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过年

蒙二哥刘兆华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我是在老家过的，那年我九岁。说是老家，其实不是我的老家，而是父亲的老家，就是后来我填写档案时的“籍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为什么“籍贯”不是自己的出生地而是父亲的出生地！

父亲出生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朝阳沟村，1947年参加革命后就离开了家乡，我们兄弟几个都不是出生在朝阳沟村，但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小时候随父母回过几次老家，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了，记忆深刻的就是我9岁时在老家度过的这个春节。

一九六七年冬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当时我父亲在平庄人民公社（现在的元宝山区平庄镇）当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圈到了牛棚里。由于也查不出什么问题，（父亲谨慎的连卷烟纸都从家里带，）临近腊月时放了回来监视劳动，每天早上，要自己戴了“走资派”的纸牌子，站到机关大院中的毛主席语录碑前作思想检讨一遍，然后拿了簸箕扫帚去搞卫生。每天除了到批判会上戴高帽子，就是如此往复。

临近小年的一天，父亲突然接到老家辗转打来的电话，说是奶奶病世。父亲悲痛万分，急忙向造反派头头请假要回老家奔丧，回答是：“不行”！父亲苦苦哀求，最后说研究研究。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在父亲的百般苦求下才答应给假三天。父亲千恩万谢，急忙带上我去赶火车。其实平庄镇离朝阳沟村直线距离只有不到100公里，要是现在，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可是那个年月就困难了。我和父亲赶上了下午四点经停平庄站的火车，到赤峰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冬日天短，街上已经是天暗人稀，衣薄腹饥的我们急忙找了一家叫“鹿鸣春”的饭店（文革时期改名叫工农兵食堂）想填饱肚子。正是文革经济困难时期，饭店里要啥没啥，只有面汤和三七面馒头（一种玉米面和全麦面混合面的馒头），还是凭粮票限量供应。我和父亲每人吃了一个发硬的馒头，喝了一碗清的见低的面汤就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了下来。

第二天，天不亮就赶去汽车站等车，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面架了帆布棚子，这就是我们要乘坐的班车了。一帮30多人挤坐在卡车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60多公里外的哈拉道口镇，这里离老家大朝阳沟村还有25公里，不通班车，只能步行了。恰逢哈拉道口那天是集，我们在集市上遇到了几个老家同村的亲戚邻居，父亲请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高粱米饭酸菜炖豆腐，把我托付给他们，就骑着一个亲戚借给他的毛驴赶回老家去了。

下午散了集，老家亲戚让我坐着他的毛驴车同行回家。天太冷了，坐一会儿车就得下地跟车跑一会儿，否则就可能被冻僵。就这样跑跑行行，一直到了三星到頂（晚上11点左右）才到了老家的二大爷（伯父）家。父亲还在油灯下和乡亲们聊家常，我知道了奶奶已经在上午出殡了，父亲还是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第二天我和父亲一起去奶奶墓地圆了坟，回到二大爷家快到中午了，许多亲戚邻居来看望父亲，虽说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可是乡亲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些，还是热情的和父亲唠家常，还招呼父亲留在老家过春节，躲开那些造反派。父亲谢了乡亲们的好意，第二天起早就叫二大爷套毛驴车送他到哈拉道口赶班车回单位报到，要是超了假期，造反派是不饶的。倒是留下当时无学可上的我在老家过春节。这一下可遂了我的心，学校已经停课一年多了，为了不让我们出去受其他孩子的欺负，父母叫我们少出门，让哥哥带着我们在家里读书识字，也不敢看别的书，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一直到现在许多语录和诗词我都还能背下来。现在终于可以在老家和叔伯兄弟们一起玩了。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是天好的时候和叔伯兄弟们上山搂柴火、掏鸟窝，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一群孩子一起窝在九大爷家里听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和传说，自由又快乐。

小年到了，农村人就是再困难也要吃顿饺子的，那时候农村很少人家有白面，城里也很少供应白面大米等细粮，我记得是每月每人供应一斤大米二斤白面，其他都是玉米面，家里除了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时做一顿细粮，其他都是粗粮。母亲总是把白面赞起来快过年时捎回老家一些，孝敬奶奶，那时候人们的亲情是很浓的。这一回，我和父亲也带回来了20斤白面和10斤大米，可是二大娘舍不得吃，还是包了荞麦皮的饺子，记忆中，特别的香。

过了小年，就得准备过大年了，二大爷的大儿子兆新大哥从小在我们家长大，在赤峰二中念高中，是村里的文化人，文革开始后高考录取了却也没能上大学，回乡务农，自然就担负起写春联的使命，从腊月二十四就在西屋支起炕桌，全村东西两个营子七八十户的对联、福字、抬头见喜等等要写上几天，我就帮他把乡亲们送来的红纸按他的指令裁开，叠好，弄得满手通红，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天，营子东头的本家四大爷家杀猪，叫我去吃杀猪菜。那时候农村粮食收成少，许多地方人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喂猪，十户人家中最多也就有两户能杀个年猪，也是吃糠咽菜长大的，能杀个六、七十斤肉就不错了。二大爷家倒是养了头猪，在办理奶奶后事时已经用掉了。所以四大爷家的杀猪菜可能是东营子年前最后一顿杀猪菜了。坐到炕桌前，才知道来的七、八个人都是村里的我的爷叔辈的名望人，只有我一个小孩子。

来之前，二大娘偷偷告诉我，桌上的肉主要是摆样子的，要多吃菜少吃肉，我也注意到桌上的大人们多是在呡着酒唠家常，很少动筷子，我也就只捡白菜吃了几口。四大爷看了出来，就夹几块肥肉和血肠放在我碗里说：“吃吧，孩子你几年也不回老家，咱们再困难也不差这几口。”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这话，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旁边一个我叫二爷爷的老人用他粗糙的手给我抹去泪水，说：“孩子，我们知道你们受委屈了，前些日子来了调查你爸的人，我跟他们说，他走不走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祖宗八代都是贫农，他两个哥哥给人扛活供他念了几冬书，早早的就出去打国民党。孩子，不用怕，城里待不了就回老家来，老家里再困难也不多你们一家”。五十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话我就流泪，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老家！

转眼就到了年三十，虽然是文革时期，城乡都在“破四旧”，可是在偏远的乡村人们却还坚守着传统，灶神照送、家堂照接、春联照贴、鞭炮照放，特别是年午更的饺子是白面皮的。二大爷家的三间屋里都点起了煤油灯，院子里还挂了灯笼，平时晚上黒黢黢的山村有了光亮，响起了炮竹声。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甚至没有电，年夜里，人们一家老小围坐在火盆边，一边咀嚼着煨土豆，一边听老年人讲那老年间往事。等到吃罢年夜饭，孩子们就开始成群结队的挨家挨户的给长辈们磕头百年，我感觉好像全村的人家都是亲戚，不是本家就是表亲，姑父姨娘的我也分不清，就是跟大帮喊一通跪倒磕头。

生产队放假到正月初五，初六就上工了，我就跟了一群半大孩子东家西家的撞门子，再就是给他们比划城里的事，这里的孩子们大都没有见过楼房火车，甚至没见过汽车和电灯。他们一边给我剥着烤棒子粒一边听我神侃。

对我来说最震撼的是正月十五晚上的撒龙灯，不知道从那里弄来的废柴油，把破麻绳头，烂棉花等捣烂揉成团浸透了油，两群半大孩子每人提一篮子油球，拿一支火把从村子后面的虎山东西两头开始把点燃的火球撒在山上，接力往上跑，慢慢的火球连绵成了蜿蜒向上的火龙，越来越长，越来越高，最后在山顶处汇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火堆，熊熊燃烧，照亮了山村的夜空，真是蔚为壮观！

十五过后，天气渐暖起来，能干活人都开始工作了，劳动力们去捣粪送粪为春耕做准备，不能挣公分的半大孩子就开始上山搂柴火，这是一个早已经绝迹的工作，现在的人不但没有见过，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我们这里农村生产力低下，不但粮食产量低，就是农村的烧柴也十分缺乏，仅有的谷草和秸秆要留在喂牲畜，烧柴只能靠刨茬子和搂柴火，尤其是搂柴火，这是一种对自然灭绝式的掠夺！那时候老家附近的山上树木早已经砍光，生态破坏严重，十年九旱，真正的是荒山秃岭，即使是耕地，也是“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簸萁，煮一锅，不够三人一顿撮”。那些不能耕种的陡坡山顶，就成了搂柴火的地场。搂柴火的家什是自制的，一个一米见方硕大铁丝或竹编的耙子，安一个长长的木柄，木柄前头有一个档木用来卡在肩膀上，耙子底下挂了一个类似于簸箕式东西，能够把搂到的草根树叶等收集起来，人就背拖这样的一个大耙子满山跑，把路过的地皮耙个干净。等到耙子底下的簸箕满了，就收集到一起码成垛，挑回家里当柴烧。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力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环境，同时现在农村都用上了液化气，环境终于得到了恢复。现在回想起来，真像作了一场梦。

就这样，我每天都生活在自由快乐之中，真是乐不思蜀了。直到清明节后的一天，乡邮递员送来了父亲的一封信，信上说公社里进驻了解放军宣传队，实行军管，造反派靠边了，父亲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摘掉了，最近就要安排工作。还说学校也要开学了，让我回去准备上学。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老家的乡亲们都为我们高兴。第二天，天还没亮二大爷就赶着毛驴车把我和兆新哥哥送到了哈拉道口，赶班车到赤峰，晚上就回到了平庄的家里。

五十五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回过老家，可是再也没有在老家过过一个春节。现在，老家的年轻人大多到城里工作居住，春节前回去也是祭祖上坟，即来即走，很少在村里过年了。可是我却好像明白了为什么籍贯要填父亲的老家而不是我的出生地，同时越来越想再回老家过一个年，伴着十五撒的龙灯去寻找父亲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