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故事

冰城雪松

　　说起过年，过去东北人过年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农村过年，一年的辛勤劳作，只有冬天打完场，农闲了，人们才有心情、有时间。也只有这时粮食进仓才比较富裕。我小时候盼过年，是因为一年里几乎吃不到好东西，穿的是破衣烂衫。只有到过年，家里大人才给做一件新衣服，套在开花裂绽的破棉袄外。只有这时候大人才是最大方的，攒了一年的积蓄，买了年嚼谷都拿出来。粘豆包、猪肉炖粉条子可劲造。女孩子还可以分到一条头绫子、一朵红绒花、一盒蛤蜊粉（相当于现在的珍珠霜）。“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是过年的标志，家家淘粘米、杀年猪。家家炊烟缭绕，猪在临死前的嚎叫声在村子里此起彼伏。小孩子跑前跑后看热闹，烧开水的大锅冒着腾腾热气。灶坑窜着红通通的火苗。请来的杀猪匠捋胳膊挽袖子，胸前戴着个大围裙，手里拎把杀猪刀吆喝着，准备接猪血灌血肠的大盆里放着搅血用的秫秸（高粱秆）。被杀死的猪停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杀猪匠在猪的后腿上割一个口子，用一个长铁条顺着皮往里捅。然后再在拉口子的地方往里吹气。吹一吹，在猪身上敲一敲，让气散开。一会儿，猪就圆滚滚的鼓起来啦。扎好口子，放进开水锅里烫，褪毛。东北有句土话，形容耍赖皮、豁出去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有句歇后语是“杀猪不吹——蔫退”，形容没有勇气对决，不声不响的退却了。

　　杀猪的人家是要请客的。乡里乡亲的住着，亲戚连着亲戚，熟人套着熟人。平日里你到我家倒碟油，我去你家借碗醋，摘找挪借难免塌下人情。你家的鸡叨了我家园儿里的菜，我家的猪拱了你家的障子，难免吵架拌嘴不愉快。这时谁家杀了年猪，请你去吃肉，坐在烙屁股的火炕上，流着汗大块肉大碗酒吃着喝着，算是谢恩，算是道歉，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非恩怨一切都过去，明年重打锣鼓另开张，爷们儿还是好爷们儿，邻居还是好邻居。

　　1953年，我在老家过年。那时爷爷、奶奶、伯父、叔叔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忙年是相当的热闹！院子里在杀年猪，左邻右舍过来帮忙，我和哥哥、弟弟屋里屋外跑来跑去看热闹。四伯父嫌我们碍事，让哥哥带我们到冰山上去打爬犁玩儿。冰山其实就是用灶坑里的草木灰在院子里围成圈儿，倒脏水以后形成的。一边高一边低，像冰滑梯。哥哥拿来爬犁，他坐在前面，让我坐在他后面。我还没坐上去，哥哥和爬犁滑跑了，我一屁股坐在冰山上，把腰蹾坏了，疼的哇哇大哭起来。叔叔把我抱进屋，我疼的不行，还是哭个不停，鼻涕眼泪沾满了大襟和袄袖头。家里人又劝又哄，我还是接着哭！因为我三岁就没妈，是村里有名的“哭巴精”，想妈妈就哭是我日常功课，家里人见哄、劝我都不听，就都去忙了。

　　到了晚上，我的腰还是疼，我已经没了哭的力气，昏沉沉的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哥哥拽我去吃饭，我又大哭起来。叔、伯、哥、姐们都烦了：“你还有完没完？大过年的，号丧啥呀！”伯父叔叔们都出去了，去请说书的、唱二人转的，准备过年来村里好好热闹热闹。我的嗓子哭哑了，有气无力的咧咧着。到了晚上，我根本不能躺也不能动。忙碌一天疲惫的奶奶掀起我的衣服才发现，我的腰靠近脊椎处鼓起一个海碗大的一个包！奶奶慌了，找叔、伯们过来看，他们都在埋怨自己粗心，责备自己为了忙年忽视了我。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一大早爸爸借了一匹枣红马套上爬犁，把裹了棉被的我放在爬犁上，还在爬犁上放了一角猪肉，送我到离家八十多里地的青山堡，去看李花先生（过去农村把接种牛痘的大夫称之为栽花先生）。那时农村缺医少药，也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家人觉得只有李花先生能救我。

　　到了李花先生家，枣红马的身上冒着热气，爸爸的帽子、眉毛上结满了白霜。李花先生帮着把我放在炕上，掀起我衣服检查了我的腰，使一把用锥子改成的手术刀割开了那包，流出来有大半海碗脓血。李花先生给我敷了药，才长出一口气，说多亏没伤着脊髓，不然就得瘫痪了。爸爸用那角猪肉作为药费和谢礼，谢了李花先生。

　　这天晚上，正是红红火火的年三十。外屋说书的、唱二人转的轮番上阵，炕上、地下挤满了人，《王二姐思夫》、《洪月娥做梦》......逗得大家笑声不断。我因为腰伤在里屋的炕上，不能躺，只能趴着、撅着，干着急看不见。

　　因为这个意外受伤，这个年我认识了一种又香又酥的点心叫“炉果”，是四伯父买给我的慰问品。我一会儿摆成长条，一会摆成方块，舍不得吃.弟弟馋得眼巴巴的看着我，给他一块儿。他说:“姐，你这个跟头摔得真合适！”......

　　转眼间70年过去了，每当抚摸后腰上的伤疤，往日情景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