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常喜书先生

安保全

我是锦州中学1966届毕业生，没有聆听过常喜书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但是常喜书先生是我实实在在的老师。
1962年我认识常老师的时候，我15岁，刚上初三。常老师是我就读的锦州实验中学初三班主任张明信老师的丈夫，锦州一高中的中文老师。听同学说那时候他已经是右派了。在那个荒唐的岁月，常喜书老师说了一句话，在被追究，戴上了右派帽子。
作为锦州文联秘书的常老师因为在锦州市文联一次座谈会发言，而后整理成发言稿发表在《锦州日报》，据说与北京、上海大报气味相投，而被划为右派。 我第一次见到常老师，是在老师的家里。那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语文老师的形象：中等身材，标准的分头发型，显得还很年轻，带着眼镜，也就四十岁上下的年纪，深黑色的中山装把清秀的脸庞显得更白嫩了，好似传统民国情调的学者。
初三上学期讲到了语法，张老师让我分析句子成分。主谓宾补定状我就是弄不明白，放学叫我去她家补课，张老师忙着做饭，常老师就过来给我讲分析句子成分的要领：“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主干就是主谓宾，枝叶成分定状补；定语必居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听他轻声细语的讲课，风趣诙谐，栩栩如生，有如坐竹林沐春风的感觉。直到学会了，答对了，老师才高兴地对我说，语文是各科的基础，一定要培养对语文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常喜书老师说了许多，我始终记得老师开导的话：“知识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老师家书柜里有很多书，常老师见我喜欢书，就从书柜里找出鲁迅文集，海涅诗选等叫我回家去慢慢看，从那以后我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的作品，认识了巴金、徐志摩、肖洛霍夫、高尔基等中外近代作家。在老师的辅导下，我开始写日记，学着写读后感、散文之类的小文，给报社《凌河浪》副刊投稿，先把稿子让常老师批改，都是老师为我认真讲稿、仔细改稿。我的文学爱好就是那时开始的。
常老师小楷字写的非常好，文笔清秀雅致，众体皆擅，笔下生花；他的诗词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天然自成；他的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健笔纵横。我的人生中能有这样的学识渊博的老师，真是我的福分。
我们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平时很爱说笑，热情爽朗的人。可常老师被打成右派以后，作为“右派家属”，张老师也是担惊受怕，压抑谨慎，笑容也少了许多。
记得1962年春节，我知道常老师写一手好字，就想请常老师写一幅。晚上去张老师家，说明来意，常老师立马就写，他戴好眼镜，小心的裁剪纸张，桌前躬身，挥毫泼墨，不一会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落于纸上。写的太好了！我高兴地对张明信老师说，把这幅字贴在咱教室门口多好啊！张老师听了忙说，不行啊，他是右派，贴出去会惹来麻烦的。走的时候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别人他是右派，把这幅字贴在自家吧。并告诫我们平时不要大声说话，不知哪句话会招惹是非！但是我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有才华的好老师为什么会是右派呢？ 常喜书老师在讲课 杨建军 摄

1966年我和关双林在锦州中学读高中，但是始终和常老师保持联系，当年5月份全国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张老师担惊受怕，也愿意我们两常去坐坐，张老师说我们去了她就心里踏实一些。

高三年快毕业的时候，学生纷纷给老师写大字报，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殴打老师成风。一天，有一个姓朱的初中同班同学找到我和关双林要联名给常老师写大字报，说：“你们两和右派老师联系那么密切，一定要好好揭发他们的反动路线！我们一起写大字报贴到一高中去。”

这一下可给我们气坏啦，双林破口大骂：“你真是混蛋，你和你爸关系密切，回家给你爸写大字报去！”骂的他灰溜溜的走开了。
晚上我两去老师家说起这件事，常老师听了一笑，摸摸下巴上的胡子，幽默的说“他叫你写你们就写呗，我都被人家揍好多回了，还怕再多挨这一砖头子！”他又接着说：“只要你们两在运动中别出事，平平安安的就好！他们闹腾不了几天！”

1969年常喜书老师被下放锦县翠岩公社金宝岭大队劳动改造，第二年我们的张老师也必须跟随常老师插队落户金宝岭农村。老两口带着两个孩子就在农村插队接受改造。
常老师虽然蒙冤受辱，但他仍没放弃自己一生所钟爱的教育工作，以前金宝岭是很落后的小山村，公社小学离村子十多里地，而且由于贫困，大多是孩子也就不念书，不是放羊就是帮大人种地，都不识字，常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格外沉痛，于是他每天在小凌河边放羊时，就召集一些家庭困难，无法上学的孩子们，用小黑板教他们识字，教他们阿拉伯数字和加减法。
常老师心中有教育，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晚上在生产队当义务扫盲老师，教社员看书读报，深受群众欢迎。

常老师和金宝岭村社员在一起修公社水库

1971年我去船厂上班已经三年学徒工转正，每月工资三十元钱。自己可以挣钱了，我最先想到的是父母，是老师。刚开资我就去海边渔民村买虾皮。那时候鲜虾皮儿一斤只卖3毛钱，我买了十斤。决定去看望常老师。那次是我和双林一块儿去的。沿着小凌河岸边步行21公里，我第一次找到常老师下放农村的家。

正是中午。常老师放羊也回来了。只见他披着一件又黑又脏棉大衣。大衣上还别着一个很大的毛主席象章。手里还捏着一张报纸，脸也晒得黝黑，鬓角也添了白发。显得苍老许多。
两位老师看见他的学生来了，自然十分高兴，常老师连连说：“稍等稍等，我洗洗手就包饺子，但今天只能吃玉米面的了。”常老师不无愧疚、又幽默地对我俩说：“玉米面饺子也挺好吃！”

张老师听了，就责怪常老师：“怎么用玉米面？不是还有一碗白面吗？”常老师说：“后院老刘家里有病人，给他家送去了。”张老师再不做声，她走出去悄悄地从隔壁借两个鸡蛋搅合在饺子馅里，我看了心中是酸酸的。

那天回来的路上，在河边我给常喜书老师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常喜书老师还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安心工作。积极要求进步，不要乱说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小心谨慎，平安是福！此话我终生难忘！
我的班主任张明信老师，为常老师的一生命运而心情压抑，忧郁成疾，刚过40多岁就去世了，现在算起来离开我们50年了，蒙冤几十年的常老师也离开我们近20年了，欣慰的是老师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深切怀念老师的恩情。

我们的恩师常喜书和张明信老师长眠在锦凌水库北岸个小米沟，绿树掩映的山坡上庄严肃穆耸立着这座纪念碑。每年清明他的学生都来缅怀老师恩德。 有谁生而知之，
又有谁不学而成天才？
只要我想到学生时代，
就会记起老师对我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