回归原址，以为成全之计。

   上海济心会事略碑原位置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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