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进军大西南纪事

铁甲骑兵

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

进军大西南纪事

◎ 苏振兰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奉命集结于浙江金华、江山、兰溪地区，沿浙赣线待机，协同第三野战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干涉。

随着青岛、上海、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的解放，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第3兵团转入整训工作：加强时事政策教育，总结作战经验，开展工作查评，对解放战士和入伍新兵进行诉苦教育，同时抽调部队参加城市接管和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原皖北独立师拨归兵团的第10军，并以该师为基础，经整编补充组成第30师，隶属第10军建制。

第3兵团经整编补充后，组织健全，人员充足，至1949年6月，总兵力达到12.6万之众：兵团直属队0.53万余人，第10军3.73万余人，第11军4.09万余人，第12军4.25万余人，武器装备也有很大加强和改善。

6月底，第3兵团奉命由浙赣线北移，7月上旬分别抵达皖南芜湖（兵团部）、安庆（第10军)、宣城（第11军）、当涂（第12军）地区待命，准备挥师大西南。

南京会议作动员

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就决定，人民解放军要适时进军大西南。5月23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预先号令，指示第二野战军做好进军大西南的准备。

1949年7月18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发布《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7月25日，第3兵团在南京召开了为期一星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前委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军大西南的任务。

对第3兵团南京会议，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非常重视。刘伯承司令员莅临，作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刘伯承郑重指出：渡江作战胜利后，我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及江南广大地区，中国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作垂死的挣扎。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我们二野，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刘伯承（前）和邓小平到达湖南常德指挥进军西南

在动员报告中，刘伯承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为解放大西南制定的战略方针：采取大迂回，迅速插至敌后，首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即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鄂西、湘西，直出贵州，挺进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切断敌人向西康、云南和逃出国境的道路，而后再分割歼灭胡宗南集团于四川、贵州、云南境内。最后，刘伯承总结指出，这是一个“关起门来打狗”的战略决策。

二野的具体作战任务是：

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接受第四野战军指挥，协同四野攻占广州后，迂回围歼白崇禧集团，将其聚歼于广西境内；而后再西出昆明，解放云南，切断大西南敌人的退路。

第3、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先由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地区向湖南常德、邵阳一线集结，而后以第5兵团和第3兵团之第10军直出黔北、川南，切断敌人退往云南的道路；第3兵团之第11、第12军直出川东，围歼宋希濂集团，并协同第5兵团聚歼重庆地区之敌。

第3、第5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会同由贺龙指挥的第18兵团实施成都战役，彻底消灭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

听完刘伯承的动员报告，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深感受益匪浅：“刘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使与会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向西南进军的伟大战略意义和肩负的历史责任，为兵团胜利实现向西南进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接着，陈锡联在会议上作了军事报告：“西南地区山岭回环，河流纵横，又有90万国民党军把守。在我们的正面，有宋希濂8个军的兵力，在川鄂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部署了所谓的‘川湘鄂’防线，摆出了数百里的长蛇阵。这一仗怎么打？对于宋希濂这10来万兵力，好比是对我们伸出的一个拳头，我们不跟他拳头对拳头，而是先照准他的腋窝狠狠地打一拳！这样，他伸出的拳头自然就会缩回去。这就是说，我们不从敌人正面进攻，而是先秘密集结于湘西，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去抄他的后路，把敌人包围起来，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几个大歼灭战。”

陈锡联在进军西南动员大会上讲话

南京会议还就如何做好后勤保障、物资准备、伤病员治疗及转运等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具体部署。南京会议的召开，揭开了第3兵团进军西南的序幕。

集结湘西，练兵备战

1949年8月8日，根据刘邓首长指示，第3兵团司令部发布进军第一阶段之基本命令，其中有：“进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津浦（宁徐段）、陇海（徐郑段）、平汉（南段)等路车运孝感、汉口，下车后改以徒步进至宜昌、常德地区集结休息，就补冬衣，并做各种作战准备。”

就是说，第3兵团大部要从皖南经津浦线北上徐州，从徐州经陇海线西开郑州，再从郑州经平汉线南下武汉，近似一个从右向左反着写的“几”字形。如此大费周章，又有何意呢？

原来，第二野战军开进之初，贺龙指挥第18兵团已对秦岭山脉之敌发动攻势，牢牢吸住了胡宗南集团。同时，活动在陕南、鄂北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积极佯动，造成通过大巴山脉进击四川的声势。凡此种种，致使蒋介石发生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入川的主攻方面在川北——这里是中原进川的传统要道，交通和补给都方便。而在川鄂边、川湘边、川黔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解放军应当不会舍近求远，更不会冒腹背受制的危险。因此，他制定了以秦岭为主、巴东为辅的防御部署。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客观上有利于解放军实现“大迂回”战略意图。于是，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尤其是第3兵团的行动进一步迷惑敌人，即他所说的“示形动敌”。

8月底，第3兵团各军以隐蔽方式向预定地区集结。

第10军为兵团先头部队，分别从安庆、桐城、青阳出发至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郑州、武汉至蒲圻下车，于10月初行军到达湘西桃源地区，并向秀山、思南方向侦察警戒。

第12军为兵团右纵队，在南京浦口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转平汉路南下至湖北孝感，沿汉（口）宜（昌）公路行军，于9月中旬进至沙市、宜都、枝江地区，并向巴东、建始、宣恩方向侦察警戒。

1949年9月12日二野3兵团某部在南京下关登船向西南进军

第3兵团部与第11军为兵团左纵队，于9月7日分别在当涂、浦口站乘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再转平汉路南下，于10月上旬抵达湘西常德、石门、丰县、临丰地区集结，并向黔江、酉阳方向侦察警戒。

第3兵团左、右两路纵队，行动路线旨在显示由陕入川的姿态。当第二野战军率领机关途经郑州时，刘伯承公开发表讲话，报纸公开报道，佯示西进，加深敌人的误判。之后，刘伯承也沿平汉路悄然南下。

第3兵团这次“示形”是极其艰苦的，但指战员们极其顽强，陈锡联对此有过生动描述：“在向湘西集结过程中，正值南方雨季，气候炎热。指战员们顶烈日，冒酷暑，负重荷，跋山涉水，奋勇向前。腿走肿了，脚上泡连泡，同志们不叫苦、不喊累、不掉队。干部战士开展思想、体力互助，用顽强的精神战胜困难。”

进军途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第3兵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各级纷纷召开大会，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并以加速行军和模范执行政策纪律的实际行动，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部队抵达指定地区后，在继续进行动员和深化思想教育的同时，第3兵团首长根据即将开始的川黔战役作战特点和湘西、川东地形条件，指导部队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战术研究和物质准备：

一、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我当面之敌虽然大部是新建或重建者，加之政治因素，敌战斗力较弱。但是敌人在战略上要防守西南各省，并已完成了防御的准备和部署，且据山大河多地形复杂之地带，特别是敌人已无路可退。因此，我必须树立充分的战斗思想，不可有丝毫轻敌思想和侥幸心理。

二、作战形式要灵活机动。敌人的防御态势，是以一部兵力集中控制于机动位置，以便加入主要方面作战；另以一部兵力分置各交通线控制各要点，采取多层纵深配置，依险要地形构筑阵地，同时在阵地前方施以阻绝，破坏交通，迟滞我前进。因此，我军的进攻采取迂回、渗透、穿插、包围和穷追猛打之战术。能打者则迅速地打，如果敌人兵力较强或因地形条件不易迅速解决，应坚决甩在后面，避免因小失大；或组织轻装部队，利用夜间取小路翻山越岭，绕过敌人侧翼，割裂敌人的部署，在其纵深出其不意而攻击之。

三、部队于前进中应十分注意抢险。重要的桥梁、渡口应先遣轻装部队以奔袭方式抢占之，使敌不能破坏。已占领的交通线，对其沿线交通设施，如桥梁、道路、渡口、码头、交通工具、电线等，妥加保护和修理必要时派部队守备，交后续部队接替。由于西进路上河流多，因此必须加强工兵力量，补足工兵所需之各种器材，利用一切空隙积极进行架桥训练和演习。

四、尤为注重政治攻势。必须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紧密配合，以有效的政治瓦解保障军事上的迅速进展。

五、做好充分的物资后勤准备。棉衣、棉被、胶鞋、布鞋等均于出发前发给战士。油盐、蔬菜、粮食等各后勤机关抓紧筹集，非万不得已不得食用（如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弹药各军自带，但必须够作战消耗之用。

1949年9月14日晚，郑州市人民群众在火车站欢送进军西南的第3兵团某部



第3兵团各部摧枯拉朽

在第3兵团向湘西集结和进行战前准备期间，第四野战军解放两广，全歼了白崇禧集团，杨勇、苏振华率领的第5兵团则由江西上饶经湘潭进至邵阳地区，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第18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第7军在秦岭一线集结完毕。至此，大包围已经形成，一场解放大西南战斗即将打响。

1949年10月23日，刘邓首长发布《进军川黔作战命令》，10月29日又发布补充命令。11月1日，解放军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达千余里的战线上开始了猛烈进攻。

这时，国民党政府由广州仓皇逃往重庆，蒋介石仍在做最后挣扎，他部署以四川为防守重点，以胡宗南集团11个军29个师约16万人，依托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以孙震部3个军6个师约4万人，控制巫山、巫溪、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忠县一线，依据大巴山屏障川东北；以第十九兵团何绍周3个军7个师约3万人，集结于贵阳至晃县之线，防守川东门户；以罗广文兵团3个军9个师约3万人，布防于南充、达县、大竹地区，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一部分兵力分散配置在黔东地区，控制湘黔公路及沿线要点。

第3兵团当面之敌宋希濂部8个军、2个师约10万人，在川鄂交界的崇山峻岭中部署了所谓“川湘鄂防线”。从四川的彭水到湖北的恩施一线，构成绵绵数百里的长蛇阵，其先头部队与第3兵团前沿相隔仅几十里。

根据刘邓首长部署，第二野战军主力兵分南、北两路：

以第5兵团及第3兵团第10军为南路军，在杨勇指挥下，经泸溪西进，直出贵州，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

以第3兵团主力及第四野战军7个师组成北路军，分两个集团：以第3兵团第11军、第12军及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为左集团，在陈锡联指挥下，直出彭水、黔江地区，迂回宋希濂集团之右侧；以第四野战军第50军、第42军1个师及湖北军区部队组成右集团，正面佯攻，协同会歼宋希濂集团。

第3兵团主力按照刘邓首长部署向敌迂回前进，第12军第36师乘车沿川陕公路前进，先后进占永绥、秀山、酉阳，并歼敌第263师一部；第34师、第35师沿大庸、保靖、永绥之线随后跟进。第11军与第47军经大庸、永顺从正面逼近龙山、来凤。与此同时，右集团已攻占恩施，担任大迂回的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则挺进贵州境内，解放了镇远、三穗。

解放军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打乱了宋希濂的部署，敌人惊恐万状，仓皇后撤，“川陕鄂防线”被一举攻破。宋部西撤至两河口、龚滩、黔江、彭水一带布防，企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年9月22日，湖北应城群众向“八一”军旗献花

龚滩位于乌江与郁江汇合处，彭水位于乌江与濯河汇合处，是乌江两处重要隘口，地形险要，有“川陕咽喉”之称。为不给敌以喘息之机，陈锡联命令北路军左集团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坚决攻占彭水、龚滩难，突破乌江，断敌西逃退路。11月14日，第36师先头部队进抵江边，乘敌仅先我一日到达，仓促布防、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抢占了龚滩，并连夜渡过乌江。第11军于11月9日进占龙山、来凤后，将南逃之宋希濂部切为南、北两块，之后乘胜向黔江追击。第31师向李家河、咸丰地区跟踪猛追，11日解放咸丰县城，俘敌1000余人。此时敌已成惊弓之鸟，兵败如山倒。我军马不停蹄，穷追不舍。16日，第31师占领彭水，进抵乌江东岸，并组织偷渡。实施迂回的第32师、第47军也分别在彭水以南之河口地区及彭水西北之高谷堆强渡成功，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布防乌江的计划。

第3兵团第10军，在第5兵团指挥下，也捷报频传：10月31日由桃源地区出动，沿川陕公路于11月6日到达辰溪地区。而后，兵分左、右两纵队，于11月15日攻占石阡、印江，顺利通过苗族聚居区，渡过乌江天险。11月21日解放遵义，23日克娄山关，进占桐梓，从而完成了第一阶段配合北路第3兵团主力在黔江作战之目的，并与第5兵团占领贵阳。

至此，敌之大西南防线被解放军拦腰斩断，我军粉碎了白崇禧残部西撤云贵的企图，直接威胁胡宗南集团及川境之敌的退路。

“重庆今下午解放”

解放军进抵涪陵、南川、遵义一线后，敌胡宗南集团加速南撤，其第一军空运重庆，孙元良兵团由万县向大竹、广安西移，宋希濂之第二十兵团和罗广文兵团在南川及以东地区布防，以迟滞解放军前进。

为打乱敌之部署，第3兵团与第四野战军部队并肩向白马、江口之线追击前进。与此同时，第5兵团第16、第18军经黔西、毕节进占川南叙永、古宋、纳西、江安等地。至此，解放军完全封闭了四川境内之敌由川南逃往云南的道路，对大西南之敌的包围逐渐合拢。

南川、綦江解放后，重庆门户洞开，其外围仅胡宗南部1个军。刘邓首长决心乘势夺取重庆。在陈锡联指挥下，第3兵团第12军直趋顺江场，准备渡江，迂回重庆。第11军、第47军则协力追歼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及向重庆、木洞镇逃窜之罗广文残部。而后，第11军以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渔洞镇，准备渡江。

至11月29日，陈锡联指挥北路军左集团控制了西起江津、东至木洞镇长达百余里的长江南岸。当日夜，第47军在重庆以东渡江北进；第12军在江津间渡过长江，指向壁山。在下达炸毁重庆的命令后，蒋介石仓皇乘飞机逃离重庆。30日，第11军由李家坨、海棠溪强渡长江。当天下午，第11军领导曾绍山、鲍先志向陈锡联报告：“重庆今下午解放，敌向西逃，32师明日10时正式举行入城式。”

由于第3兵团主力进展神速，又有重庆工人、职员、学生进行英勇的护厂、护校、护路等斗争，蒋介石炸毁重庆的计划未能得逞，一个基本完整的重庆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指挥解放重庆的陈锡联受命担任重庆市市长。

重庆市民欢迎解放军凯旋

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逃到成都的蒋介石一面令由重庆及以北地区西撤之敌，在正面迟滞解放军前进；一面急令胡宗南集团速退至成都附近，妄图依托成都周围有利地形与解放军顽抗，或经新津、乐山、邛崃、雅安向云南、西康撤逃。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做最后挣扎的时候，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于12月9日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通电起义。这时，蒋介石唯恐自身难保，将猬集于成都地区的30余万残兵败将交与胡宗南指挥，自己于12月10日带着他的“政府”乘飞机逃往台湾。

建功成都战役

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刘邓首长决心集中二野主力迅速西进，先完成对成都地区西、南、东三面之包围，而后会同从川北逼向成都的第18兵团等部，聚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于成都盆地。

根据刘邓首长部署，第3兵团除以第11军第32师（欠第94团）、第12军之第101、第104、第107团担负重庆警备任务外，主力挥戈西进，参加成都会战。

此时，第3兵团自湘西集结地出发已有月余，长途跋涉，昼夜追击，部队已相当疲劳。但是，为了打好大陆最后一次大战役，圆满完成解放大西南的光荣使命，全体指战员发扬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以昂扬的姿态投入新的战斗。12月中旬，刘邓首长电令迅速截断敌军取道雅安向康、滇退却的道路。第12军即调整部署，火速向邛崃方向前进。攻占邛崃是成都战役的关键一步。第36师兼程疾进，于12月19日下午攻占邛崃，而后又占领大邑，切断了敌向康、滇逃跑之路。

与此同时，第5兵团第16军先后攻占乐山、夹江、峨眉、洪雅、名山，渡过大渡河，并活捉了南逃的宋希濂。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及第7军一部，跨越巴山、摩天岭、米仓山等山脉，由川北逼近成都。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内数十万残敌全部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新津地区之间。

12月21日，刘邓首长为加强协同，决定由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和第3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第5兵团（陈锡联留在重庆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进行成都战役。

胡宗南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和内部众叛亲离、纷纷举行战场起义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命令残部向雅安、西昌夺路突围，其本人却乘飞机逃之夭夭。激战到12月27日，敌第十八兵团宣布起义。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我歼灭，成都战役胜利结束，第3兵团胜利结束了进军大西南战役。

对于第3兵团进军大西南，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如此评述：“我兵团遂行进军大西南作战，从10月下旬由沙市、常德地区出动到战役最后结束，历时两个月。兵团全体指战员在刘邓首长领导指挥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之战略方针，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克服道路、气候等重重困难，直插敌之侧背，断其退路，完成合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迅速地歼灭、瓦解了敌军。作战中，兵团各级指挥员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当机立断，抓住战机，主动歼敌。部队之间密切协同，互相配合，形成对敌整体作战能力。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川黔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兵团从祖国解放战场之东方转向战场之西方，行程2000余公里，以伤亡4400余人之代价，解放城镇70余座，歼敌15.48万余人，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进军大西南的光荣任务，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责任编辑：尹德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