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黄河的波涛）》短暂的甘肃财神爷名副其实的粮草官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黄河的波涛）》短暂的甘肃财神爷名副其实的粮草官

新中国虽然成立了，新解放区工矿企业却大多遭到破坏，急需恢复生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进入城市后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功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系列工作。

在这场财经战斗中，黄静波领导的是甘肃战线。1949年8月25日兰州解放。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3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黄静波为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厅长。转业地方，在此之前他的副手有刘文山、王耀华、薛兰斌等人。1949 年 12月，黄静波已经在做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了。

当时的甘肃，市场供应匮乏，物价日日暴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甘肃省财政厅首先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同时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配合中央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收紧银根，使投机商破产。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由于掌握政策得当，贯彻上级意图坚决，甘肃财委系统的“三反”运动健康发展，没有“打老虎”的指标任务(打老虎”是当年“三反”中“反贪污”的戏称),也没有逼供的现象。当时省财委主任由省委书记省副主席张德生兼任，省主席是民主人士邓宝珊。黄静波就是实际主抓甘肃财经的主要负责人。本来黄静波是去新疆工作，因张德生主政甘肃，非要把黄静波留下。张德生是一野政治部副主任，黄是后勤部政委。彼此非常了解，那个年代，老干部们只知道努力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让人民满意。从来没想谋权力，捞油水。

1950 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黄静波的老领导彭德怀总司令再次披挂上马，率队跨过鸭绿江。他们不负众望，在两年后赢得了胜利，全国人民也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达 560 万吨。

甘肃是解放后黄静波走入领导工作的第一站，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在张德生书记，王世泰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他和同事们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甘肃的经济发展较为乐观。

以兰州为例，1951年工业生产总值较 1948年增长166%，兰州的私营工业户数增加近一倍;增加灌溉面积 158万余亩;恢复和改建了战争期间被破坏的桥梁18 座，涵洞56 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增强。

1952年11月15日，中国成立粮食部不久，黄静波即被调任为中央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又干起了他熟悉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粮官”分工负责计划、仓储和统战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59年4月。

举家迁往首都北京，黄静波并没有“平步青云”的荣耀感，反而更加谦卑、谨慎、本色，珍惜党组织给予的信任。他在1953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新年，晚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团拜会，我也被列入一席，只得前往。大家都得穿上青色呢“礼服”和黑色的皮鞋，我是刚刚进京的乡下佬，尚无此物之准备，所以向同事临时借上一套来应付应付。

粮食部组建伊始，领导干部很少，建国初期，粮食工作任务极为繁重，既要保证人民生活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又要与奸商作斗争，稳定市场，购、销任务都很艰巨。

(粮食部领导少，只有民主人士部长章乃器和副部长黄静波、陈希云三人，陈希云同时是党组书记，这位老红军年纪大且健康状况较差，因此作为兼任党组副书记的黄静波担子很重。人员少、业务量大，人员新、业务水平低，各项制度法规不健全。黄静波由于文化程度低、不熟悉情况、工作量大，只得夜以继日地工作。后来陈国栋来任副部长,多少减轻一些黄静波的压力。)

我为了不落后，改变了我以往的业余生活。京剧是我生活中最嗜好的，人家送来一张票，按照以往的情况我是一定要去的，然而实在没有情绪。

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我看过两次，尚无收获，现在看第三遍了，稍有收获，文章之深远，使我十分吃力，若得甚解，还得花去更多的工夫来研究。

(选自<黄静波日记》)

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是一位令黄静波十分钦佩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经济学家，在他的领导下，粮食部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政权独立了，粮食问题却不能因此立竿见影地解决，粮食供应十分紧张。

粮食部领导为此参照古今中外的粮食制度，包括前苏联的余粮征购制、日本的配给制、国民党的粮食平价制和历代的田赋制等等。

在中央财经小组和陈云同志的领导下，经中央批准，最后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凭票供应的法规。“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为国家平稳度过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使“节衣缩食”更为科学合理，章乃器还带领同志们邀请国外专家研讨粮食中维生素和产生热卡的数据，作为给人、畜粮食定量分配的重要依据。为了备战备荒，他们还组织科技力量专门研究江苏、浙江民间“蒸谷米”的办法，以节省和储存粮食，与饥饿做斗争可谓用心良苦。

在统购统销的粮食制度下，政府部门的工作十分艰巨复杂，这时，中国农村一些发生灾情的地区迫切需要解决吃饭问题。1953年3月，粮食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将报告由粮食部副部长范式人向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呈交:

1、抓紧时间调运粮食，将不机动的调到交通沿线，供支前、灾区、经济作物区使用。

2、将难运和死角粮不惜工本调出到交通沿线，抓住调运解决供应。

3、必须注意国家储备与灾情问题，现在没有储备，将来有灾情即不得了。

没过几天，黄静波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长期过度疲劳，虽然当时他只有 32岁，却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离职治疗。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患病的过程:

病症发生在 1953 年3月间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是较长时间没有进行应有的休息，直到这个中午饭后仍在阅读公文。突然在左大小脑之间有发热的感觉，而且感到心智缭乱、坐卧不宁，性情烦燥。嗣后到 5 月下旬又患急性阑尾炎，午夜进入北京医院手术。手术后又引起失眠症与消化困难、腹胀症，同时，脑痛也未痊愈，三症交集，导致身体孱弱无力。

此时的黄静波已经病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只得来到青岛疗养院养病。在疗养院，黄静波仍然怀着迫切的心情想要养好病，在体力活动上，每日耍散步十几里地，经常爬山，每天天不亮就到野外活动，到上午9点才回来，无论四季，不畏风霜雨雪。此外，他还拜师学习武术，练习舞铁棍、舞刀、舞枪:在文娱活动方面，积极学习弹钢琴、拉胡琴、写毛笔字、唱京戏等……

直至1955年，黄静波的病才基本好转，这期间耽误的工作，于公于私都是巨大损失。黄静波从这件事也认识到，“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自己已经不再是 35 岁以前的健康状况了。

1955年回到北京后，黄静波分管粮食部财会司、调运司、计划司、加工局，虽然大病初愈，他仍拿出百倍的精神落实每件事，在筹备第一次全国精食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会议时，事无巨细，亲力亲为。2009 年11 月，黄静波当年的秘书谢乙民在西安回顾了这件事:

会议是在西苑旅社(今天的西苑宾馆)召开的，会议结束前一天，上边通知:中央领导第二天来接见会议代表。黄副部长是大会的秘书长，他召集会务组、总务组开会，就有关问题，出发时间、分组编队、着装、交通等一项项分工落实。他问分管调配的司长:“车辆准备好了没有?”司长回答准备齐了。他还是不放心，半夜又赶到西苑宾馆检查，结果发现车辆问题并没有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会议代表，这是大家一致要求和盼望的，这样的大事怎么如此不负责任?黄副部长十分生气，当即就把负责人找来，按人头把车辆定够了，才回去休息。像这样的事就有好几回。

在给黄静波做秘书的这段时间里，谢乙民感到很有受益，到现在他还记得黄静波第一次跟他谈话时告之要注意的两点:“第一，待人接物，特别是基层同志，他来一次北京不易，要见部长更不易，如不热情，会使人家心凉、难受;第二，工作上大胆干，该怎么做，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大胆改，不要缩手缩脚，你改后还要找我过目么。”黄静波是这样告诫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谢乙民回忆:

当时南方有个省的一个粮食部门职工，来北京给孩子看病，住在粮食部的招待所里。住的时间长了，单位钱寄得不及时，招待所就要赶他走。这个职工来到部里反映这件事，正好找到黄副部长，黄当即就找到办公厅副主任。说:“基层来的同志，是咱们粮食系统的职工，有困难要帮助解决。”过后他又问这个主任落实了没有，主任称落实了，黄还是不放心，亲自到招待所查问，结果得知没落实。黄副部长就让我把上访职工的讲述写成材料报党组，同时将黄接见的记录分送党组各成员。大家一看黄副部长抓这类事这么认真，不敢再疏忽了。

1957年冬季,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愿望下,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

1958年7月，黄静波完成了“浙江省温州专区的群众向政府公开他们的节余储备粮食情况”的调查汇报材料。这年的五六月份，温州专区开展了一项农民节余粮愈展览运动。农民能够有“余粮”，并勇于拿出“展览”，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新闻。在办展览之前，温州农民的交粮态度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

云和县全县192个农业社中，1958年有48个社都闹过粮食，有的公开罢工，不生产，有的外逃到福建一带;地委工作组3个同志，去谈县高胥农业社工作，住在村支书家里，第一天给工作组吃览菜，第二天给吃蕃茄叶，第三天说没吃的了，他们却吃起大米饭来了。

存在上述现象，主要存在这样的思想问题:他们认为不喊缺粮就会被调查，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原来得过特粮的，怕国家不给;怕国家增加统计任务;怕节余粮被国家没收。

针对这一现象，政府采取了五项措施，包括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召开现场会议，评比、奖励等，而其中最为抢眼一条是，深入宣传粮食包干制:

根据生产发展情况，制定粮食包干任务;粮食包干数字，五年不变，增产不增耕;正式发给农业社包干证书;正确处理好国家、农业社、社员三者的关系。

经过这样一来，社员们普遍反映说:道理讲透了，政策讲清了，再不解放思想，怎么对得起共产党!

正是包干制这一关键性的措施，得到了农民的认同，使他们敢于公开展示自己的余粮。

“包干制”这一词，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我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实行的一种关于干部生活待遇的制度。每人每月除按一定标准供给伙食外，再发给若干实物或货币。2、泛指对某一范围的工作负责到底，损益均由自己承担的办法。”

在黄静波调查报告中，浙江温州的“包干制”实际效果都不错，但试行期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