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外公的足迹4-----我的抗战之路：宜昌潜伏

和平

　　第二天一早，唐新就带着我这个“逃难”的朋友，到他提前为我物色好的几处潜伏点去考查，我相中了宜昌锁堂街一黄姓家的平房，因为，从这家房屋的前门往里走是一进一进房间，在他家的厨房里有一个大碗柜，碗柜的后面还有一道门，门外又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他家的后门与天后宫巷相通（注：下图为1941年宜昌地图，图中红色线条为锁堂街（现名尔雅街），绿色线条为天后宫巷（因1980年沿江大道扩建而消失），两线交叉圆圈处就是黄家平房的位置。）：

　　从后门进去是一个大天井，在天井周围有三、四间房和一个堂屋，在堂屋旁边各有一间房，堂屋的一边是一条过道，另一边是一个小天井，我觉得这家不但房间多而且还有前后门，所以比较安全。

据说这家的男主人过去是在上海香港做大生意的，很有钱，已经去世了，遗下一个老太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两个孙子都还小，一个只有几岁，另一个还在吃奶，大媳妇是小脚，三个儿子都不工作，因为反正他家有的是钱，老太婆和三个儿子都抽大烟，他们白天睡觉不吃饭，只有晚上才起来弄吃的，女儿和媳妇不抽，所以，这家人白天就只有几个女人自己做饭吃。我当天下午就搬进去了，唐新派人把我的行李和特制的写字台送到黄家，晚上黄家还弄了一大桌菜来为我接风，席间女主人说：你从江苏逃难到这里很不容易，又人生地不熟，我家房子反正是空起的，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不用缴纳房租！她应该是看在稽查处处长唐新的面子才这样说的吧！

我租住的就是他家中那个单独的院落，房间内家俱一应俱全很是方便。住进去之后，首先就是要尽快地安装好秘密电台的收发报天线才能开展工作，于是，我将收报机的天线接头通过一个电容器接到市电的电源线上作为接收天线；发报机的发射天线是这样安装的：先用皮线在窗框的上端横着拉一根伪装成窗帘绳，然后再将窗帘挂在这根皮线上，随后将皮线顺着窗框靠墙的边缝放下来后，在皮线的末端挂一个镜框进行掩饰；把稽查处帮忙特制的写字台放在窗台下，台钟机用的电池，藏在写字台中间抽屉盒用木板隔断的里端，抽屉可以正常使用，但看不到藏在里面的电池，电键和耳机藏在另外的地方。最后，把台钟机像大多数家庭的台钟那样直接放在写字台的正中央，只要打开台钟机的后盖，接上电池和收发报天线，插上电键耳机即可进行收发报工作。

我平常在每天晚上9或10点，等大家都睡了才开始工作。我与其他电台联络的时间都是预先约定好的，不到时间联系不上，我用的呼号通常由三个英文字母构成，发报用一个呼号，收报则用另一个呼号，而且我的呼号经常要变，以此来避免被敌人监听；工作流程大致是这样：我在约定的时间和波长上守听或呼叫，秘密电台之间的联络方式与商业电台或业余电台都是相同的，当双方联络成功以后，再通过短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只有在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再用密码本上的密码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我们会根据电文的紧急程度顺序发送或接收对方的电文；交通送到我这里的电文其实就是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有时是四个一组，有时是五个一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密码，我接收的电文也是这样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我将收到的这些阿拉伯数字按本来的顺序一组一组抄写下来通过交通送出去，这样就完成了情报交换，但这些情报的内容我也是不知道的。

　　为了方便我的工作和生活，组织上还为我安排了一名交通兼煮饭，他的工作就是为我买菜煮饭和负责情报的传递，他的名字叫“候跃先”，他一个月工资是12块大洋（当时的小学教员是15块大洋），他在我这里上班，每个月还要扣他3块钱的伙食费，发给他9块工资。我是上尉，标准工资80块，拿国难饷打八折，一个月也有64块。反正我的钱也用不完，我就没有扣他的伙食费，每月还是发给他12块工资。当时一块银元要换300多个铜板，一个铜板可换10个小钱，一块银元就可以换3000个小钱，宜昌的生活很便宜，一、两个小钱可以打一壶开水， 30多个铜板为一角钱，一只鸡只要几角钱，肉只要十几个铜板一斤，所以，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好，反正每天都是吃鸡鸭鱼肉。

我把从武汉买来的留声机和船上拿回来的几十张流行歌曲和京剧唱片都带到这里来了，因此，我只要没事就会在家里放放唱片，因当时留声机还是稀罕之物，所以，有时房东的家人也会过来一起听听留声机或吹吹牛，所以，我在宜昌潜伏的日子还是过得很惬意的。

1938年10月26日日本人占领武汉后，随即向长江上游进发，开始不时地派飞机来宜昌轰炸，听说有个女人在街上不幸被炸弹炸中，她的一条腿被炸上了电线杆，现场惨不忍睹。敌机的轰炸使得宜昌的局势变得有些紧张了，宜昌谍报组为了避免电台被炸，请建筑师在我的那个天井内设计了一个简易防空洞，他们先是在天井内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在坑的周围放满竖着的圆木，在坑的顶部放满横着的圆木，在圆木上面再放上木板，在木板上面堆起高高的砖石和泥土堆，将防空洞的入口安排在堂屋的一侧，大家使用木梯进出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建得有点大，在里面可以坐十多个人，修建这个防空洞一共花了五十块大洋，据建筑师说，只要不是被炸弹直接命中，这个防空洞还是很安全的，所以，一有警报响起，房东一家人和住得不太远的本组谍报员，都到我这里来躲空袭。

　　别人看见我这个从外地逃难来的人，没有上班还在家里请了个人做饭，一天又吃得好耍得好，慢慢地就起了疑心，以为我是暗藏的汉奸；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就到宜昌警察局去把给我告发了；在一个热天的傍晚，晚饭后，我刚洗完澡只穿了一件背心和短裤披了件浴衣坐在转椅上，一边听唱片，一边和房东家三媳妇吹牛，殊不知宪兵队和警察局这次组织的是一百多人联合行动，他们早已将我住的房子团团围住，我只是感觉外面有嘈杂的皮靴声，窗外不时有手电划过的一道道亮光，一阵忙乱的声音由远而近，突然从门外拥进三四名全副武装的宪兵，黄家三媳妇也是个不怕事的主，见此情形，她就大声向宪兵吼去：怎么了？你们是掉了飞机了呀？这么多人跑到我们这儿来找？告诉你们，你们找错地方了！宪兵们直接把她挤在一边，把我团团围住，将几支盒子炮对准了我，宪兵队长则用手枪指着我的胸部大喊：不要动！然后，对坐在转椅上的我，开始了例行盘问，我也懒得与他费口舌，在他们的包围和注视下，我缓缓地将转椅转过去，慢慢地拉开身后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签发给我的护照递给他，然后才平静地告诉他说：我是从武汉行营来的！他拿起护照看了看说：这个不能算数！我又说：你要是怕我跑了，你就在这里把我看到，我们都不动，你只需派个人去给稽查处的处长唐新打个电话，他肯定会到这里来给我证明的，但现在是下班时间。宪兵队长听了我的这一番解释，他沉默片刻，就开始命令宪兵搜查，一个宪兵拉开我身后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搜出一叠信件交到宪兵队长手里，只见宪兵队长快速翻看了这些信封后脸色瞬间凝固！因为，我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我的所有家信，均是通过稽查处处长唐新收转的，因此，信封上的收信人全都是稽查处唐新收转。接着，他在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朱先生，这是个误会！然后，双手将护照和家信递还给我，随即一个转身命令收队，随着他们远去的脚步，让喧闹一时的街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第二天早饭后我立即就去稽查处找负责人唐新汇报，过路时正看见昨晚的那个宪兵队长坐在下面的签押房内（我推测他应该是已找过唐新了），我没有理他，只是点头与签押房的人打过招呼后，径直就到处长办公室向唐新作了汇报，我出门时，看见宪兵队长还在那里，我头也不回地直接回到了家；当天下午，宪兵队长带着夫人来拜访我，他向我解释说昨晚是个天大的误会，他带上夫人来是因为他以为昨晚那个房东三媳妇是我夫人，我就请他们进屋喝茶聊天，宪兵队长说是因为地方有人报告，所以必须要来查一下这里是不是真的有汉奸。后来，大家熟识之后，临别时他还给我开玩笑说：如果昨晚我手指只要动一动，你的小命就没有了！我也告诉他：亏你没有动，要不然你今天的日子应该也不好过！经过这件事，我的军统身份被他们传了出去，不知何故当地的警察局长和区长都来拜访我，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大人物来对待。

经过宪兵队和警察局的这么一折腾，也就把我的秘密身份给暴露了，此时（也就是我到宜昌两个月后），唐新已升任少将调离宜昌，我现在的负责人是稽查处长刘子英（字：楚才，后升任湖北省省委委员），由于这个潜伏点已经暴露，我就在刘子英的帮助下，在天宫牌坊那条街挑选了另一个大户人家作为自己的潜伏点，然后，我就从锁堂街搬到隔了几条街的天官牌坊（见下图的蓝色线条）：

　　在离开黄家时，我对女主人说：我到重庆去了，反正这家人平时都是抽大烟，白天也不出门，我平时也不大出门，所以，再次碰到这家人的可能性极小。

天官牌坊（现名民主路）这家的房屋不是平房是楼房，外面还有个做生意的门面，里面有很多间房，我仍以稽查处长刘子英的逃难朋友身份，租住在最里面一个单独小院子的楼上，看在刘子英的面子上房东也不收房租钱。为了架设秘密电台，我经过大致的计算后，以安装电灯为由，请来电工帮我布好绝缘电线，然后，我将绝缘电线的一端剪断后连上一个电容器，再安上香蕉插头来作为电台的接收天线，我在挂窗帘的位置拉一根软电线，并将这根电线伪装成窗帘的拉线，在下面留一个接头用胶布包好，作为电台的发射天线，我现在每天的工作还是收发报，我平时还是不大出门。作为一个秘密电台，为了防止被敌人监听，我的呼号三个月一改，我们基本上是在波长三十公尺上下进行短波通信，因天气原因也会适当作一点小小的调整，我与总台的具体通讯时间是由我这个潜伏台来确定。

时间到了1939年的上半年，我在宜昌已经潜伏了一年左右，因日本人的逼近，使得宜昌的时局越来越紧张，宜昌政府也在准备撤离，凡是有公开身份的军统人员都必须撤离，由于军统宜昌组组长刘楚英的公开身份是宜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所以他也必须要从宜昌撤离，这样，军统宜昌组组长一职就要由上面另外派人来担任；我加入军统而成为一名特工纯属偶然，进入军统后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或特工培训，所以，在心理素质上并没有得到提高；当我看到天上有日机空袭，地上有各级政府机构向上游撤离，到处是逃难人群的时候，我的内心也很紧张并且也有些害怕，尽管我的工作和生活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但我已暗自打定主意，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于是我心生一计：直接打电报给重庆总台，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希望上级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结果上级让我还是在那里负责，立即派了一个叫“冯熙”的特工来到宜昌协助我工作，冯熙是个北方人，大学没有毕业，但受过特工培训，做事胆大心细。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隔了段时间，我再次打电报给重庆总台称：冯同志是北方人，我是江苏人，两个都是年轻男人，且口音不同，难以相互掩护长久潜伏！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重庆总台把他留在宜昌把我调走，结果，重庆总台在接到我的报告后，就回电说准备派一名在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女特工“张秀君”（一个很漂亮的小个子四川女子）来配合我们的工作，由她来担任我们俩人的掩护和交通工作，尽管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仍然不适宜长期潜伏，但这也让我不好意思再向总台提出什么要求了。 不久，我就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为了便于理解后文，叙述前我要先插上一句：我们军统的情报组织在地方上分为：区、站、组，如：北平特区，设区，各省设站，各市县则设组。

　　事情是这样的： 武汉沦陷后，湖北站的站长“朱若愚”少将就撤退到了宜昌，同时，湖北站还有一名叫“何时迁”的特工在从武汉撤离时，因撤离匆忙一不小心就将电台和密码本弄丢了，他的这种情形在军统内部肯定是死罪，他逃到宜昌后也不敢与组织联系，就一个人悄悄地回到宜昌老家躲藏起来，当他听说他们的站长“朱若愚”也到达宜昌后，他就暗地里去找到“朱若愚”私下汇报了此事，碍于他是自己的部下，“朱若愚”也就暂时没有处理他；我在听说此事后就找到站长“朱若愚”商量，我告诉他：宜昌的秘密电台目前是我们两男一女在一起工作，三人的关系难以对外解释，因此不便于长期潜伏，当“朱若愚”在点头同意我的观点时，我趁机提到了“何时迁”，并请他出面向上级建议：由“何时迁”这个宜昌本地人就地潜伏来开展秘密工作更加合适，而其他人全部撤走以策安全！“朱若愚”考虑了几天后，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就向局里打报告，将我和冯熙直接调到重庆工作，让我们将秘密电台和其他物资都交给他，然后由他转交给“何时迁”，由“何时迁”接替我们在宜昌的工作；就此，我结束了在宜昌一年多的潜伏，于1940年初，我和冯熙人离开宜昌，往重庆撤退。

注：1，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

2，百度“军统 唐新”，“军统 朱若愚”可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