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嫂

陆雄飞

那是2013年秋，我去杭州参加纪念浙江大学土木系58级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后，顺道到上海探望病中的大哥。本来想在大哥家附近找个旅店小住几天，但来接站的大侄子坚持要我住在他家，盛情难却，我就住下了。当晚在其客厅闲聊，只见对面橱柜旁挂着一串串香囊，色彩斑斓，喜气洋洋，熬是好看。侄子告诉我这是他母亲（我的大嫂）在当年端午节前制作的，好些已被朋友“瓜分”了。大嫂用各色碎布制成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香囊，没有一定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技是做不出来的，对于外人，更是想不到牠们竟然是出于一个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之手。在众多香囊中，我尤喜欢那个长不过3.5公分，高才2.5公分的小老虎，长着长长的耳朶，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居然还长着两束黑胡须，小巧玲珑，虎头虎脑，颇有点卡通化形象。见我对此爱不择手，主人表示割爱相送，我连起码的谦让都没有表示，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从此，这个从我大侄子家里“顺”来的小老虎香囊始终挂在我书桌的案头上。尽管其特有的香味早已散尽，但一见到牠可爱的神态，就会想起我敬爱的大嫂。

大嫂大名周文仙，是距我家澥浦镇十华里的湾塘人，家住湾塘著名的狮子门头，她的外婆家是著名的郑氏十七房的名门望族。长辈们叫她“阿文”，同辈的叫她“阿文姐”。我叫她“大嫂”，她叫我“四弟”。大嫂长我15岁，进陆家门的时候，我刚上小学。她的到来成为我们陆家新成员，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气和欢乐。如果说母亲是这个家庭约“总司令”，那大嫂是“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统管全家的衣食住行。每天她忙于洗衣做饭，准备家里一日三餐，似乎没有空闲时间。即使做完全部家务，她就拿起针线“纳鞋底”。上世纪的浙江农村，人们都穿自制布鞋。制鞋的关键是纳鞋底。要把十几层布用针和纳鞋专用锥子配合钉缝密合制成一双既结实又美观的鞋底，然后是剪裁缝制鞋帮、倘鞋、楦鞋，完成一双新鞋的制作。新鞋的制作过程，既是力气活，又是精细活，也是衡量妇女是否能干的标志之一。当年的我正时“磨鞋”的时候，一双新鞋穿不了一年就会磨穿鞋底。我脚上的春秋季的单鞋，冬季的棉鞋，都是大嫂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不仅是鞋子，我身上的衣服也是大嫂准备的。随着年代的变迁和我年令的增长，我身上的服装也随着“与日俱进”，经历从蓝布长衫到中山装的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都由大嫂打理，我的从头到脚的行装，一年四季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十几年来，我一直过着“衣来伸手”的日子。这些都渗透着大嫂的辛劳和她对我亲弟弟般的关爱。直至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第一年，大嫂还从上海寄来了她为我织的毛衣和棉大衣。当同事知道这些衣服来源时，都羡慕我有一个好嫂子。

我和大嫂，摄于2013年

大嫂小学毕业，这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来说，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再加上她随和善良，善解人意和与人为善的好人缘，被选上村妇女主任，还当上了镇人民代表。这妇女主任可不是好差使，完全是尽义务的“义工”，迎来的却是一件又一件的繁杂事，村里的家长里短，婆媳矛盾，夫妻吵架，邻里相争等等，都要到阿文姐这里论理论理，经过大嫂耐心费尽嘴舌的调解，最终大部分都会得解决或缓解，矛盾双方的一句“听阿文姐的”，使大嫂得到莫大的欣慰。解放初期各项运动多，大嫂虽然不是村官中一把手，但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照样是经常开会，还时常拿着话筒到大街小巷作宣传，动员大家损献飞机大炮，慰问军烈属家庭等，还要组织动员並带头参加镇里发起的各项义务劳动，同男同志一起抗台风，护海塘，挖河泥，修水利……直到1958年大嫂离开澥浦老家去上海定居与大哥团聚，才脱离了这段繁忙但值得回忆的“村官”历史。

我家的经济情况並不富裕，主要靠在上海做店员的大哥的薪酬。解放初期大哥失业了，只能打些另工维持自己生活，有时也给家里寄些钱，这些钱都是大哥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扣出来的，当然很不稳定。为了家里的生计，母亲忍痛变卖家产，把家里值点钱又不急用的东西陆续出卖，大嫂也奉献了她的不少嫁妆。为了增加收入，大嫂还到镇上的缝纫社打另工“锁眼子”，锁一件衣服的眼子得5分钱，早出晚归地做满一天也有几角钱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直到几年后，大哥以其仅仅小学毕业的学历，通过刻苦学习提高，居然战胜了众多高学历人的激烈竞争，考入中国人民银行（今中国工商银行），成为金融战线的一员，这就有了固定的收入，使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即使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大哥也没有动摇过让我继续升学的决定，大嫂同样坚定地支持大哥的决定，鼓励我继续升学。她对我说过，只要你努力学习，有能力升学，家里再困难也会挺一挺，让你把书读下去。1955年，三哥从上海铁路学校中专毕业，解放初，为了迅速培养建设人才，开办的中专的费用都是国家全包的，包吃包住包分配，因此能进入中专读书，都是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三哥以优异成绩考入，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林口铁路局任技术员。这样我家又多了一项经济来源，为我继续升学创造了条件。我就是在包括大嫂在内的家人呵护、支持、鼓励下，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历，从东海之滨的小渔镇出发，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到宁波（宁波中学），到省城杭州（浙江大学），最终到首都北京，有幸跨入核工业行列，为国家的国防工业尽了自己的力量。

大嫂喜欢缝纫，与缝纫机相伴是她最大爱好。由于善于用脑，勤于动手，长期的经验积累使她练就一手缝纫好本领。一块常人看来不足以缝制一件衣服的布料，在大嫂手里，一手拿尺，一手拿剪，比比划划，拼拼凑凑，就硬能缝制出一件衣服来，而且常人还看不出拼接的痕迹。一件她中意的“时髦”服装，只要她反复观看后就能复制出来，有时还能按自己的爱好对其有所改进。在大嫂的“百宝箱”里是满满的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被人视为废料的碎布，只要需要，它就会被大嫂变废为“宝”。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家紧衣缩食，为大嫂买了一台缝纫机，这是大哥家当时最时尚最昂贵的“大件”家装，也是大嫂的至爱，它几乎占用了大嫂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从此，这个仅仅只有二十平米的家，时时传出“轧轧”的缝纫机声，这声音成为全家最爱听的“乐曲”。家里小的一块抹布，一个自行车坐垫，大到全体成员的四季服装，都从这“轧轧”声中生产出来。至今，这台六十多年前的缝纫机，成了大哥家的“文物”级的藏品，它为这个家庭建树了汗马之功，更记录了我的大嫂勤劳、聪慧的一生！

大嫂是个治家能手，她治家的原则（按现在说法）在经济上是增收节支，在教育子女上是言传身教。为了给这个並不富裕的家庭增加收入，大嫂参加里弄里的生产小组，一个月也有十几元收入。每天8小时的上班没有影响她的家务，不够的时间用起早贪黑来弥补。面对困难，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以乐观和坚强，和大哥一起经营这一家五口（三个子女）的家庭。三年困难时期，在有限的粮食和少量菜蔬供应的情况下，充分调动了大嫂的精打细算的能力，在她精心操持下，餐餐仍能保持吃有粮，食有菜，全家安全顺利地渡过这困难的日子。大嫂善于烹饪，她能把廉价的普通食材做出全家爱吃的菜品。在她眼里没有应废弃的剩菜，中餐吃剩的菜，加些适当食材，进行二次加工，就会以新面目出现在晚餐的餐桌上，让全家人照样吃得津津有味。说到大嫂的做菜水平，她的子女当然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她）们是其母亲烹饪的最直接、最长期的享受者和见证人。她的年过花甲的已是上海科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儿子，在一篇博文中津津乐道地讲述过其母亲做小黄魚的情景，讲者口有余香，听者几乎被勾出“馋痨虫”：“其实姆妈烧菜，就这小黄魚，还真是所擅长的其中之一：去头剔骨，可以是黄魚羹；个子太小，可以做黄魚松；换个吃法，下油锅挂糊，可以是面拖黄魚；最常做的是咸菜黄魚，那是她儿子喜欢的，连汤带汁，就好这一口，水大些是汤，水小点就是一道硬菜……”。至于治家之道的子女教育，大嫂一不打骂，二没有成套大道理的说教，而是用自已全心全意为家庭操劳、与人为善的待人接物和对子女的慈爱的实际行动，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感染孩子，造就了三个有出息的孩子：个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均在各自专业岗位上作出成绩，一个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个从事化学工业设计的高级工程师和一个深受欢迎的牙科大夫。

2015年7月，大嫂永远离我们而去。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亲往上海送大嫂最后一程。大礼（殓）当日，含涙给大侄子发短信一封，以表悼念之情：

敬爱的大嫂：今天是您的大礼（殓）日子，此时此刻您也许正安卧在花丛中整装待发，驾鹤西去。您的四弟来不及亲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只能在家率全家跪拜为您送行，愿您一路走好！七十多年来，您以崇高慈爱之心，象对待亲弟弟一样呵护着我，爱护着我，您和大哥的情我永生不忘。安息吧，敬爱的大嫂，您的四弟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