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

心有灵犀

每逢佳节倍思亲
春节到了，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节日。习惯上，我们把正月初一称作大年，而把腊月二十三称作小年。为什么这样称谓，没有考察过。小时候我只记得，小年这天，有两件事是必做的。一是送灶王爷上天。那个灶王爷，就是一幅画，常年住在鍋台后，整天看着我们哪怕吃糠咽菜也不知怜惜。两边贴着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号称“一家之主”。送它上天，就是烧掉，意思是上天述职去了。院子里摆上供桌，对其极是热情欢送。做这件事，最热心的当然是母亲。多少年来，她那虔诚祈望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可是到头来，穷归穷，富归富，它谁也管不了。大概到了“大跃进”那个年代，才逐渐把它废弃了，因为它实在不配“一家之主”。
　　小年这天要作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对逝去的亲人进行祭扫，俗称上坟。我的父母早年去世，墓地也很远。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只能以最传统的方式纪念他们。望着闪动的火苗，飞舞的纸屑，那一刻，虽然太多流于形式，然而於我，却常常引起我对亲人不尽的追思，深深的怀念。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伪满”时从山东逃荒来东北的。那时候，来东北闯关东的山东人，实在太多。有的根本坐不起火车，真是挑着担子或是推着独轮车，一路乞讨，不在少数。好在我的父母在亲友的帮助下还能将就买上车票，沿途未受风餐露宿之苦。只是到了东北之后，分文皆无，一落脚便开始讨饭度日。

　　父母是扑奔一家表亲来的，好歹有个安身之地，不然就更惨了。以后的日子，就是父亲给人家扛大话，母亲领着孩子讨饭。有一年，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头发都掉光了，无法出门，是表亲家舅奶给她找了个毡帽头戴上，才不耽误继续出门乞讨。讨饭的日子很艰难，，表婶常常今天一碗米，明天一碗面的接济我家，哥哥对那时的情景至今难忘。好像那时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只是姐姐后来得病死了。我是东北出生，也是赶上土改的原因吧，日子好过了，当然也就比他们幸运多了。

为了支撑艰辛的日子，父母一生都在劳作。解放后，我家分得一些菜地，父母便以种菜为生。
　　那时候种菜田，不像现在用电机井抽水或是用河水自然浇灌，而是人工从井里打水浇菜。井上立个辘轳（我们叫“杌轳把”，俗语“只听杌轳把响，不知井在哪”即指此）。用两根绳子分别在两边各挂一个柳罐斗（柳条编成的水桶，装水50来斤），用人工摇动提水。这边满水上来，那边空斗下去，反之亦然。炎热的夏季，空气灼人，青菜每天都要浇水，父亲常常自己一干就是一上午。皮肤晒得黑黑的不说，有时暴皮，一层层脱落，晚上又疼又痒，难以入睡。哥哥们十多岁才开始读书，偶尔也能帮父亲一把，那只能在星期日或起大早趁凉快。但父亲极少让他们帮忙。不仅是怕误课，更怕累坏他们。 这样的单干局面，一直到合作化以后才结束。
父亲干活特“恨载”（着急，蛮干），常常把自己累得走不动路。即使在合作化后的生产队里干活，也从不会耍尖偷懒，母亲总说他是傻干。合作化刚入社，头两年还是劳动模范，（我清楚记得奖品是一个小搪瓷盆），以后就不是了，因为他脾气不好，自己不是生产队长，又不是打头的（组长），还总嫌别人干不好。去世前最后一次劳动，是六三年冬天在队里刨大粪堆。粪土冻得很硬，甚至一镐下去只刨个印。一个大镐八公斤重，干了一上午累得满身大汗，棉袄都湿透了，竟然脱下来坐在屋檐下休息。结果受了“房檐风”，浑身骨节疼，最后胳膊和腿都不能动，五天后就去世了。母亲说他硬是干活累死的。记得那是漆黑的深夜，看着父亲不行了，母亲叫我去找人。我那时十五岁，刚上初一，也不知害怕，哭着喊着，半夜三更跑在大街上，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哥哥们都在外地读书，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力。他一去世，家里生活一下子跌入更加艰难的困境。
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人们的命运都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生活贫困，愚昧无知，反射出当时很多农民的精神面貌。孩子们都很少读书，大多都栓在地里劳动。我的两个哥哥十二三岁才上学 ，这一点，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是力主让孩子读书学文化的。听说大哥已经辍学去表叔家学做果子（糕点）当学徒，是母亲让他重新走进学校。她说，有文化，以后也可能还受穷，可是没文化，肯定要受一辈子穷。正是在这种“读书翻身”思想支配下，母亲也是没日没夜的劳动，为的是多卖几个现钱，好供儿子上学。
　　一九五六年，我刚上小学，两个哥哥都已读初中，学校在离家五十里地远的一个集镇。除了课本要花钱，吃饭也要花钱了。那时生产队工分值低，一个农民一年到头，除了分点口粮，根本分不到钱的。所以每周日，两个哥哥都要回家各背一口袋玉米饼子或窝头，作为一周口粮。而所用玉米面，全靠母亲一人抱着磨杆一点一点磨出来。那种石磨现在根本没有了。自家没有牲口，更没有电，全靠人力去磨。母亲是裹过脚的，小脚走路尚且困难，再推着石磨，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没有推过这种石磨的人，推上几圈头都发晕。这个活我也常帮母亲干，对那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 两个哥哥初中毕业，没有继续读高中，但都被保送上了中专。因为要上大学，还要读三年高中，实在念不起了。看到表叔家的表哥读完高中后又考上大学，他们常常暗自神伤。他们发誓要供我上大学，只是这个梦想，又撞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成了泡影。

其实就在我六五年读高中期间，生活仍然困难。每月六元五角的伙食费也是勉强凑上。每周日回家，仍然要背上一袋母亲做的玉米面窝头，作为饥饿时的补充。有时发霉长出绿毛，擦擦也要吃下去，是绝对不能丢掉的。不光是因为粮食的珍贵，那更是母亲的汗水呀！
在我们弟兄三人中，母亲格外地疼爱我，就是因为我是最小的吧。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很乱，早已不上课了。那时，社会上武斗很厉害，母亲也常听说，这里或那里又打起来了，她担惊受怕，就托人捎信，叫我回家。有一次学校武斗，把我们打散了，我就跑到长春哥哥那里，他一下把我扣住，他说：”正没工夫去找你。娘说了，哪都不许去，老老实实跟我回家。”
　　我入伍后，部队离家几千里，母亲不顾千里迢迢，到部队去看我。那种牵挂，让我终生难忘，那种亲情，真是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

今天，看到许多与我同龄的人，他们还有八十老母，九十老爸，实在是叫我羡慕。有时，看到他们搀着老爸或老妈在街上散步，我常忍不住上去搭讪几句，说不出我那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他们牵着的，分明是一种融融的亲情，那是他们的家呀！都说感恩，都说报答，其实在我，早已成为一句空话。·······
　　春节来临，让我对那些还健在的老爸老妈们，真诚地说一句：

春 节 快 乐！

（202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