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表情

华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当时，我们兄弟姐妹5人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奔波，多少忽略了父亲的心脏健康，突如其来的噩耗几乎击倒了我们。正是这一原因，我们对日后的母亲投入了加倍的关爱，对早逝的父亲则怀念深切、追忆不止。

父亲在我脑海里最为清晰的影像，莫过于经常挂在脸上的笑了。这笑是郎朗的，是微微的，坦荡而达观，真挚而友善，但有时也会透露出些许的苦涩和无奈。

父亲郎朗的笑，多在领取工资的日子和年节全家吃团圆饭的时候。父亲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在每月拿到工资后，总要买些好吃的回家。夏天和秋天，主要是李子、沙果、杏、梨、西瓜、香瓜等水果，冬天和春天，多半为瓜子、花生、糖和点心。水果是借用卖家柳条筐或篮子提回家的，每次都是十斤八斤的；瓜子、花生和糖果是用帽子兜回家的，每次都是鼓鼓的满满的。我们兄弟姐妹也随之养成一种习惯，每到这一天父亲下班时便早早等在了窗前或大门口。在窗前等待一定是冬季且寒冷的天气，那时家中取暖主要靠火炉火炕，窗户的玻璃上了一层厚厚的霜，我们几个孩子努力用嘴向窗上哈气，化出一个或几个孔，将眼睛贴近向外盯望着，生怕错过父亲开门进家的那一刻。在大门口等待，多半是天气好的时候。当时家住在林区，有三间公建和自建的泥草房。公建房门朝东被称为“厢房”，由我们兄弟姐妹和父母居住；自建房门朝南被叫作“正房”，由爷爷和大伯家的一个哥哥居住。正房门对着院子的大门，大门外是一条小水沟，水沟那边便是居民区的主要马路。我们便站在大门外水沟的小桥上，向通往父亲下班的路口张望，捕捉着他的身影。父亲有1.75米左右的个头，走路快速有力，加上或是提着篮子、筐，或是捧着帽子的形象，每次一出路口就被发现了。顿时，我们欢呼雀跃起来。而父亲也全然不顾路人和邻居，郎朗地笑着和我们打起招呼。这笑语声从马路一直飘入到院内、屋里。分发水果糖点的时候，我们各个都十分惬意和满足，在一旁看着我们的父亲母亲更是笑容灿烂。那一刻，快乐和喜悦将每一颗心紧紧凝聚在一起，生活的和谐幸福感油然而生。按当时家中的生活条件，这种“消费”可算作奢侈，但父亲却坚持这样做，直到把我们一一送出家门成家立业。

　　年节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更是父亲欢声笑语的时候。端午、中秋如此，春节更是如此。特别是除夕晚上，父亲总会热情洋溢地讲几句话，有时还会即兴作首打油诗。讲话的内容多是祝福爷爷、称赞妈妈和表扬鼓励我们，但年年词语都有变化；诗作的内容则既有一时感触，也有长久的情怀，朴实而感人。说和读都是伴着郎朗的笑声完成的，把气氛一下子带入了高潮。父亲喜欢喝白酒，但很节制，每次都在2两左右，从不过量。酒后的他总是主动收洗碗筷、倒扔垃圾，我们拦都拦不住。有时还会哼唱上几句，惹得全家笑声四起。最令我们记忆深刻的便是2000年春节了。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和父母已定居大连多年，大家决定变换一下以往全体聚在父母家里过年的模式，改为兄弟三家“轮流坐庄”。我家因刚分套房子，便率先接父母并请哥姐弟妹到我家。团圆饭是在饭店吃的，三代、十几口人围坐在一桌，父亲和母亲异常开心。开饭时，父亲笑着从衣兜里拿出个纸条，激情地读起自己的诗来。这叫我们既惊讶又兴奋，一起屏住呼吸将目光投了过去。只见他笑逐颜开，读一句，笑一声，有时还停下解释一下，那神态像是在开业典礼上讲话，又像是诗人在会上朗读自己作品。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且于解放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有如此诗兴和长篇之作，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敬佩，遂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孩子们更是赞不绝口了，拉着父亲的手，搭着父亲的肩膀，直呼“爷爷真伟大”“姥爷了不起”。第二天到哥哥家、第三天到弟弟家团聚，父亲又即兴作诗数首，热情不减，笑容越发灿烂。前后诗都谈到了我们各家的生活和变化，谈到了我们孩子的成长，赞许和喜悦之情跳动在他的眉梢、嘴角和整个脸庞。各家都准备了52度的茅台酒，父亲喝的甚是痛快。酒中饭后，父亲的话较往常明显多了起来。他讲了到他小时候的家境，讲到了怎样跟着爷爷闯关东，又讲到了妈妈为这个家所付出的辛苦，最后落在了两句话上：“生活越来越好了，做梦都没想到”；“家族人丁兴旺，真高兴开心”。这些话和他的诗一样，都在表达一种“不忘过去”“知足常乐”的人生幸福观，简单、质朴却有着巨大的力量。

　　微微的笑，是父亲最常见的表情，对家人、对邻里、对工友均如此。对家人，在爷爷身上是尊重和孝敬，微笑中常伴着屈身；在妈妈身上是理解和妥协，即便面对尖锐的批评也是笑而受之；在子女身上是关心和疼爱，哪怕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轻易责骂，更不会动起手脚。父亲对母亲的理解和妥协，我们有许多感受。例如，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父亲比较宽容，母亲则比较严格，有时二人会出现分歧甚至争吵，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先收住话，并笑着任由母亲说到完说到累。大伯家在农村，孩子又多，为改变生活状况，将大儿子寄养在我家，这便使得我家原本就很困难的生活又多了份负担。直接承受者便是母亲，所以母亲忍不住了也会发发牢骚。此时，父亲从不争辩，只有不断地点头陪笑。父亲是个有技术又有童心的人，有时会把急着要做的家务丢在一边，帮助我们做木枪、鸟笼和冰车，陪着我们做游戏，这一时刻母亲会发火，而父亲则更是以笑应对了。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疼爱，我有着深切的体会。记得我四、五岁时，身上长了黄水疮，又痒又痛，高烧不止。父亲背着我去医院打针，我因害怕，在路上拼力挣扎，不得已，父亲只好将我放在路上拉拽我走。我哭着喊着往地上坐，还趁父亲不备狠狠地咬破了他的手指。父亲是流着手血完成这次医院之行的，从头到尾没骂我一声，没打我一下。回家后，母亲见状有些生气，父亲却笑着说，“小孩子，没事的”。还有一次是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我去河里洗澡，意外碰上了父亲。当时真的是吓坏了，因为这是父亲明令禁止的事，觉得回家挨骂挨打是逃不过了。我瑟瑟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家就急忙找母亲，企图寻求她的庇护。可想不到的是，父亲却像没事一样，做自己的事去了。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心平气和地跟我讲了不能去的理由。家乡的河并不宽阔，但水急湾多深浅难测，每年都有人遇害，所以从学校到家里都反对儿童自行前往。父亲对我放心不下，于是便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河边寻查。看着父亲担心的表情，听着父亲温暖的说教，我哭了。对邻里和工友，父亲也常常是不笑不说话，所以邻居间相处就像是亲戚一样，谁家有困难都会去帮忙，谁家有好事喜事也要同享共乐。年底杀猪请吃送肉，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在春天买了头猪仔，期望到冬天过年时宰杀。按一般情况，猪仔长到年底都会达一百八、九十斤重，可我家的小猪到了6、7月，开始闹着叫着不进食，到年底还没长到百斤。父亲找明白的邻居问原由，都说是春天时劁猪不彻底所致。父亲笑了，说“没办法了，杀了吧”。杀猪的丁叔叔是父亲的工友，也是春天劁猪的人。父亲非但对他没有怨言，反倒信任依旧。只见他一人手拿绳索翻过猪圈栅栏，很快将猪按住捆好，然后往手臂一挎，又轻松地翻将出来，将猪提到了院里。猪虽小，请吃送肉是照例要做的，于是，我们便代父母去送，然后回来和几家亲戚邻居大碗大碗吃起来。肉是烩在酸菜里大锅炖的，香而不腻，很快就只剩下空盘空碗了。吃完了，丁叔叔又拿着一条猪后腿走了。望着仅存的猪头，父亲笑对母亲也是对我们说：“今年我们提前过年了哈”。

　　父亲的微笑有时会透着苦涩和无奈。这种情况和生活及工作上遇到困难都没关系，主要发生在和单位、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一家九口人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生活，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出现问题是难免的。我看到的却是：因粮食不够吃，他每年从春到夏再到秋，都要利用礼拜天开荒种地作为补充；因为无钱买烧材，每年冬季休息日都要顶风冒雪上山捡拉烧材；因为住房不够用，有好几年时间自己备木料、运土石、割房草。这些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在父亲脸上却从未看到过畏难、灰心和沮丧。工作上“不顺心”和我们“不听话”就有所不同了。前者主要是技术认识上的分歧，他但从不对我们讲，只是轻声地对母亲嘟囔，完了还会微笑着附上一句：“行啊，由领导决定吧，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得了”。后者多是他的愿望未被我们理解的时候，从他的脸上多少能读得出来。有一件事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1978年底的一天，我刚入大学一个多月，父亲就急匆匆赶到学校找我。家里离学校近二百公里，每天只有一次客运火车来往，父亲到学校时正是我吃中午饭的时候。一见面，他就将怀里夹着的一件羊皮大衣和手里拎着的一个装满食品的旅行包交给我，说是叫我备用。当时正值中越反击战，中俄边境十分紧张，我们这些新入学的大学生也被编入了部队预备队，天天唱着“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准备参加随时发生的战争。恰在这时，弟弟也应征入伍，直接去了黑龙江中苏边境线。父亲一定是感到形势的紧迫来给我送吃的穿的，他青白的脸庞和深陷的眼窝，已经说明了他的担心和上火。我当时心里也很乱，一是害怕战事爆发，火车中断，父亲便会无处安身，我无法照顾他不说，母亲在家更会牵挂；二是觉得父母更需要这件家里唯一的皮毛大衣，战争来了，能取取暖避避寒。因此，我对父亲的突然到来很生气，严厉斥责他的行为，并不容商量地要求他将所有东西带回，当晚就走。父亲微笑着讲了几遍他的理由，但最终还是听了我的意见。此刻他的笑是勉强的，也是无奈的，让我难受了好久。后来听母亲说，由于没有买到座票，火车上人多行李也多，父亲只好将大衣穿在了身上，一直站了4个小时，人都虚脱了，到家接连躺了几天……

父亲的笑在不同的境况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和表达。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是坦诚友善待人的宽厚胸怀，是包容和隐忍，更是一种深深的爱。它像阳光和雨露一样，照耀、滋润着我们的成长，已为我们生活和生命所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