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偃月长城建筑始末，及其相关重大事件和涉事边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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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尔 山

“偃月长城”，是大同明代边墙最精华的部分。是十六世纪地缘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血肉相搏的历史見证。当然，也是汉民族以自卫为主尚武精神的真实写照。

偃月长城的大部分墙体和内外军堡（二边十一堡）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大同市北部，新荣区的境内。当隆冬时节，大地的装束删节到最少，莽塬和丘陵赤裸到彻底，人们才能从瓦灰的天幕下和土黄的地表上非常真切地领略到长城的雄浑和倔强。五百年，夯墙故我，烽燧依旧，军城无言，然而要诉说它们，心中永远会有一种豪迈的悲催和壮烈的忧伤。

“偃月”是横卧的半弦月，用其来比拟一项宏大的曾经喋血凝紫的武备工程，似乎文雅了些。如果我把它说成是一张横卧在塞北高原上朝着漠北引而待发的巨弓，或许更加贴切。这张弓的“弓弦”是从东到西列布的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镇虏堡、镇河堡，以及“五堡”以北那条伏卧在黄水河川台地上的边墙。而“弓背”则是镇羌、助马、拒墙、拒门、保安、得胜等“塞外六堡”，以及六堡外从镇川口起向北在镇羌堡处向西拐弯，至助马堡后又向南拐，在徐达窑处与“弓弦”相啣的北边墙。这张大弓，以大同市新荣区为中心，向东、向西分别延伸到李信屯（今张家口市宣化区境内）和偏关（今山西省忻州市境内）两翼，战线长达250多公里涉及70多处军堡，是明代中晚期，特别是嘉靖朝，明军与蒙古土默特部血肉搏杀的主战场。游牧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蒙古土默特部，在一代枭雄俺答汗的率领下，于明朝嘉靖年间崛起，将草原霸主察哈尔部驱逐到辽东，成为右翼蒙古的首领。俺答汗在这一时期，为获得生活物资于塞北长城一线与明廷发生冲突，前后经历了三十年断断续续的战争。

这里：

有多少喋血事件震惊朝野！

有多少英雄豪杰风流云散！

一、张文锦 . 议筑“五堡” . 大同兵变

偃月长城内五堡筑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七年（1548）增筑外六堡，以及嘉靖二十八年（1549）完成堡外配套的北边墙，前后共经历了十年时间。但是要回顾偃月长城创建的最初动机，则要上溯到嘉靖元年（1522），追述明右副都御史张文锦巡抚大同时，对大同边备提出的一个设计理念和由此引发的一场特别事件——大同兵变。

张文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武宗时曾仼安庆知府。正德十四年，会宁王朱宸濠造反，张文锦积极备战，安庆城森严壁垒，叛军途经安庆只做佯攻，张文锦担心其欲直取南京，于是命士卒在城头鼓噪垢骂朱宸濠，使其愤而重围不退，为王阳明运筹帷幄最后击溃叛军，赢得了时间。朱宸濠伏诛后，张文锦因功擢升太仆少卿。嘉靖元年，张文锦官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見大同镇城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张文锦指出：敌寇侵犯宣府时，不能接近镇城，其原因是因为有葛谷、白阳诸堡作外部屏障。而今大同，镇城外就是战场，怎么能夠作为重地加以保卫呢？”于是他提议，在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个军堡，以为御敌之要冲。地址选在：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这就是最早的内五堡。水口、只河、柳沟、桦沟都是地名，宣宁名帶有军事政治色彩，故称“宣宁五堡”。

嘉靖三年（1524），五堡建成。张文锦决定迁徏2500家镇卒去戍卫（明军实行耕战结合的戍屯制，故戍卒常以家庭为单位）。由于五堡接近蒙古俺答诸部，大同镇军士中畏战情绪弥漫，无人敢去驻守，加之军队欠饷、官兵关系紧张等原因，这道命令下达后，竟然遭到戍卒的集体抵触。是年八月，派遣到五堡去的戍卒在出发前突然抗命，参将贾鉴严厉粗暴，以军法处治其队长，激起众怒。戍卒中有郭鉴、柳忠等人乘机煽动暴乱，当场杀了参将贾鉴，碎裂其尸，然后裹挟卒众反出镇城，屯聚在武州塞焦山墩（今云冈石窟西之焦山）。此时的张文锦倒还冷静，他非常担心这股乱兵在情急之下会和外敌勾结，于是及时采取了软化和招抚的策略。他令副将时陈等到焦山墩去，宣布“不咎”之许，招卒众入城。然而，其后张文锦的善后手段就有点“机关算尽”了，据《明实录》载，卒众甫一入城，“文锦即索治首乱者。郭鉴等大惧，复聚为乱，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御史府门。文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代王府）。乱卒欲燔王宫。王惧，出文锦。郭鉴等杀之，亦裂其尸，遂焚镇守总兵公署。出故总兵朱振于狱，胁为帅。”

张文锦巡抚大同，擘划边备，整饬防务，不可谓不精明，但明中期之后的边事固疾重重，错节盘根，有时急火燃眉，措不及防，文锦一朝失误，不仅自己丢了性命，也贻误了国家大事。大同兵变，震撼九边，惊动朝廷，尤为要紧的是，经变之后，边关更加将悍兵痞，动辄以聚众骚乱相迫胁，造成九边余震不断，善后事宜复杂敏感。数千里北疆外患叠加内扰，进入最为“虚弱”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文锦功过事非更是莫衷一事，无人过问。而所谓“五堡”之谋划，向后整整推了十五年。

二、毛伯温 . 力排众议 . 重修“五堡”

到了嘉靖十八年前后，大同的边备已经破损的非常严重了。前期洪武到正统时期与中期成化、弘治时期修建的边墙早已失去御敌功能，张文锦的“五堡”，更是颓圮不堪。大明朝北部的防线已经严重内缩，蒙古俺答部驻牧已迫近边，大同镇城处于“虏骑一跃，即至城下”的境况之中。

就在此时，大同军镇迎来了一位新的宣大总督，即毛伯温。要论毛伯温的经历和声名可要比张文锦大得多。毛伯温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初，仕途坎坷。后因上六条强军及整饰边务方略，得到嘉靖帝的赏识，十五年（1536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在兵部尚书任上，毛伯温进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他集朝臣之共识上奏二十四条边防建议，军令为之一新。同时提出关于裁减兵部所属冗滥人员的意见，举凡锦衣、腾骧等卫，御马、内官、尚膳等监，一向被宦官们占据的部门，都在裁减之列。得到嘉靖帝的称赞，诏令立即清理，使军界多年来存在的弊端得到了很大改善。十八年（1539年）二月，嘉靖住承天（今湖北钟祥市），诏令毛伯温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毛伯温到任后，经实地考察，认识到当年巡抚张文锦提出的在远离大同镇城北境建筑五堡是一项不可多得的边备良策，可惜因发生兵变而夭折。而今，五堡已坍圮不可用于战守，于是决定重建“五堡”。

其实在当时，“五堡”也是一个“政治硬核”。由于修筑五堡引发了一场震撼朝野的兵变。事后朝廷对于张文锦一事不敢公开进行甄别，张文锦的父亲张政和妻子李氏多次通过礼部上书哀请，但朝廷始终“不理、不说、不闻、不问”。礼部多次代陈，结果嘉靖生气了：“帝怒，命执赍疏者治之！”就是对代为陈诉的人进行治罪。于是大臣们再无人敢替张文锦说话了（注：张文锦之案直到万历年间才得到甄别）。因此，对于重建“五堡”，很多同僚和幕下都劝毛伯温要慎重，担心他逆了嘉靖的“龙鳞”，伯温说：“兵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文锦用人不当，并不是他的（筑五堡）建议有什么不对。”于是力主重修。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同城北近百里之遥（自东向西）镇边、镇川、宏赐、镇河、镇虏五座城堡，就是毛伯温任宣大总督时所建（新的五堡并没有在原五堡上恢复，而是依地形重新选址进行修筑，五堡有其四以“镇”命名，宏赐堡座中，亦有政治说道，故称“宏赐五堡”）。在修堡的同时，还在其北修筑了一道长城，由五堡军士分段防守。宏赐五堡与其北边的长城建成，如同在大同镇城的北部构筑了一道屏障。为使五堡真正成为大同镇御敌之要塞，毛伯温对其用兵实行专门招募，定员三千名，实行戍屯结合的兵制，发给耕牛、农具、种子，让他们开垦空闲土地，并永久免除田赋。到此，五堡成为实兵堡垒。

毛伯温在宣大总督任上履职时间很短，同年（1539）南安国莫登庸弑君篡权（越南莫朝），南安王孙黎宁向明朝请援。闰七月，毛伯温即受命南征。临行嘉靖帝亲赋七律诗以为赠：“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可见圣眷之隆。毛伯温不孚圣望，不费一刀一剑讨平安南归朝，受封太子太保。此是后话。

三、翟鹏 . 布“骁锐十万” . “五堡”西延

自毛伯温始，大同镇又开启了一个大修长城的新阶段。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蒙古俺答汗从大同镇与山西镇长城交汇处攻入山西，虏掠了太原府和潞安州。兵部紧急请设宣大总督。事发突然，不久前被免去宣大总督的翟鹏临危复职重起（注：毛伯温南征时，陕西巡抚翟鹏升任宣大总督，因多次向朝廷催饷，惹怒嘉靖而被免职，时，宣大总督出缺），嘉靖还对其委以重权，令其以宣大总督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俱听候节制。

翟鹏紧急受命，即驰赴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但俺答军掳掠之后已经退去。翟鹏亦正德三年进士，与毛伯温同科，为人刚介耿直，时以官声清明，操守廉洁闻于同僚。在宁夏巡抚任上，致力边务，使西北边备整肃，北寇不敢南窥。临此之役，他认为，敌寇虽已退去，当以亡羊补牢为己任。于是“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八支，及宣、大三关主兵，兼募土著，选骁锐者十万，统以良将，列四营，分布塞上，每营当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诱其追，诸营夹攻……。”他的这一在千里北疆伏骁锐十万，画地分守、独当一面、诱敌深入、左右策应包剿的战略得到了兵部和嘉靖帝的认可。

除了对防务战略作出调整，翟鹏还特别重视长城等军事硬件的构筑。他和大同总兵周尚文一起制定了新的长城修筑计划。并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在毛伯温所修宏赐五堡的基础上，主要向西实施了延伸，从镇河堡，向西延伸至老营堡（在今忻州市偏关县），长达三百余里，工程十分浩大。当年完工靖虏、破虏、灭虏、威虏、宁虏等五堡。嘉靖二十三年（1544）又筑破胡、残胡、杀胡、威胡、败胡、阻胡、拒胡、灭胡和迎恩九堡。堡的北面同样修筑长城，由各堡驻屯军士分段防守。此外，东段也从镇边堡延伸至阳和后口，约五十余里。《明史》载：“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此次大修使大同镇的防御能力从根本上得到了加强，也让大同镇和山西镇的交汇部的薄弱环节得以改善和加强，从而有效改变了明军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嘉靖二十二年，俺答汗未敢犯边；二十三年三月俺答又入侵宣府龙门所，但被总兵官郤永击溃，斩五十一级。论功，翟鹏升任兵部尚书。

可惜的是翟鹏在宣大总督任上的时间也很短，而且结局很悲催。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俺答再次入寇，从万全右卫（今张家口市万全区）毁边墙而入。由顺圣川攻至蔚州（今张家口市蔚县），犯浮屠峪，直抵完县（今保定市顺平县），京师为之震动。翟鹏在朔州接到警报。夜半急奔马邑调兵，然后急趋至浑源，分遣诸将遏制敌人。但，仅仅是因为士兵们在浑源吃了一顿饭，御史杨本深便弹劾他迟缓逗遛，以致贼兵震撼畿辅。嘉靖盛怒，临敌易帅，翟鹏被解职下狱。

四、周尚文 . 筑“塞外六堡” . 弥陀山大战

翟鹏不幸被劾，但他的边墙建设计划仍在继续进行。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同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于弘赐五堡之北添建镇羌、助马、拒墙、拒门四堡，与弘赐五堡形成内外二重防御之势，这就有了今天大同“偃月长城”的雏形。由于新筑四堡位于从嘉靖十八年起所修筑的长城之外，因此在当时便被称为“塞外四堡”。后来周尚文又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请示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增筑了保安堡，嘉靖二十七年（1548）又增筑得胜堡，这样长城以外便有了六座军堡（构成现在看到的“塞外六堡”）。

就在得胜堡建成的那年八月（嘉靖二十七年），俺答再度兴兵直犯大同，但遇到了新建边墙的阻隔，墙南宏赐五堡将士分段上城守护，敌虏攻墙不克，便退而攻打墙外新建的“六堡”，围困堡内屯戍的士卒。总兵周尚文率军出塞，在弥陀山（座落在大同市新荣区北部，新建的拒墙和拒门堡之间，山势平地拨起，山顶视野开阔，扼晋蒙交通要塞），展开攻守战。敌我相持一月之久，俺答终見无隙可趁，只好撤围退去。弥陀山之战，虽然明军取得了防守的胜利，但也让周尚文在实战中看到了六堡悬于边外的严重风险，遂又产生了在六堡外再修护垣的思考。嘉靖二十八年（1548），他敦请总督翁万达上“缮治大同镇羌等六堡西北外垣”劄。获准后，又在“塞外六堡”之外建筑了一段大同外边长城。这段城墙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和内五堡边墙上的镇川口、徐达窟相啣接，向外划了一个大大的弧，把“塞外六堡”包围进来，这就形成了“偃月形”长城防卫体系之“弓背”。因为这个防护体内外共有十一座军堡和两道实体城防，所以被后人称为“二边长城”。

五、翁万达 . “五堡”东延 . “曹家庄大捷”

如前（四）所述，嘉靖二十五年(1546)，宣大再一次易帅，翁万达由陕西巡抚升任宣大总督。翁万达潮州揭阳（今汕头市）人，嘉靖五年进士。兼备文武才略，嘉靖十八年（1539）曾追随毛伯温出征南安国，建立功业，后为北部边臣。《明史》称：“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寂者，万达称首”。宣大总督经略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前任翟鹏把毛伯温所建“宏赐五堡”与山西镇连接起来，夯实了西线的防务。而东线，五堡与宣镇的连接尚存或缺。尤其翟鹏被劾，恰恰是因为东线出了纰漏。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呀！因此，翁万达上任伊始就着手修筑大同东路从阳和开山口起，至新平堡（今大同市天镇县境内）平远头之间的长城。该段长城修建时，在走向上明朝兵部与总督翁万达的意见并不一致。按照兵部的意见，新筑长城是从阳高开山口沿云门山脚修至宣府的李信屯。翁万达经过祥细的实地勘察确定的线路比兵部的方案短四十余里，而且，还可以将山北的大片土地收入边墙之内。最后，嘉靖皇帝采纳了翁万达的方案。

今天我们看到的从水磨口（今大同天镇县李二口）起，向东北方向越山崖六十里，到达马头儿，再越过平地渡，向北十里，再向东十八里，在宣府界西洋河处的镇口台与宣府边墙相接的总长一百三十八里的所谓“错位长城”（因与兵部墙体走向不同故称），即是翁万达所修的这一段。于是，从大同阳和堡开山口到宣府李信屯之间，又添了平远堡、新平堡、保平堡以及后来的桦门堡等五堡。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蒙古俺答率领数万骑再度犯边。因大同镇及左右翼，城防坚固，守备甚严，无隙可乘，便东突攻入宣府滴水崖（今张家口市宣化区滴水崖村）。明指挥董旸、把总江潮、唐臣、张淮率军迎战，全军覆没。俺答乘胜再向东攻打永宁(今北京延庆东北)，关南大震。

面对强敌大举南下，入寇京畿，翁万达心忧宣府总兵赵卿怯懦不敌，立即疏请借调大同总兵周尚文前来应敌。周尚文提大同兵万骑赶到，和南路参将田琦兵千余会合后，便与俺答主力遇于曹家庄（今张家口市宣化区曹家庄），一场恶战立刻展开。双方近身相搏，鏖战了整整一天，仍是相持未决。夜晚，周尚文令死士袭扰敌营，使敌不得停息。次日，明军接着殊死拼杀，“斩酋首四，搴其旗”，俺答为之气沮。这时翁万达督援军赶来，顺风鼓噪扬尘，以为疑兵，俺答惊恐，遂拔营东遁。宣府新任总兵赵国忠闻警驰出关，至大滹沱河截击敌军，斩获甚多，又与周尚文等分道追杀，俺答溃不成军，扶伤驮尸，狼狈夜遁。

捷报传来，京师振奋。兵部题复：“虏近鸷甚，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民受其荼毒，我兵积怯，已成不振。今兹诸将能挫败其锋，使之狼狈出奔，盖数年所未见，所宜略过论功，用作敢战之气，风示诸镇。”

曹家庄大捷说明，经毛伯温、翟鹏、翁万达、周尚文等优秀边臣的苦心经营，大同镇的长城等武备建设以及将士们的御敌经验和战斗素质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加强和提高。这自是与张文锦巡抚大同时，“边墙年久失修，将士畏敌如虎”的状况，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了。此役后，俺答这个魔头，闻翁万达之名色变，不敢与其对阵。而嘉靖皇帝也给了翁万达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岭南第一名臣”。对于在曹家庄大战中建立头功的周尚文，嘉靖帝更是额外褒奖，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赏银五十两、纻丝六表里。这是明代总兵一级官员特有的殊荣。

六、仇鸾 . 引祸水东流 . “庚戌之变”

“曹家庄大捷”，让大明朝廷上下一片欢欣鼓舞，君臣们有一个期许：希望正北边防从此确保无虞。很显然，嘉靖帝和他的臣子们太过乐观了。就在曹家庄大捷当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翁万达的父亲去世，他遂于年底南归奔丧（按明制，大臣遇父母丧事，可守丧三年，称“守制”）。俺答汗得知翁万达离开了宣大，即于次年（二十九年／1550）六月，兴兵犯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失守。

闰六月初三，朝廷仓促间启用被革职的原甘肃总兵仇鸾镇守大同。仇鸾是明中期的重要将领，曾镇守过两广和甘肃、宁夏。此人虽有勇略，但“贪戾险狠”（《明世宗实录》评）。曾与辅臣严嵩相勾结，利用“复套案”诬告抗蒙名将曾铣，制造了明代中期最大的冤案。嘉靖杀了曾铣，为平衡异见也免了他的职。这次是临危起用，希望他能感激用命。仇鸾刚一到任大同，俺答便卷土重来。仇鸾惶惧无策，竟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同时，他向嘉靖帝报告，言：已侦知俺答将犯蓟镇，并请命率大同戍屯兵助蓟灭胡。八月，俺答果移兵东犯，嘉靖闻报后，深为仇鸾的行为所感动，大加奖勉，使其驻军居庸关。八月十四日，俺答入古北口，“溃墙南下，直薄都城”。不堪的是京畿守军奉兵部尚书丁汝夔令凭坚城只守不战，任由俺答长驱直入，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而仇鸾军则尾随俺答，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造遭遇以掩视听，杀游卒而报战功。从怀柔、顺义，到孤山、汝口，再到安定门、东直门，敌虏久扰不退。饱受惊恐的嘉靖，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俺答兵在京城外自由焚掠八日后，仍由古北口退去，这就是明中晚期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让京郊百姓惨遭横祸，满朝文武被骂得灰头土脸，兵部尚书丁汝夔则被治死罪。唯仇鸾一人，靠阴谋走险招而徒然间大红大紫：他不仅由大同总兵升任宣大总督，而且还得到了京畿防卫的指挥权，被拜为平虏大将军，节制三品以下的文官和总兵以下的武官，并允许他用军法处置不听号令的人。

当然，仇鸾的好景也不会很长。他的骄横和贪婪，很快就得罪了明廷内阁的辅臣（包括严嵩）以及锦衣卫的首领。次辅徐阶，专门把一些难办甚至办不成的事说成“非仇鸾不可决的要事”，假皇帝之手推给他，暴露他的短处，甚至出他的洋相。首辅严嵩则是绕绕弯地提醒嘉靖，仇鸾权重而功微，连个杀敌百人的阵仗都未经过……而锦衣卫指挥史陆炳则开始秘密调查“庚戌之变”的来龙去脉。仇鸾渐渐感觉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冷落，惊恐之际，患了背疽。嘉靖三十一年（1552）八月十九日，俺答进犯的军报又到来了。仇鸾请求带病作战，嘉靖已觉其不可靠，不允，并下诏收回了他的印信。三日后（八月二十二日）仇鸾在慌恐中病死，年四十七岁。此时，陆炳奏报了在“庚戌之变”中的仇鸾的通敌情节。于是满朝皆惊，嘉靖震怒，又三日（二十五日），皇帝即下旨剖棺戮屍，砍下仇鸾头颅传示九边。他的父母、妻子、儿子皆被斩决，妾、女儿、孙子没为奴、婢，朝中军中党羽均发配充军。

“庚戌之变”，是继明代前期“土木之变”之后，于中后期发生的又一次大的军事政治丑闻。残酷的事实印证了孟子的那句明言：“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一丑闻，也颠覆了人们对于边墙武备的迷信。另一种安边方略已经呼之欲出了。

七、王崇古 . 俺答封贡之争. 隆庆和议

纵观明朝中晚期正北向边疆的冲突和战事，事实上已完全不存在元（残余）、明之间争夺江山或颠覆政权这种意义上的大战了。甚至也少有汉、蒙两族因血海深仇寻衅和报复那样性质的战事。北边所谓祸乱频繁，实际多是边外蒙古部族为谋夺生活资料尤其是生存必须品（如：茶叶、布匹、铁锅，等等）而发生的掠夺性杀戳和骚扰。而长期频繁出现这种战乱，其实是与明朝中期以来长时间采取的封闭北部边境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明朝实行“封边”政策，就历史根源讲，要上溯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在明、蒙（瓦剌部）之间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御驾亲征的明朝大军在京西土木堡大败于从大同镇溃边而入的蒙古瓦剌部，大明第六任皇帝朱祁镇被俘。这一让举国惊魂失措的奇耻大辱，给明朝后任的皇帝心上留下了永恒的烙印。“土木堡之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明朝“北边封禁”。众所周知，蒙古部族的经济形态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这种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对中原农业、手工业的严重依赖。在正常情况下，蒙古人可通过和平贸易获得他们必须的生活用品。但是，在明朝禁边之后，正常的边贸遭到封锁。这就迫使蒙古部族领主选择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小掠小获，大掠大获，年复一年，相沿成习。而明朝这边，相应的对策只能是壁垒森严，长城越修越长，军堡愈建愈多。为防蒙人接近边墙，秋冬放火“烧荒”，春夏出击“捣巢”，边墙内外无人区虽然逐年加宽，但两侧愈发不堪的民生，却让边患愈演愈烈。

其实，客观而论，明朝的有识之士们，对于北边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非全然不知。如像毛伯温、翁万达这样的军事政治精英，甚至包括仇鸾，他们对于正常开放北疆边贸实现民族和解都有自己的想法，并在一定时机、一定的场合进行过表达。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俺答派出堡儿塞等三人至大同左卫传递蒙文书信，表示自己愿按照蒙古最隆重的礼节，挑选了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个来“进贡讲和”，并约定“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结果三位使者均被大同总兵的巡边家丁董宝等杀害。宣大总督翁万达痛斥这种做法“大失夷心，横挑巨衅”，并上疏强调“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应接纳俺答的贡使。但明廷依然不许。同年秋，俺答又派使臣至边塞请求入贡，翁万达再次上疏，又被明廷拒绝。嘉靖还严厉斥责边臣说：“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奏闻，殊为渎罔。”面对祖宗的伤疤与成见以及狡狯而又偏执的嘉靖帝，有见识的大臣便只能选择知难而止了。从蒙古部族一方来讲，原本也确有和平互市的善良夙愿，但久而久之，则异化成为以抢掠倒逼开边的行为。实在讲，无论嘉靖二十八年的“曹家庄大捷”之役，还是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寻衅的出发点，都是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边境。

历史在冥冥之中等待一个“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公元1567年的1月（嘉靖四十五年腊月），明世宗朱厚熜驾崩。朱载坖即位（1567年2月4日）是为穆宗，改元隆庆。隆庆元年、二年，明代中晚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和高拱先后入值内阁，执掌宰辅大权。隆庆四年（1570年），山西籍著名边臣王崇古，奉命总督山西、宣、大军务。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原为抗倭名将俞大猷袍泽，以击倭于夏港战绩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隆庆初年，受任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在甘陕任上，他修战守，纳降附，在北边诸镇频频危局中，使得“宁夏独完”，颇有政声威名。此时换防宣大，亦显新朝倚重之望。王崇古上任，即推出一系列灵活的防务政策：①禁止守边军士擅自出关，却拢络收买一向与敌方有联系的人（所谓通敌者）深入敌巢，充当间谍，有功者不仅既往不咎，还可受奖。②发出檄文，昭告陷落敌巢的汉族居民或軍人，不论何因，只要率众来降或者自己逃回，不再按“降敌者”论处，全部进行安抚。③欢迎其他少数民族、包括蒙古其他部族回归和内附明朝。这些怀柔政策的实行，使回归者接踵而来，其他少数民族、瓦剌、黄毛等归降者也络绎不绝。尤其做到了知敌如睹指掌。

就在边防大环境发生渐变的过程中，一桩非常特别的事件发生了。隆庆四年（1570年）冬，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汉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婚变和他的祖父俺答反目（注：按《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的说法，把汉那吉父母早亡，由俺答妻哈克屯抚育长大，亦深得俺答宠爱，成年后，娶妻姑母的女儿“三娘子”。不幸地是俺答也看上了自己的外孙女，因三娘子转投其外祖的怀抱。把汉那吉心生怨恨，知王崇古有怀柔之举，便带十余亲信，赶到大同镇平虏卫败胡堡向明朝请降）。总督王崇古接到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报告后，立即向朝廷作了奏报。

把汉那吉投降，在明廷中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多数朝臣认为，把汉那吉投降无论是诈是诚，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搞不好会弄巧成拙，引狼入室。王崇古从他密布敌营的眼线得知，把汉那吉绝非诈降，更因他确是俺答的宠孙，觉得这是一个可资和平利用的极佳机会，于是上书朝廷，提出上、中、下三个解决方案：上策，优待把汉那吉，给与高官厚禄，并与俺答交换赵全等铁杆汉奸（注：赵全是大同白莲教头目，嘉靖三十三年（1553），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丰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区），依附俺答并成为智囊，势力坐大，终成明北边祸乱的最大隐患）；中策，如俺答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据战，且示必杀其孙，以制其死命；如果把汉那吉被俺答弃之不顾，就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则遣还之，收其余众，令自成一部，可为明之附属。此为下策。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祥细分析了王崇古的方案，认为其切实可行，给予全力支持，并力挺隆庆皇帝接受王崇古的上策，勅令其全力实现之。

由于王崇古、方逢时等把握时机，精心筹划，特别是对把汉那吉采取了给予优厚待遇这一步骤，让俺答缓释了疑虑，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俺答经过权衡，觉得用赵全等汉奸换回自己的亲孙子，既是无奈的也是必须的。表示愿意引渡赵全等。隆庆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依约将赵全等九名汉奸带械押送大同左卫，并表示：“我从未发动战争，战争都是赵全他们挑起的。我孙子投降汉人，这是上天要让汉人和蒙古人和好。如果大明天子能封我为王，我借助天子威灵称雄于北方首领中，谁敢不听？我发誓永守北边，不敢再生边患。即使不幸死去，我孙子袭封王爵，他的衣食都来自中原，怎么忍心背叛呢？”十一月二十日，大同巡抚方逢时奉旨盛宴款待把汉那吉等，予之饯行，明穆宗赐彩帛四表里、布一百匹，并派人护送到丰州。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将俺答的“封贡”要求上奏朝廷，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八条建议：①议封官号、②定贡额、③议贡期贡道、④立互市、⑤议抚赏、⑥议归降、⑦审经权、⑧戒狡师。三月初，穆宗命廷臣朝议，经几次反复，“廷臣言（封贡）利者十三，害者十七，相持不决”。关键时刻，高拱和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王崇古，并最终赢得穆宗首肯。三月二十八日，明穆宗正式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俺答等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过五百匹。宣布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后增陕西、宁夏两镇）的长城隘口开设互市市场。五月二十一日，俺答在大同得胜堡塞外的晾马台召集土默特、永谢布和鄂尔多斯右翼三万户诸台吉、官员及部众大会，在明朝官员参加下，举行受封仪式，宣誓忠于大明并向明朝皇帝上《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

对“隆庆和议”，《明史》称：“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从此起：“朝廷无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对于身在其中的主要人物，后世亦盛赞不绝。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云：“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清）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在这里，魏源没有提到隆庆皇帝，其实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国是之论，沒有皇纲之举是绝无可能的。明穆宗朱载坖是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五年又五个月。平心论，这样短的执政期，讲政绩，他在明诸帝中确实乏善可陈，但仅决策俺答封贡一事，已如《明史》所言，其“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是呀，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善政！

前人之述备矣！我要说的是，自隆庆和议告成那一刻起，大同偃月长城作为武备设施也就永远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了，算来迄今已四百五十二年太平无虞矣。

结束语

我有幸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间点上来审视偃月长城：那宛然颓废地卧伏于冬日残阳中的墙体，那寂寞佝偻地立在自己影子上的烽燧，那用累累黄土裹护着鸡鸣犬吠的古堡……我承认他的存在和古老，知道他不仅见证过“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战斗惨烈，而且也见证了边市开时“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祥和，他把太多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取向给了我……他本是战争的载体，但又是和平的标识！我也相信他的灵性和神圣，我仿佛看到了一队戍卒正从得胜堡的门洞穿过，豪迈地讴歌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然而，我也听到了历史的一个哀嚎般的回声：“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啊，大同偃月长城的“和平”转身，本身就是苍天对于生灵的眷顾！

2023年2月2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