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地知识分子在昆明的日子

叮叮

一、教授们在昆明的寓居

若园巷周钟岳宅邸门口的周钟岳家人

1938年1月，周钟岳（东陆大学校董）积极周旋，促成西南联大顺利迁至昆明。联大部分教师还同时受聘云南大学。周钟岳主动将自己在翠湖旁的房屋腾出来，让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和数学系教授程毓淮两家来住，因为这里离西南联大近。

四十年代初翠湖边若园巷周钟岳宅邸（这所房子后来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在原址上重建为另一所房子。照片转自逸芸《我家周边游--周钟岳旧居》）

吴大猷回忆：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巧是我在密大（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家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五间房子里。当时我们把周公馆当成了“北大的俱乐部”，教授们在治学之余，经常在这里聚会、聊天、娱乐，生活得相当愉快，暂时忘却了因沦陷而致的、流离失所的烦恼。

1939年梅贻琦在东寺街花椒巷五号（转自《五哥梅贻琦》）

蒙自哥胪士洋行，陈寅恪等教师曾住此

闻一多与夫人在昆一中的住所前

傅懋勉的儿子傅衍明在《云大往事》中写到其父与闻一多的一段关系，特录如下：

我父亲曾是闻一多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可不似今天那般格式化。而是如君父、如长兄。我母亲说：“闻先生曾让你爸爸替他洗臭袜子”。当然，那是小事，不足挂齿。然闻一多坚决反对我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原因竟是抗战胜利后要我父亲随他一同返京，闹得当时的联大满校风雨，这就让人费解了。还有一些其它事情，涉及长辈私事，这里不便详叙。结果是我父亲一怒之下，转投于朱自清门下。当然，闻先生和我父亲最终还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我父母结婚时，闻先生还为我父亲亲刻一对名章作为贺礼，这名章我至今仍然珍藏。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闻先生脾气怪得很！”

节孝巷十三号邹若𧗾宅院，闻一多住过这里，曾被误为“周钟岳别院”（邹昆凌 提供）

闻一多殉难的西仓坡闻一多寓所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合影，右二为闻一多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三四十年代的青云街学院坡，李公朴遇难处（今大兴坡堆子巷）

1938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华罗庚与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合影

三十年代小东城脚21号邹家院落，住过冯友兰、冯景兰兄弟（邹昆凌 提供）

1940年春，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钱端升，与夫人陈公蕙及两个儿子在昆明东郊龙头村寓所

1941年7月，周先庚全家在昆明乌龙浦

1945年，郑芳、周先庚与孩子们在昆明胜因寺院内

1940年，周培源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教，和家人居住在昆明滇池西畔的山邑村。他的家离西南联合大学约为40里，为了去学校给学生上课，他专门买了一匹马作为交通工具，并给马取名为“华龙”。每天早上，他很早就起床喂马、刷马，送女儿上学后，再骑马到学校上课。“骑马授课”的周培源教授受到不少学生的喜爱，也得到了“周大将军”的称号。

1942年秋冬，“九老会”几位朋友在冯素陶家中聚谈。此照为李公朴摄。后排左一为楚图南，左四为冯素陶（昆一中校史馆 翻拍） 

刘文典在云大时住的院子晚翠园，抗战胜利后刘文典留在了云大，右一为刘文典的儿子，读书的是张友铭（张友铭子女 提供） 

1939年昆明被轰炸后（转自素说昆明《老照片：抗战时期的昆明》）  

二、在昆明艰苦而乐观的生活

民国初年的昆明茶馆，西南联大学生喜欢来茶馆读书（1903 方苏雅）

汪曾祺在《斯是陋室》描写了联大的校园环境之简陋与同学之好学；《不衫不履》描写了联大师生的衣着随着时局的艰难而变得破旧；《晚翠园曲会》写西南联大与受聘云大的知识分子在云大晚翠园的定期举办的昆曲会；《采薇》是对昆明饮食生活的总结，从刚开始手头宽裕时下馆子，到时局艰难时吃野菜和昆虫，也有对泡茶馆经历的回忆。

昆明滇池

杨振宁对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有生动细致的回忆。在《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一一我的朋友黄昆》一文中，他写道: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地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呈贡文庙，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于此办公长达八年之久（1938-1946；中国网《图鉴呈贡 百年蝶变》）

陈达

社会学所在呈贡县进行最科学最严谨的现代人口普查，建立起现代中国人口普查的基本方法，对呈贡进行了翔实的农业普查，并把滇池环湖地区作为户籍管理示范区进行探索。

抗战时期汤用彤在昆明西山龙门

搬家（三十二•二•十八）

家属自上海搬到呈贡县后，即住于县城三台小学内，楼上三间为全家住宿之用，楼下一间为厨房及下房，楼上三间用木窗并以木为地板，朝西，光线充足，小学生的.上学时间为早自七时至九时，此后为休息及开饭时间。十一时至下午三时，继续上课，在上课时间声音杂乱，余时颇安静。自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五月，每月房租国币30元，在三十一年五月，小学校拟增一班。促余家搬出，余夫妇往龙街及古城找屋，无合适者，乃与学校商议，继续居住，房租增至每月60元（三十一年六月至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二年一月，学校又拟添加一班，再度促余搬家，并劝余家迁人文庙后进崇圣祠，不纳房租。余夫妇于寒假中布置。崇圣祠有屋三间，高而宽，惟光线较差，另盖一厨房。两边有现成的土基墙，另一面用旧篾篱笆，顶用草席，席上覆以稻草，厨房长一丈四尺，宽八尺，用泥地，雇一本地瓦匠，说定每工60元，此人嗜酒及鸦片。每日饮市酒两次共半斤，计10元，抽鸦片一次，计五分，计20元，每日工作时间自晨十时至下午四时，厨房各种材料及费用列下：(1)稻草12个，每个5元；(2)草席11条，每条8元；(3)竹9根，每根10元；(4)垆条2，每个50元；(5)石灰15斤，每斤2元5角，瓦烟筒1（个），35元。

中秋赏月（《陈达日记》）

中秋节前一夜，县立中学昌景光校长，约余赏月，晚七时半到校，桌上陈有宝珠梨（切成片）、鲜胡桃（带壳）、石榴（切碎）、茅豆（煮熟带荚)、松子（盛盘），客人十余，随便取食，过一小时，大家围坐一桌，饮升酒，吃米线，菜中有两样是今夜必有者：（一）羊肝，（二）羊肉。羊肉切片，蒸熟，用云南甜酱油渍食。

呈贡文庙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转自胡正刚《昆明篇章 | 李约瑟的昆明之行》）

呈贡寓所的老鼠（三十二一八；（《陈达日记》）

云南的老鼠，大如松鼠，重约12两者常有，能由庭柱直上，上爬时四腿支开。分两排，一口气能爬上约两丈。余寓三台小学楼上，共三间，夜间时闻屋外的扶梯有老鼠上下，但主要进口是由土墙挖洞。余见洞即堵塞，大致以树杆、竹枝或石片为材料，随堵随挖，一洞堵好后别处又见一洞，有时每日堵，有时隔三日堵塞，夜间时闻鼠声，余有时起床活捉。某次见大鼠上蚊帐，由帐爬_上粗绳，余用手杖击之，中头部堕地死。楼下厨房内老鼠特多，一日下午以打鼠机打之，一机于半小时内得五鼠。厨房内有木头水桶一对，俱被老鼠咬孔，圆径约一寸。水桶一副,三年前购入计7元,现价约须200元。昨夜三时，有物自门上堕下，嘭然有声，忽惊醒，知为大鼠，今晨六时半起，闻卧室内简衣中作声，在墙壁间视之，见大鼠，以手杖击中之，受重伤，不久即死，重约12两。文庙同人在厨房前后养小鸡，一日傍晚母鸡带一群小鸡在厨房旁边绕圈，忽听小鸡狂叫，见大鼠，咬住小鸡两只。女工陈嫂连嚷带追，老鼠放下鸡一只，余一只拖入洞内。

李景汉在社会调查中与村民谈话

呈贡人事登记

十二月六日（星期日）本所召开人事登记会议于文庙。昨日为本县县政会议，因此今日开会是趁便，出席者如下：李县长、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卫生顾问、四乡长（龙街乡及七甸乡二乡长缺席）、本所人事登记组周荣德主任、警察局长、安江警察分局长、本所人事登记三辅导员。由年县长主席，讨论主要内容如下：（一）有许多乡村的住户尚用民国二十七年旧户牌，与现时户内人口不符，应换新户牌。（二）有些小学无故放假，以致教员高校，妨碍登记工作，应禁止无放收假。（三）各村因有外来驻军，致有些校会被占，学校停办者应恢复。（四）明年委小学教员时，应将“人事登记”工作明白声明于委状内。（五）抗不登记者应受罚，并请警局及警分局严厉执行。

南坡外重修双石桥碑记（陈达）

归化人秦光玉先生，前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作碑文纪念邑宰李晋笏（右侯），重修南门外双石桥，有一段云：“南城外二桥，一在左方，为通龙街要道，石桥已断，一方面为过古城咽喉，石将脱落。邑宰李右侯，审查地势，左右两座，统建为圆凸桥，旁砌栏杆，借防危险，以三台为呈邑主山，左有龙翔寺，名左桥日应龙。右有凤翥宫，名右桥曰起凤。始于戊寅三月，迄九月落成。”据碑文所述，此碑已于民国二十八年大吕月建立。实际此碑迟至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始行竖立于南门外。右桥的栏杆已于同年三月初旬毁坏，距立碑前约七个月。龙街在南门外，离城约半里有镇日“云龙”。住户有237户，924人，商店仅次于县城镇，云龙镇俗名“龙街”，同时本县最大的集市，即在该处举行。据本地风俗七日举行两头街，如第一日有街，第七日又有街，因此一个月中约有集市五次。龙街的集市，在全县为最热闹者，每次赶街人数通常有一万余人。大古城离县城不及半里，有428户，1682人。小古城离城稍远，约有一一里，人口较少，仅有97户，438人。

1939年，国立艺专师生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昆明，初享四季如春昆明的阳光（转自《云去，山如画》）  

假日骑一匹毛驴，听铃声叮叮当当地颤动着，看来往的村妇打扮得俊俏俏，掮着竹筐往城里去，沿途风景绮丽，满山繁花点缀，这也自有其风味。西山面临昆明湖（滇池），波涛万顷，好一片湖光山色。昆明可游玩的地方多得不胜枚举，城里有圆通公园、翠湖，郊外去大观楼划船，去黑龙潭赶庙会……你看这批学生初来时也许愁眉不展，但现在也都适应着新环境，过日子又满副精神了。”（南山：《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1939年，国立艺专的教授师生在昆明（转自《云去，山如画》） 

在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据统计，战争期间，日军战机先后281次空袭云南，最多的一天，出动27架飞机轰炸昆明。

傅斯年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找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面盖上木板当作防空洞使用，经常下雨使下面水深到膝盖，住在楼上的陈寅恪由于失明，不方便跑警报，经常到下面躲避，因此还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讥讽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金岳霖随身携带着《知识论》的手稿，在跑警报的时候也会和他养的鸡一同带着跑警报，一次他跟往常一样带着手稿跑警报，等警报解除之后，他径直带着鸡回去了，却把70万字手稿忘在了山上，等会去找的时候，已经不知所踪，他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又重新开始写。

国立艺专女生在安江村田间（转自《云去，山如画》） 

1939年，国立艺专师生在大观楼（转自《云去，山如画》）  

昆明城中胜地翠湖，距联大步行不消10分钟，每当晚饭后，便有好多同学在那里散步赏景，情侣们也喜欢在那里携手共赏。清晨也有不少同学在那里高声朗读，旁若无人（周明道：《联大忆往》）

70多年后，提起昆明，不少联大人还能说上几句标准的云南方言。翻译家 杨苡一提到云南话，马上便说出“好吃得很嘛”“是了嘛”“谢谢你嘎”好几句来。她说：“云南话好听，我们喜欢云南话，那个地方老百姓都非常朴实……我在昆明非常好，就跟一场梦一样，连空气都是轻松的，我喜欢昆明。” （杨苡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三、费孝通在魁阁的日子

1945年在呈贡魁阁时的费孝通 

1938年—1946年费孝通先生家,住我家的生活点滴——杨增礼老人

1938年下半年,费先生和费太太孟吟,小佣人许凤,来我家租住,当时我家有父親李家荣和母親及我们三弟兄。我是老三李兆贵（后为上门到江尾村改名杨增礼），费先生家住正房两间(楼上楼下)，东耳房楼下一间为厨房。过后一段时间又来了史国衡先生，住费先生厨房楼上两间,张之毅先生住西边耳房两间,过后张先生回湖南结婚,回来带着媳妇刘碧莹,我们称刘小姐。1940年，费太太孟吟生了一个女，乳名毛毛，我是1933出生比她大7岁。云南大学校長熊庆来聘请费老任教授时，上下班都骑差马到呈贡火车站，回家来一进家门先叫“孟吟…太太孟吟，快来接”，叫声是很親切的声音,犹在耳边。费先生和孟吟太太平易近人,对我家很关心,邻居乡親到我家来玩,与费先生们热情交谈问好。我父亲经常给费家水缸水挑满及打扫环境卫生一些小事情(这个水缸还在)。

费老们家和我家是出入两道门，费老用一块木牌书写上：国立云南大学教授住此。(因当时有过往的旧部队華人，免打扰之用，很有效果。

有一次住在邻居家的许琅光先生的太太董玉兰叫我帮他给一位外国友人去斗南村找许先生。到了斗南村,路旁有一块木牌上写着“方语专由此去”。找到许先生时,正在教室给学生讲课。

费先生访美回国,回家来后,把云大社会学系“魁阁的成果”整理后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在家中堂屋办公桌上,一台打字机,键盘上是英文字母(键盘有老拇指头大,一个键一个字母)一天中午我听到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我轻轻的站到费老坐位背后,看费老聚精会神的操作打印文件。

还有一次,我父親和村子里降龙寺油库当官的打牌赌博,被抓到县衙门拘留。第二天，费老知道后，送一名片给我家,让我们到县政府找县長李悦立。明片上写:国立云南大学教授费孝通。县長看后说:无罪回家去吧。过后，费老批评了我父親一顿，並教导:以后要戒除一切不良坏习惯，要守份安良堂堂做人。我们全家非常感谢费老。

1943年，费先生代表云南大学到美国交流学术、参观考察。太太孟吟拿了一些书刊画報在天井桌子上翻着並解释给我们。有国内外大城市雄伟建筑和名胜古避览旅景点,书刊画報及其名称记不清了。孟吟太太白天休息哄毛毛睡午觉,哼着催眠曲:“毛毛疲倦了，要睡觉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我的好宝宝，安安稳稳睡着了。今天睡得好，明天起得早，竹园里面去舞蹈.......记得我和哥哥用一个長方型的肥包箱,四角安上小轮子、坐板扶手,有空时推着毛毛玩。 以上就是费老先生一家从1938年到1946年,和我家相处邻居八年的情景。我们一直都观注着这位一生“腳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费老。费老也深情感慨;云南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费老一生致力于社会学研究辛耕耘艰苦奋进，“魁阁的成果”称(席明纳)精神，这个精神在学术界永存，也在我心中永驻。（节选，本文所引为叮叮2023年赴江尾村，拜访杨增礼老人所得，转录请征得叮叮同意）

1944年9月3日，费孝通（左）、许烺光（右）及其妻子（右二）、李约瑟（藏）等在呈贡魁阁吃午饭的情形 李约瑟/摄 （转自胡正刚《昆明篇章 | 李约瑟的昆明之行》）

四、赵元任在昆明的时光

1938年1月赵元任（右一）一行抵达昆明时在火车站（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1938年8月离开昆明前，赵元任（右二）和他的四位助理在拓东路院内合影（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1938年，在昆明拓东路，赵家与梅贻琦、杨时逢等亲友告别的晚餐（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蒋梦麟夫妇专门从蒙自赶来，给赵元任全家送行（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1938年8月1日 赵元任一家乘火车离开昆明，亲友在昆明火车站为赵元任全家送行

行人中，有梅贻琦一家、杨步伟和丁绪宝夫人、傅斯年夫人等（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1938年7月17日，昆明民众举行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赵元任等人参加了纪念会。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吞没。 （图为纪念聂耳的墓碑） 

聶耳纪念活动后在西山游行

离开昆明前，在火车上留影。赵元任在照片背面标注：再见（转自“赵元任镜头下罕见的昆明旧时光”）

五、查阜西与沈从文在呈贡

北门街45号蔡锷故居，沈从文、杨振声等西南联大教授在此居住过（1997 余斌）

严晓星《在昆明追寻查阜西遗迹》：

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轰炸昆明。崇仁街在市中心，非常危险。10月1日，查阜西（古琴家）将妻儿送去呈贡（当时还是县）龙街小住；稍微太平了几天，12月21日又迁回来。但4月8日日机再来，为了安全，查阜西终于决定迁往龙街常住，住处便是张家宅院。 

崇仁街庾园（查阜西家迁呈贡前居住于此）

杨家大院里，郑颖孙这边，带着女儿郑慧、侄女郑德淑（查阜西写作“郑德树”，郑慧告诉我，“树”应作“淑”）；张充和这边，有三姐张兆和、三姐夫沈从文、外甥沈龙朱、沈虎雏，常来的有五弟张寰和。张寰和喜欢上了郑慧。郑慧病过一阵，他去医院里悉心照料。只是郑慧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暗地流了不少眼泪。我去看郑慧时，她九十多岁了，说起往事，她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

杨家大院里还有杨荫浏、曹安和，他们是表兄妹。十多年以后，杨荫浏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领军人物，曹安和是他最得力助手。加上查阜西是古琴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潘怀素也偶尔过来，他精通乐律学。后来的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这里聚集了半边天。郑颖孙、彭祉卿若不是中道殂谢，也必定是当仁不让的璀璨明星。

大院里还有唐兰。张充和的“云龙庵”三字，就是唐兰所写。后来学界评价“文革”前的古文字学、古史学者，一般都以唐兰、陈梦家二人的成就为最高。查阜西先与唐兰为邻，后与陈梦家在同一屋檐下，也是奇缘。

呈贡龙街149号杨家大院沈从文故居（老呈贡一中內，转自山河小岁月《没去过这些地方，就不算真正了解西南联大》）

沈龙朱（沈从文儿子）绘制的杨家大院图

折迁前的龙街杨家大院

沈从文儿子沈虎雏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里写道：

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家在呈贡县龙街149号杨家大院，一住五年多。 凡是爸爸的朋友、西南联大同事、同学第一次从昆明来玩，他常兴致勃勃，领人家观看杨家建筑，指点精致的木雕彩绘，如数家珍。 跟客人聊天时候，他爱谈到龙街顽童的游戏，常叫我跟龙朱哥哥用呈贡土话原汁原味表演一番： “嗯哼哼。” “什么人？” “过路人。” “难为过路君子莫偷我家呢（的）瓜-告！” “你家呢瓜有多-大？” “有个饭碗大。” “呸！瞧不起！” 顿一下，又是“嗯哼哼”，饭碗大的瓜，依次变成筲箕大、水缸大、风车大……爸爸欣赏孩子们抑扬顿挫的问答腔调节奏，欢喜表示叮嘱的那一声“告”。 其实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更多爸爸的学生、朋友、年轻同事，也曾先后停下学业、丢下工作应征入伍，分派到急需英语翻译的军事机关、远征军各个部队，或陈纳德鼎鼎大名的飞虎队里，也有很多工科学生，分派到需要工程人才的军种单位去。先后从军的人当中，巫宁坤、许芥昱、杜运燮、查良铮（穆旦）、朱树飏等好多叔叔们，就有在爸爸指指点点下，观赏过杨家大院精致建筑，或许也听过用呈贡土话表演“嗯哼哼”的人，只因为我们住在龙街，没见过为他们送别的感人场面。 

1940年春在呈贡龙街演出《游园惊梦》结束后合影（查阜西摄）前排左起：查意楞（查阜西之女）、查意檀（查阜西之子，即查克承）；中排左起：曹安和、郑慧、张充和、张兆和、徐问铮（查阜西太太）、郑德淑、查庆云（查阜西大姐）；后排左起：郑颖孙、查阜西、杨荫浏 。

关于这个杨家大院四周的环境，张充和曾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里有过描述：“后来日机频来，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周末沈二哥回龙街、上课编书仍在城中。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农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之极。农家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当时冰心还应张充和之请，为她题过词。但张家四小姐性格耿直，眼力“毒辣”，她晚年评价冰心早期的写作，认为有点“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

沈从文全家在呈贡

龙街既是地名，街也是乡场意思。龙街集市远近闻名，在龙山脚下，向南延伸占一大片地盘，平时空空荡荡比较冷清，每逢赶街日子，几千人熙熙攘攘非常热闹。龙山有龙翔寺，建在城墙那么高的堡坎上，俯瞰着这片巨大乡场。1940年育侨中学借龙翔寺办学，一批男生住进杨家大院的前楼，成我们邻居。常有华侨学生抱我逗我玩，因此三岁左右，就懂得华侨与众不同之处：华侨都是脸庞黑黑的，华侨爱镶金牙，华侨个个都热情友善。 每逢育侨中学开同乐会，全家都去捧场。在庙堂里木板搭的简陋舞台上，曾强鹏同学独奏小提琴，跺脚打拍子，扬起阵阵灰尘，有人边弹吉他边用外国话唱南洋歌，另一位用琴弓在弯曲的锯片上来回蹭，居然能对付着演奏乐曲，几个男女同学表演奇特的夏威夷草裙舞，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演出让我确信：华侨人人多才多艺。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周末从昆明回龙街，“挤上小火车，被尖声尖气叫唤的车头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这与查克承回忆查阜西从昆明回龙街，几乎完全一致。郑天挺1939年10月27日的日记，也可以作为参考。这天他与梅贻琦、杨振声、吴文藻、陈雪屏一起，从昆明坐火车去呈贡：“二时半车开，四等来回票价一元三角，车行四十分钟抵呈贡。车站距城尚有八里，骑马行一小时，抵县东门。”来东门接他们的，是“吴太太”冰心和郑颖孙。

在呈贡龙街杨家大院云龙庵的张充和（1939）

1940年春张充和与郑颖孙的女儿郑慧演出《游园惊梦》后与大家合影的位置，最早见到是在十年前出版的《杨荫浏全集》里。后来才发现查家不仅有这张照片的原片，还有好几张当时拍下的剧照（选了两张，首次用在书里）关于这张照片，书里有详尽的介绍：上面十二个人，我见过年纪最小的三位（郑慧、查意楞、查克承），也好在有郑慧和查克承，才能辨认出所有人。不过书里没写的是，我还注意到他们两边圆柱子上贴着的对联都没有拍全，只能看到上联结尾是“玉堂开丹桂”，下联结尾是“屋醉碧桃”，“屋”上唯馀一横，大约是个“金”字。浓墨隶书，字大于人头、完全可以借此推想这里空间是何等阔大。

从二楼窗口往外看查阜西的书房

查克承讲过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的书房。那是住在呈贡县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经常会到这里来玩。一次很多人来这里聚会，冰心打开书柜就翻。冰心是名作家嘛，查阜西很不好意思，连忙阻止：“哎呀，不要翻啦！不要翻啦！都是些无聊的书。”还没多久，偏偏冰心翻出了一本《冰心选集》！她什么也不说，就带着笑，把这本书拿给查阜西看。查阜西好尴尬！

读者们最熟悉、也是张充和本人最喜欢、一直挂在家里的那张云龙庵里坐在蒲团上的照片，应该是查阜西拍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龙街上，只有查阜西有摄影器材，也只有他会拍照。张充和后来写诗给查阜西，有一句“天南最忆马缨桥”，自注云：“马缨桥即小溪桥，由我等命名者。”据1940年查阜西写的《龙溪幻影》，他与郑颖孙、张充和在附近游玩时，一共命名了话眉坪、锄月桥、突梯坟、白鹭林、抱瓮泉、马缨桥、流花桥。这些大多是未经过度开发的自然风光，至于查阜西笔下还写过乌龙浦、白龙潭。

滇越铁路呈贡站

当时的呈贡聚集了一批文化名人。而张充和的所谓“云龙庵”，也就成了一个文化沙龙。杨荫浏先生1939年12月2日，曾在张充和《曲人鸿爪》中题字曰：“二十八年秋，迁居呈贡，距充和先生寓居所谓云龙庵者，不过百步而遥，因得时相过从。楼头理曲，林下啸遨。山中天趣盎然，不复知都市之尘嚣烦乱。”这期间，张充和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云龙佛堂即事》：“酒阑琴罢漫思家，小坐蒲团听落花。一曲潇湘云水过，见龙新水宝红茶。”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闺秀在抗战的紧张环境里仍然不失优雅地生活着。

沈从文一家在龙街

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沈从文）

跑马节，是在云南昆明附近乡下跑马山下举行的。这种聚集了近百里内四乡群众的盛会，到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对于外乡人更加开眼。不仅引人兴趣，也能长人见闻，来自四乡载运烧酒的马驮子，多把酒坛连驮架就地卸下，站在一旁招主顾，并且用小竹筒不住用酒请人品尝。有些上点年纪的人，阅兵点将一般，到处走去，点点头又摇摇头，平时若酒量不大，绕场一周，也就不免给那喷鼻浓香酒味熏得摇摇晃晃有个三分醉意了。各种酸甜苦辣吃食摊子，也都富有云南地方特色，为外地所少见。妇女们高兴的事情，是城乡第一流银匠到时都带了各种新样首饰，选平敞地搭个小小布棚，展开全部场面，就地开业，煮、炸、捶、钻、吹、镀、嵌、接，显得十分热闹。卖土布鞋面枕帕的，卖花边阑干、五色丝线和胭脂水粉香胰子的，都是专为女主顾而准备。文具摊上经常还可发现木刻《百家姓》和其它老式启蒙读物。大家主要兴趣自然在跑马，特别关心本村的胜败，和划龙船情形相差不多。我对于赛马兴趣并不大，云南马骨架多比较矮小，近于古人说的“果下马”，平时当坐骑，爬山越岭腰力还不坏，走夜路又不轻易失蹄。在平川地作小跑，钻子步走来匀称稳当，也显得满有精神。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再仔细些探索一下究竞，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皮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云南本出铜漆，又有个工艺传统，马具制作沿袭较古制度，本来极平常自然。可是这些小发现，对我说来却意义深长，此后就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当时在人马群中挤来钻去，十分满意，真正应合了古人说的，“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但过不多久，更新的发现，就把我引诱过去，认为从马背上研究原来跑马节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在另外一个斜坡边，比较僻静长满小小马尾松林子和荆条丛生的地区，那时到处有一簇簇年轻男女在对歌，也可说是“情绪跑马”，热烈程度绝不下于马背翻腾。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著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比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心中一本册，滚瓜熟，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的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像是说：“你们看，我唱赢了”，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的脸，满口白白的牙齿，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了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作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路旁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本来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的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竞象是有意摹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有时面前三五步路旁边，忽然出现个花茸茸的戴胜鸟，矗起头顶花冠，瞪着个油亮亮的眼睛，好像对于唱歌也发生了兴趣，经赶马女孩子一喝，才扑着翅膀掠地飞去。这种鸟大白天照例十分沉默，可是每在晨光熹微中，却欢喜坐在人家屋脊上，“郭公郭公”反复叫个不停。最有意思的是云雀，时常从面前不远草从中起飞，扶摇盘旋而上，一面不住唱歌，向碧蓝天空中钻去。仿佛要一直钻透蓝空。伏在草丛中的云雀群，却带点鼓励意思相互应和。直到穷目力看不见后，忽然又象个小流星一样，用极快速度下坠到草丛中，和其他同伴会合，于是另外几只云雀又接着起飞，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在龙街村子里举行，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附近几个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矮方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桌子，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它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摇荡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风哕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利索，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分挨桌看去，很多人都象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里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里有城门边挑水洗衣的，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家属，小杂货商店的老板娘子，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和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赶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辟疫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好听歌声，全部传给下一辈，反复唱下去，到大家熟习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不问唱什么都不犯忌讳。就中最当行出色是龙街村子一个吹鼓手，年纪已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的唱下去。除爱情故事，此外嘲烟鬼，骂财主，样样在行，真象是一个“歌库”。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十年难逢金满斗”，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这种会，只有正当金星入斗那一年才举行的。同是唱歌，另外有种抒情气氛，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会歌。

云大旁边的一个水塘（四十年代 转自《影像 | 一代学者江应樑的往事影像 | 一代学者江应樑的往事》）

六、林徽因在昆明

1938年初，林徽因（右三）在昆明巡津街9号的住宅与汪同、梁从诫、金岳霖（左一）等合影 

1938年龙云夫人顾映秋捐赠修建、林徽因设计的云大映秋院-女生宿舍 （1985） 

映秋院（1980）

1938年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前排梁再冰、梁从诫） 

1939年秋，林徽因与女儿在昆明龙泉镇棕皮营自家设计建造的房屋前 （转自《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诗作及一生的照片》） 

昆明棕皮营村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自宅工地，刘致平摄于1939—1940年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藏）

1939年，林徽因与儿女在龙泉镇

1939年初，林徽因在巡津街9号

住巡津街的时候，林徽因一次上街，碰到呈贡的农民在街上卖一种叫“宝珠梨”的梨子，味道很好，于是她就买了一担（两筐）。她向旁边的店铺借了笔纸，写清楚街道住址，叫卖梨的自己送过去。当她写字的时候，卖梨的大叫：天哪，这个女人会写字！

1939年，昆明西山。后排右一金岳霖，右二陈岱孙；左一周培源，前排左为林徽因、中坐者梁思成（转自青年与社会杂志《108张绝密照片，还原昆明百年历史》 ）

1939年间，林徽因在昆明西山的住宅与王蒂瀓（左）、陈意（右）合影。林徽因在昆明住过西山、巡津街、龙头街棕皮营、北门街唐家花园

林徽因在昆明

1939年，林徽因在昆明留学生俱乐部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徽因与老友沈从文（左一）、金岳霖（右一）等在昆明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来昆明受邀住过的北门街唐家花园-北门街园子

抗战胜利时，林徽因写下了5首记忆昆明的诗歌，《除夕看花》抒发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怀，《茶铺》《小楼》显示了她对民俗文化的兴趣，《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表达了她对自然、对生命的眷恋和深情。“别说你寂寞，大树拱立∕草花烂漫，一个园子永远∕睡着；没有脚步的走响∕你树梢盘着飞鸟，每早云天∕吻你额前，每晚你留下对话∕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阳”（《对北门街园子》）。

1941年卢汉夫人龙泽清捐赠修建，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云大泽清堂-女生宿舍 （后被日机炸毁）  

龙泉镇棕皮营古梅书屋查阜西家的聚会（1939）

七、在昆明的女记者

《中央日报》记者范小梵

1937年抗战爆发，19岁的范小梵，新婚丈夫远赴法国留学。在八年的流亡生涯中，她流离失所，经历饥饿、重病，她不断逃难，千里跋涉。 知道昆明有法国领事馆，便辗转来到昆明，1944年考入《中央日报》做女记者。她在《风雨流亡路》中写道：

当时在昆明，大报有《中央日报》，算是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扫荡报》是军队系统的，《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报，《正义报》是商业经济系统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小报有《朝报》，周刊有《龙门周刊》（其他也许还有一些，不太记得了)。通讯社有“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外国驻昆明的有“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法国新闻处”等。各报记者跑新闻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记者，于是乎，我成为了被同行羡慕的对象，以至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这一下子，各家报馆争着到处找寻合适的女记者，似乎在昆明的报界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其他报派到《中央日报》报馆来采访我的，一天竟达数起。接着，《云南日报》找到了一位方丹女士，才到任时还特别来采访了我。方个头不高，有点胖，圆脸，穿一身黑旗袍。另一个是中央社的陈香梅，当时人称之为安娜，她个头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身材也是圆圆的但很匀称，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她的外语好，因此专跑美军飞虎队，后来她嫁了陈纳德并成了美国政界名人。后来中央社又来了一个联大的学生，叫陈柏生，矮矮的个子，生得很小巧，显得很精干。我调到内勤以后还有几个接我班的，似乎有一个叫傅冬菊的，听说是傅作义的女儿。《龙门周刊》上那篇“昆明女记者群像”中所写的第一人，就是我。文章说：范小梵，是《中央日报》的也是昆明的第一个女记者，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阴丹布的蓝旗袍，夹着个讲义夹子，走起路来飞快，在采访新闻时，总是一面问一面记，在大讲义夹子上不停地写……我采访过很多当时的风云人物、报道过滇缅公路等重大事件。还釆访过昆明当时的女强人刘淑清，她是大华交易社和南屏电影院的总经理，四川人，听说她有段很传奇的故事。据说她本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翻墙逃了出来，来到云南后，和龙云的夫人顾映秋结上了关系。刘相当能干，自开了大华交易社，搞股票、棉纱、黄金、美钞之类的生意，又开了南屏电影院，还有安宁温泉宾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刘淑清当时五十岁左右，人生得很清秀，也颇有风韵，谈吐不俗，她在办了许多企业之余，又在东郊办了一所“坤维慈幼院”，我们去参加过坤维慈幼院的开办典礼招待会，我还为此写了一篇专题报道。

后来，范小梵终于与留学归来的丈夫朱锡侯在昆明团聚，丈夫受聘云南大学教授。这样的故事在抗战中的昆明，真是不在少数。

陈纳德和小自己32岁的中国妻子陈香梅

1944年，陈香梅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成为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抗战结束后，陈香梅调往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 

1944-1946，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设在昆华师范学校内（转自《望旌旗以千里-昆明抗战遗址遗迹全录》） 

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正式宣告联大结束。随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返。图为结业典礼会场，梅贻琦（左四）主持大会，汤用彤（左三）代表北京大学致辞

阅读本文，请参照阅读本人的姊妹篇《西南联大、国立艺专及几个研究所在昆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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