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十问

伴侬

　　最近在网上看到总政话剧团表演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请点击下面的视频收听），剧中最后的“红军十问”（实际上是十一问）引人入胜，让我感慨万分：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这短短十一句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广大民众共同的心声，表达了底层人民由衷的期盼。那么，谁能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这个“红军十问”呢？这里我就不作过多的阐述，但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不忘初心，问心无愧地给革命前辈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红军十问”中的八问不需要我来回答，一看就心知肚明，大家可以自己去扪心自问。但是，剩下的三问绝大多数人就不是很清楚，我也是一头雾水。那么，红军的梦想、承诺和信仰倒底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上翻阅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到西安事变之前的这段历史。因为西安事变之后红军就不叫红军，开始叫八路军了。要想了解红军，首先必须了解共产党，因为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共产党的思想就是红军的思想。那么，我们先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发展史开始说起。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谁看好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党派，中共只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政党林立，每天成立的党和解散的党一样多，就连当时发起成立这个党的一些人，也没想到28年后中共还能夺取全国的政权。当时，党就像一个瘦弱多病、懵懂无知的孩子，能长多大和能有多大出息谁也不知道，所以刚刚成立不久就问题不断。

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1922年陈公博就宣布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慧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开除党籍。这些人都是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其中包慧僧是代表陈独秀参的会。中共一大总共有13名党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参会。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共党员的精英，但后来自己脱党的和被党开除的就有7位。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后来追随汪精卫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决。

这7个人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他们还会做这样的糊涂事吗？当然，如果能预知未来，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28年后就能夺取全国政权，还用得着当汉奸吗？还用得着当军统特务吗？胜败难知，前途未卜，他们就这样错误地选择了自己错误的人生道路。然而，坚持革命的人也凶险莫测，这13个人除了前面说的7个，还剩下6个人。这6个人当中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这样算下来6个人就牺牲了4个。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人，1949年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二个人——毛泽东和董必武。

　　这就是党的一大代表们的命运，其实也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命运的缩影，那就是极高的淘汰率和死亡率。因为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成功，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有人脱党，有人叛变。即使有人坚定信仰，矢志不渝，也极有可能残遭杀害。中国共产党遭受的残酷境遇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党内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被敌人消灭。周恩来曾经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般的考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这些只是部分党员领导的名字，普通党员遇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党组织被打得七零八散，很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人甚至公开在报纸刊登反共言论，并指认搜捕捉拿自己的同志。

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后来的领袖都是无数牺牲者中的幸存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还有运气的成份。参加革命别想旱涝保收，也别寄希望最终就能享受到胜利的成果，这其中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否则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住。

　　中国共产党所面临严酷凶险的环境是世人难于想象的，我们可以拿苏俄来作个对比。列宁被捕流放过二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二次，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斯大林被捕流放过七次，加米涅甫被判处终生流放。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都只是被流放，并没有被处死。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里没有流放这个词，他的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或者“立决”，总之，逆我者——死！！！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常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反抗者只有一种处罚——杀无赦！

当时的共产党人就是必须面临这样的特殊待遇，于是背叛者比比皆是。曾经的中央一号人物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升和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赣粤军区参谋长向湘林、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等通通当了叛徒。不要认为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出这么多人的名字，仔细读读他们的职务吧。他们在背叛前都应该是为中共做出过巨大贡献，才能一步一步坐到现在的位置。如果没有叛变，他们在解放后谁都有可能身居要职，甚至封侯拜相了。

　　中共党员的淘汰与筛选首先是从党的高层领导开始的，很多领导极度现实地抛弃了梦想。现实到直接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这其中张申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被中共称为先驱的，除了“南陈北李”外，如果要排第三个，那就非张申府莫属。

张申府是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与李大钊共同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个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中国共产党。他发展夫人刘清扬成为了中共的第一位女党员，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周恩来入的党，后来还和周恩来共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想想看其的历史地位和人脉是何等重要？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有交往，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时，给他发工资的人就是张申府。1925年，因为党的发展前景不明，甚至暗淡，张申府脱党了。1938年他发起成立了民盟，1948年又被民盟开除。他为啥被自己成立的政党开除了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

这就得从1948年发生的一件荒唐事件说起。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局已定。张申府在这个时候竟然写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公然支持蒋介石的勘乱政策，骂解放军是“匪”。他的夫人刘清扬气得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说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宣布和他一刀两断，彻底撇清了二人的关系。时人惊呼：申府君，糊涂啊！你知道张申府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那篇文章得了三千块大洋的稿费，我当时真的很需要这三千块钱。”听完这话，你是不是感觉很无语，真的是令人又惊又怒，荒唐可笑啊。

　　还有一个厉害人物——龚楚，他是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人之一，另外二个人分别是澎湃和毛泽东。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还是由他带领朱德上的井冈山。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是这样说的：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毛泽东、朱德、龚楚。所以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不是称朱毛，而是称朱毛龚。

就是这样一个龚楚，1935年却背叛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他又背叛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那时解放军解放二广的攻势已经势不可挡，龚楚作为任职广东的国民党中将被迫起义。向当年他作为朱毛龚红军高级领导人时的手下连长，后来又被他提升为营长的林彪投降。解放后他先是跑到香港，后又前往南美。1995年7月，龚楚在其家乡广东乐昌市长来镇去世。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个大家熟悉的重量级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共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也是列宁唯一接见过的中共领导人。他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张比毛还小四岁），而且都完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中心拥护，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中心拥护，二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卓有成效地领导和创建了两块最大的中共苏区。按照共产国际的说法，二个人都想走自己的道路，而且都有一把硬刷子。（他们二人还有很多共同之处，由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作过多叙述，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参阅中共党史《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一“从拥抱到决裂”。）

但是在1938年，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却叛变逃跑了。当时周恩来带着王明、李克侬等人一路从延安追到武汉，苦口婆心奉劝张国焘，但他就是不回头。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距离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只有11年。后来他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统中将，成了戴笠手下的一名特务。1947年至1948年，张国焘见中共即将获得全面胜利，便急于撇清与国民党的关系成立了第三党。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周旋调和，但是大势已去。1949年张国焘逃到香港，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我不禁要问，张国焘在最后的神志清醒中，是否还记得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的情景。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地，立于濛濛细雨中恭候他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总共发展了多少党员，除去脱党、叛变和牺牲的党员还剩多少，这个数据我没有查到。但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前总共有约三十万人，到达陕北后只剩下三万三千人，这个数据倒是有据可查，甚至从我们初中的历史课本中也能看到。这就是说，每十个红军只有一个能最后生存下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

在这个极高的淘汰率和死亡率背后，折射的是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短期内极其不明朗的斗争前景、以及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极其坚定的信念和极其坚强的意志。所以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精髓。

那么，早期共产党人的梦想、承诺和信仰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内容的深度思考，我想用八个字来慨括，那就是“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因为怀揣这样坚定的梦想、承诺和信仰，他们才会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是的，只有真金才不怕火炼，只有真金才当得上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对早期共产党人的一个彻底认知。

　　下面我再来说说“红军十问”中的其它八问。要想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其实不难，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那么这个八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鉴于前面所述党的极高淘汰率的说法，我认为“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进行淘汰也是一个最基本可行的方法之一。

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在街上发生暴徒行凶、流氓调戏妇女或老人摔倒等事件，如果现场没有人见义勇为。那么，群众就可以举报在现场职位最高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去担责，视问题的轻重，拿出一个合理的处分标准。不要认为这样的处分待遇对领导干部很不公平，容易寒了人的心。但是，想想当年那些背叛革命的叛徒吧，他们前期做出的贡献比你大得多，还不是照样被人民唾弃，我们共产党的队伍缩小了吗？这样淘汰下来，剩下的都是一些敢于担当和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人民还有什么理由不拥护爱戴他们？有了这些模仿学习的楷模，我想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只会越来越纯，越来越大。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言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每个共产党人最起码的职责之一，原来我们的先辈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下面我再做一个假设，每个专家说的方法或建议，首先从他们的亲人和亲属中开始搞试点一年，他们还会闭着眼睛说瞎话吗？我想，肯定不会。可能又会有人说这种方法对专家很不公，这样一弄，谁还敢说话。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样一搞，想说话的专家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只要你是好的方法和建议，首先受益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和亲戚，至少他们要比别人早起步一年，早享受建议的红利，何乐而不为？只不过是苦了那些纸上谈兵、滥竽充数说空话的伪专家罢了。

同样，这种方法用在领导干部身上，还有哪个领导干部不会好好干实事、做好事呢？不要以为这样一搞会滞留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其实错误的言论和方法造成的损害远远比实验一年滞留的损失要多的多。循序渐进的发展永远比盲目空谈的抓瞎发展更切合实际，我认为这是一个至理名言式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