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次会见

松松

　　2023年1月16日，我的同事、画家张安朴在朋友圈发表了他20年的旧作《丰子恺故居》。

　　我在2021年2月见过丰子恺故居，已经是这副模样。

　　正是张画家这幅写生，让我重新想起小学时一段经历。早先在2014年9月15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曾在农场知青网发表过，现重新翻出再发表。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它之所以难忘，因为我们当年这几个小朋友见到了艺术大师丰子恺老先生。

　　我记得这是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的一天早晨，接到大队文娱委员吴念圣的通知，我们6个班级的中队长早早就集中在校门口。在吴念圣的带领下，我们排成一字纵队，沿着长乐路向目的地进发。夏日的早晨，阳光照在身上还是热烘烘的，但我们全然不顾。那时的长乐路十分幽静，人烟稀少，马路上几乎不见车辆。离开学校，马路的一边都是弄堂民宅，对面就是我以后母校的后门；穿过瑞金一路，可见两座大教堂（其中一座所在地已成为新锦江大酒店），再往前就是老锦江和兰心大戏院；跨过茂名南路，便是法国总会（后改为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酒店的一部分），对面是汽车厂（我老爸的单位，国产凤凰牌轿车诞生地，后改为“迪生商场”），行进至陕西南路口，是有名的三角花园和红房子西餐馆。往陕西南路左手拐弯，不远处便是陕西南路39弄长乐邨，丰子恺老先生的居住地。

小吴可能过去来过，带领咱们走得熟门熟路。奇怪的是我们在一路上都没有交头接耳，可能在思索老先生长的什么模样，与老先生见面说些什么……我小时候喜爱美术，知道丰老先生是著名的画家，还是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有机会能与他见面，是极其难得的，所以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

　　丰老先生已经在客厅门口等候我们，一位慈祥的老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见到他的心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圣诞节孩子们遇到圣诞老人一样。他把我们引入客厅，待大家坐下后，就与我们聊起天来。(照片取自网络)

　　他对我们到来十分高兴，这可以从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喜爱孩子，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孩子作为题材，他曾经说过：“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他的语言十分平和、很风趣又富有磁性，我们都被他深深吸引，津津有味地听着他的叙述，紧张和拘谨都顿时全消。

这张照片就是丰子恺在上海日月楼下客厅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情景。日月楼是解放后丰子恺为自己新寓所取的名，“不仅表示室中可以望见明月，而且有解放后遍地阳光、日月普照的含义”。(照片取自网络)

　　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在现场记笔记的习惯，回来后又没有记日记，许多谈话的细节已“失传”了，十分可惜。当时也没有相机，现场画面都没有记录下来。

但是，有一件事还记忆犹新。我记得他讲了一个“牛尾巴”的故事。他说，唐朝有位画家，画了一幅《斗牛图》，被人所收藏。有一天，这位收藏人将这幅画拿出来晾晒，一位牧童路过时仔细看了《斗牛图》，忍不住大笑起来，收藏人惊奇地问小孩为什么笑，牧童指着图画说：“牛相斗时，力气集中在角上，尾巴是夹在两腿中间的，这位画家没看到过斗牛的情景，把牛尾画得翘起来，他画错了。”丰老先生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要认真学习，要在实际中学、在生活中学，仔细观察，独立思考，并不是大人做的事都是对的。

　　在与我们交谈中，丰老先生一直像慈父般的关心着我们，就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看见我和小吴都戴眼镜，就问我：“你有几副眼镜？”我回答说：“只有一副。”他马上说：“那不行，你们孩子好动，不小心摔坏怎么行，要影响学习和生话的。应该再备一副，你们看，我就有两副。”这时，我看到老先生眼镜的镜脚还用绳子串起来的，不用时可以挂在颈项上。当时，眼镜镜片都是玻璃的，很容易摔破。没想到真的被他说中了，在读书时，我的眼镜至少摔破过两副。

　　丰老先生画过许多儿童题材的漫画。这里收录几幅。

过年放鞭炮。

　　放学归来放风筝。

　　大人带孩子去游园。

　　大家一起来种花。

　　交谈差不多结束了，丰老先生起身走到画桌前，对我们说：“今天，我要画一幅画送给你们！”我们听到这句话高兴极了，纷纷站起来围在他的身旁。

丰老先生的画桌就放在客厅的中央，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块黑色的毯子，我这时斗胆地问了一句：“老伯伯，这是什么？”丰老先生说：“这是黑毡，用来吸水的。你们如画国画，家里没黑毡，用几张纸铺在下面也可以的。”这时只见丰老先生拿出宣纸放在黑毡上，把它铺平，提起毛笔蘸上墨水就要画了。

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您画画怎么不打草稿？”他笑着回答：“我不用，你们刚开始学画时还是需要打草稿的。”只见他挥动毛笔，寥寥数笔，纸面上立刻出现两位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们俩捧着一只大西瓜，栩栩如生，就像向我们走来一样，我们都欣喜得鼓起掌来。接着他又题了四个字“种瓜得瓜”。

原来，丰老先生送这幅画，是在教诲我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付出自己的劳动，才能收获劳动的成果。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为将来建设祖国学好本领。

　　这是丰老赠送给朋友代明的一幅画，那天他也是以"种瓜得瓜"为题为我们画了一幅同样的画，不过画面有些变化。

　　就在这次会见后过了六年，文革爆发，丰老先生也没有逃脱厄运；他送我们的一幅画，交给了学校，它的命运也不佳，可惜再也见不到这幅画了。最近经过我就读过的长乐路第三小学，它已经成为我母校向明中学的学生公寓了。虽然这幅画的真迹再也见不到了，可这幅画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根据记忆画了一幅丰老先生《种瓜得瓜》的草图，当然与原作的形、神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要告别了，真的有点依依不舍，我们一起向丰老先生道别。

仅仅过了一年，我们这些同学也分手各奔前程。我考进了向明中学，周介安同学同时收到向明和上海评弹团的录取通知，结果他选择去评弹团，后在电视台工作。吴念圣和其他几位同学就不知去向了。后来从百度上搜索到，吴念圣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近年他曾回到过他父亲曾经执教过的学校，与学校师生座谈。吴念圣能够安排我们与丰子恺老先生会见，是因为他父亲吴朗西也是位著名的日俄文翻译家、出版家，他与鲁迅、茅盾、巴金、胡风等许多文坛大家都有交往，与丰子恺的交情更深。

　　2021年9月2日澎湃湃客曾发表文章，介绍了1936年翻译家、出版人吴朗西先生在编辑《漫画生活》月刊时，初次向国人译介挪威著名漫画家古尔布兰《童年与故乡》这部作品。1951年，巴金先生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正式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者正是吴朗西，中文版的书名也是此时确定的。可贵的是，为了忠实还原原版“手写手绘”的韵味，出版社请来大画家丰子恺，用独具个人风格的钢笔行草抄写全文的译文，复刻出原书的意趣。原版书暖黄色的封皮，也采纳到装帧之中。所以1951中文版《童年与故乡》的形貌，是中外三位大家共同促成的。这本书还收录了吴朗西、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记。

　　最后，我要补充一段插曲。世上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我报考向明中学初、高中时，没想到作文都是同一个命题：记一件难忘的事（那时考题是由学校决定的），我写的都是与丰老先生会见一事。我记得考高中时，几乎是将考初中时的作文重新复述一遍，草稿纸几乎没用，而且只用了一半的考试时间，颇为得意地第一个离开了考场。

丰老先生的赠画，这是他留给我们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