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 益友 兄长

龙马精神

悼念一位良师、益友与兄长

艰难的2022年终于过去了，我还沉浸在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里。元旦过后的一个早晨，突然从远方的友人那里，传来了“耀伟”去世的噩耗。我曾经插队的第二故乡，又一个我的良师、老友、兄长离去了。

夜深人静，在黎川乡下与耀伟相处的历历往事不断的涌上心头，老来的思旧情怀，让人久久难以入睡。

耀伟真正的名字叫“饶显芳”，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

耀伟比我长六岁。我们刚下乡的那会，耀伟是九源生产队里的一个会计，兼大队的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瘦小却又十分精干，干着一手好农活。春耕打田，总能把不同的梯田打得一样平整；秋收割稻，总能引领众人，挑担如飞。

九源山坳的梯田中，有一种“泛田（冷浆田）”，泥深过腰。很多老俵插秧时都会有意躲开那些泛田深坑，可耀伟却可以在那些泛田大片的深坑里，如履平地一般把禾苗栽得又挺又直。

每年到了预分红和分红的时候，九源的祠堂里总能传来耀伟敲打算盘的噼啪声。大伙在耀伟拨的打算盘声中、在分红收获的期盼中，也把信任的目光投给耀伟。

也许是耀伟在黎川县城里念过中学，在九源也算是个知识青年。所以跟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也很合得来。常在田间一起劳动或在一起搞民兵训练，耀伟和我们，彼此更加深了了解。从而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学生，也由耀伟作介绍人，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共青团。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我这样的被边缘化的知青，在农村入个团，耀伟也是顶着一定的压力的。

耀伟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叫“荷花”。我们下乡到九源之前已嫁到了村里。虽说是县城里的姑娘，却勇敢的摒弃了世俗观念，嫁给了农民的儿子。与农村的妇女一起下地种田，实属不易，但也难能可贵。由于荷花的勤劳和向上，很快被村里人选为妇女队长。

在耀伟的影响下，荷花也把插队在村里的当地知青和上海知青，当作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从生活上关心和照顾着大家。在那些缺油少菜的下乡日子里，耀伟的家也成了知青们的生活驿站，耀伟夫妇两就像知青们的大哥大嫂一样。

一年冬天，我想用队里分得的糯米，照黎川的办法做成灌蕊米糖带回上海。耀伟二话不说，揽下了这个即劳力又劳心的份外事。做糖的每个工序，耀伟都亲自把握，甚至帮着我从很远的山上砍来熬糖用的“棍子柴”。

在下乡插队的十年间，我不但在生活上得到了耀伟夫妇的用心照顾，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他们的真心帮助。知青们被招工、上学，几乎全部的离开九源。虽然我在农村的表现得到了老俵们的一致认可，但由于我“出身的敏感”，还是一直未能获得更多上调的机会。为了让我顺利与家庭出身脱钩而完成上调或上学，耀伟主动并大胆的当起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虽然最后还是因为受上级部门“唯成份论”的影响，我没有“入党”，但耀伟的勇于担当和挺身而出，还是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1979年，随着知青“大返城”的汹涌浪潮，我还是离开了这个插队十年的小山村。那天早上，我与村里的乡亲们一一告别。耀伟特意让荷花把生蛋的鸡杀了炖熟，把我叫进自家的厨房，定要我把鸡吃了再走。农村十年的酸甜苦辣就要结束在腊月的一个早上。可耀伟的深情厚意，却让人思念至今。五十多年了，回过多次黎川。每次来到耀伟夫妇家中，总是感觉那小屋依然温暖如初。

因为黎川的疫情原因，耀伟的丧事也被简化了。我只能在上海“足不出户”的家中，默默的记下这些片言只语，用来悼念耀伟-这位平凡的黎川农民、我生活中的良师和兄长。

陈伦修

2023.01于上海

前排中为饶耀伟（饶显芳）

后二排左一为陈伦修

摄于1976年

后排右一为饶显芳，前排左一为周荷花。

后排中者为陈伦修。

摄于1979年腊月

摄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