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情感纽带的诗～～一种反思。

竹石

作为情感纽带的诗——一种反思：

原创作者：秦立彦

焦虑，抑郁，分裂——这些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词语。它们是当代生活在方便快捷富裕之外的另外一面。城市化与工业化，人的原子化，使得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趋于贫瘠，呈现出某种“现代病”的症状。

诗人作为社会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不能不受到这种趋势的冲击。

某种意义上而言，20 世纪以来的西方诗歌之主流就是这病状的表达。可以说 20世纪西方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低热度”。这并非节制的诗学所致，而是诗人难以找到有“热度”的内容。

19 世纪的华兹华斯、狄金森、惠特曼还可以热情洋溢，这种热情到 20 世纪就很难复现。诗人常常自己患上精神疾病，有的诗人自戕。诗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对之有深刻体察，但很难表达希望或出路。弗罗斯特说诗是“对混乱的暂时抵挡”，承认世界的基本状态是“混乱”，对“混乱”可以有抵挡，但都是“暂时的”。卡瓦菲斯告诫读者，要将一个也许虚幻或无趣的“伊萨卡”作为目标，以此给自己的生命旅途赋予某种形式；要将人生定义为一次“温泉关”，让自己具有斯巴达战士般的面对必败结局的孤勇。然而在卡瓦菲斯关于当代生活的诗中，并没有具体的他人形象，只有对已逝去的爱与时间的伤悼。孤勇在面对当代世界时，变为感伤无力。

诗人们的这些抗拒的姿态不能不说有一种悲剧性。诗人仿佛立于孤绝之境，单凭着意志力告诉自己说，世界还值得在其中活下去。

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在带来类似的症状，但中国可以不重复西方的老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强调人与自然、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不需要上帝作为基石，在几千年里一直滋养和温暖着中国人。

我们在阅读中国古诗的时候对此会深有感触。中国古诗是丰富情感的储存所，那些情感在千百年之后，在文字中仍然新鲜，安慰着读者。这种作用是诗这一文类在中国的特有功能。“诗缘情”，“情”是由内向外的，并非自恋。无论是对自然万物之情，还是对他人之情，都是人与世界的纽带。没有了这些，只拥有冰冷理智的人，会失去其立身之处，转而感到世界的冰冷。

中国诗人是幸运的。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能够看到西方已出现的弊端。而中国的文化与诗歌传统，是我们矫正这种弊端、寻求平衡的良药。

在屈原之后，中国古代诗人很少自杀。尤其是几个最为读者喜爱的诗人，杜甫、陶渊明、苏轼，他们不只写出最好的诗，也是在用生命写诗，他们的最大杰作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诗以光辉高洁的人格为基础和保证，不只美，更给人以力量。而中国古代诗人总有办法使自己面对绝境。柳宗元在永州的作品表现出深重的苦闷，在《囚山赋》中，他把自己比为群山中的囚徒。但他仍能在山水与人情中找到支撑，让自己坚持下去。

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对家人朋友有热烈的情感。西方式的情感范围则相对狭小，且在继续缩小。在西方的传统中认为浪漫主义“发现”了自然，之前，山水只是蒙娜丽莎身后遥远而模糊的背景。然而卢梭和华兹华斯式的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情感，在 20 世纪已退潮。狄金森隐居家中，对一花一鸟的情感是她丰富的个人世界的一部分。而到 20 世纪的弗罗斯特，对春花的赞美中总包含着对其短暂易逝的哀伤，对树的尊敬中包含着距离；而亲密的人际情感几乎是看不见的。辛波斯卡的诗中写到大自然食物链之残酷，动物在残酷中不自知，植物与人缺乏交流，体现出对大自然的不信任。而特朗斯特罗姆笔下荒凉的风景，既是自然风景，也是一种内心风景。

西方本就脆弱的家庭纽带，在 20 世纪更加脆弱，可以说弗洛伊德对家庭纽带也起到了摧毁作用。我们很少看到现代西方诗人以爱恋之笔写亲人或朋友。辛波斯卡写到自己从不写诗的姐妹，诗中隐含着自己与姐妹之间的鸿沟。就友情而言，在此前的西方文学中，我们尚能看到蒙田与拉博埃西的友谊，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的友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友谊常常是一对一的）。到 20世纪，这样的友情也难得见到。于是，爱情成了强烈情感唯一可投注的地方。然而爱情的不确定性又常常带来伤害和爱而不得之苦。成功的爱情则变成排他的二人小世界，仿佛二人共同与世界隔开。甚至爱情有时也仿佛会侵蚀大写的孤独“自我”，于是卡夫卡两次取消婚约，因为他不能让渡他仅有的自由。作家们不敢爱，也不能爱。在这样的困境中，除了表达焦虑与分裂，诗人还能写怎样的诗？

西方的一些作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就如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对普拉斯的批评一样，过于关注诗人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诗，貌似能描绘多个丰富的灵魂，实际呈现的图景是有些单调的。另一个提出了明确的“矫正”主张的是米沃什。米沃什在美国曾孤独生活多年，他将自己比喻为沙漠中堡垒的唯一守护者。“沙漠”又何尝不是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种形象？米沃什借一个天使之口告诉自己：“白天来了，又一个白天。/ 尽你所能吧。”米沃什认为美国人缺乏历史感，不关心身外之事。他主张“客观的诗”，以矫正浪漫主义以来西方诗歌的主观化。他能写自然，写朋友，写大历史，写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之处。这些部分地抵消了他的隔绝处境，使他写出丰富多样的作品，且将这种创造力一直保持到老年。

米沃什喜爱中国古诗，可能并非偶然。中国古诗可以说是对当代病状的另一种矫正，其中包含着珍贵的遗产，是中国人的遗产，也是属于世界的遗产。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机联系的世界，诗歌要为促成这样的世界而努力。

首先是与自然的联系。道家对此有深刻论述，对山水花草的爱体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人的自我只是世界万物的一部分。对“景”的描写，是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对“生态”写作的强调中得到了另一种理论资源。在中国古诗里，“情”多是寓于“景”中写出，“情景交融”。人与自然风景之间有呼吸上的和谐，色彩上的一致，也使中国诗人一直保持着对人类之外的世界万物的关注，大到高山大河，小到一草一木。这种传统在当代中国诗歌中依然强大。中国人与土地和自然物的联系，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基因。

中国古诗对人际情感的书写，也是我们的一大传统。现在，这种人际情感已经有淡漠的趋向。大家庭消失，亲属关系变得稀薄，人口的流动使人与原有家庭的关联弱化。然而，即便如此，浓厚的人情味仍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得以区别的一个方面。中国古诗中就蕴藏着这样的丰富情感。“友谊”尤其是一个突出主题。友谊的范围可以很广，像孟浩然这样的隐士亦有诸多好友。杜甫关心普天下之百姓，也把对妻子孩子弟弟妹妹的爱写入诗中。他所深切关怀的朋友，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在成都经营草堂的时候，向各位朋友直率地讨要各种物品，有如“众筹”，并要求一个朋友把瓷碗“急送”他的茅斋。那种无芥蒂的友情，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这也涉及到一个诗艺的问题。诗是不是诗人自救的手段？当诗人过于强调诗人身份的特殊性，以诗歌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诗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墙。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代诗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古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写诗，写诗并非特殊本领。虽然我们常说魏晋的中国文学开始有自觉，但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曹丕，却是一位政治家、皇帝，诗人身份不是他的最主要身份。李白杜甫的最大关注点也在别处，并非诗这一途。诗人身份应是众多身份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身份。诗人首先要是一个合格的人，一个社会人，一个伦理中的人。中国古诗有强烈的社会性，是交流工具，而非自言自语，这尤其体现于大量的唱和诗、宴饮诗、送别诗、祝寿诗等。在现代诗人看来，这些作品或许显得不纯粹，水准也参差不齐，但它们在当时都起到了作为人际交往工具的作用。

《红楼梦》中的雪后联句未必是好诗，却是有益的社会活动。

中国古诗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美学效果的角度看，“暗示”（suggestion）是诗艺之关键，不说得太满，才能留下回味的余地。从情感角度而言，写诗作为一种艺术过程，是诗人作为艺术家对诗歌的结构、词语进行加工的过程，是客观、忘我的。要在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在相对的澄明之境中，诗人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哪怕是愤怒与哀痛之情。诗人在书写过程中已经将情感进行了客观化。即便是痛苦的诗料，当其结晶为诗时，已经部分外化，已从诗人身上部分地离开。这是不是一种自我疗救呢？中国诗歌不主张大喊大叫。就像感叹号在诗中要谨慎使用一样，即便是真情，泛滥式的书写也会使其一流而尽，不堪再读。以节制之笔才能写出深情。在节制之作中，诗是诗人与读者的共同作品，诗人留下空间，邀请读者加入。在情感泛滥之作中，诗只是诗人自己的呼喊，并不顾及别人是否听见。而除了李商隐等少数诗人的部分作品外，中国古代诗歌是可懂的，即便到现在仍然可懂。

对他人的情感，不只是一种单向付出，对付出者而言也是救赎之道。诗歌也如此。阅读诗歌，就是阅读另一个人的心灵与生活。在诗中书写他人，就是赋予他人以声音。诗人不能在自我情绪的漩涡中沉溺，而需要睁开眼睛看他人，听他人的故事，感受他人的情感，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区隔。

诗是一种凝视。凝视某物，有时就是使该物诞生，显现，被看见。世界上的温暖闪光之处，所在多有。而在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氛围中，仿佛不绝望不足以做诗人，黑暗成为主调。实际上人类情感的全部，都应是诗歌书写的主题。诗人应该能写痛苦，也能写欢乐；能写绝望，也能写希望。诗人寻找灵感的过程，也是以新的眼光看世界的过程。寻求安慰者，就能找到安慰。寻求光明者，就能找到光明。有意地寻找和关注，并将其令人信服地写出，让读者体会到与自然之联系，人情的温暖——在当下的断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诗歌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延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源：《诗刊》2023年第2期“茶座”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