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金融·哲学·艺术——接受新浪网“两会”专访

霜凝

金融·哲学·艺术

——接受新浪网“两会”专访

唐双宁

2008年3月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著名书法家唐双宁与网友交流。唐董您好，跟我们新浪网友打个招呼。

唐双宁：新浪网友好，不过我这个身份很难介绍，著名书法家我不太敢承担，刚刚搞企业，还谈不上企业家，算是杂家吧。

主持人：唐董，今天的访谈就从昨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你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大型史诗音乐会》开始吧。在此次史诗音乐会上，著名朗诵艺术家方明先生朗诵了您的长诗《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引起了全场的轰动，许多观众听后泪流满面。一首诗，而且是非诗人写的诗竟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都十分惊叹，请问，您能谈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您作为一位著名的金融家和企业家，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唐双宁：说起昨天晚上的演出，到现在我的心情还很不平静。昨天晚上的效果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我意料之外。既在意料之中吗，周总理的人格应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所以全场出现了很多动人的场面，有的人讲是几十年不见的场面。当方明老师播送了我的那首长诗《周总理逝世30周年祭》之后，全场唏嘘不已，许多人流下泪来。

主持人：听说现场有两千多人。

唐双宁：是的，两千多人，座无虚席。这种场面我没有想到达到这种程度。预料之外呢，我不是诗人，也不指望写什么诗，没想到一夜之间却成了个“诗人”。一、二天来，很多熟悉的人打来电话，令我很感动。周总理应该说是我最敬仰的人。毛主席走的路我可以说基本都走过，周总理走的路我可以说基本都走过，小平同志走过的路我可以说基本都走过。

主持人：您是指物理意义上的路？

唐双宁：包括物理上的路，包括心灵上的路。从他们走的路了解他们这些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去探寻伟人的“心路”。周总理走的路，从故乡淮安到东北的铁岭、沈阳，到南开学校，到日本京都岚山，到法国勤工俭学，到黄埔军校和东征，到上海领导三次工人起义，到武汉中央，到指挥南昌起义，到撤退到广东陆丰，发高烧40度，由聂荣臻、叶挺架着小舢板护送到香港一所法国医院治病的旧址，到回到上海中央，到进入中央苏区，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东征西征，到崂山遇险，到重庆红岩村、曾家岩，到安徽云岭新四军总部，到回老家绍兴，到湖北宣化店，到南京梅园新村，到同毛泽东转战陕北，渡过黄河，经山西到河北西柏坡，一直到西花厅，我都走过。走过周总理走过的路，愈发感觉到周总理的伟大，愈发感觉到周总理人格的高尚。所以在2006年1月8日那一天，早晨4、5点钟，我不知道怎么就醒了，那天是星期六，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醒了以后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我一生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结果我发现，那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我看到这些留言止不住眼泪往下流，结果我一口气写下了那首诗。这首诗不胫而走，很多人看到了，给我打来了发自肺腑的电话，给我写来了感人至深的信件。方明老师我并不认识，他读到这首诗后情不自禁把它朗诵了，然后有个朋友把光盘送给我，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经过他的朗诵就更加动人。我就急于和他相见，我们相见以后他回忆当年他播送周总理的讣告，周总理的悼词，他的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诗，靠什么去写；艺术家，靠什么去打动人；我们在今天，如何去做人！

主持人：我看您还沉浸在昨天晚上的意境中。

唐双宁：是，我昨天没有睡多少觉，一首诗能唤起全场两千多观众心理的共鸣，晚会结束以后很多人，有老人，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围着我，把我当成明星了，要和我合影，和我握手，要请我签名留念。我应该说各种场合见的不少，但是在这种场合，在文艺演出现场成为“明星”，这还是第一次。这应该说都是由于周总理人格的伟大。今天早晨有位小记者跟我讲，他说我不信什么主义，但昨晚听了您的诗，我信总理的人格。我觉得这说的都是实话。其他的可以先不谈，在现在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有一种精神，所以弘扬周恩来精神非常重要。

主持人：我们是从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我们也是一上大学就赶上了纪念四五运动，纪念那个时候，的确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像那个时代……

唐双宁：我产生一个想法。人之所以为人，有两重性，一重是自然的人，需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另一重又是社会的人，要有思想，要有精神，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就是行尸走肉，就是植物人。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不可以没信仰。国外信仰宗教，宗教从世界观来讲应该说是不科学的，但是宗教有一个共性，就是抑恶扬善。我们过去信儒教，后来批林批孔不信了；过去信马克思主义，老实说现在许多人可能也不信了。什么都不信，这在当今社会是很危险的。物质生产大发展后，缺乏信仰，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挣到钱不知道干什么，好的去修坟墓，坏的嫖娼赌博。这也是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一个根源，所以要解决人的信仰问题。

作为中国人不能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存在着同一性的。马克思讲的解放全人类，同儒家的“修齐治平”有同一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有同一的一面。所以要研究它们的同一性。我觉得在这方面周总理是结合的最好的。

主持人：唐董说到一个很大的话题，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物质上，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代表这30年最先进的生产力的这些代表，这些企业家人群，一方面在创造财富，一方面也在思考社会，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社会它的核心价值观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否则你就不知道为何而改？难道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吗？

唐双宁：说实在的，本来我的个人爱好对文史哲非常感兴趣，但是7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计划分配，“乔老爷乱点鸳鸯谱”，一下子分到了财经院校，一错错了三十年，错成了一个“金融专家”。所以很多人说我是金融家，我就半真半假地引用达芬奇那句话。达芬奇说他精通数学、解剖、物理、机械．．．．．．略通美术，我说我是略通金融。不管怎么的吧，我还是一直在搞金融工作，在基层银行当过行长，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督、支付服务部门当过司局长，在银监会做过副主席，现在又到了光大集团，是一个特大国企，至少形式上也成了一个企业家。他们说你一个企业为什么要举办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庆祝会？我说光大的改革重组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工作，包括改革体制机制，发展业务；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层面的工作，打造企业文化。如果没有企业文化，你其他的体制是重要的，管理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一切都要靠人去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很好的执行制度的人，你这个制度再好，体制再好，也实行不了。所以我们举办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庆祝会，目的就是借此塑造我们的企业文化。

主持人：唐董刚才讲这实际是一个虚和实的结合。您刚才讲到光大集团了，光大跟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同时诞生的一家金融企业，但过去大家对光大不是很清楚，而是去年知道光大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光大发生了什么变化？还将要发生什么变化？

唐双宁：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聘我做他们的名誉校董，我去参加他们的庆祝大会，遇上原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他问我，老唐，你什么时候到光大去的呀？我说才去四个月，他说光大和中信当年是一起起步的，人家为什么那么好，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我想了一下，说有这么两句话，一句话叫“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家中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告诉后人螃蟹可以吃，这是对人类的贡献。我说还有一句话，叫“敢于当第一个吃蜘蛛的人”，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对人类也有贡献，告诉后人蜘蛛不能吃。开玩笑了。

光大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20几年，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历史形成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决定对光大集团进行改革重组，四年前就开始启动了，启动以后一直到去年的8月份，方案才正式批准了，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由于光大的复杂性，有六个方面，一是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二是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三是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四是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五是人员的复杂性，六是改革方案设计上的复杂性。所以很多人跟我讲，光大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不改革资本充足率不能达标，就出不了报表，出不了报表，业务就会跑掉，业务跑掉，人心也就动摇，人才就会“孔雀东南飞”，剩下一帮老弱病残慢慢等死。为了“不等死”就要改革重组。来光大后，通过调研我把光大改革思路明确为“四抓一带”，抓历史机遇，因为当时市场很好；抓重点企业，重点企业主要是银行；抓改革重组，抓加强管理，带动整体工作向前发展。提出来打造五项工程，就是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人心工程。抓重点企业，银行怎么抓呢？我提出来打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改革方案的出台，改革方案出台也不那么容易，经过反复磨合，总算出台了。第二战役是注资到位。注资到位更不容易，因为新老股东对峙。当时光大银行还有很多历史亏损，80多亿吧，新股东要求老股东缩股，把亏损问题解决了以后他才注资，老股东就不同意，说我的股票在市场上已卖到8块了，你一块钱进来，这些年我们都没分红，还要我们缩股，还讲不讲理啊？这就涉及到新老股东的利益问题了，就僵持住了。我就两边做工作，新股东那边我就说，你早注资早上市，你就可以早分红，不注资晚注资就影响改革进程，你要负责的；你再不注资我就通过市场的办法另找了。新股东我就反复解释，“多年不分红，我对不起你们，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现在的问题只有股东大会通过新股东的注资方案，光大这条船才能驶向彼岸，才能分红，如果现在为一口水争来争去，就会翻船”。经过反复工作，总算股东大会通过了注资方案，第二战役才打胜。我这个董事长很难当啊，其实只是个秘书长，为什么说只是一个秘书长呢？你想想，光大银行13名董事，汇金占7名，光大4名，其余是独董，我这个董事长不是秘书长是什么？但这也比“等死”好啊。不这样光大就会“温水煮青蛙”，慢慢等死啊。

有人问我，你干吗去光大啊？我说这是中央定的，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啊，中央定了要我去我能说不去吗？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呀。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我是不愿意去的。也有人问我，你原来在政府机关工作，现在一下换了身份了，你怎么处理啊？我去看我们的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先生，他也说你由政府官员到做企业了，你有什么感想？我说王老，我还是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我做一副对联给您，“在机关昂首挺胸做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当主人，否则没有钱赚”，横批“大致如此”。到哪儿说哪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只是光大的事情太复杂，光大就像一个“联合国”，我是“联合国秘书长”，银行、证券、保险、上市公司就像常任理事国，我又兼着“常任理事国”的“总统”，兼了六七个董事长。我一生什么“长”都当过，就是没当过“董事长”，这一下当了六七个，我自己还不习惯，有人叫我“唐董”，我有时还反应不过来。慢慢适应吧。

主持人：企业家是不是比官员难当一些？

唐双宁：各有各的难处。官员也不好当，天天爬格子，文山会海，收入又低。企业家和官员要互相理解，换位思考。只是我这个企业家太难了一点，到现在光大是什么体制，仍说不清楚。光大可以称为“光大系”，由两个法律、财务上各自独立的公司构成，就是北京的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香港的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各自独立，但是一套班子，一个董事长，两个公司下面又有很多子公司、孙公司。有人说光大好比明朝的体制，明朝是一个皇帝，北京南京两个首都两个内阁。说白了一点吧，光大的北京和香港就好比两个省，但一个省政府，一个省长去管，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

主持人：您再接着往下说。

唐双宁：接着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战役。第三战役就是上市。上市有五场战斗，包括弥补历史亏损、发债补充资本金、处置不良资产、引进战投和IPO上市。这五项工作都在正常进行中。这里其他都好解决，大家都很关心弥补历史亏损问题。为什么不给股东分红呢？因为这几年光大银行的利润每年都用于弥补历史亏损了。到去年底还剩下37亿，原来达成的意向是新老股东共同缩股来弥补，但后来新股东表示有难处，要经过他们的母公司的董事会，要报批，要很长时间。而时间不等人，所以我们两手准备，共同缩股的努力不放弃，同时精打细算，争取用自己上半年的利润去弥补。哪条路快就走哪条路。而且我们有信心，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这是光大银行的工作。就整个光大集团来讲，今年我又部署了四大战场，第一战场是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包括银行的第三战役，还包括光大证券，今年也要争取上半年上市，然后还有保险公司，这都是第一战场。

第二战场是实业企业。

第三战场是建设金融控股集团。光大集团过去实际上办成了一个行政管理局。现在根据改革的要求，要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个改革应该说难度更大，有一大笔历史债务要解决；要招聘懂金融的人，现有人员又要稳定；组织架构要重新设置，班子要补充完善；要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同下属企业银行、证券、保险等要由过去的行政管理关系变成股权管理关系。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四战场是香港，香港我们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香港这块儿目前按“三不”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掌握，将来内地企业改革成功后再研究香港企业问题。光大的改革就好比人走路一样，这四个战场是人的四肢，这四肢要都动起来，你要不都动起来光一只腿动能走路吗？四肢同时动起来才能走路。但动起来又要有先有后，同时往一个方向动也走不好路。所以，都动起来，又要有先有后，那么香港企业就要往后放一放，是四肢动起来时最后迈的那条腿。

主持人：你说的我听着都累，这不是一个企业改革的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有句老话，你能承受多大委屈，才能成就多大事业，光大这个事业走了二十多年，到现在真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小国家的改革，小社会的改革，很多都不是企业的事。

唐董，我们再往回拉一拉，今天毕竟是两会期间，也是我们谈金融，刚才我请教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您从事这么多年金融工作，您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一下您成功的秘诀或者说主要经验？

唐双宁：我从事26年金融工作，有经验，有教训。如果说用二个字概括，那就是“哲学”。

主持人：哲学离金融很远。

唐双宁：离我们最远的是哲学，离我们最近的也是哲学；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也是哲学；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过去在文化大革命前提倡学哲学，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后来把它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哲学搞成斗争哲学，代替学专业，这就走向极端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提倡学专业，这是对的，但是只学专业不学哲学这个也不行。哲学好比地基，专业好比楼房，你有地基也要盖楼房，否则地基有啥用？但是反过来，盖了楼房没有地基，这个楼房迟早要倒塌。所以哲学和专业的关系就是地基和楼房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问我怎么样抓好工作，我跟他们讲就是学好哲学，学好哲学受益无穷。你比如我到光大以后，应该说光大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很多人都看我是不是又会一批人来，他们的位置会不会变化？我跟大家讲，我带一个人，光大我就有一个人，我带十个人，我也就有十个人，我带一百个人，我就一百个人，光大两万人，我不能带两万人来。人是可以转化的，我一个都不带，光大都是我的人，我们都是光大人。

主持人：这个很有哲学思维。

唐双宁：我说没有没用的人，只有没有用好人才的领导。没有垃圾的概念，此处是垃圾，彼处是财富，此处是粪土，彼处是肥料，就看你会不会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你说哪个颜色有用，哪个颜色没用？你把红色颜料放在画大海上，不是颜料不对，而是画家没用好；把蓝色颜料放在画太阳上，也不是颜料不对，也是你画家没用好。可以说我的一番话，在光大集团广为流传，人心稳定下来了。所以人是可以转化的，这里面有个哲学道理。今年年初工作会，我作为党委书记，作为董事长，我没有必要再去讲从业务上如何如何去抓。我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个角度给他们讲了如何处理好工作中的十个关系，这十个关系我点点题。第一个是宏观形势与微观工作的关系，第二个是肯定成绩与查找问题的关系，第三个是发展战略与具体战术的关系，第四个是改革的坚定性和操作的艺术性的关系，第五个是关于加强管理与银行效益的关系，第六个是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第七个是传统业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第八个是领导与服务的关系，第九个是制度与执行的关系，第十个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动力的关系。

这都是针对我们内部的实际情况去讲的，是有血有肉的，有针对性的。处理好这十个关系，是解决治本的问题。

主持人：唐董，我们时间不多了，您是从两会上来的，您能谈谈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吗？

唐双宁：昨天听了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完之后，我概括了16个字，叫成绩显著、头脑清醒、任务明确、前景光明。我这也不是讲套话，成绩显著，确实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跃居世界第四位等等，报告中共列出了8个方面，这里面我特别感受突出的是金融改革的成效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时，用国外舆论的话讲，我们的银行有些已经技术上破产，而现在一些已经挤进了世界前十名，成绩确实很大。

“头脑清醒”，家宝总理的报告中讲到存在的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三过”问题，结构性矛盾，增长方式粗放问题，投资与消费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还有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还有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相当突出，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政府都认识到了，头脑是清醒的。

任务明确，一共讲了9个方面。

前景光明，听下来之后感觉按报告提出的去做，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抓好，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报告通篇听下来以后我有这么16个字的体会。这里边因为涉及到我们金融工作，特别是宏观调控的问题，我领会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个没有异议，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讲到这个问题，我特别提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执行中，要贵在有度，重在结构。

这个事情得这么看，第一，为什么要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原来讲的“三过”，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再加上现在又有一个物价上涨过快，这“四过”问题，就要求我们“两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货膨胀，为了“两防”的需要又提出这么两个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怎么理解？从这个报告里我体会，也可以用16个字概括，叫政策连续，手段多样，重在结构，关键在度。政策连续，因为政策刚刚提出来，物价压力又大，所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应该的，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但是这个政策的执行手段要多样，这里边提到了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利率杠杆，汇率形成机制，等等，手段要多样。重在结构，我有一篇文章讲到货币政策的总量、结构和质量问题，我们过去从狭义上理解货币政策就是调控总量，我认为广义货币政策应当包括总量、结构和质量，今天中午和厉以宁先生也探讨了一下，他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就是说货币政策既要管总量，同时也要管结构，结构问题实际上就是信贷政策，这里边包括优化信贷结构，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特别是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贷款要有控制，要创新改进银行服务，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现在总体上流动性过剩，但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有的过剩，有的短缺，如农业、中西部、东北，就是短缺。最后四个字，我讲关键在度，就是掌握好调控的频率和数量。所以说理解货币政策就这16个字，政策连续，手段多样，重在结构，关键在度。

主持人：您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党史专家和散文作家，您能给网友介绍一下您这些情况吗？能展示一下您的作品吗？它同您的工作有什么直接联系吗？

唐双宁：这方面的情况没什么可介绍的，都是一些业余爱好，有一些资料可以挂上请网友评头论足。同工作的联系吗，我有一本诗集，扉页里讲了这么一段话，“从小志在为文，后来却阴差阳错学了金融专业，但又不忍割舍旧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忘情于书法、诗词、散文等，久而久之，竟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金融是利用利率、准备金、公开市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书法是在尺幅之间利用激情对汉字进行宏观调控；诗词散文是在人生感悟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宏观调控……是耶？非耶？权当朋友诸君饭后茶余之笑谈耳。”

我在给清华、北大做书法讲座时也讲到写书法，“我最早是从抄大字报开始的，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这个光芒万丈，那个光芒万丈，其实只有毛泽东的书法才真正光芒万丈。后来书法就变成我休息的一种方式，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休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再后来就变成一种业余爱好，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再到后来就成为一种需要，不能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我眼里，一张白纸就如同经济全局，书法中章法的横与列、字体的大与小、用墨的浓与淡，都成了贷款的不同分布，成了宏观调控的不同方式。我在工作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常常回家挥毫一通，就产生金融工作思路；在紧张工作的时候，又常常会产生书法艺术灵感。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就是这样相得益彰。我甚至认为，草书讲求变化多样，笔断意连，如同宏观调控中的软着陆，是市场经济的调控方式；而有的书体，僵化单一，每个字都是独立的，缺乏连带关系，如同宏观调控中的经济硬着陆，是计划经济的调控方式（听众笑）。书法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贝多芬说，公爵有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一个。我觉得，一个人的物质生命终归要结束，活一百岁、二百岁也终究要结束，而人的精神生命可以无限延长。唐太宗我们现在还记得，唐玄宗因为他与杨贵妃的那段佳事人们也还记得，但唐朝其他的“宗”，人们早已忘记了。但李白、杜甫，人们永远会记得他们”。这些仅供网友评头论足吧。

主持人：您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网友平时也没有机会跟您做一个交流，我在这儿能不能再请您借助我们最后这点时间，跟我们的网友直接说上几句话呢，比如我们看一些网友的提问。

网 友：今年传闻金融行业要实行大部制，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唐双宁：大部制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究竟是怎么个大部制法，我知道有这个政策信息，具体的是哪些大部制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谈点我个人观点。

讲这么几句话，第一，《三国演义》讲过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体制运行到一定的时限它的问题就会暴露，就需要调整。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体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体制是上层建筑，改还是不改，就看你这个体制适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第二句话，从金融业目前的状况来讲，我觉得几个监管部门也可以合并，也可以暂时不并。都可以，各有利弊。因为我是过来人，比较了解情况，目前这个体制它有利的方面是专业性强，弊的方面是效率低，有利有弊。如果合并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提高效率，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但是不利的方面是容易产生波动，因为金融非常敏感，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又出现许多新问题。现在是一种“两难”，一方面次贷危机问题，法国兴业银行也出了问题，都是由于监管不利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金融部门要是变动过大的话，有可能出现金融波动和监管盲区，不利于金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其他部委实行大部制了，你金融不实行，好像这个也不太好平衡，也不利于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不利于提高监管效率。所以目前是一种“两难”。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我就说并也可，不并也可，各有各的道理。

第三，我的态度是慎重一些为好，再看一看国际金融形势再说为好。

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或者说知道一些今天我也不能在这儿说，也没有权利在这儿说，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看法。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先到这儿了，谢谢唐董做客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