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队”从天井岙冲出重围

毛战海

陈建国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1942年5月，中共鄞奉县委在鄞西组建了一支挂着国民党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番号的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动员青年参军，部队发展很快，至10 月扩大到一个大队。部队的扩大，急需充实领导干部力量。因中共鄞奉县委的要求，我被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派去工作，当时我是新四军的一名营长，名叫李发仁。

一

1943年1月一天，我在中共浙东区委拿了介绍信后，从四明山梁弄横坎头动身，经晓岭，越洋山，进入竹丝岚和大雷，最后到达鄞西梅园建岙村联络站寻找中共鄞奉县委。当时中共鄞奉县委处于地下工作状态，没有固定住所和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的脱产干部，县委负责人陈志刚隐蔽在建岙村，公开职业是建岙小学教员。我历尽艰辛找到陈志刚同志作了自我介绍并递给组织介绍信后，他热情接待说，欢迎你来鄞西工作。等会儿我去找一下林队长（当时已是特务大队，大队长是林一新，共产党员），晚上我们研究一下如何进入“林大队”（群众习惯称林一新领导的特务大队为“林大队”）事宜。随即，他送我到一个基本群众家里歇息。

“林大队”虽然是我党直接掌控的一支挂灰色番号的抗日武装，但军事干部进入都要经过郭青白支队长同意并任命，如果不经过他，进入的地下党干部必然会引起他怀疑，有可能会暴露身份。

晚上，陈志刚、林一新和我一起研究用什么方法、以什么身份推荐我进入林大队并被委任军职。林一新介绍了郭青白支队的情况后，说：“郭青白现在正需要重用同乡人或知友来扩大自己实力，并非常注重同乡情义和私人感情，李营长与郭青白是湖南同乡，这是一个有利条件，问题是用什么身份向郭青白推荐呢？"

我向陈志刚、林一新介绍在苏北抗日时，与国军 52 师 154团接触的情况，说：“我对 154 团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个团与日伪军交战时被打散了，你们可以把我作为被打散的 154团的一个营长身份向郭青白推荐，假使他要调查我的身份，一时也难以调查清楚。”

陈、林听了我的介绍，联想到鄞县（宁波）沦陷时国民党194 师的溃散，鄞西到处是散兵游勇，现在郭支队当大队长的刘子良，当时也是 194 师的一个排长，败退到梅园乡后，经我党宣传动员被送到郭部去的。说：“就用这个办法和身份向郭青白推荐。”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这个方案可行。

为了隐蔽身份，我改李发仁为李明，由林一新向郭青白推荐。因林与郭是结义兄弟，再加郭的小老婆与地下党员陈洛宁同志是同学加知友，往来密切。郭娶了这个小老婆后，大老婆为此经常争风吃醋，闹得家庭不和，林一新、陈洛宁帮助他解决了纠纷，送走了大老婆。他们四人可谓是无话不谈。

次日，林一新到郭青白家拜年。在海阔天空一番漫谈时，假装不经意中谈起他碰到郭的老乡之事，郭青白没等林一新说完就赶紧插问，他叫什么姓名，从哪里来？因近段时间来，他所属的各大队长为扩大势力互相争权夺利，闹得他无所适从，有的还暗地里向总队长俞济民告黑状，导致俞对郭的不信任。他感到现在的支队官兵除了林一新，自己身边没有一个知心人，可林又被上级和他的部下怀疑是异党，自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孤掌难鸣。他深怕大权旁落，整天提心吊胆。

郭青白，师范毕业后考入警官学校，在宁波当过警官，在鄞江当过区长，又学过算命看相，迷信思想很严重，每逢遇到 “麻烦”都会用卜卦问吉凶祸福。前几天，他问卜获得上上签，说有吉人来相助，现在听了林一新提起老乡，他确信吉签应验了。

“他自称是你的老乡，回家没有路费……”林一新见郭青白求贤心切，故意不紧不慢地说。

“借什么路费哟，我在这里没有发横财！”郭一听说是来借路费的，心里冷了半截，便不怀好意地说。

“这位年青人自说是国军军官，部队被打散没有钱回家，听说你在这里当司令，便想借点路费回家。当他得知我是你下属的一个大队长，便恳求我向你说说情，帮他一把。”林一新见郭青白有点垂头丧气，又慢条斯理地说，这下又把郭青白的胃口吊起来了。

“他是什么军官？老弟，你今天说话老是半吞半吐的，吊我什么胃口啊！”郭青白急不可耐地问。

“他原是一个国军营长。”林一新说。

“你替我问一下，他愿不愿意留下？”郭青白还叮嘱说，“你替我做做工作，尽量把他留下来。”

“他是国军营级军官，如要把他留下来，还是大哥您亲自出面同他谈得好，表示重视人才。”林一新见火候已到，又故意推辞说。

“还是老弟想得周到。你把他请来，我与他面谈。”郭青白点点头说。

二

当天下午，林一新陪同我到郭青白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郭青白从上到下打量了我这个身高6尺，身体强壮，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长方脸。我立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向长官问好！”

“听说你是湖南人，为国军服务，现在要回家去？”郭青白边说边请我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

我见他穿着一身绸缎长衫，文质彬彬，黑发下的长方脸洁白细嫩，说话慢条斯理，如果不是林一新的介绍，还以为他是一位教书先生呢！我听到郭青白问话，便回答说：“老家在湖南，因家里生活艰难，十七八岁时我就入伍当兵了……。”

这时，林一新见我俩接上了话题，便悄悄地走开了。“你在国军哪个部队？”郭青白又问。

我把事先编好的话说了一遍。在国军 52师 154团3 营从三等兵、二等兵、一等兵到下士、中士、上士班长，直至升为排长、连长……在苏北一次日军扫荡中，我们部队溃败被打散，我找不到原队伍只好只身乘船来到宁波，现想转道江西回湖南老家……。

“为什么要回家？”郭青白又问。

“部队被打垮了，没有安身之处，再说我的部队又不是蒋介石嫡系，长官之间矛盾复杂，打了胜仗大家抢功劳，打了败仗都推责任。我是一个营级军官，这次打了败仗，肯定要给上级军官做替罪羊的。从抗战开始，我已受了五六年的怨气，想来想去还是回家去种田的好，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我越说越气愤，心里感到非常委屈。

“家眷现在什么地方？”郭青白问。

“我还……”我忽然想到作为一个国军的营长还未结婚，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暴露身份。于是，我模棱两可地答道：“这年头自己也顾不了自己，哪里还顾得上家眷。”然后，又假装很伤心地说：“家乡有一句俗话，天也空来地也空，大难临头各自奔。部队散了，家眷也找不到了，不知她们还活在世上否？”

“请不要伤心，家眷可以去找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自己先要有落脚的地方。”郭青白一边同情地说，一边心里盘算着，这正好合了自己的心意。随即，又关心似地说：“我想请你在这里服务，助我一臂之力，不知能屈就否？”说完，等待我反应。

“初次见面，郭长官这样关心我，按理说应当为同乡效一臂之力，但我不学无术，恐难有辱使命。”我推辞说。然后把话题一转诉起苦来：“我当了十几年兵，打了许多大仗硬仗。我们的武器装备比不上敌人和蒋介石嫡系部队，但我靠平时带兵严厉，杀敌勇猛，打了不少胜仗。可我这个人不会吹牛拍马，也没有靠山，打了胜仗功劳都被别人抢去了；打了败仗却要遭指责、处罚，搞得我妻离子散，心都气炸了。所以还请你在老乡的面上，发发慈悲，借点盘缠，让我回家去过安宁的田园生活吧！”我越说越伤心，坚决要求回家去。

郭青白被我的一番话说得心动了，联系到他在军旅生涯中挣扎，心有同感，越想越要把我留下。于是，他转了一个话题向我讲起了大道理，说：“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是国军军官，受党国栽培多年，军人的天职是效忠党国。”接着，他拉起我的双手仔细察看后，说：“我会看相，略知天命。看你面相和双手的指纹是一个有福相的军人，也有劫难。但大的劫难已经过去，冬去春来，今年必有喜讯临门。我与你是老乡，勿会亏待你的，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不要回家去了，劫难已经过去，冬去春来，今年必有喜讯临门。我与你是老乡，勿会亏待你的，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不要回家去了，现在全民抗战，老家也在抽壮丁，你回到家，人家说你是逃兵，说不定还会再拉去当兵的，也说不定在路上就会被人抓去邀功领赏呢！”

“老乡既然这样器重，我若再推辞也太无情无义了。我虽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恐难报答您对我的信任，但作为一名军人，对敌作战没有二话，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效忠党国，报答我的老乡——您，郭支队长。”我见郭青白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劝留，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谦虚地说。

郭青白听了我那样中肯的话，心里乐滋滋的，连连说这就好了，并委任我为少校作战参谋，负责军事训练。

“今年几岁？”接着他又问。

“28 岁。”我想说 24 岁（这是我的实际年龄），但心里盘算觉得不对，这么年轻就当国军营长怕被引起怀疑，便加了4 岁，回答说。

“我今年 32 岁，比你大4岁，我们结拜金兰吧！你是老弟，我是大哥，今后不要喊我什么长官、支队长的，就叫我大哥吧！”郭青白欣喜地说。

“听大哥的。不过，小弟还想进一言，请大哥斟酌。在公开场合还是称你长官或支队长、司令官为好，因为我是下属这样内外有别，更有亲切感又不会引起众人议论。”我双手合十向郭致礼说。

郭青白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心中暗赞我这个“武夫”，还真有点心计。

“老弟，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没钱花向我要，竹杠不能去敲。”郭青白心里高兴，于是又关切地对我说。

"我听大哥的，请多关照，小弟一定遵命。”

说话之间，郭青白突然问我会不会搓麻将、玩牌？我刚说出一个“不”字就停顿了，我想若说不会那就糟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腐败，那个军官不是吃喝赌嫖样样都来。于是，我马上把“不”字的音拖得老长，说：

“不－－太－－会！”

“我不是来十次输九次，而是十次都是输的。”我接着说。“看大哥这么高兴，老乡同意留下啦？”这时，林一新走进屋里，说。

“你又多了一个二哥了。”郭青白高兴地说。

“这是大哥的福份，祝贺二位哥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今后，我们在鄞西这块大地上，不管是日伪军，还是其它军队来扫荡，我们都把它们打得有来无回。”林一新向郭青白和我道贺祝福后，接着他向郭青白要求说：“大哥，我大队缺少军事人才，请考虑一下让二哥到我大队当大队长吧！我这个教书匠，半路出家带不了兵，改为副的，做二哥的助手。”

“还是让你二哥兼副大队长吧，你的大队长职务就不要变了。哥弟俩同心合力把部队带好，为大哥争气。”郭说。

“一定不负大哥的期望。”林一新和我见来郭部的目的已经达到，一齐表示说。

三

我得到郭青白任命，任郭支队少校参谋兼特务大队副大队长。我的主要工作是抓部队建设，用新四军建军方针，采用实战练兵，进行政治、纪律和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教育和训练。不久，郭青白根据俞济民总队长命令，重机枪连与特务大队合并，改名为宁警总队第三支队第六大队，陈炳奎任大队长，林一新任副大队长，我任大队附，合并后的第六大队仍独立自主行动。陈炳奎在一次伏击日伪军战斗中受重伤，离职医治疗养，大队长职务由林一新代理。后来，新四军三北游击司令部要林一新去协助搞情报工作，他向郭青白以请病假为由暂时离开了六大队，但经常隔一段时间回部队看看，继续对郭青日进行统战工作。于是，第六大队的党政军工作由我负责，并任党支部书记。

林大队指战员的素质很好，班长以上干部多数是共产党员，战士都是贫农、雇农出身，也是农村积极分子。当时，大队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敌人的封锁和频繁扫荡；二是生活非常艰苦，严重影响部队的巩固。 

我们依靠支部的集体领导力量，召开支部会议确定三项措施，以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一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指战员阶级、民族觉悟和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密切军民关系，扩大林大队影响；二是积极筹款，改善部队生活；三是积极主动开展对日伪军的战斗，在实战中提高指战员作战经验，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武装自己。具体方法一是组织小规模战斗队对日伪军的税卡、据点、哨所、情报站、汉奸特务和伪乡公所进行突然袭击，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二是采用引蛇出洞办法伏击敌人，寻找机会歼之，如在龙观小灵峰伏击了扫荡的日伪军30多人，缴获了10多支步枪；三是配合三五支队粉碎日伪军大部队的扫荡。

经过这些战斗，部队得到很好的锻炼，战斗力和群众纪律有很大提高，军民关系更加密切，林大队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进一步提高，活动范围由原来的鄞西山区向平原扩展，从沿山地区推进到梅园乡以东鸡山头、凤岙市、高桥和余姚的陆家埠，部队迅速巩固和扩大，人数发展到 260 多人。

林大队在实战中巩固、扩大、提高战斗力的同时，积极做好对郭青白的应付工作和郭支队所属各大队大队长等军政人员的交际应酬。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了解郭部内部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矛盾，研究对策和办法。对于郭青白，我们采取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恰如其分地做好应付工作，坚持向郭青白请示汇报，在外表上保持郭部所属的第六大队。

我们把部队拉出去“游击”一段时间后，又拉回到郭部驻地附近休整，同时向郭青白汇报“游击”情况，如龙观乡小灵峰伏击战等重要战斗部署打法都向郭青白汇报。郭青白对我们六大队所获的成绩非常满意，特别是良好的群众纪律、军民关系，为郭部这支乌合之众，不打敌人专门扰民、劫民、害民的“游劫队”挽回了不少面子，他自鸣得意自己下属有这样一支好部队。

每次打仗回来，他都给一些小恩小惠，妄图以此来拉拢我。在接受郭青白给的小恩小惠时，我心里明白郭的钱是从农民身上刮来的。俗语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接过他的钱也算是他这群人中一员了，不接受反会引起猜测怀疑，引来麻烦，不能不拿。但我每次接受钱后，便分给大队里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

对郭部下属各大队长及其他骨干，我看准这批嗜赌成性的赌徒特点，便利用开会或各种碰面机会与他们一起搓麻将、打牌九等，并有意输一些钱给他们，借此以联络感情，了解情况，更深地隐蔽自己的身份。

由于了解了国民党军官的生活作风，我与郭青白等人打交道又善于小心谨慎的应对。因此，在郭部一伙人眼里，我是他们的同类；但在林大队的指战员眼里，我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

四

林大队频频出击取得胜利，武器装备得到改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也引起了郭部下属的各大队长嫉妒和怀疑，他们向国民党宁波专员兼宁警总队长的俞济民报告。其实，俞济民对郭青白从组建三支队起，便怀疑有异党在支持，曾派亲信邢云鹤任副支队长，监视郭青白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后来，邢云鹤投敌当汉奸罪行暴露，林一新协助郭青白处决了邢云鹤，并公布了他的罪状，从而使郭部巩固下来了。 

邢云鹤投敌，虽然堵住了俞济民的口，但他始终怀疑郭部有共产党混进。现接到郭部下属大队长的报告，他即派特务陈晓初到郭支队任政训室主任，取代由共产党员担任政训室主任的职位。为了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情报，经中共鄞奉县委研究决定，这位党员仍留在郭部政训室改任副主任，并建立政工队，继续秘密派党员到政工队开展抗日宣传并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妇女会和自卫队等群众组织。

陈晓初当了郭部政训室主任后，多次到林大队以检查工作为名进行侦察。以反共破坏抗日为职业的国民党特务陈晓初以其特有的嗅觉和反共反人民的本能，从林大队严格的群众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和对敌开展的游击战争等情况，与国民党军队腐败、扰民、劫民等行为作比较，特别是良好的群众纪律和作战策略，认定林大队所做的一切是跟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出一辙，作战完全与共产党的游击战一脉相承。他肯定林大队是被共产党秘密操纵了，于是向郭青白和俞济民报告：林大队混进了共产党。

郭青白开始对陈晓初的报告不以为然。后来，在俞济民的频频施压下，他对林大队的活动开始警觉起来，同时对林一新的请长病假也产生了怀疑。于是，他派“眼线”经常监视林大队一举一动。新四军三北游击司令部三五支队为了改善林大队的武器装备，送来一挺轻机枪，我又利用缴获的钱购买了一些子弹，郭青白很快就知道了，便把我叫去问：

“你们大队的那挺机枪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三五支队送给你们的。”

“报告支队长，我们是用缴获敌人税卡的钱买来的，因为 部队在外活动，路途较远，战斗频繁，没有及时向你禀报。昨天部队刚回来，准备今天来汇报就接到了你的命令。”我迅速编了一套谎话应付过去了。郭虽没有再追问，但我知道他的怀疑在加深。

1943年7月一天，我向郭青白报告林大队军事活动情况，他问我林大队长的病情？我说他来信告知病情已有好转，但医生嘱咐还需医治和疗养一段时间。

“老弟啊，我现在压力很大，有人告状到总队部，说你们大队混进了共产党，还说林一新是装病、是共党。我原先不相信，但从他以养病为由，消极抗日的态度看，使我不得不怀疑啊。”郭青白忧虑忡忡地嘱咐我说：“我们都是异乡人，与他们本地人不同，我们是上无靠山，下无亲人，出了事可不得了啊！你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带好，免遭灾祸。”

“一定遵照大哥的吩咐，鼎力相助。”我听了郭青白吐露的真情，佯装同情，坚决表示说，“我会时刻注意，有情况会亲自报告。”借此来稳定郭青白心情，减少他对林大队的疑心。

自郭青白对林大队的怀疑加深之后，林一新和我等同志虽对郭提高了警惕，但我们在暗地里购置的数万发“七九”步枪子弹还是被他知道了。一天，郭又把我叫去问：“老弟，听说你又买子弹了？”

“大哥，是的。我们从嵊县买来了几千发子弹，正要向你报告呢。”我见郭青白开门见山地点明买子弹的事，便很快能认了。

“到底购买了多少子弹？”“七八千发！”

“说有几万发子弹呢，都送给三五支队了。”

“哪有这么多，真是七八千发。”我肯定地回答说。

“买多少发子弹，我都实实在在地报告的。至于同三五支队的关系，就是5月份奉你的命令，我们配合他们在樟村那次反扫荡时遇到的，没有你的命令，我们是不会与他们接触的。我又机灵地对付过去了。

五

宁警总队长俞济民根据陈晓初的报告，肯定了林大队是共产党埋在郭支队的一支武装，不把这支部队吃掉将是后患无穷。郭青白从许多疑点中分析，也坚信这个大队有共党分子，搞不好自己还被戴上共党嫌疑的帽子，或者是容共分子，危及前程。于是，他进行密谋策划，要缴掉林大队的武装，清查共党分子。

1943 年8月下旬，我接到中共鄞奉县委书记周飞同志传来的郭青白在密谋要消灭林大队消息，要我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作好一切防范准备。他同时布置地方党组织和潜伏在郭支队司令部的共产党员及时传递郭青白的行动情报。为了证实消息虚实，我试探着向郭青白报告，要带部队外出活动，但未发觉郭青白的异常表情。我是多年与反共顽固派打交道的人，从郭青白突然追问机枪和子弹等事件中，不难看出，敌人迟早要向我们开刀的。我一面向县委汇报，请注意事态发展，给予及时指示和支援；一面密切注视郭青白的动向，作好防范。

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接到鄞奉县委报告后，结合国民党浙江省反共顽固派在天台召开军事会议，“将要发动对四明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三五支队进行军事围剿”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俞济民、郭青白在全面围剿我抗日武装之前，必定先要向林大队开刀，以消除埋在郭支队内部的隐患。中共鄞奉县委密切注视郭部动态，指示一定要保住林大队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必要时，要抢在敌人下毒手之前先将部队拉出来，并要求三五支队给予支援。

果然不出党组织的正确分析。郭青白几次追问我之后，在消除“隐患”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之前，故作若无其事，让我照常带部队外出活动，但暗地里加强监视，想麻痹我们的思想。

郭的一切谋划就绪后，自认为万无一失，然后下手将林大队一个不漏地一网打尽。但是，他的密谋计划很快被中共鄞奉县委获悉。得到确切消息后，县委一方面报告中共浙东区委请求指示，另一方面由县委书记周飞召集林一新和我等大队领导开会研究对策。经过分析，大家认为郭青白可能利用集训或改编名义向我们缴枪，这是宁波沦陷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吃掉共产党利用灰色番号组建的人民武装惯用的手法。会议决定了四条对策：一是高度警惕，保证部队不被郭青白吃掉；二是看清情况，抓住机会，拉出部队；三是拉出时最好搞掉郭青白一部分部队，缴获一部分枪支；四是迅速通知打入郭青白部队、国民党政权机关（区乡公所）和“国民党三青团鄞西区队”的共产党员，时刻注意事态发展，作好应变转移准备。

县委会议之后，周飞书记把情况又向中共四明地委、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作了报告，请求进一步指示和支援。

1943 年8月底，接到郭青白命令：要我率部到龙观乡天岙集训。敌人的阴谋终于出笼了，准备对六大队下手了

。我迅速与周飞书记会面，告诉他已接到郭青白集训的命令。我们两人经商量，按县委会议决定的对策执行，由县委把情况报告中共四明地委和中共浙东区委，并通知各有关党组织。

9月2日，我率领林大队开进天井岙，按郭青白指定的背地驻扎于郭支队队部附近的村庄。我立即召集中队长开了一个短会，布置了警戒，并向支队部写了宿营报告。当天，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9月3日上午，我借口到支队部报告情况，想摸摸郭青白的底子。郭青白听完我情况报告后说：“驻扎于宁波的日军）数增多，有可能出来扫荡。我们这里地形很好，一方面可以整训，另一方面可以观察敌人的动向……”我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告辞郭青白回到了大队部。

9月4日上午，我带领中队长、警卫班长及几个通讯员到驻扎营地的周围察看地形，发现我们大队已置于郭支队所属各大队的包围圈之中。下午4时，支队部作战科发来一份敌情通报：宁波敌人，可能5日拂晓出来扫荡，三五支队已到达柿林一线集结。紧接着，支队部又发来作战命令，指定各大队任务：吴再生大队坚守茶岭岗一线，严国栋大队坚守定光寺左侧，任善宝大队坚守定光寺右侧，李明大队附率领六大队包括重机枪中队坚守天井岙，不准出击，用火力掩护严、任两大队出击和保护支队部安全转移。5日晨6时前，各大队到达指定地点。

我接到命令后，对郭青白的作战部署顿起疑心：过去打仗，林大队都是担任出击任务，这次却要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严、吴、任三个大队居高临下，把我们林大队夹在中间，形成合围圈，对我们攻守都不利。我明白郭青白的部署是将我们置于死地，吃掉林大队的阴谋完全暴露无疑。

情况非常紧急，我派通讯员立即将紧急情况送给周飞书记：“郭青白明晨六时前要下毒手，我准备在郭动手之前拉出，路线照前议定走，请告三支队接应。”

晚上，我召开支部会议，分析研究郭青白的命令，传达县委的指示，革命武装决不能让郭青白吃掉。大家一致认为，郭青白的作战命令和部署，要消灭林大队的阴谋已经暴露无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在郭青白下毒手之前把部队拉出包围圈。行动计划如下：一、5日凌晨2时起床，3时吃早饭，提前上山，把部队拉出包围圈；二、派通讯员迅速到樟村蜜岩乡公所、许家联络站通知毛尹乡长、徐紫云联络员立即转移隐蔽；三、部队拉出路线，从天井岙翻山，经祝家佛堂、蜜岩、长里方、童家到红岭。由于情况紧急，会议一结束，大家分头动员，做好突围准备工作。

5日凌晨3点，吃过早饭，部队紧急集合，我作了紧急动员令：“郭青白命令我们大队到天井岙集训，指定驻扎营地在他阴谋策划的包围圈之中，把我们的死对头吴再生等大队配置在我们驻扎营地周围，他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昨天下午，郭青白下了作战命令，说敌人来扫荡，不许我们出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郭青白的阴谋，要让吴再生等大队消灭我们。同志们，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拉出去！”指战员齐喊。

“对！我们不能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缴我们的枪，吃掉我们。我们必须拉出去，向抗日打鬼子的新四军浙东主力三五支队靠拢。”

“现在，我命令邵炳炎带领一个排，作后卫掩护；由我率领大队警卫排先头开路；一中队、重机枪连等按序列紧跟我迅速上山，现在全队出发。”我下达了突围命令。

拂晓，部队到达山顶，脱离了危险地。接着下山，经祝家佛堂到蜜岩同县委书记周飞、大队长林一新等一起会合后，经童家向红岭进发。

11 时，全大队 260 多人全部安全到达红岭，与前来接应的浙东主力三支队会合。全体指战员，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

郭青白的阴谋彻底破产。他偷鸡不着反而蚀把米。林大队的拉出，还带来了与林大队合并的重机枪连40多人，1挺重机枪，25 支步枪。

不久，“林大队”成为共产党公开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命名为鄞奉县县大队。

（摘自陈建国《红色龙观》，根据时任“林大队”大队附李明同志《钻进去拉出来》回忆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