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过的“四类分子”

金斯基

大砂珠巷8号楼下的“四类分子”

年龄大了，儿时在南京的一些记忆涌进了脑海：一群以独特方式，任受欺压凌辱的几个所谓“四类分子”家庭的悲惨故事，恐怕是当今生活在蜜罐里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出来的。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生活的时代错了位，同样的中国人却要被迫接受比难民和外国侵略者还悲惨的命运，过来的人还能曾记否？ 在我开始懂事的1965年，就注意到我家楼下类似半地下室一般的房子（老房子，两层，实际上只能算是一层）里，逐渐开始增加住户了。最早先，那半地下室进门处有个像农村的大灶台，可能是原来房主楼下的灶间，另外有两小间各约10平米的房间，还有一间没有隔墙、也没窗户黑洞洞的大约20平米的空间，从小我们把它当做捉迷藏的宝地：从亮光处进去，两眼一抹黑，躲在里面的小孩只要拿着手电筒从下巴处往故意纠起的脸面上照，一定会将要进来的孩子吓个半死！当然这只是胆大的孩子的恶作剧，很多孩子不敢进去，因为那里面墙上有许多俗称“墙驼子”六脚怪虫，手电一照，到处乱爬，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自我记事起，就有一家姓吴的四口人，住着黑屋对面10平米有一个小窗可以透进阳光的小间。男的很老实，解放初夫妻俩是小学教师而吴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因为查出来隐瞒了解放前几年20岁时曾做过国民党三青团区队长，夫妻就被开除公职，男的被称为“历史反革命”，女的则戴上了被称为坏分子的“帽子”。他们是我见识到的第一对“四类分子”。

那时，“四类分子”是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的，在几乎所有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都要靠国家供应的年代，没有了收入，又因为生活在城市中，几乎完全被断绝生路。断绝想象中的“敌对阶层”的一切经济来源和限制活动范围（户籍和管制），是那时中国人内斗的一个制胜法宝。吴家生育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主人吴家谋每天背着箱子躲在昇州路一带给路人擦皮鞋，可有烟瘾的女主人夏碧如则在家带带小孩，无事就去外面捡些烟头回来，自己卷烟抽。可以想象：不久前还是所谓“知识分子”而现在没有生计的他家如何度日？时常断炊便成了家常便饭，居委会除了每周督促他俩去汇报思想认罪，余下来就是在实在揭不开锅时批点救济粮给他家孩子。吴家大儿子头长得大大的，身材短小，个子较矮，我们院子里的孩子给他起的外号名字就叫“吴大郎”，实际名字叫吴宝宝。现在想想，一定是在娘胎里受到虐待，或是儿时营养跟不上造成智力有点憨愚迟钝；妹妹也长得瘦弱不堪，一头黄毛，面容却有点俊俏，却是我们院子里孩子们最同情的对象。邻居们早就被夏碧如借钱借怕了，因为借出去永远是不会有钱还的，每个月都上顿不接下顿，实在没吃的时候，广西籍的夏就向邻居们要“除四害”夹住的死老鼠剥了皮，红烧烧吃，哪来钱还债？有一次，在街上我妈妈看见夏在地上捡烟头，就跟夏说，捡这个影响不好。夏立即就说；陈老师，家里又没吃的了，借五毛钱买点粮食。其实这种情况也不知多少次了，看着邻居孩子没吃，只得借，从不指望其还的。

因为好奇，我有几次和邻居家孩子到楼下的吴宝宝家玩，只见他家除了两张木板小床外没有任何家具，衣服都是土蓝色的，政府救济的统一样式。 “吴大郎”永远是不穿内衣的，冬天就一件蓝棉袄，一根布带子缠住腰挡住寒风的侵袭。吴宝宝的智商虽然看上去不高，但生存的本领却一点不差。文革时期，学生们有一年多都不上课了，夫子庙兴起了玩一种训练的小鸟，南京话叫“鼻逗”，一毛钱一只，吴宝宝用捡冰棒棍的换的钱（他妈妈夏后来在夏天卖冰棍）买的，训练得不用线拴，鸟也肯飞回到手心里吃食，让邻居大人们刮眼相看。这时，一米五个头的吴宝宝已经18岁了。

吴家在1969年下放来临之时无例外地被遣送苏北宿迁农村，这个消息是几年后才听说的，那时吴家谋已经死了，没活到40岁。夏在农村被管制劳动，直到1978年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南京，有邻居在八十年代后期见过黄毛丫头，已经成家，不知道她后来如何向她的后代讲述那个时代经历的生活。

1966年上半年，居委会把楼下那间没墙没窗的暗屋修整了一下，扎了个篱笆隔墙，送进来又一家“四类分子”。我们院子里孩子的躲猫猫好地方给无端占领，大家都很憋气。这家主人姓曹，矮矮的个子，脸上一脸痘大的麻子，据说解放前干过伪警察，咋看一想是蛮可怕的。同时住进来的还有他的老娘——一个善良纤瘦的70多岁老太，还有一个据说已经18岁只会不停摇头翻白眼，不会说话吃饭拉屎尿的痴呆男孩。每天白天都能看见慈祥的老奶奶在给痴呆孙子喂饭，傍晚拉板车的“曹麻子”（不太懂事的孩子们都背后这样称呼）回来都会帮年迈的母亲给痴呆儿子换尿布，领着儿子在门口院子里遛遛，邻居们都说，曹的老婆难产死了，所以对这个呆儿子特别好。直至有一天，从新疆远道来了一个高大漂亮的二十多岁支边大学生，说是他大儿子，一下让院子里的邻居大人们目瞪口呆。原来，死了老婆的曹，独自与老母带大两个儿子，一个考上大学，一个严重痴呆的也体面的活着，虽然无意识，但免去了人世间另一种压迫欺凌的痛苦，应该说他比其父亲的心灵里受的创伤要少得多。曹的慈善心要比那些搞阶级斗争，随便置人于悲惨境地的“体面人”多得多。所以，人不能只看面相，要看行为。

1978年，我从苏北下放地回南京住在原来家后面的邻居高家，得知呆子的奶奶完成了使命，前两年去世了，呆子也活过了24岁才去世。又过了两年，在下班的路上，我见到了“曹麻子”，摆脱了迫害的他已经整齐地穿着时装，扎着领带，戴着礼帽，脸上的大麻子因为衣着和年老显得浅了许多，不注意都看不出来，依旧是那么和善。回想起将人变成“鬼”的年代，本性善良的曹，其母与呆子，支边的大学生儿子，这一组画面能想象出那种“阶级斗争”的荒唐本质。最近看过的书说，全世界文明国家很少有对政权更迭后的前公职人员这样对待的，这还算是好的，前面历次运动冤杀冤死的人只是因为一点不满或隐瞒，失去生命的无计其数，要知道这是没有现行活动，仅仅因为要吃饭在前朝统治下生活而被改朝换代者剥夺生存和自由权利的。

在文革破四旧的后期，楼下窄小的走道里又被遣送来一对杨姓父子，姓杨的据说以前是国军的连长，被俘虏后老婆与之离了婚，他带着16岁的儿子来到这阴暗的半地下室，已经没有了房间，在门洞的走道里有一个破浴缸，父子俩就以这浴缸为家，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当时父子俩是怎么睡的？轮睡？临时地铺？反正一直到三年后城镇居民下放，被遣送去农村前，就一直住在那里。“杨连长”看起来很和善，不像很会杀人的样子，倒是那儿子由于没上过学，很凶恶的倒像个坏人（生存环境使之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仇恨）。没有工作的父子俩生活来源就靠居委会找点杂活给他们干，报酬就是代向政府申请救济。人为地制造新的阶级敌人大约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不过剥夺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稳定，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后“敌人”却越来越多。 

大砂珠巷口是一个拉粪站和公共厕所，我们整个巷子里的居民都称其为“洋茅厕”。每天早晨公厕里都会排队，因为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卫生间，每家的马桶都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拧到巷口倾倒入粪坑口，随之而响起的是硬竹子做的马桶刷刷马桶的清脆回声，响荡在不长仅300米的小巷。公厕东边10米就是整天挂着红横幅的居委会，那时，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四类分子”们在里面“请罪”。再往东是城隍庙，而这一切都在十年浩劫过后的改革开放洪流中烟飘云散，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大砂珠巷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摩天住宅楼，只不过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能否知道脚底下的那块土地，在不远的几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些人或事。

大砂珠巷8号大门及门洞。

楼下就是几户“四类分子”住的地方，半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