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黄河的波涛）》三年困难时期 “饿梦”中的温饱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黄河的波涛）》三年困难时期 “饿梦”中的温饱

1959年到 1961 年，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被党史工作者和某些否定派总结为天灾人祸。甚至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实，那些往毛主席脸上打叉的人，不是泄私愤也是不长眼睛。

有人抓住毛泽东不是错误的错误，也有人抓住毛泽东和那个时代都容易犯的错误，尽情地扩大，无限地上纲。闭眼不看成就，瞪眼专挑失误。

不用说，创建了红军，保存了红军，扩大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建立了新中国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就是建国后，因为有了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周边十几个敌对国的层层包围封锁中，中国人不只站立起来，而且还迈动步伐，大踏步地前进!

1959 年--1961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我们才建国十年，那是在一座废墟上建立的国家。那是在一个连盛水的桶都得靠进口的国家，洋铁桶、洋油、洋火(火柴)，什么都是洋的。到建国十年、十五年，我们走了别国 100年的路程，汽车、轮船、火车、机床、飞机、军舰、万吨水压机都是毛泽东时代搞的，就是文革时，我们的卫星照样上天，两弹照样爆炸，导弹、洲际导弹都是那个时代搞出来的。搞了多少大型水利工程，修了几十倍于旧社会的铁路，建了多少大型电站，开了多少大型矿山，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至于说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问题。试想，那时我们一手抓国防，一手抓重工业，没有强大的国防，我们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这连小孩子都懂，没有重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我们还停在洋油、洋火的时代吗?工业之母不发展，能有“儿子”吗?

再说，我们那时，缺粮，一个是天灾，一个说是人祸，那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那是那个时代的问题。那时，美国卖给我们粮食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卖给我们粮食吗?我们现在进口的粮食占多少，老百姓知道吗?所以，三年困难时期，是时代的问题，不是共产党出了问题，否定毛主席、否定党中央的人，恐怕是别有用心的。

1959 年4月24日--1962年9月，黄静波调陕西任副省长，分管政府财贸工作，与家乡百姓共度时艰。

在 1958 年，黄静波还担任粮食部副部长时就了解到，有些地方因为缺粮食造成饥荒，出现群众请愿的现象，所以到达陕西后，他对粮食问题特别关注。

和以往一样，黄静波又是从民生调查入手的。

1959年8月，黄静波赴韩城、大荔县对粮棉生产、节约粮食、储备干菜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到两县在抗旱、增产节约中好的作法和生动事例:大荔县粮食分配，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分配到户，节约归己的制度。伯土公社五里铺队 37 户，有计划吃粮的占 40%，羌白公社提出每人节约粮食 10斤，有不少每月吃粮 24-25斤。韩城县开展种菜运动，提倡每户储干菜100斤。

此后的两个月里，黄静波又到陇县调查了夏收、市场供应、增产节约情况，宝鸡的秋田管理、秋收工作。当时的秋田管理和增产节约和现在的内容不尽相同，是一种相当繁杂、耗时耗力的工作。在黄静波《关于陇县调查情况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秋田管理:……经过月余奋战……组织收秋小组 2004个,参加12481人,搭卷棚 6852 个，田间轧草人 15800 个，打死害鸟害虫 9049 双，同时组织了防雹小组 267 个，制造火药 2.2万余斤，架土炮 2239 门，积极展开了与冰雹的斗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虽然7万多亩秋田遭受冰雹伤害，部分秋田受短期干早威胁，但是秋田仍获大丰收。据测平均亩产可达170斤。

增产节约:全县已种秋菜 21385亩，平均每人一分多，晒干菜 97.6万斤，吃粮合菜和吃黑面已成为节约风尚，每人每月可省口粮 2斤左右，据不完全统计节约粮食 52 万多斤。

在这样的日子里，黄静波感到仿佛又回到了三四十年代，那种干群互助的鱼水之情。孙雪花，陕西大荔县苏村公社宋家大队社员，省妇女先进工作者，节约粮食模范。“文革”中，对来调查黄静波的人说:

我看到他那个省长，跟别人不一样，没见过像他那样平易可亲的省长。我到他家里去串过门，从来没嫌我们受苦人脏，把我们当成亲人招待。我有一回去还碰见他自己补鞋子。那几年没粮吃，大家都饿得慌，好多人浮肿，不能干活，有些学校因为饥饿都停了课。要渡难关，一是要增产，二是靠节约，黄静波副省长抓节粮可用了不少心思。那时还是大食堂，黄副省长在我们队宣传节约的意义，推广“增量法”的做饭技术，帮助生产队合理安排生产和社员生活，硬渡过了最困难的年头。他自己也是按定量吃饭，跟我们乡下人没两样。

“粮食增量法”让每一个受益的老百姓都记忆犹新，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技术呢?其实早在陕甘宁边区任粮食局局长的时候，黄静波就对煮“软饭”技术有一定掌握，得知其对节约用米的作用;在国家粮食部工作时，黄静波进一步接触了有专家参与的改进粮食烹饪的方法，得到一些增加吸收率，节约粮食的经验，他希望能在陕西也得到同样的收效。

“增量法”的科学性有多大，黄静波心里没底。他对机关的同志讲，搞“增量法”是为了解决群众吃饱肚子，决不能损害人民的健康。

他在第二医学院、西北医学院、防疫站及工厂食堂先搞试点。每个单位挑选身体健康、且没有肠胃病的分成两组。一个组按传统的做饭方法，一个组吃新法做的饭，两个灶统一伙食标准，统一粮食品种(大米，玉米、小米、麦)，统一计量，由就餐人员中推举出的人进行监督，十天为一期，中间做一次体验。再由医学院教授、防疫站、研究所专家作物化试验，从含糖量、蛋白质、热量、出饭率、吸收率，进行化验、分析、对比，分别做出专题报告。

黄静波到各实验单位进行座谈，向就餐人员了解饭的口感和耐饥程度。他的要求是在保证吃饱吃好的原则下厉行节约，在保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饭率、出粉率、出米率。实验证明新法做饭在不破坏营养的情况下，其他指标都比传统做饭有提高，陕西省政府从水温、气温、粮种、工具、时间等方面总结出一套新法做饭的技术，称其为“粮食增量法”。

该法开始在全社会推广后，政府又制定“节约粮食归己，国家不减少供应，不统购，不调剂”的政策，鼓励节约粮食。

一方面从节约粮食入手，另一方面，在征购粮食上又不能过于苛刻。黄静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粮油购销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粮食安排问题的报告》和“以丰补歉”的方针，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因为在灾年粮食征购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疾苦，甚至生命安危。

每年征购粮食，省里征粮指标下达之前，他都亲自约见贫困地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讲上报的数字如果偏高，允许实事求是地更改;还要求粮食厅对各地上报的产量进行核实。

在农产品收购旺季时，他常彻夜不眠，两三点钟还在用电话同各县联系。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是一个普通人做人的标准，而在某些时候，达到这个标准却要付出巨大代价。尽管如此，在这三年时间里，陕西省农产品收购计划完成较好，名列全国前几名。

按照“以丰补歉”的方针，科学调配粮食也是重要的救灾手段。那两年陕西只有关中地区粮食丰收，群众存粮较多，而陕北的榆林、陕南的安康是重灾区。

安康地委领导搞浮夸，硬是不如实报粮食情况，给救济粮也不要。黄静波向省里领导建议，从关中多征了三亿斤粮食，给榆林调了一些，支援北京一部分，支援甘肃灾区 6000 万斤，又从北运的粮食中留下 4000万斤存放在与安康紧邻的西乡县，以备安康急需。

黄静波的建议得到省长赵伯平的支持，省委张德生书记的批准。1960年春大旱，安康出现饿死人现象，因救援及时，灾情很快得到控制。三年困难时期，陕西是饿死人最少的省份之一。

1959 年 12 月7 同，陕西省提前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8日，国务院在济南召开十省(市)财贸书记会议。黄静波汇报陕西省农产品收购工作情况，陕西省征购工作的做法、经验，得到国务院表扬。

在会上，黄静波带去的按增量法做出的馒头，给开会的同志吃，反映热烈，山西省副省长打电话给省里，要到陕西学习。

1960年1月，陕西省召开节约粮食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国务院同知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这次会议，这在陕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议，陕西的财贸工作荣获国务院财贸办锦旗。

在会议上，陕西省委号召各级党政组织今后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一、大力推广节约粮食经验，实行“五办”，即办展览会、办节约食堂、办试验站、办培训班。

二、大闹技术革命，革新做饭和加工技术，同时还要掌握操作技术，了解粮食品种、使用灶具、气候变化、气温高低等。初步估算，仅革新做饭技术，一年就可以节约粮食 20亿斤左右，是不动一锄一犁的大丰收。

三、大力开辟新粮源和新油源。全省经初步匡算，仅包谷穗、包叶、包谷芯、亘荚、橡子、厥根、蒿根六种植物，若能全部利用提制淀粉，一年就可折合粮食10亿斤左右。

四、大力改革炊事用具，争取全省农村所有的公共食堂，及早地实现炊事用具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五、积极培训炊事、管理人员，继续采用办短期训练班的办法。

黄静波要求，从贫困地区征购的粮食要就地入库，以防不虞。1960年发生了春荒，由于就地开仓救急，赢得了时间，使事态没有扩大。

当时，不仅种植粮的农民吃粮困难，能吃到定量供粮的城市职工同样难以饱腹，饥饿死甚至威胁到生产重点单位。一一五厂是从天津迁到陕西的大型电机、电器辅件厂。困难时期，由于副食品奇缺，主食定量偏低，在职工中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波及的人数同日上升，无法控制，生产线连连减员。万般无奈下，厂党委副书记任仲儒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

接待他的是黄静波副省长，黄静波对工厂的生产十分重视，当即约了粮食厅、商业厅的领导来商量解决办法，那时的困难是全局性的，两位厅长一致表示难度大，省里物资有限，支配物资的权限中央有关部门有明文规定。

黄静波说:“仲儒他们工厂从天津迁到这里，人地两生，我们不管，工厂可就无路可走了。”最后决定给解决三吨糖、两吨黄豆去救急。就这样，浮肿病人喝上了豆浆、吃上了豆腐和糖馒头，浮肿病得到一定控制。工厂职工得知上级党和政府为工厂分忧，为职工解难，提高了出勤率，上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工厂的生产和科研任务如期完成，有力地保证了建设的需要。黄静波又亲自到一一五厂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省委、省政府就关心职工生活问题发出了指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工作的重负和精神的长期紧张使黄静波再一次病倒了。

1961 年，黄静波患病离职休养治疗。这期间，除了完成省委领导的指示到基层、农村搞了些调查研究，还迷上了戏剧。陕北人向来就有以歌唱抵御艰难生活的传统。陕北人越是在困苦的时候越乐观。甚至在犯愁时高唱信天游，吼上几句秦腔。这次病重，黄静波自然想到了“以唱疗病”的方法。于是，他在养病期间，向尚小云、徐碧云、孙韵卿等京剧艺术家学习唱京戏、练武功。对一些剧本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剧目加以修改。

唱唱戏散散心，在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在当时政治、思想氛围下，这却成为“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黄静波因此被称为“唱戏省长”。虽然他明知道当时是“逆潮流”而行，但是除了艺术，他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恢复生命动力的方式了，即使后来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也未曾后悔。

事实上，进修传统文化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绝不是一件坏事。学唱京戏,使黄静波有了丰富的戏剧理论知识和戏剧艺术鉴赏能力，并在后来到青海工作期间，指导藏戏排练，把藏戏推向内地、香港，发挥了很大作用。

看来黄静波不是做副省长的料儿。他应该是一把手，因为地方封疆大吏必须党政财支工农商学兵样样精通，样样热爱，样样都抓，样样热爱才是称职的书记省长，副省长抓经济的爱文化爱艺术就不对了，其实，当老百姓也应该热爱学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黄静波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