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现场花絮集 | 澳洲梦一场（之七）

Ming

（非虚构共八辑） 你还好吗？写于2021-06-20 职业注定我总是在客户人生的某个失意阶段介入，无论彼此乐意不乐意。 凯文五十多岁时遭遇中年危机：婚变，法律纠纷，财务困扰，还丢了心爱的火车司机工作。每次与凯文会面，他都满腔愤怒，怨气冲天。我提议凯文做心理咨询，他拒绝了。安排他去参加职业培训，谁知第二天培训师就打电话来反映，凯文整天喋喋不休地对其他学员散播他那些背叛与失意的故事，一石惊起千层浪，整个培训班笼罩着郁闷烦躁的负面气氛。学员全是长期失业人士，心里本就悲情满满，再空降一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能阳光得起来吗？ 有次凯文无故缺席政府规定的活动，我打了个电话去跟进，他竟以澳洲国骂串烧做开场白，以愤然断线结束。遭到一顿臭骂的我觉得事有蹊跷，尤其是凯文提到他要自杀那句话让我不安。与心理咨询师同事商议之后，我就报了警，要求对凯文做个“紧急福利检查” (Emergency Welfare Check)。 当晚警察来电告诉我，他们上门发现了精神崩溃的凯文。由精神科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危机评估及治疗团队CATT（The Cri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Team）也闻讯而至。医生诊断凯文是患了抑郁症，已经安排治疗，凯文现在安全了。 再见到凯文是在大半年以后。他精神抖擞的，病情好转，还在病休期间找到了火车司机的工作，只等体检通过就能上岗。我当即给凯文批了体检所需的所有费用。 与当初凯文的愤怒执拗相反，楚维斯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友善，通情达理，每次我们把他推荐给雇主，立马被录用，毫无悬念。问题是，每次录用之后，过不了三个月，楚维斯便从岗位上自动消失。 第一次，楚维斯突然人间蒸发，后来发现，是进监狱了。第二次，楚维斯爆发抑郁症，十多天出不了门，连去见医生都做不到。那段日子，出不了门的楚维斯几乎天天与我通电话。按政策规定，如果楚维斯既不上班又不提供医生证明，福利金将被扣发。我在同情心与政策之间挣扎着，一直拖到系统规定的最后期限。 那天恰好是澳大利亚每年一度“关注精神健康日”(R U OK? Day）。我问候楚维斯：“Travis, 你还好吗？(are you OK ?) 楚维斯对我说：“做你该做的工作吧，我理解的。” 就在“关注精神健康日”当天，我公事公办，按章对楚维斯停发了福利金。 公事公办，明明是理性地做了正确的事情，怎么就是感觉不对劲？成了我从业以来一次难忘的纠结。 一个澳洲青年的启示写于2022-08-26 2006年某天。寻工客户麦蔲 • 祖帕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分享刚写完的作品《这一周》(This week)，取材于他在阿尔茨海默症护老院打工的体验。 一开读有点看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的感觉。荒诞，如麦蔲邮件所说。笑料扎心，遂生出某种无以名状的痛感。我意识到，作者是以黑色幽默传达悲剧洞察。 麦蔲24岁，黑色紧身短袖T恤加黑色牛仔裤是标配，短短的黑色卷发与薄薄的络腮胡子连接起来，整个轮廓一气呵成，挺酷的。他称自己为狂热音乐人、单口喜剧爱好者；热衷于格斗，未来要写作出书…… 麦蔲兴趣广泛，还正儿八经将那些兴趣视为职业目标。彼时正在墨尔本社区电台31频道当义务制作人，无固定收入，同时在修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打算什么时候拿到学位？“不确定，也许，十年后？”麦蔲倒是笃定，似乎不确定也在预计之中。 这年轻人笃定何来？ 无疑，中西文化差异、年龄代沟就横在我们之间。所以，与麦蔲沟通我必持同理心，不容自己捎带任何预设立场。当我说话时，麦蔲两只耳朵会竖起来，双耳同时一上一地下抽动。第一次见到觉得怪异，就问，你怎么啦？麦蔲解释，这表示他在认真倾听。 我遇到过不少寻工者与麦蔲同类，在性感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面对种种不确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普罗大众而言，定时定点的工作虽无趣味，却足以筹划丰衣足食。而麦蔲们，则会频频拷问灵魂： “Do I really want this? (这真是我想要的吗？)”  在我担任麦蔲专案经理期间，他尝试过对骨感现实作妥协，甚至混进阿尔茨海默症护老院当餐饮助理去了。但很快就重返有一搭没一搭的物质生活轨道，继续将满腔热情往理想倾泻。护老院工作，权当体验生活吧。 黑色幽默之作《这一周》通篇流动着作者对失控人生的悲悯之情，我印象极其深刻，以致事隔十五年以后仍藕断丝连，上网追踪人到中年的麦蔲，在自我实现那一路上走得怎么样？ 互联网找到“作家麦蔲 • 祖帕”：• 武术指导/格斗健身馆拥有人• 整体生活辅导员 (Holistic Life Coaching)。为在社交焦虑、婚恋关系及拖累症中挣扎，为完美主义者在崩溃之前寻求平衡的社群及个人提供辅导• 爵士歌手及词曲作者• 单口喜剧表演者 2022年2月，麦蔲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 “后末日世界里没有理想主义……假如你不能保护自己，不能保护你的家庭，你就完蛋……自私之人无法幸存。” 新书预览如是说。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依然听从内心召唤，依然满怀热情，与人相互扶持，继续前行。 有点明白麦蔻当年笃定何来了。 图：麦蔲已出版的两本书 附一篇这一周作者：麦蔲·祖帕 翻译：谭方明 我戴着发网，给 60个白发苍苍，尿不湿早就湿了个透的“犯人”往吐司上抹黄油。没有人看得出我是个菜鸟。 跟病人们没什么两样，护士们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也表现出情感疏远。她们在餐厅里缓慢走动，机械地围着餐桌转，毫无感情色彩，就像是农田里的蚂蚁而不是病患的关护者。 我想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也锻炼出她们那种铁石心肠。 护士中有只可爱的老母老虎把我拉到一旁。看得出，她挺喜欢我这个罩着发网，貌似愚蠢的厚脸皮小男孩。 “孩子，奉劝你……”我竖起耳朵听着。“保持对自己的幽默感。”我肯定，这是一个忠告。 “如果你闻到屎臭什么的，别看！” 当然，这也是一个忠告。* * * * * * 我推着辆装满廉价饮料的廉价手推车滑行。车上所有罐装咖啡、茶包和糖通通来自印着“餐饮服务产品”字样的大包装。饮料质量肯定是某种营销的奇迹，我猜，就算有任何投诉，都不会有人理睬。 每次敲响某扇“牢门”，我都禁不住有点兴奋，有点害怕，这种矛盾心态是被调教出来的。门的另一边，随时可能发生点什么：滑稽的或发人深思的；令人烦扰的，或者，起码会令人压抑的…… 但是没有选择。为了每小时10澳元的薪水，我必须打开门，给里面的居民提供饮料。 我如常跟1号房那家伙起了争执。他很清楚自己想要某种饮料，但他既说不出那是什么，又不让我不留下点东西就离开。 因此，每次我进房间他都非常生气。 每次，他的气恼都会以无奈的一声叹息，勉强接受我提供的饮品消除。 这家伙太难了。能开口说话却说不出想要什么，真是个天大的麻烦。而我，身体杵在那儿，却无法理解他所尝试的种种表达。 永远不会有进展的。于是，我给他倒一杯白茶或咖啡了事。我们俩心知肚明，无论白茶或咖啡，都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这在我们俩之间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可怕游戏。 对普通人来说，记住并说出一份想喝的饮料是何等简单，对他来说，却是要求太高。 我感到自己似乎是问题的主要部分。也不完全对，这问题完全是我与1号房那家伙的共同建构。 一种心理冲突。* * * * * * 沿着走廊，我手推车上那些勺子、玻璃杯和罐子叮当作响。 “我现在要做什么？”马斯说。 噢，上帝。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看着马斯那张困惑迷茫的脸，只觉得自己绝对是资历不足。 “啊……那你想做什么呢？”我结结巴巴地回应。当然，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马斯抬起头，双手合十。可能性！ 今天，马斯将选择做什么呢？ “我想睡觉！”他为这个从天而降的想法欣喜若狂。 可我呢，既不清楚是否应该允许他去睡觉，也不清楚是否应该跟他说话。 此刻，只想帮他解决那个“现在我想做什么”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廉价咖啡，继续解决“房门后面是什么”游戏里面那些问题。 “你在哪个房间，马斯？”我问道。 马斯的脸从困惑迷茫转为烦乱。“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嘶叫起来。 可怜的老人，为自己回答不上一个简单问题而崩溃了。这个年纪的他，已经积累了多少情感包袱？又提着所有沉重的情感包袱走了多少年？而那一刻，在不可抗拒的虚弱面前，他完全彻底无能为力了。 是什么样的绝望！ 他们就这样散了架。我看够了。 我问一个女居民，想不想添加点食物？她竟然哭闹起来，要知道她的第二道菜是什么。 你不能给他们选择。他们已被撤销选择自由了。 马斯没完没了地哭泣着，四肢乱摆。我不敢自作主张给他睡觉的选择，但愿，那些地狱般的“牢房”当中有他的那间！ 我陪着马斯，马斯随着我，我们俩一起逐个房间查看。 就是找不到。 每到一处，我就快手快脚地给杯子斟好茶，加两勺糖和奶或不加奶，放一小块茶饼，殷勤奉献，只求“牢房”里的居民别让极度烦躁的马斯折腾得太苦。实际上，大多数人早让“马斯气氛”搞烦了。我只好快速把茶饼分派妥当，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争取尽快把马斯带去大厅，继续玩他的“房门后面是什么”游戏。 8号房。 “你要茶吗？”我问。 “我需要一条内裤。”里面的绅士回应。 马斯和我都没笑。 我处于四肢颤抖并随即崩溃的边缘状态。我所积累的情感包袱已足够沉重了！ 护士走过来一把推开我，把门关上。谢天谢地，不用我管了。 我继续带着马斯周围走，马斯依然困惑，依然为困惑而烦躁。于是我开始了对“为什么记不住事会生气”这个课题的思考。后来我意识到，马斯跟着我屁股到处转还挺开心的，因为，现在，就是现在，他终于找到点事情去做了，够他忙乎的了。 人们就像犯人。这，才最让我沮丧。 只有大厅，饭厅和牢房。这是一个没有院子的监狱。 终于有个护士走了过来，用手扶着马斯，把他带走。 马斯看起来并不介意被带走，其实他早已习惯被护士领导了。 我开始明白自己必须学会的工作，是要告诉他们吃什么，什么时候坐下或站立。我只需冲一杯白茶递过去，甚至省去问他们想要什么的麻烦，反正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会明白。 真他妈悲伤。* * * * * * 有个小伙子计划出逃。 “我只需要一辆车。”他告诉一个明显不在听的妇人。 “但哪儿才能得到车呢？”他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自己哪儿都去不了。 “我必须到外面去。” 我开始给某个可爱的结巴女人斟黑咖啡，她是“势利眼”团伙的一员。 “势利眼”是住在这里的一群女人，她们完全无视被关在精神病院这个事实，总是忙着开茶会，说八卦，欣赏挂在墙上那些艺术品。对我所提供的“帮助”，她们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礼貌，呼我为“茶童”(Tea Boy)，并且为我没见过她们从前那种种美好的高端生活而深感遗憾。 斟好了茶，摆好了蛋糕，我对自己笑了笑。收工之后，我就能去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狱，而她们呢，只能卡在那儿，继续嘲笑夜班的“茶童”和欣赏墙上那些一成不变的艺术品。 我马上就为自己以此为乐而感到愧疚。 “差不多午餐时间了，”其中一位男爵夫人提示我。 “噢，不！”茶童说：“我要走了。” 给38号房那条体重800磅的裸体母鲸送完茶点以后，我立马扔掉发网，挂起围裙，偷了一片蛋糕，边伸展着酸疼的脚踝边敲密码打开门锁，从精神病院滚了出去。 人间何处无疾苦写于2021-11-19 参加过越南战争，南北越统一之后投奔怒海当难民的华裔南越老兵阿成告诉我，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他也安居在和平的澳洲，但是，许多年来无数个黑夜，他仍然会被恶梦惊醒，或不得安睡，或彻夜无眠。阿成，是我刚刚进入就业服务行业，初次接触到的创伤后遗症（PTSD）患者客户。 兰心是个“过埠新娘”，来自广东某城镇。从广州飞往墨尔本的空中，丈夫突然发病，兰心脸都吓青了，才知道那男子患有癫痫。接下来十年，兰心没有回过祖国老家。她度日如飞沙走石，为三个男性奔忙：幼小儿子，病患丈夫和老弱公公。她随地随地处于备战状态，只要接到电话报告三人之一出了什么事，便是一轮担惊受怕、疲于奔命的战役开始。移民英语学校是兰心的主要社交场所，也是舒适圈，此处有一群同道中人与之作伴，无休止重读初级班。 刚接手兰心个案，见她全身绷紧，双手僵硬，我觉察到她的紧张与戒心。与西人不同，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他们大多会礼貌配合，却不轻易说出实情，或者完整的故事。不明真相，又怎能“对症下药”呢？于是我单刀直入：“兰心，你看起来很焦虑，有没有跟朋友或者医生聊过？” 兰心登时眉头一紧，眼泪狂涌，心门敞开。 澳洲出生的朱莉22岁，由妈妈陪同来见我。女孩出奇沉默，没有表情，都是妈妈在说话。朱莉自小就沉默，哥哥也是，妈妈一向以为孩子们的性格像爸爸。许久以后才搞清楚，原来孩子们都是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者！我对朱莉妈妈说，想直接跟朱莉聊几句。 第一个问题：“朱莉，你有简历吗？” 朱莉答：“有。”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把简历发给我吗？” 朱莉开始纠结，“我要找一下电脑的密码，我不记得存哪里了，我要找找……” 第三句话我说：“不用急，回家以后找到了再发给我。” 朱莉坚持着她的纠结：“我要找一下电脑的密码，我不记得存哪里了，我要找……” 播音器警报声大作，写字楼管理会进行防火演习，要求所有人马上离开现场。我站起来对母女俩说，我们撤吧！ 播音器重复着火警撤离通告，我对朱莉母女俩重复着迅速撤离的信息。朱莉却纹丝不动，只是坚定地重复着她的纠结：“我要找一下电脑的密码，我不记得存哪里了，我要找……” 从业将近二十年，客户来源可说囊括了五大洲。虽然华裔案件量并不算大，但从南越老兵阿成到“过埠新娘”兰心到小朱莉，我服务过的华裔失业者，竟也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人。迎来送往，案卷里记载着多少无奈！ 令我最为震撼的，还是当老熟人阿月前来赴会，我们彼此同时认出对方“哎，你不是……吗？”那个瞬间。 32年前赴澳前夕，热心朋友介绍我结识了阿月等几个未来的“天涯沦落人”，以便大家在异乡有个照应。这群人各有特长，当中数阿月最擅营商。热心朋友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现实中，如意算盘根本打不响，大家尚未抱团已是落珠遍地，各散东西，甚至不知所踪。后来我在街上碰见过阿月一次。她英语好，脑子灵，早期玩命打工，等身份和处境略为安定，马上开了家店铺做起买卖，一家人把日子过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失联多年，再会阿月之时，不承想她成了我客户。这时候的阿月，饱受疾病困扰，精神与灵气尽失，整个人看上去黄泡揼熟，萎靡不振。政府系统里的评估报告显示阿月患有严重糖尿病。据她自己说，前两年听力已经受损，如今视力下降到连打收银机都做不到了。 在此环境以此方式重逢老熟人，五味杂陈，非我所愿。世事不由人计算，人间何处无疾苦，奈何。 追数写于2021-11-27 阿栋上来就打开一张海报尺寸的手绘图例，向我演示他的发明创造。 阿栋五十出头，有厨艺傍身，曾开过餐馆，为了发明和推广他的急冻烧鸭半成品，付出时间、金钱、房产甚至婚姻的代价而未果。那时的阿栋正处在人生低潮期，靠政府失业金维生。我建议他先谋生活，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再谋事业，阿栋认同并付诸行动。阿栋的英语水平属于“有限公司”，打交道的只限于华人雇主。不久，在中餐馆找到了一个“执码”（即配菜工）职位，试工期为两天。 早年我打工也是中餐厨房出身，太明白员工薪酬低于澳洲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社区内部某些行业约定俗成的做法，摆不上台面，各施各法，各取所需，不告不理。2020年最低时薪已涨到19.84澳元，到了阿栋的雇主，开价只有15块钱，阿栋也认了。谁知试工两天以后，老板以培训为名，拒付工资。阿栋发微信去追讨，雇主反过来连篇训斥阿栋领着失业金打工是欺诈政府，并警告，再闹就告发他。老实人阿栋吃了个哑巴亏，问我如何是好。 如此一来，本来拿不上台面的追数故事就有了后续。 当我读完阿栋与雇主之间那些来往微信，仅三个字可形容感受：没天理！阿栋遵照政府对失业金领取者的规定去找工作，绝非欺诈。雇主呢，先是违反政府最低薪酬的规定，然后赖账不肯付工资，继而声大夹恶，摆明是剥削加上欺凌。我联系了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Ombudsman) 为阿栋追讨薪酬。两天后，阿栋带来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由于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干预，雇主同意付工资，还约了阿栋当日下午四点钟去店里领取。第二个消息：雇主要求阿栋领取工资之前必须签一份英文文件。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文件内容竟然是让阿栋承认因其不良表现，对该餐馆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还得了，“以后你还怎么在餐饮业行走江湖呀？”我告诉阿栋，文件绝不能签，工钱今天暂且不取，我马上把事态报告连同文件发了给公平工作委员会，请求跟进。在他们直接帮助下，雇主强欠阿栋的工资终获无条件追回。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人性恶习被带到海外，在华人之间上演同族欺凌的戏码已足够羞耻，讨回公道还得动用政府资源，咀嚼起来真不是滋味。 下辑篇目君子老板媒体世界一过客收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