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悼文

平明

今儿个是我的挚友牛耕的三七，写篇文章悼念他！

北京的疫情刚解封我们全家就都先后中着了。十二月底小孙女考完试，我们就决定带她去海南休养一段时间。

一月二日一大早我们到大兴国际机场候机楼的时候，得知牛耕去世的噩耗，夫人说前一天她还收到了牛耕的微信，就是说他走的当天我们还有联系，如此突然令人扼腕。



我同牛耕的友谊要追述到知青时代。

“同一个车皮”是那个时代的用语，现在早就没有了“车皮”的概念，动车高铁挂的是“车厢”、“豪华车厢”。“车皮”是指蒸气机车拉的绿皮客车，那时的“车皮”承载大批知青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

牛耕和我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乘同一车皮到的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当时我们并不认识，他分配去了三分场16连，我去了六分场三连相隔几十里路。

我们相识很晚，大约在一九七四年底。我俩在北大荒都呆了大约十一年，相识时距我们离开八五二农场已经不足四年了，国营农场早己改制成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他在二十团团部（八五二总场）宣传股工作，我则在二十团水库管理处一连当副指导员。

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两次被推选，第一次张铁生的“白卷”使我沒走成。第二次被推选的共有四人，两男两女。女的一个是上海知青一个天津知青，男的一个是我北京知青还有一个也是天津知青。连长、指导员事前放话差额推选，要有一个留下来。当时我是高票当选的，我暗自庆幸这样的排列组合，按城市分配应该留下一名天津知青，按男女考虑也应该留一个天津知青，只是天津知青里谁去谁留的问题。即使按推荐票数我也不是垫底的，我自认为十拿九稳。

推选后的一天，连里派我去宝清县城外拉河沙，这是个苦活累活，一辆小型货车捷克制造的嘎斯69，驾驶室很小只能一个司机一个装缷工，就是说一个人要装缷一整车沙子，这种活很少，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扛着锹去了。早上很早出发晚上很晚才回来疲惫不堪。回来后一个劈雷般的消息一下子击倒了我，连里通知推荐上大学的名单确定并上报到了团部，四个人中我留下。我怎么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到连部和水库管理处到处讲我想上大学的理由但是没人理会，直到最后招生办要撤了的时候才勉强同意放我走。但为时已晚所有的报考名额都己经滿了，只有内蒙古的一个护士学校还有一个名额。

推荐上大学后，每个人都填写了志愿。一本院校的名录我仔仔细细翻了若干遍。北京的一些著名大学名额后面全部标注着“名额已满”，我对回不回京或去哪个大城市并没有太大兴趣，考虑更多的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院校和专业。经过反复推敲比较我在志愿书上工工整整的填上“华南理工大学”，然而现在我却争取到的是个卫校。我在想我以后真的要去医院当护士吗？这可不是我要的志向，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选择了放弃。

虽然我放弃了这次离开北大荒的机会，但我依然心不甘情不愿，心里总有一个结不开的结。

此时，一个外连的知青干部到我们连蹲点，他认为我“扎根边疆的思想不牢”，“缺少一辈子同农民打交道的决心”……。多次在干部会上批判我。我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看到这种处处表现自己很“革命”的人，我沒好气的反击，我们之间多次当众发生激烈冲突，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团里决定从各营抽调八、九名干部组建个工作组，用半年的时间对团部一些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水库管理处为了不让我和那个知青干部继续冲突，决定让我去团部的工作组。

在团部我很快就认识了牛耕，可能是“同一个车皮”的缘故，我们聊的很投机。他那时负责《兵团战士报》的宣传报道，经常下各连队了解情况，指导下面的通讯员。记得我俩在团部南横林子的小路上边走边聊，聊到水库管理处，他对水库的广播室印象深刻并赞美有加，他甚至说得出广播员李佩华的名字，这让我很吃惊。

半年的工作组结束后，我又回到了连队，但同牛耕的友谊从此开始了。我有机会去团部一定去看望他并同他聊天。

一次去看他，他刚从北京回来，团里派他调查一些家庭困难的知青帮助部分人返京，其中有我所在老连队的一个知青，他在写报告前证求我的意见，问那个青年的表现我说不错。他告诉我他们家住郊区，父母年迈沒人照顾，不久这个知青就困退回京了。

大约一九七六年底，二十团副团长王沛被调到三师磷肥厂（笔架山磷肥厂）当一把手，他准备带一名秘书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牛耕推荐了我，连队也沒阻拦。

我去磷肥厂工作后，社会恢复高考，我告诉牛耕我的女友考试通过了，他问我要不要帮她选个学校和专业，我知道他助人为乐，我上次推荐上大学的经历让我深知专业的重要性，我拜托他帮忙，牛耕替她选择了哈尔滨财政学校。这个专业对于女友至关重要，后来我们结婚她从齐齐哈尔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我和夫人的人生转折点上牛耕起到了“扳道工”的作用，我们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帮助我们俩个人之后的不久，他便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当编辑了。他同我夫人都在哈尓滨，他们的来往也频繁了。

我在三师磷肥厂工作还不满一年，我回京的调令就来了。我刚到一个新单位，都不好意思开口离开，但王沛书记一家人待我非常好，王书记老家是老解放区——河北平山。他早早参加革命，位高权重却没有一点架子。他不但没有为难我，还吩咐人将我所有的返京手续帮我办好并亲自交到我手里，让我热泪盈眶感动的无以言表。

我回到北京后，每次牛耕出差来北京我都请他来家里坐。那时我们住史家胡同20号人艺宿舍，母亲祖籍广东，烧得一手好菜，牛耕来母亲为他做一桌子的菜，家里人陪他边吃边聊，象是一家人。

牛耕在出版社有股职业人的敏锐，当他听说我父亲年轻时闯南洋的经历，又同三十年代一些著名的演艺界的人有些交往，一再劝说父亲把在海外生活和归国后的故事写出来，他想办法出书，他也曾二次催促我帮助父亲完成这项计划。但父亲做事一向低调不肯动笔，我刚刚回来工作生活都还没有着落自然无法分心，但他的那种执念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脑海里。

后来听说他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去了海南，又听说他离开海南去了上海浦东新区。

再见到牛耕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和夫人去上海，他请我们在龙华寺附近一家台商开的最好的素食餐厅吃了一顿大餐。当聊到他辞去出版社下海闯荡时，他眉飞色舞像是说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松。

他来北京我们请他到我们的小家来坐。彼此讲述各自不同的工作生活经历，总有说不完的话。他送给我两本他写的书，一本是与圣人一起思考，一本写新疆牧民摆脱游牧定居下来的新生活。两本书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他写新疆的牧民生活，让我想起他在农场跑各连队的场景，没有那时深厚的生活基础是写不出如此生动人物形象的。

我告诉他，他书中的人物像是他在和田干涸的河床捡到的一颗颗籽玉，经他打磨无比耀眼。

三年的新冠疫情，割断了我们的来往，只是在微信上保持着联系。我们知道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直在做肾透析，期待疫情早点结束我们再去看望他，不想却传来了噩耗。

牛耕毕业于北京四中，在去往北大荒的“同一个车皮”里还有一个四中的知青王林后来在水库与我一个连，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王林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进了北京钢院。

牛耕和王林性格迥异，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沉稳内敛一文一理。我和他们却都很投缘。我深深地怀念那年代知青之间的友谊，沒有一丝丝铜臭味，那种友谊植根于心有如陈酿般的浓烈，彼此交往又似泉水样的清淡，思念起来却让人永生难忘！

今儿是牛耕的三七，也是大年三十。明儿个便是春节，大地回春耕牛遍地。

回顾牛耕的一生：他从学校走上社会最早去了东北；又最早辞去公职下海；最早去海南开拓；最早去新疆扶贫；又最早去了浦东开发新区。

他务过农、做过宣传、当过出版社的编辑、在上市公司当过独立董事、在蒲东区做过政协委员、对藏传佛教、《易经》、中医药有研究；同多位活佛有密切交往；同文化人余秋雨也有深交……。他是个博才，在开放的时代他像一头拓荒的牛，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默默拉犁俯首前行。

我不相信牛耕离开了我们，他一定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开始了他新的耕耘，去开拓新的疆土新的领域，并同圣人们一起思考着未来。

平明

2023年1月21日

于海南兴隆太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