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陈建国</p><p class="ql-block">1942年11月，我16虚岁给毛尹中队长当通讯员。1943年5月毛中队长受国民党宁警总队第三支队队长郭青白的委派到章水区蜜岩乡当乡长，我也跟他到了蜜岩乡公所工作。9月初，毛乡长叫我送一封信到龙观乡天井岙给“林大队”(挂国民党宁警总队第三支队第六大队灰色番号，由我党直接控制的一支抗日武装，群众习惯称之)，具体什么内容不知道，大概是叫他们转移吧。因为5日凌晨“林大队”从天井岙冲出国民党宁警三支队包围圈，后来成为共产党公开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p><p class="ql-block">那天刚吃过早饭，郭青白部队把我们乡公所包围了。为了防止公文泄密，我很快把公文包藏进了办公室屋顶的天花板里。即刻有一小队士兵冲进乡公所把毛尹乡长、葛副乡长和我等一起抓走，其中葛副乡长是“林大队”大队长林一新爱人的兄弟，同时被抓的还有隐蔽在许岩村的联络站站长徐荜辉等。我责问郭部士兵，我是乡公所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如果不信可以去问许副乡长。许副乡长，章水许家村人，名叫许寿岳，为人不错。他听到我与郭部士兵交涉，便对他们说，小孩子(指我)是来乡公所当差的，你们就不要抓他了。郭部士兵没有听他的请求，执意要抓我一起走。</p><p class="ql-block">我们一干人被抓到在龙观乡天井寺整训的郭青白司令部后，又被解押到该乡山下村。我被关押在叶根玉家，一条又粗又大的麻绳紧紧地绑住了我的双手，痛得我全夜喊冤叫屈，影响了叶家睡觉。根玉祖母心疼我，便以影响他们全家睡觉为由，请求郭部士兵解散捆绑在我双手的绳子。可郭部士兵没有同意老太太的请求，只是把绑着我双手的绳子放松了一些。后来，我哭叫得疲劳了，也就不知不觉地睡熟了。</p><p class="ql-block">第二天，毛乡长问我，他们(指郭部官兵)有没有审问你?我说没有。他舒了一口气后再三叮嘱我说，如他们审问你，你只要说是给乡公所送水、送茶、烧饭当差的，别的什么都不要说，要说就说“不知道”。打这以后，我们一直跟着郭部走，在解押到龙观铜坑时，被关押在土地庙里。</p><p class="ql-block">郭青白根据宁波专员、宁警总队长俞济民命令，把毛乡长等几个同志解押到宁海总部审讯，当时我要跟毛乡长一起去宁海。他说，你不要去。押送毛乡长等同志的郭部士兵说我太年轻，路远走不动，要拖他们后腿，影响赶路进度，也不许我跟去。他们把我和葛副乡长等三个人留下了，与郭部吴再生大队一起在奉化、鄞西边界地区转了十多天。一天，我们到了奉西万竹，吴再生老婆对我和葛副乡长说，毛中队长回到鄞西了，你们也回去吧!葛副乡长听后对我说，为了防止情况突变，路上可能会碰到各种“麻烦”，我们还是赶快走吧，就是爬也要爬回龙观。于是，我们遇溪涉溪，遇山翻山，穿深山走小径，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一路小跑似地向龙观进发。</p><p class="ql-block">我们爬坡翻山几十公里，终于回到了鄞西龙观。那天正好遇上“林大队”配合新四军浙东纵队第三支队向顽军郭青白部发起进攻，我们便投人了战斗。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歼灭了一部分顽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郭青白见势不妙，便率残部从龙观狼狈逃窜到奉化、宁海一带。从此，鄞西山区没有了顽军的袭扰，也就鄞西第一次“解放”了。</p><p class="ql-block">1943 年9 月底，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鄞县六七区联合办事处。林一新被选为办事处主任，严式轮为副主任，毛尹被委任鄞江区区长兼常备队(又称中队)队长，区委书记为李敏。之后，在李敏、毛区长等领导的带领下，我们 10 多个游击队员经常到鄞江区所属的龙观乡开展工作，动员青年参军，建立自卫队;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减息，征收爱国公粮，与爱国人士开展战统工作等活动。毛区长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知识分子，抗战前是一位教书先生，很了解民间疾苦。并与上层人士和劳动人民都相处很好。他亲自到贫苦农民家里访贫问苦，还经常到民主人士和地主富农家里去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讲团结抗日的道理。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思想工作，该乡报名参军的青年很多，仅参加区常备队的队员就达10余人。因我迫切要求参加区常备队，毛区长同意我加人常备队，并当了班长。11 月，国民党顽军卷土重来，再次进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鄞江区动员全区农民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龙观乡干部群众热情很高，其中一次就组织了 200 多人到奉化东西岙抬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支援“三五支队”作战。</p><p class="ql-block">1944年2月，国民党顽军进攻四明山根据地兵力增至3万多人，宁警总队长俞济民叫嚷着要让“四明山”变成“死民山”。“浙保”部队由郭青白部作向导，从奉化入境鄞西鄞江、龙观、樟村一带清剿。中共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和区长毛尹等领导，在时任龙谷乡(现属龙观乡)乡长、居住在后隆村的陈阿狗家得到“浙保”部队要来清剿的情报后，立即从后隆村转移到古山村。次日早餐后，我们按经常整训秩序去打靶等训练。李敏同志发现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丢落在后隆村陈阿狗家，为了防止文本泄密，她迅速返回陈阿狗家去拿笔记本。中午时分毛区长去上古山自然村提取浙纵三支队留给我们的药品回来后，仍不见李敏同志回来，顿感情况不妙，担心她会出事。后来传来消息，李敏同志在后隆村民主人士陈桂庆家遇到“浙保”被捕了，与袁春妍等三个同志一起被惨杀于樟村街头。</p><p class="ql-block">李敏同志被害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鄞西地区的抗目武装，命令“浙保”部队疯狂进驻龙观乡和樟村、蜜岩等地，并组织巡逻队搜捕我游击队员和搞地方民运工作同志的踪迹，鄞西反顽自卫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危险的阶段。中共鄞奉县委、县办和鄞江、章水两区区委、区署、区常备队被迫撤到外线游击作战。鄞江区在毛区长等领导下，仍坚持以龙观为基地，依靠群众的支持与顽军、日伪军进行游击战争。有一次，我们隐蔽在龙观乡古山村与章水崔岙村高山交界处的定光寺时，得到消息，“浙保”部队分二路向鄞西山区根据地包剿过来。于是，我们分二路撤退和应战，一路由毛区长和我等一干人撤离定光寺到附近山上的“山厂”隐蔽，并寻找有利时机进行出击;一路由区委领导同志和区常备队一起在鄞江地区的龙观等山区利用有利时机、地形与顽军、日伪军开展游击战争。</p><p class="ql-block">那时的游击战，是顽军寻找我们的目标打，我们寻找顽军的薄弱处打，像捉迷藏一样在鄞西的鄞江、章水地区的山山岙岙拖着顽军转。我们从龙观天井山的“山厂”向北穿插，越过章溪，从龙观溪东的尚化山翻山越岭到梅园建岙、锡山，与县委、县办汇合。经县委研究决定，鄞江区委、区署和常备队坚持四明山前沿鄞江地区这块阵地，观察日伪军和顽军的行动，收集情报，支援坚持在四明山的浙东纵队主力与顽军、日伪军开展游击战，为我“三五支队”提供粮食和情报。同时寻找敌人的薄弱据点和岗哨进行不断袭击，牵制敌人对四明山根据地的围剿。</p><p class="ql-block">毛区长接受任务后，带我们返回了龙观。一次，我们获悉“浙保”部队从杖锡和古山两个方向约 200 多敌人向驻扎在观顶的“三五支队”游击武装进行围剿的情报，迅速送给了坚持在鄞西游击战争的浙东纵队主力。“浙纵”获得情报后，在龙观乡的桃树湾、观顶山区进行埋伏，给了“浙保”部队一个沉重打击，共歼敌一个营。</p><p class="ql-block">我们还经常在游击战中寻找小股敌人目标，在有利地形趁敌不备发起突然袭击，并打一仗换一个地方。如顽军大部队到乡村搜捕、采取“坚壁清野”战术时，我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便到深山密林里隐蔽。于是，顽军大抓民工筑碉堡、修岗哨，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他们为修筑碉堡、岗哨，威逼民工们上山砍树、砍毛竹等建筑材料。有时民工们在山上碰到我们，他们不但告诉顽军的活动情况，而且说不会把“三五支队”活动情况告诉“浙保”，也不会拚命赶时间把碉堡筑好的，请毛区长和同志们放心。我们向民工们进行形势教育，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告诉他们反顽自卫战争和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的。</p><p class="ql-block">在顽军围攻、日伪军扫荡最艰险的时候，我们在鄞江区工作的同志和县委、县办、县大队一起，越过边界到国民党顽军的后方基地，奉化的奉中和奉西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从状元岙沿商量岗到雪窦寺下山，越过甬新公路、溪口大桥边伪军岗哨到唐田岙，一直延伸至萧王庙等地，再返回到鄞西龙观、禅岩寺、金陆一带。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联合进攻、扫荡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残酷杀害民运干部和“三五支队”指战员的罪行，阐述抗战和反顽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胜性，要求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抗日，锄奸保家乡，并号召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鄞西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民运干部反映顽军、特务、恶霸、地痞、土豪劣绅统治压迫和强征苛捐杂税的情况，要求为民除恶，解难消灾。青年们积极参军，县大队在游击战</p><p class="ql-block">顶的“三五支队”游击武装进行围剿的情报，迅速送给了坚持在鄞西游击战争的浙东纵队主力。“浙纵”获得情报后，在龙观乡的桃树湾、观顶山区进行埋伏，给了“浙保”部队一个沉重打击，共歼敌一个营。</p><p class="ql-block">我们还经常在游击战中寻找小股敌人目标，在有利地形趁敌不备发起突然袭击，并打一仗换一个地方。如顽军大部队到乡村搜捕、采取“坚壁清野”战术时，我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便到深山密林里隐蔽。于是，顽军大抓民工筑碉堡、修岗哨，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他们为修筑碉堡、岗哨，威逼民工们上山砍树、砍毛竹等建筑材料。有时民工们在山上碰到我们，他们不但告诉顽军的活动情况，而且说不会把“三五支队”活动情况告诉“浙保”，也不会拚命赶时间把碉堡筑好的，请毛区长和同志们放心。我们向民工们进行形势教育，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告诉他们反顽自卫战争和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的。</p><p class="ql-block">在顽军围攻、日伪军扫荡最艰险的时候，我们在鄞江区工作的同志和县委、县办、县大队一起，越过边界到国民党顽军的后方基地，奉化的奉中和奉西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从状元岙沿商量岗到雪窦寺下山，越过甬新公路、溪口大桥边伪军岗哨到唐田岙，一直延伸至萧王庙等地，再返回到鄞西龙观、禅岩寺、金陆一带。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本侵略军勾结，联合进攻、扫荡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残酷杀害民运干部和“三五支队”指战员的罪行，阐述抗战和反顽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胜性，要求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抗日，锄奸保家乡，并号召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鄞西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民运干部反映顽军、特务、恶霸、地痞、土豪劣绅统治压迫和强征苛捐杂税的情况，要求为民除恶，解难消灾。青年们积极参军，县大队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并为四明游击总队和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输送兵源。</p><p class="ql-block">在坚持鄞西反顽自卫战争期间，鄞江区常备队单独或配合县大队打了几次漂亮的反顽战。如:在奉化石板坑，我发现村前一个山头上有小股“黄衣裳”(国民党顽军)活动，迅速向毛区长作了报告。毛区长向山头观察后得出结论，顽军已占领山头，意图很明确，就是想包围或消灭我们。经了解，这支顽军是奉化土顽王良贵大队，发现我们住在石板坑是来围剿的。毛区长迅速向县委、县大队报告发现的紧急情况。县委、县大队接报告后，迅即作出了战斗突围部署:由县大队主力武装正面作战，另派一个排兵力迂回至顽军占领的山头后侧，分兵二路从正、背两面发起夹攻。土顽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最终被击溃败，我军无一伤亡。在奉西石门，县大队袭击乡自卫队，缴获数千发子弹和一部分枪支，补充县大队在战斗中消耗了的枪支弹药，被俘的自卫队员经教育后释放。在鄞西，区常备队配合县大队奔袭驻百梁桥的郭青白支队的一个大队，缴获数十支枪和一批子弹;在鄞奉路元贞桥段袭击日伪军军车，把汽车引擎拆下来抬到根据地;在唐田岙，我们区常备队缴获顽敌枪支 10多支，其中我缴来一支驳壳枪。等等。</p><p class="ql-block">1944年5月之后，反顽自卫战争形势好转，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突击总队和浙江保安团先后被迫陆续撤出四明山根据地。国民党挺三、挺四、挺五3个杂牌军纵队被新四军浙东纵队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歼灭，有的纷纷狼狈逃窜，回到老窝。至8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结束。1944 年下半年转人恢复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和对日伪军的作战。1945年8月，对驻鄞西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县大队、区常备队配合浙东纵队主力解放鄞西日伪军的所有据点。同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自此全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p> <p class="ql-block">鄞西抗日战争和反顽自卫战争，我党我军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特别在鄞县(宁波)沦陷后，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几乎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是白手起家的为什么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能取得胜利，这是很难使人理解的;国民党政府说共产党是“共匪”、“奸匪”，一旦被捕就要坐牢杀头，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人参加共产党组织和“三五支队”呢?这又使人难以理解。对这两个难以理解，我也想了很长时间，最终从鄞江区领导人、指战员参加革命及与广大群众的接触中，我悟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只要路线正确，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钱有钱”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有句“逼上梁山”的名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把中国人民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国家存亡、人民危难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积极响应。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发“国难”财，借抗战之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强征暴敛，民不聊生;人民遭受日伪军、国民党顽军、政府官吏和土匪的掳掠、抢劫，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急关头，共产党站出来领导人民，组织起来抗日防匪、锄奸保家乡，给人民指明了解放的正确方向。
</p><p class="ql-block">1937年8月25 日，毛主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一文中提出的“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改良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民，肃清汉奸卖国贼，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毛主席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与此相反，结果被人民所抛弃。毛区长就是被国民党顽固派“逼上梁山”参加鄞奉地下党领导的“林大队”，走上抗日和革命道路的。
</p><p class="ql-block">毛尹区长是奉化石门人，中学毕业后，在宁波、奉化和镇海教书，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宁海、奉化沦陷后，奉西土匪猖獗，石门村常遭土匪抢劫，房屋被毁，村民无家可归，无路可走，一些青年也要落草为寇。他教育村民组织自卫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集资金，购买枪支，进行抗日防匪保家乡，生产自救，恢复家园。石门村自卫队防匪、剿匪斗争，为奉西山民树立了榜样，也引起了奉化县流亡政府的妒忌。1942年6月，国民党奉化县流亡政府县长为了扩大地方势力，竟以集训为名，缴了石门村自卫队枪支。毛尹向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告状，如泥牛人海，杳无音讯。在走投无路下，中共鄞奉县委特派员寿文魁和毛尹的同乡加同学、共产党员江圣泗同志一起前去石门，动员他和他的村自卫队加人革命队伍。是年8月，毛尹带领村自卫队员来到鄞西加人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林大队”。10 月，毛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
</p><p class="ql-block">“林大队”在鄞西抗日剿匪，打仗勇敢，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拥护，群众亲昵地称“阿拉林大队”，意思就是我们人民的军队。1943年9月5日，“林大队”从郭青白支队的包围中拉出，9月下旬配合三支队把郭青白支队赶出鄞西，从此鄞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因此群众从实际经济利益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这就是广大群众拥护共产党、支持抗日武装的基础。我们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怎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中，都把保护人民利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损害群众一木一草。在反顽斗争的最恶劣环境中，我们开展游击战争，也是牢记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如在奉化访贫问苦时，有群众向我们反映有一家农户的妻子被国民党特务霸占了。通过了解情况，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地痞流氓，一直横行乡里，老百姓受尽了磨难，我们就把他处决了。
</p><p class="ql-block">又如，我们从奉西回到鄞西木坑后，群众反映有两头耕牛被土匪抢去了，毛区长毫不犹豫地命令区常备队追赶，并把耕牛夺了回来。农村有一句“小小一头牛，性命在里头”的话。这是形容耕牛对农民的重要性和价值。常备队把耕牛夺回来了，这个农民非常高兴，他把这件事一直牢记心中。解放后，我在宁波人民法院工作时，牵涉到一件案子到木坑去调查，村民又谈起“三五支队”在抗战时帮助他家从土匪手里“夺牛”的事。我告诉他，是我们常备队去夺来的。他对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保护农民利益，不怕苦、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精神，赞不绝口。
</p><p class="ql-block">再如，在国民党顽军进攻鄞西，采取“步步为营”战术的搜山中，我们活动区域缩少，暂时离开鄞西，随县大队沿商量岗向南走，到雪窦寺。为了躲蔽国民党顽军趁机围剿，我们把从国民党顽军那里缴来的标记附号别在衣上，扮成国民党部队走进寺院参观，寺院和尚见我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有礼貌，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方丈反映情况，方丈出来找到严式轮主任问，“贵部从哪里来，是什么部队。”严主任告诉方丈，我们是“三五支队”。方丈说他有个师兄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当教导员，并问严主任有什么事要他帮助。严主任说，我们带来的粮食吃得差不多了，如果寺院有多余的粮食，可否暂借一些，日后一定奉还。方丈爽快地答应了，借给我们五石大米（约 750 市斤）。严主任写了借条，盖上鄞奉县办事处大印，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p><p class="ql-block">从鄞江地区反顽自卫战和鄞西抗日斗争实践中得到结论，只要党和人民抗日武装时刻牢记保卫人民利益，人民会拥护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的。这就是我党领导反顽自卫战争和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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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class="ql-block">（摘自陈建国《红色龙观》，根据曾在龙观打过游击的老干部许伦敦同志回忆录编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