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早年的老邻居

阿唷！

简介：以文字叙事方式，讲述了建国初期，林区工人邻里之间日常生活。故事真实，语言质朴。

一、先交待几句背景

早年住的地方叫“山上”（护林街），这片是二十一最早的家属区。当初是为了防止水害才选址在山上的吧。这片的地势像一个倒扣的簸箕，南面坡势平缓，东面、北面是陡坡。无论那一面骑自行车都上不去，只能推着走。这片有七趟房子，一趟五栋，算一个居民组。总共有35栋房，全是用拉荷辫子码起来的草房。每栋房开三个门，一栋房就形成三个院，有一条十几米长的院脖子，通常做法是大门的两边是猪圈，猪圈上挂着用草绳子做的圆圈，是用来吓唬狼的，因为偶尔有狼来叼猪崽子。门前的街道和胡同里还有残留的树根子，有点像原始部落。两家一个院住对面屋。这样算来这一片住着有200多户人家。全是正式职工，没有一户闲散杂人。

我家这栋房子在三组，也是住六家，我家在中间。最早住西房山头和住东房山头两家是湖南人，都是抗美援朝之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整编之后分到这地方的。这两家湖南人都挺有特点，所以记得比较深。叙述从60年后说起，因为从那时我开始记事儿。

二、先从住西房山头这家说起

这家姓达，户主三十四五岁，是森铁处的领导干部，过日子平和，对孩子管得严。他家比我大的孩子有二个，老大是男孩子，叫达世彬，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大约在四五年级。在我们这些小孩儿眼里就是挺大一个人了。达世彬特别淘气，在学校淘的出名。有时鼓捣一些玩意挺有意思。那时候穷呀，大多穿自己家做的布鞋，那年他有一双新球鞋，是凭票供应买来的。到下雨天他就舍不得穿了。为了保护这鞋，他用木板钉一个两寸多高的小板凳绑在脚上，像踩高跷似的。因为都是土道，踩下去小板凳就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这个小发明失败了。白天大人不在家，他在白纸上画王二小放牛，老头铲地，把家里窗户挡上，用手电筒放幻灯，招呼别人家孩子去看，他收门票。给三五分钱就行，没有钱的可以回家拿东西，大洋钉，融化好的铅块，铅笔什么都行。进不去的孩子，在门口巴望着，大人快下班了，他就把里边的孩子撵出来了。最严重的有一次他在学校淘气了，班主任老师说要告诉他爸。结果他放学没回家，跑了。学校老师，同学和他父亲的单位都出人找，几天没有消息。到第七天，他回来了。没有回家，在学校大门外站着。消息马上传开来，人们都来看他。已经没孩子样了：满脸黢黑，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布满血丝，脚上穿一双破旧的鸳鸯鞋。原来他不买火车票跑到绥化，一双新球鞋他说在睡觉时被人给脱去了，拣了两只旧鞋回来的。也有人说那新球鞋可能是让他换吃的了。从那以后，他老实许多再没弄出什么大事儿。    他有个妹妹，叫达德玉。她眼皮上有一个疤瘌，和我年龄一般大，一起上学。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年月为什么跳蚤，臭虫、虱子那么多，天天晚上全国人民抓虱子。有同学去他家玩，看见她在抓虱子，于是同学给她编一段顺口溜：疤瘌眼儿香，疤瘌眼儿臭，疤瘌眼儿在家抓臭虫。

这一家人家在文革开始之前转回湖南老家，举家南迁了。从那以后再无消息。

老达家搬走之后，又搬来一户新婚夫妻。男的是河北人，长得四方大脸虎背熊腰，绰号“三棒”，说话老呔味儿，在机务段小火车上当司炉。新媳妇是绥化的农村姑娘，身板长得结实长相一般。这三棒特能干，能往家扛柴火，能“整”公家东西。下班回到家没有闲着时候，会木匠活能种地，一天总是嘻嘻哈哈没什么脾气。休班时有同事从门前路过和他开玩笑，问他昨晚几棒？他也嘻嘻哈哈付之一笑。我那时候是小孩子，觉得不是什么好话，不知道几棒啥意思。新媳妇刚搬来那会儿好像特幸福，一天总是眉开眼笑，到各家去串门。有时候在大门口，新媳妇和几个邻居妇女凑在一起，小声嘀嘀咕咕唠嗑儿，一会脸色绯红哈哈大笑。把我们这些小孩子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发现这媳妇有毛病，上谁家串门，趁人不注意拿东西，夏秋两季出去偷青。她家不缺柴火，可也趁人看不着掰别人家杖子烧火等等，很讨人嫌。大伙知道后，就不愿意搭理她，她也就很少串门了。几年后她家对门搬走之后，没有愿意和她住对面屋的，她家把对门堵死，自己用一个外屋地，过起来独门独院日子。这媳妇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生孩子，按孩子年龄算一算，几乎没有空怀的时候，不过七八年的工夫，连男带女生了五个。她娘家在绥化农村，每年都有来串门的，来了就得划拉点东西，加上孩子多，虽然三棒能干，日子过得一直很紧巴。他家老大是男孩，叫大利，老二比老大小一岁也是男孩子，可能为了好养活吧，他爸管他叫二犊子。还是在这俩孩儿上学之前我和他们在一起玩过。因为后来不来往，后面的几个孩子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一直不好意思像他爸那么叫他，管他叫二犊，这样听着没什么毛病。直到后来我有机会和二犊近距离接触一次，他给我讲了他的一段故事让我十分惊诧。那是1991年冬天我患病职工医院住院，同病房有二犊也在住院，这时候他已经20多岁长得仪表堂堂。现在子承父业，在森铁机务段当司炉了，和他爸爸当年一样。这个病房有8张床，8个病人我都认识。我随身带一本《聊斋》闲得无聊我就给他们讲一段。一天二犊儿缠着我让我再讲一段，我说你拿去自己看吧，二犊说：大哥我不认得字呀。我很惊讶，问：你怎么会不认得字呢？他说：嗨，别提了。大哥你知道，我家孩子多，穷呀。上学时每年一到六一，学校开运动会，就要求穿白布衫蓝裤子。每个班都有几个没有的，老师把同学年各班没有白布衫蓝裤子的组织到一个方队，跟在学年方队的最后，同学们叫我们“打狼队”。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是打狼队的。到四年级的时候，又到六一儿童节，老师又要求穿白布衫蓝裤子。我回家央求妈，出乎意料，我妈答应了，大声说：好，今年咱也穿白布衫蓝裤子。我乐坏了。到六一那天，我妈给我穿戴好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呀。乐颠颠的上学去了。开始感觉挺好，过一会儿集合，我发现大伙都看我，我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开始留心别人的衣服。这一看我发现我的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别人的是的确良做的，我的是用白布做的。我顿时无地自容，抬腿就跑，从那以后天天逃学，直到17岁进青年点之前，再没进过学校大门。我听了之后希嘘不已，连连惋惜这孩子让他妈给耽误了。

2006年我回家过春节，向家人打听起这户人家。父亲长长地唉了一声不无惋惜地说：二犊子他爸得脑血栓了，现在走路都费劲了；二犊子和老婆感情不和离婚了；最惨的是大利，他出去上班，老婆在家与人通奸。大利回来堵个正着，一怒之下把奸夫杀了。好在法院认定他是激愤杀人，从轻判处死缓，保住性命了。那没有20年也回不来呀。唉……。

我听了之后不知说什么是好。易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按说他家不能算是“不善之家”怎会摊上这事儿？

三、再说住在东房山头的人家

东头也是先后住过两家，均以两口子打仗厉害，有个性，而闻名，那房子因而成为“邪”宅。

第一个户主也是湖南人，抗美援朝时是部队的卫生员，转业后在森铁处的卫生所当医师，姓张，大伙尊称～张大夫。给人外表的印象很斯文，平常总是穿料子制服，皮鞋铮亮，很少和邻居讲话，城府很深的感觉。他业余爱好钓鱼，夏季里他在家门前堆一个粪堆，用草袋子盖着，用来养蚯蚓，准备去钓鱼时打开一翻，鱼饵就够了。他钓鱼回来听大人说只是自己吃，绝对不给老婆孩子吃。两口子时常打架，打一次就要轰动整个山上家属区。他打老婆的特点是每次打仗时先插上门，在屋里闷头打，无论老婆怎么呼救，邻居怎么叫门，他不打够不罢休。等他打够了，在屋里把自己的仪表修饰好，开门。那老婆不依不饶，大哭大骂着一个箭步蹿出门外。你看到的张大夫是满脸笑容，跟什么也没发生似地大气不喘，心平气和地礼让邻居屋里就坐。他家有一个平顶的小仓房，老婆冲出去之后三下五除二爬到小仓房顶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点着屋里，跳着脚用湖南话一字一板地拖着长腔，一声接一声地破口大骂：按、日、你、娘、的、狗、找…….(听着是这么个音，到现在也不知道确切意思)。这时候前后邻居都来看热闹，总要有四五十人围观。这老婆转过身来对着大伙，像列宁演讲似的身体后仰、前探、挥手，不管大伙能不能听懂，历数张大夫的滔天罪行。张大夫在屋里和来劝架的人唠嗑儿。绝对不说打架的起因和辩解什么。只是东扯西拉地闲聊。过一会，闲嗑儿唠的差不多了，该骂的老婆也骂够本了。张大夫从屋里出来，用几句湖南话把老婆劝下来，连哄带推弄回屋里。这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早晨起来和昨天什么事没发生一样，照常过日子。再过个把月的，两口子再次打仗，节目形式和前次一样。

有时听邻居妇女唠嗑说；俩口子打架，有的老爷们越来拉架的越逞疯，你看张大夫看拉架的来了就住手，从来不和拉架的急扯白脸，人家这才叫尖呢。

张大夫钓鱼不给孩子吃是邻居都知道的，到63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家家粮食不够吃他也是只顾自己。我记得他家有个孩子比我小一点，叫贵礼。到现在我都记得挨饿那年，贵礼的脸刷白没有一点血色，在他家门口坐着，拿起玉米粒大小的土块往嘴里吃，那是饿急了。听大人唠嗑儿也有说看到贵礼吃土块的。不管怎么的，张大夫的做派始终那么内敛斯文。

这户人家也在文革开始之前转回湖南老家，举家南迁了。从那以后再无消息。

张大夫搬走之后，也是搬来一对新婚夫妻。男的是从沟里下来的本地人，在森铁工厂当修理工，人长得丑还不算，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说话口吃加类似女生高八度的嘶哑嗓音。于是工人们给他起个绰号“磕巴”开玩笑时管他叫“男生女高音”。媳妇是安徽姑娘，怎么娶到手的没人知道。磕巴是孤儿只有哥俩，弟弟和他一起过。山上这片吃水困难，附近的大井有60米深，很多时候一次只能打上来半桶水。出去挑水以机务段的水最好，一桶水能看到底，极清澈没有水垢。但是距离远，有1公里左右，要经过小火车站，过六趟小火车道。站内有原条车时还要绕行七八十米远，并且回来是步步上坡，这样吃水就成大事儿。别看磕巴人长得不咋地，毛病特多，他一般不挑水，全让弟弟挑，而且水缸要每天清刷一次，次日担回水来要把水缸里前一天剩水倒掉。那时候他弟弟也就十五岁左右，挑一担水得出多少力气就可想而知了。

磕巴的本领和张大夫一样能打老婆，但是打法不同各有高招。他老婆是安徽姑娘，叫秋菊，谈不上漂亮但是挺受端详的。身材矮，长的结实能干活，嗓门大说话快，嘀里嘟噜得理不饶人，每次发生纠纷磕巴自然吵不过媳妇。于是磕巴发挥他的强项――打。前几次刚一开打，媳妇身材小巧几步跑到街上，与他对骂，全是安徽话听不出个数。磕巴那里是她的对手，急地腮帮子呼扇呼扇鼓挺老高，嘴里直喷吐沫星子说不出话来。几次之后，磕巴有经验了，再发生纠纷先插门，把媳妇关在屋里打。这安徽媳妇也真是有张逞，第一阶段是与老爷们对打，撕巴，嘴里连喊带骂不闲着，一百个不服；第二阶段是已经被老爷们打倒在地，仍然不服，反抗叫骂。这时候窗户外已经挤满了人，招呼别打了！开门！屋里照样打，只见磕巴骑在媳妇身上，先用巴掌撇子把媳妇制服，然后抄起个鞋底子在媳妇背后啪啪地可劲挨排捋，直到拍地媳妇一动不动了，磕巴住手，开门。大伙进屋一看媳妇口吐白沫抽了－休克；这时第三阶段开始，磕巴向来拉架的邻居痛说革命家史，用那“男生女高音”时断时续述说老婆的不是，他自己如何有理。这工夫通过呼唤，掐人中，媳妇长长地嘘出一口气醒过来了。进入第四阶段：最后陈辞，磕巴转向媳妇，呼唤着她的的名字，用手指点着开言道：秋－菊－呀，秋－噢就菊，你－你拍着良、良心好好想－啊一想，啊－啊我哪样对――就对－就对不起你！媳妇缓过来了，仍然不服，把衣服脱下来向人们展示被打得程度。有几次我亲眼看到，她后背上从肩膀到腿肚子全部被打淤血，没有一块白得地方。这时候磕巴看了之后自知理亏，穿戴好了出门遛达去了，打仗到此结束。谁也不知道每次磕巴半夜啥时候回家的，明天早晨起来和昨天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媳妇也不上医院，在家养几天，照常过日子。消停一段时间，两口子再次打仗，节目顺序和前次一样。别看两口子不停地打仗，没耽误生孩子，那媳妇也真够意思，挨排给磕巴生了三个男孩，取名：明、升、亮。与他家姓氏组合，这名起得简直是太有才了。我家和他家住了十年邻居，眼见着三个男孩长起来，个个漂亮，这可能是远距离人群杂交优势的缘故吧。磕巴两口子战争始终不断，每次都是这样，后来离婚了，三个孩子随母亲生活。

这房子连着住两家，老爷们都犯同样的打老婆毛病，老娘们都是滚刀肉。于是人们传说是那房子犯病。“邪”宅。

这中间我和磕巴直接打过一次仗，那是毕业后的第一年。一天下午我从青年点回家，快到家门口了，正碰上他追打我弟弟，弟弟那年10岁，很淘气，不知道怎么惹着他了。弟弟在前面跑，磕巴在后面伸着手，像老鹞子抓小鸡儿似的在后面追。我当时想，他追打我弟弟，被我看到了，他一定会不好意思，不能让他尴尬。于是我故意笑着迎上去，和他说：叔，啥事呀，你生这么大的气？没想到他开口就说：你－他妈就－啊就会挑好听的说。我一听他不知好歹，也来气了。我那年18岁正是浑身有使不完劲的时候，便与他理论。他舞舞咋咋的冲我扑上来，我伸出左手去迎他，他不知这是虚迎，一下子实实在在地抓住我的左手，我乘隙可劲儿抡起右拳打在他左侧太阳穴上。这是在青年点刚学的一招。这一下子把他打懵了直转磨磨，等他缓过神来之后，跑回到家院里拿出一把大斧，叫喊着要劈我，被邻居拉开。他依然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我想这下坏了，等我爸回来准得骂我。他正骂得来劲儿，我爸回来了。那年我爸44岁，戴着前进帽，水晶石眼睛，白线手套，手里还拿点东西。离家挺老远看到家门口围一帮人，我爸没着急，仍然一步一步，面无表情的往家走，到磕巴眼前了，站住。静静地听，看磕巴表演，看不出我爸心理是什么反映。可能是这种强大的定力让磕巴心理没底，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一下子换了一副嘴脸，迎上去冲我爸大声说：大－哥呀大－啊哥，全－全是我不对呀，我不该和孩子一样的呀。于是，纠纷就这样自行化解了。又过一年我家从那搬走了。

他离婚之后在森铁处住宿舍吃食堂，我以后转到食堂当炊事员，每天都能看到他。我发现他有长处，他虽然识字不多但乐意看书、看报。有不认识的字他问过我几回。他发现我识字比较多，于是常和我说话。打仗的事儿他没记仇，以后再没提起过。  

以后磕巴转到南岔水解厂去了，再没见过他。前几年听说水解厂黄了几次想到他。

（以上4幅图片取自网络公共资源。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四、再说说住我家对面屋的

我家对面屋是齐大爷家，听父母说是和我家一起入住的，我来到人世就是齐大娘接的生。齐大爷到这之前是汤原县的铁匠铺工人，到林区之后定为六级锻工，就是铁匠。齐大爷和齐大娘是原配老夫少妻，原因是齐大爷个矮，长得老相，还有点驼背，背地里有人叫他“罗锅子”，齐大娘长得白，不丑，但脸上有几个天花后遗症。齐大娘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听大人说也没采取什么避孕措施就不生育了，这样他家三口人，每月差不多100元工资，生活条件特好。齐大爷是慢性子，走路、说话、干活什么都慢。他有四件心爱之物：皮夹克、自行车、猎枪、麻将。自行车不放在仓房里，放在屋里炕头上，有时星期天穿上皮夹克骑着自行车去十八（街里）遛达，或者把猎枪拿出来擦一遍。他有猎枪我只见他在冬天时去河套边打过苏雀，没见打过其它大东西。那麻将一年也就玩一两回。他的生活很有个性，他会吸烟，每天晚饭之后沏上一大搪瓷缸子茶水，接着就是卷烟，把明天要抽的烟卷出来。只见他耐心地，慢悠悠地，一下一下卷完一棵，用少量浆糊把封口粘上，然后放进一个铁制的眼镜盒里，等眼镜盒满了，把眼镜盒收起来，这件事结束，再进行下一件事。冬天的时候晚间要准备第二天早晨的烧柴，这第二件事就是准备烧柴，齐大爷在炕沿边坐下，地上有一个铁制的锯架子，把杯口粗的木头放上，先喝一口水，然后开始一锯一锯拉，绝对是不紧不慢，拉几下喝口水再拉。拉出的木头要一边长，码在地上要规规矩矩。从来没见他有着急的时候。也没见他和齐大娘吵过架。他家一个孩子，乳名叫小秃子，比我大一岁。这孩子胆大，七八岁就能自己出去看电影而且不买票，电影散场后不论多晚，他敢走黑道儿自己回家，十岁多就能用爬犁自己去西山落柴火，一趟拉三四根一米五左右长杯口粗细的木头。有小秃子比照，父母就觉得我无能，让我干什么事儿，我要是不去就拿他打比方：你看人家小秃子，啥都能够，你再看你，死熊一个。小秃子学习好，字写得工工整整，他没有姥姥，只有一个大姨住在南岔，等他上三年级了就帮他妈给他大姨写信。记得第一次写信邮出去两天，信退回来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我爸一看，原来他把寄信地址写上面，收信地址写下面了。等到小秃子十三四岁的时候齐大爷自己选房场，盖了三间大房子，搬家走了。之后，我常去他家串门，也不知道是因为搬家换了风水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儿，等到小秃子15岁的时候，齐大娘又开怀了，先得一女孩。小秃子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去了兴安五七战校，19岁时得了一种偏头痛病，从头部正中间分开，一面疼一面不疼，疼起来死去活来。等头痛病治好了，他又得了妄想型精神病症。不抽葡萄烟，说自己在中央有人，能弄来整列车的玉兰烟和整列车的白糖；能把收音机改成电台，结果在鼓捣收音机时短路起火险些把他电死。临床中妄想症大多愈后不良，小秃子最后自溢了，死的那年21岁。齐大娘先后又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两男。齐大爷年老多病，加上这几年给小秃子治病，家里折腾的溜光，使原来富裕的生活变得十分困难。以至于人们有时唠嗑就拿他家说事儿，“人那，三穷三富过到老”你看老齐家，以前日子那么好，咋地啦？

改革开放之后他家的孩子到天津去做买卖，发了点小财，日子过得不错。

齐大爷家搬走之后，对门搬来杨叔和杨婶，带一个男孩子，叫“小春”。杨叔二十六七岁，高个，长相漂亮，是开火车到副司机。他有文化亦有文采，写的一手好钢笔字。以至于文革开始后两派组织都想利用他的笔杆子。而杨叔始终很平和，不亢不卑没什么动静的仍付着。杨婶是医务所的卫生员，当然也是有文化的人。和杨叔家住了也是大约六七年的对面屋，一直处的愉快平静，反倒没什么故事啦。杨婶在这又生一个男孩子，取名“小二”。到1970年时，杨叔调转到河北遵化市去了，走后没有什么联系。2007年春节间，突然想起杨叔，于是拿起电话打到唐山的114台，报上杨叔的名字，竟然查到了。于是我把电话打到他家，是杨婶接的。我说“我是21山上，你家对面屋那家的老大”杨婶立马说出了我的名字，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就出来了。30年了，我仍然能听出杨婶的声音，响亮高亢，带点河北味儿。他们老两口早已退休，小春在遵化市委开车，小二在交通局开车。到那之后又生了一男一女，现在都各有安排。

从以上邻居人家的变迁可以看出，林区人的外流，并不是大木头采伐没了的“经济危困”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林区开发伊始，就伴随着有能力，有想法，有本事的人的外流。

（以上2幅系原创图片）



写到这儿该结束了。

我是在二十一“山上”生人，半个世纪了，目睹了这块土地的变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的倒塌、搬迁。起初的几年，那“拉荷辫子码起来的草房”倒塌之后，人们还抢着种房框子地，过几年房框子地也没人种了，现在已是一片荒芜。

山上这片黑土地经过喧嚣，热闹之后，现在又归于沉寂。

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在山上的边缘地带，还有几栋破旧的民房，在荒草杂芜中艰难的矗立着。

原创於- 2007-09-25

篇主简介：岳胜武，1954年生于伊春市，大专文化、法律专业，1992年按照人才引进政策，调转到大连市金州区，从事律师行业，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