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樟树岭

香樟树

75年下半年，公社叫我去搞县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我被分配在黄柏公社长田大队长田村搞路教工作。路教工作组里人员组成是县各机关部门干部，知青，当地农村青年。在长田呆了一二个月，工作队重新调整，我被分到港西大队搞路教。工作组有八个人，五个干部，三个知青。工作组长是县粮食局干部张万年，原来在我们界田粮站当过站长。组长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他叫我负责文书工作。我就每天在大队部写写大批判文章，出大批判专栏。有的时候下田干干农活，晚上到生产队給村民读读报，上上课。吃饭是轮流到村民家吃派饭。每天交给村民一斤二两粮票，四角五分钱。黄柏地区地处丘陵地带，田多人少，日照好。双季稻亩产高。是德兴的粮仓。老百姓都比较富裕。我们到村民家吃饭，一般菜都是比较丰盛的。我的工资每月36元，一个月付饭钱十三元伍角，多下来二十几元，做零用钱也足够了。就这样日子过得蛮舒坦的。转眼间到了76年夏天，黄柏的夏天真热，热得田里的泥鳅都烫死了。村民们抢收抢种真辛苦。他们对我很照顾，下午天热，就不要我下田插秧了，叫我到井里挑一担水给他们喝就可以了。这就是拿工资和拿工分的区别了。大热天的晚上，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风俗。家家户户已婚妇女都在家打赤膊。我们晚上去村民家吃派饭。走进村民家，看到女主人打赤膊，有点不好意思的。反而，她们到没有什么。大概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公社要我们大队集体开追悼会。大队叫我负责组织追悼会事宜。我就带领本村知青扎花圈，做黑纱。没有哀乐怎么办？就用国际歌代替。我做主祭，带领一批批村民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一遍遍地放着国际歌，追悼会场面悲壮，肃穆。

秋天，港西的工作队工作结束了。我又被分到张村公社瑶坂大队搞路教。工作组长姓余，是县组织部干部，余组长不愧为县组织部干部，有水平有能力。组里有专人负责文书工作。我也乐得清闲，就到生产队与村民一起劳动，组织他们学习。有时，我们三个上海人（一个干部，二个知青），一起到张村公社兜兜风，买买东西。吃吃小吃。瑶坂离樟树岭也不远，只有十里路。有事回去也方便。日子过得真快，七七年秋天张村路教工作也结束了。

公社调我去县化肥厂工作。我回村里等待正式调令。谁晓得，生产队长带来不好的消息。说我县化肥厂去不了了。辗转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我赶到公社询问公社高书记。回答说，由于上面有文件，你这次就不能去了。接着高书记说，你还是给我踏踏实实再去搞路教吧，工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就这样，我再次踏上征程，来到万村公社大田大队搞路教。我被分在伐木坑村工作。

工作组的毛组长与我在黄柏搞路教时有一面之交。他对我很赏识，叫我兼搞文书工作。还叫我打入党申请。就这样，我在大田大队工作干得更出色了，我负责的伐木坑生产队春插工作全大队第一名。大队奖励二百斤化肥。同时，我配合工作组搞专案，文书工作。各项工作搞得都很出色。工作队叫我填入党志愿书。支部大会也通过了。不巧，78年底，工作队工作结束，就解散了。我也要病退回沪了。我的入党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也感到无所谓，只要能回上海，其他的都是小事。走的时候，伐木坑生产队很热情，送我一只樟木箱。生产队长张火根与我同年，我们是好友。一直有联系。前几年，我还专程去了一次伐木坑村，看望火根。

我前后总共搞了四年工作队。这四年生活基本稳定，每月拿36元工资。大队还有工分补贴。家里也不用寄钱给我了。最主要的是我顺利渡过最难熬的后四年知青年代。在工作队结束之际，顺利地病退回沪，实现了人生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