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忆事

车干轩

筒子楼里故事多。“西风文艺”不断推出的筒子楼里的故事，篇篇都很精彩。读着读着就被这些浓墨重彩的故事牵走了魂，让我梦回到三十多年前、曾经居住过的兰州市南昌路新楼院筒子楼九栋三层。在那里，我曾经拥有一间无名小屋，一个属于我结婚后第一个在部队里安置的小家。即使现在，再回想这段与邻居和睦相处的生活，依然感觉到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幸福！

(上图为去农场采访途中在甘南拉卜楞寺留影，下图为曾经居住过的筒子楼老照片)

　　1987年初，我调到人民军队报社。分给我住的那个无名号小屋，正巧就是睢老师在《温韾浪漫一陋室》里所描述的那间房。在文章里，睢老师说这层楼里住了四户人，而我却记得应该是住了五户人。他和梁处长搬走后，我和薛编辑住了进来，这时的筒子楼九栋三层分布图是最东头住的是许编辑，我挨着，中间住三间南房的是报社退休的王科长，西头住的是薛编辑和政治部办公室的甘南农场的司场长。

记得接到报社调令时，爱人正好临时来队，那时我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守备团里。办完调动手续后，我就带着爱人一起来报社报到来了。由于路途远，来时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没想到梁处长、睢编辑、雷编辑想得很周全，早就为我准备好了必需的床铺等用具，一进门就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尤其是梁处长和他家嫂子在当晚还专门到家里来看望，并给我们送来了他家的被褥、锅碗等生活用具，让我至今都永远铭记着他的关爱和恩德。在我心目中，梁处长不仅是位好领导好老师，而且是个好兄长。

(去甘南农场采访途中合影)

　　有了这间无名小屋和老婆一起居住，而且爱人并未随军，已深感组织上对我已经十分地宽容了。而后不久，我又在甘肃工人报社印刷厂为家属谋得一份工作，家里也有了稳定的收入。因此，这家的感觉漫漫就浓郁起来了。

我挨着许编辑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罐灶开始过起了小家生活。楼层里虽然住着五家人，但每天做饭的大都只有三家人。东头许编辑家基本不怎么做饭，几乎天天吃食堂。他每次吃完饭回来，大概率我正在炒菜，每次看到我做川菜时，他总是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盘子，双手背着，然后抿着嘴皱着鼻子在我炒菜锅前闻一闻，说麻辣味就是香，看起来就好吃。我让他尝尝看，他也总是摆摆手说，辣味尚可麻味消受不起啊。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薛编辑当时在东头西头都整麻辣川菜，肯定是扰动了邻居们的味觉的，或许还被呛得够呛，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个啥感受。

唯一记得许编辑家平时做过饭的，是他家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据说是嫂子的妹妹还是侄女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做个晚饭而已。正如雎老师说的那样，许编辑绝对是不把时间浪费在买菜做饭喝酒上的人，他是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编辑工作以及读书写作上了，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一位好老师。

王科长退休了，住的是三层三间南房，看起来应该是住了些年头了。此后我看到他家一直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分配到单元房(老编辑都分到了)，对他过去的情况不甚了解。

(我与薛编辑戎装照)

　　梁处长交待我给他代领下工资，有时政治部发放物品我也帮他领回去。王科长和他老伴面目慈祥，和蔼可亲，对我和爱人都挺好，感觉就像父母亲一样。

他家住的那三间房，一间房正对着楼梯、两间房正对着水房和公用卫生间，做饭就在一上三楼边拐角处。他们好像是山东人，爱吃面食，经常蒸馒头包饺子，时不时就给我们端一盘来。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八九的，王科长女儿回来和她妈妈一起炸油果子，什么猫耳朵、麻花、散子啥的花样很多，炸了几大盆，给我们送了不少，又脆又甜，很好吃的。

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按说，我们四川人本来是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的，可是在筒子楼九栋三层住了两三年后，我们居然跟着王科长一家学会了做各种面食，而且吃起来也津津乐道起来了。即是现在，老伴还时不时显摆一下她那时学会的面食厨艺：烙饼、炸油果子、擀面、整拉条子。

(采访甘南农场司场长后刊发的通讯)

　　政治部办公室甘南农场的司场长一家住在最西头。他常年在甘南，带着一帮人在那里放牧，偶尔回家，夫妻俩几乎过着两地分居生活。

老司个头不高，可能是草原上紫外线强，面目有些黑油油的。那时，政治部的福利不错，据说每年冬天政治部发的福利每家半只羊五斤牛肉就是甘南农场提供的。

老司在甘南农场干得有声有色。估计是办公室领导有啥打算，让报社宣传他一下。记得是个夏天，梁处长让雎编辑带我去甘南采访司场长。这天，我们俩坐在一台东风141大卡车的司机室里，一早从兰州出发，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快天黑了才赶到那里。

农场条件十分艰苦。远离机关城市不说，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烧的是煤炭炉子。我们从兰州带去的西瓜到那里却是穿着皮大衣，“围着火炉吃西瓜”！晚上睡觉后炉子灭了，冻得我们瑟瑟发抖。

司场长非常热情。他特意宰了一只羊，用一个大铝盆放在煤炭炉上炖着。采访两天，每顿饭也没啥别的蔬菜，我们就围着炉子吃手抓羊肉。这锅肉每块最小的都比成人拳头大，又没有啥调料，真是吃的个原质原味啊！

从甘南农场采访回来，雎编辑亲自“操刀”撰写了一个长篇通讯在本报发了一大版。不知道这次宣传对司场长后来的仕途起啥作用没有。

(我与甘南农场藏族职工一家合影)

薛编辑我们不仅是住在九栋三层里的邻居，而且还是四川老乡。

他在写稿用稿上是个讲究人。起初，我感觉他有些冷漠、不像别的四川老乡那样好溶入，说话爱用比喻词。有一次给他送篇稿，他看后让我拿回去好好改一改。我憋了一天一晚，从标题到内容都修改了好几遍，哪晓得他看后说我这是换汤不换药没法用。我心想，老乡也不帮我修改修改、照顾着编发一下。后来混熟了，才发觉薛编辑在采用稿件方面要求特别的高一般的稿件他看不上。

薛编辑乐于助人。他帮助过许多兄弟，大忙小忙只要找到他都会想方设法给你办，即使现在他的一帮兄弟凑在一起喝酒，个个都说的是在自己人生最关键时刻得到了薛老师鼎力相助，感恩之心溢于言表。

(我们两个老邻居到圆明园一游)

薛嫂子也是四川老乡，从凉山随军来在一单位当医生。因此，我们两家人说话吃饭都在一个频道上，显得就更加亲近了。有一段时间，老薛到部队代职，他儿子薛源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玩。薛源小时候胆子大也有点调皮，有一次他把我家煤气罐灶阀门拧开了，煤气嗞嗞地往外冒，幸亏被我发现及时才没酿成啥事态。

薛嫂子当医生我们沾了不少光。家里有个头疼老热啥的，只管开口，她家都有备用药，不用跑医院。特别是我爱人在一段时间看病治疗期间，需要去医院打针，薛嫂子说"打个针交给我就是了”，这不就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了嘛。后来，老薛要调走回西昌基地，我十分不舍地帮他收拾家什，打包办理托运。心想，老乡这辈子怕是难以再遇见了哦。

(老邻居老战友小聚)

　　没想到老薛后来又调到了北京，更没想到他在当上解放军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后，又想到了我。有一天，薛主任打电话说要借调我来社里帮助工作，并有可能正式调动。在他的精心运作下，我虽然在考察期间久经考验，但最终都如愿以偿，让我迈进了全军最高的新闻出版单位，直至光荣退休。

更巧的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又做了邻居。在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三号院，我住一号楼，他住二号楼;社里经济适用房盖好后，我们就住同一栋楼了，还是老邻居。住高楼大厦单元套房虽不如住筒子楼那样见面便利，但这却丝毫阻隔不断我们同住新楼院筒子楼九栋三层时结下的老邻居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