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师”与“大学生”一一我参与的业余扫盲

金凤三人行

这是扫盲的宣传画

我从1964年秋参加了业余扫盲工作到转入正式教师一直干到退休整整44年。（本人在石马五阳山留影）

1964年我从淄博十三中初中毕业返乡，秋冬时节由生产大队选派担任业余扫盲教师（夜校），那年不足16岁。

现在我们知道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什么是文盲？有许多人不太了解，国家给出的定义是什么是文盲？

1953年11月，我国发布了一个关于扫盲标准的通知，上面说：

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为达到扫盲标准的，为半文盲。

不识字，或识字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

而扫盲标准，则是：

——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

——农民，可定为1000个常用字；

——城市劳动人民，一般可定为1500个字。

识字与文化紧密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前我国有5.4亿人口中4亿多都是文盲，达80%，而农村95%以上，国家要建设要发展，必须扫盲。

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提出全国扫盲。

之后，多次会议将此事列为重点工作，全国大扫盲逐渐推开了。

经教育部下通知，1952年的5月24日，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一时间，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校，运输队的火车队学习小组……

冬季农闲时节的夜校，夏天农忙时的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小黑板下地……

从10岁龄童到银发老人，从夫妻到妯娌，从城镇到农村，从工厂到田间，到处是琅琅读书识字声，这一运动之浩大、深入、广泛，堪称奇迹。

到1964年，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已经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而如今，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文盲率已下降至2.67%。

新时代的扫盲，已经与解放初期的扫盲，意义完全不同了。

彼时扫盲，是识字。

此时扫盲，更侧重的是知识、常识、认识。

石马公社桥东大队分为十六个生产队，当时有4000多口人，由于当时人们存在着封建意识，重男轻女，女孩中文盲居多，在1964年由教育部门管理教育、教学任务，生产大队主办的业余扫盲班（夜校）开学，我教的是二班，在学校内院西屋，这个教室是小学二年级的教室，条件很差，课桌两边是用三个土条坯做桌腿，上面担着一块独木板，学生上学自带小板橙，由于教室面积小，只能容纳29个小学生。然而我所教的班也是29个大学生，非常拥挤。

29个学生是清一色女生，年龄小的也比我大，大的十八、九岁，当时我身高还不足一米六，上课时学生起立比我高出大半头，当时的女生非常质朴、清纯，懂礼貌、道德感很强。

我认真地按当时发放的识字课本教，从来没有耽误过一节课。学生家里不宽裕，她们用5分钱的白有光纸自订的作业夲，一枝2分钱的铅笔，为了节约纸张，我采取了书空生字的作法，不管是我板书还是书空生字她们都非常认真。（书空生字的意思是用手指在空中虚划字形,即教师在黑板或实物根据需要边写边提示笔画要点,学生伸出食指,边观察边模仿,有时在空中练写,有时在桌上练写,有时在手心练写）

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精神令人感动，晚上6点半上课，一般在6点己在教室里温习功课，寒冷的冬天，教室里的一个作为摆设的小泥炉早已熄灭，风雪再大也挡不住她们求知的步伐，几个月后完满完成了扫盲任务，29个女生全部脱盲。

业余扫盲教师的待遇如何？说出来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无法理解，当时我包班上两节课，还有备课、批改作业、纠错等一晚上共4个小时左右，由生产大队记工分2分，下拨到所在生产队，生产队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十六个生产队工值都不一样，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工（10分）不到四毛钱，也就是一晚上的报酬8分钱，生产大队按月下拨工分，一个月平均收入2元4角左右，秋冬扫盲结束不再记工，从来没有计较过，特别是参加教育工作的老前辈们撇家舍业、无私奉献，感染了我，他们的体会比我更深刻，他们一辈子躬耕杏坛的“腊烛”精神是时代的一种风貌。听起来好象是天方夜谭，但是这就是当时真实情景。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为农村做过贡献业余扫盲教师，前几年上级下发文件规定，核实情况，按其教龄长短每月发放补助金，虽然补助不多，但是，使业余扫盲教师有了一定的收入，肯定了他们为扫盲工作的艰辛付出，让人欣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65年我被评为博山区业余扫盲积极分子，出席了在原工商联礼堂表彰大会，（己改建为淄博颜山宾馆）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一次获奖，同时坚定了我为干好教育事业信心和不断前行的力量。

由著名摄影家焦波在1979年拍摄的原石马公社教育组在时任石马公社副主任房恭之主持学习党的十一届全会公报的场面。

右二是曾分管扫盲工作的毛宪业先生（己故）

本人翻拍于天津湾西村影像大集。

注：照片有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