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先行与后发

文化使者

谈起文化外交，一般人们心目中的场景往往是异国他乡灯火辉煌的剧场中，天鹅绒大幕徐徐拉开，一派锣鼓喧天，丝竹声声，舞姿婆娑，欢声笑语，掌声雷动，场面恢弘。

文化的确能够产生特有的仪式化和浸入感，具有独特的剧场效应，这也恰是文化魅力所在，也使得文化成为外交中不可替代的因素，一直充当着活跃要素。从新中国早期承担着打开外交局面的兵乓外交、杂技外交，文化作为外交的先锋，处处显示文化在国家交往中往往具有先发性；直至当今首脑外交中的，演艺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可替代。坚守文化的舞台，这是每一位文化外交工作者需坚守的文化使命。

随着国家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化，仪式化剧场感的表征化的交往已不能满足国家之间交往的深化和全面化，利益驱动的经济要素日益充当深化国家交往的动力，强化不同国家的利益融合。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拘泥于这些仪式化的表征因素，止步于表征因素带来的剧场效应，或者说文化传播是否仅仅发生在方寸舞台？

文化不仅仅是表演艺术，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承载着历史传承，维系部落区域民族国家乃至文明认同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维系社会运营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体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制度体系，是驱动文明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创新力——文化是灵魂，发生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关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相反，这类谁搭台谁唱戏工作分工的争论喋喋不休。如果文化传播的目标如果仅仅拘泥于文化表征的先发性所产生魅力，拘泥于剧场效应，似乎确实只是手段；而如果把文化外交定位于更深层次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交流与传播，则赋予文化外交更深入的使命。

文化在外交中既是手段，更是目的，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营造氛围，不仅仅是通过仪式和浸入感来产生作用，文化应该深入人心，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剧场效应发生于文化的表层空间，拨开舞台、展厅这些表层文化场所，文化传播需要依托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内容体系的构建，找寻更为深入生活的文化形态，更为贴近异国受众日常生活的传播方式；饮食、服饰、家居、这些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都是文化外交的场所，能够走入异国受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产品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隐藏在诸多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后面的思想价值体系的传播则日益成为文化传播的内核支撑和终极目标。

如果把剧场效益认作文化外交的表征因素，则理念和社会生活制度层面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则是文化的内核。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矛盾的事实：文化表征的先行与文化内核的后发。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比起当今国际交往中十分活跃的经济要素来说，文化在外交发挥的作用具有后发性。既不可过于沉溺与文化先行性所产生的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之中，而忽视文化后发性的艰巨使命，又不可对这种艰巨性望洋生叹，望而却步。后者目标的实现依旧任重道远，需要建立宏观战略规划与执行机制，需要建立文化传播内容和产品体系，需要动员民间和商业体系等整个社会资源的投入。

表征因素与内核要素均在跨文化交流中承担重要的使命，表征因素是外壳，也是文化发生的外场，是进入异质文化的催化剂，先锋队，而真正实现持久性的文化传播还需靠理念和制度层面，还需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文章。

一旦文化内核要素发挥作用，或者说一旦文化走出剧场效应，走入学校讲堂，走入媒介，走入他国寻常百姓的生活，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持久性方得以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