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霎那间处读论语（之六九八）

爱睦

【于霎那间处读论语之六九八，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五章臆补（五）

"总698。230115，迎春节读点书】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怨”字，其实是由“歹”字和“犯”字加“心”组成，意思是别人犯过，自己内心承受也。 错在人家，这纯粹是主观意志，上不了法庭告不起状。 怨，人皆有之。生怨于人，人之常情。弗洛伊德曾分析：“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但我们要懂得，孔夫子这里可不是说家短里长，似乎是讲“敌我矛盾”，政见等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且处于博弈甚至绞杀中了。要做“君子儒”式的臣子，对上要为君主做明君谋，对下要为老百姓做顺民谋，必须讲真话甚至刺耳不合时宜的话。这注定是少数派。多数人就放弃了，甚至也会附和指鹿为马，孔夫子认为这是耻辱。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五章里的 “匿怨而友人…”这句话，如果直译，就是“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其实，一般的个人喜好与私人恩怨，装装友好甚至不计较是一种大度，确实无需搞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大可求同存异，一团和气，能化解则化解，能释怀则释怀，尤其现代语境，承平环境下。但要命的是如钱穆所解释的：“藏怨于心，诈亲于外。”这是政治语境，关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啊。孔子的这条原则影响了几千来“有知分子”的秉性和操守。故刘向在《说苑》就将“邪臣”具体化了：“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如和珅。再而，“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如秦桧。

先说说专制无二的朱氏明朝吧，朱棣造反杀了侄儿“帝允炆”夺位成功，这显然不符合儒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正统。朱棣需要一个“巧令”之说，从理论到史书都要“熨帖”。但受孔子学说浸润已深入骨髓，于是，方孝孺被灭了十族，解缙被活活冻死，练子宁被割去舌头、高翔被敲掉牙齿仍不屈服而伏诛，所谓“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

而宋朝有文雅醇和气象，所以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范仲淹等，越有才情越“反动”，谁也不服谁也不妥协，天子倒无非像是一个听评书的。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就说过：“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这经过元朝，朱元璋认为书生误国百无一用，开国多年也不愿意搞开科考试。当然，宋朝不杀文官和言官，也可以使大家不匿怨而友，君子之交也。苏轼与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即使影响到彼此仕途命运也不匿怨。有次苏轼实在受不了了，退朝怒喝曾提携过自己的司马光为“司马牛、司马牛”。但苏轼却给朋友信中道：“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还是个制度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