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副本）

关晓珠

前言

每到11月，我就会想起1968年我们告别亲人，远赴海南农场当知青的日子。

中国特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有之，1966年至1977年形成了规模。这十一年时间里全国共有1572万城镇知青听从政府安排（国家财政拨放安置费近50亿元，海南知青平均每人300元，安置费直接拨放到农场），到祖国的边疆、海岛和乡村扎根落户，开启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老三届”高中生和50后这一代人大都经历过这场运动。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为了把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告知后人，我特意把收集到的一些同辈们的回忆文章编辑成美篇《知青故事》（如果身体许可，我会继续收集到2028年，期待广大知青朋友动起笔来，写出你们的好故事！），与读者们分享。错漏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杨小村 广州市华南师范学院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8日赴海南屯昌县国营黄岭农场当知青，时年21岁。

杨小村的回忆文章(摘自本人著作《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片段):

1969年7月，团部集中了全团各连队的强壮劳动力，抢修公路。我和知青们都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上山去。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哪里就有知青的身影出现。经过一个多月的打拼，团部规划新建十多个新连队的公路终于修通了。望着那条连绵逶迤在山陵之间的宽敞公路在脚下延伸，我们兴奋地发出“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言壮语。而我们一位亲爱的校友杨顺，却成为这条公路的奠基石，永远埋葬在黄岭坡的青山绿水中了。当时由于一下子集中了数百人在一块抢挖公路，粮食、炸药等物资供应不足，8月19日这一天，团部决定急运物资进山。那几日由于连绵大雨，上山的简易公路早已坑洼不平，但为了“与帝修反抢时间”，团副参谋长下令立即出发，杨顺等22名农友就乘坐一辆满载大米、工具、炸药等物资的汽车向全团最远的一个连队进发了。因道路泥泞，不巧汽车在一处涵洞旁倾斜翻车，杨顺被甩出后头撞巨石当即殉职。而与他同车的杜小灵农友则被一包大米压在腰部，他身上还装有两盒共200发雷管，幸亏没有发生爆炸。在杨顺出殡那天，我和丁松筠、杜小灵、黄小松等八位同学含着热泪为他的棺木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每敲一下，都像扎在自己的心上。

公路一修好，我和陈崇希、廖国禧、梁小威、蔡石柏、吕锦霞六位男女知青和八队五位老工人，在指导员周龙银的带领下，住进了周朝大队昌家坡村，准备在昌家坡北面的一座平缓的山地上抢建十八连连部。我们砍衍条、割茅草、打水井、糊泥墙，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盖起了两三座简易房来。宿舍、饭堂、茅厕、小伙房、水井样样齐全，具备了生存的基本要素。从那时起到1975年5月，我在这片荒脊的山坡上整整渡过了六个春秋。

紧接着，“大跃进”、“大开荒”运动在兵团上下热烈地开展了。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兵团的宣传机器制造出的响彻云霄、激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什么“扎根海南、献身宝岛”，什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什么“誓与祖国的橡胶事业共存亡”。四十年后，我在澳洲悉尼和金捷同学一家人团聚时，金捷说：“当时你提出一句‘把一切包括全部工资都献给大开荒’的口号，在知青中反响很大，至今我还记得。”我说：“当时劳动强度这么大，又没有油水，把工资全部吃掉都还不饱，那是迫不得已的。” 确实，这是一场摧毁人的意志，挑战人的生理极限的运动。

为了开荒，种胶，兵团大量地侵占农民的集体山地，把成片的山林，甚至是原始森林过渡砍伐，放火烧山，然后在山坡上开出一条条环山行 ，在环山行上挖穴种橡胶。环山行要求要开出一米八宽，每隔四五米挖一个大穴，穴位是80×80×80厘米，然后再用表土和腐烂的树叶作为活土回填。

在开展劳动竞赛中，我一天的最高纪录是挖出20个穴位。可以设想一下，在海南八九月份的夏季，地表温度高达三四十度，放眼望去，山路和灌木丛的上方，可以清晰地看见颤抖着腾空的热气，那时候每天的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上衣甚至裤子上都长出白花花的盐粉。每年我都要换两次皮，脱了又长，长了又脱。

黄岭一带的山地多为石头山，要开挖环山行和大穴位，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石头和树根，当时兵团的做法就是拿炸药炸。用钢钎打炮眼及点炮。点炮是一项比较辛苦和危险的工作，我和陈崇希、廖国禧等人就把它给包了。在一条上百米的环山行上，我们用钢钎在穴位处打炮眼，然后在炮眼中填满炸药并装进一支雷管。我们在点炮时通常是一人负责一行，往往是三四条环山行同时引爆五六十发炮。我们一路点燃导火索，一路飞快地奔跑，一路抬头望，躲避后面炸出来纷飞的乱石，一口气点过二十多炮。这种高度危险的作业在当时是家常便饭，排除哑炮那才叫真正的危险，但为了多开荒多种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阵子开荒大奋战对炸药和雷管的需求量太大，雷管有时不够用了，团部就让机运连加紧自制雷管，刘小铁、杨范模、王元林等同学就担负起自制雷管的生产任务。一次，刘田夫的儿子刘小铁在工作中不慎引爆了雷管，左手三个手指被炸飞了。小铁的母亲周敏玲阿姨赶到农场来看望，心情万分沉痛。但见他们工作和睡觉的那间屋子到处都堆满了雷管，连床板底下也塞得满满的。在那个不讲究科学和安全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青年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次爆炸没有引爆其他雷管，小铁已算是庆幸的了。

兵团只顾完成开荒的进度，却不关心大家的生活。十八连后来陆续来了五位广州知青，二十多位汕头社会青年和四对退伍军人，连同家属、小孩，也有六七十人。可是负责养猪种菜，做饭的，始终只有两三人。加上受台风暴雨影响，不要说猪肉，就是瓜菜都经常断顿。有一次，昌家坡的农民把一只病死的猪给埋了，我们实在太久没有闻过猪肉的香味了，就和老工人一起把刚埋的死猪又挖出来，丢掉内脏后煮来吃。没菜吃的日子我们就掰一块当地老百姓自己熬的红糖泡着水送饭，或者到宿舍周围採野苋菜吃。那时劳动强度太大，加上长期缺少油水，个个都练成了“橡皮肚”，我曾经创下一顿吃一斤米煮的饭外加两斤木薯的记录。

在开荒高潮中，我们被命令着连续在山上开山挖穴36小时不休息。很多同学是边干边睡。白天顶着酷热的太阳不算，晚上还要借着微弱月光拼命劳作。当时很多老工人看着一座座原始森林被毁，心痛得不行，他们说：“第一年开荒，第二天丢荒，第三年就得带着老婆孩子去逃荒。”我开始也不理解，认为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阳光、雨水充足，种什么长什么，为什么会去逃荒呢？但现实很快就证明老工人的话是正确的。

我们十八连总共五十多个劳动力，在大开荒中共开垦了一千三百多亩橡胶园。结果前面种上树苗，过了几个月，几场大雨过后，杂草就把树苗覆盖了。开荒越多，种胶越多，丢荒也就越多。1987年，相隔12年后，我回过一次十八连，看见当年亲手种下的胶树已长大成材，开始收胶了，感到很欣慰。但听说，我们当年开垦了1300多亩的胶园，现在已丢荒了近1000亩，心情不觉又悲凉起来。

体力上的折磨，超负荷的劳动，清贫的生活，凭着年轻，凭着一种信念，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意志，还都能挺得过去。由于劳动强度超出人的生理极限，我患了严重腰肌劳损，腰部长年酸痛，晚上睡觉，身体不能直躺，都要在腰部下面垫上几件衣服才能睡着。加上慢性鼻炎长年发作，多数时间都只能用嘴呼吸，分不清香臭。

耗尽每天的气力开荒回来后，还要参加为改善连队生活的大跃进，不是刨地种蕃薯、开菜地，就是挖鱼塘、打泥砖，晚饭后，还有两小时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待洗完澡上床时，已经是晚上11点以后。临睡前，点亮小油灯，看看书，给家里、同学写写信又是深夜了。腰下垫着厚厚的衣服，躺在硬硬的槟榔板床上，鼻子又不通气，经常是辗转难眠。于是，爬起来填了一首《虞美人》

天低云暗何时了？风卷残灯渺。

草屋夜读又经年，壮志未酬无语对父老。

韶华不与少年留，心绪逐涌潮。

襟怀常滚琼州浪，挥汗天涯植树绿宝岛。

朦胧中，我好像回到广州东山的家，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小村，你回来啦！今晚中山纪念堂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一块去看吧！”……

一会儿，我又好像回到我的出生地——香港，只见那里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火树银花，十分耀眼……

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梦和梦想，是不一样的。能否做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否拥有梦想，却是高尚的人区别于平庸的人的标志之一。

我也知道，我的梦想不属于那个时代，因为我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心想事成这句老话，是属于相信无论什么时候有梦都比没梦要好的那些人的。没梦的心就像无月无星的夜空，可怕的不是外界的黑暗，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已经是一片黑咕隆咚。

因此，越是身处逆境，越在凄苦之中，就越要放飞梦想，让它无拘无束地在太空遨遊吧！……

阔别多年后，杨小村（后排右二）重返当年插队的农场探望曾经一起战天斗地的老工人。

钮海津 冶金部海南铁矿职工子弟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当知青，时年19岁。

钮海津的回忆故事:

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

1971年，我父亲从监管拘禁转移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谓之解放，也就是“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父亲的这一政治环境“转好”，令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的政治环境从“狗崽子”向“可教子女”转好。于是，我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流血流汗拼命干的超强劳动来表现自己对组织上的报答。当然，也是为了通过奋发图强而脱离极其不利于我的政治待遇。我竭尽的拼力有了结果，连续两年获得团部颁发的“连队嘉奖”，以及评上“优秀可教子女”，甚至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被任命为全团各连队突击新建的武装排排长，管理着四十多人枪，而里边还有几位援越抗美归来的退伍兵！我不知好歹地得意忘形了一阵子，“老子大难不死从地狱升回人间”。高兴之余，还拿出藏了几年的军装出来，和在团部机动连的弟弟钮海东一起到县城照相馆照了一幅“兵团战士照”。虽然两三周后，大张旗鼓杀气腾腾的全团乃至全师全兵团的武装排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偃旗息鼓无终而果。日后才知道，林副主席统帅过的广州军区日子不好过了。但我的好日子却接踪而来。一天晚上，依照惯例天黑了才从工地回连队吃晚饭。在半明半暗的草棚食堂里，一身干净的斯文咀嚼的文书对着周身汗臭的狼吞虎咽的我们说，奇怪呀，今天下午我在队部接到一个海口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找一个知青——“徐老三”的儿子，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姓徐的知青，他却说肯定有，是“徐老三”的老战友告诉他的，我懒得理他，我说我还是“王老大的亲密战友呢！”围听的人都笑开了。这位文书姓郭，是团部机动连郭连长的亲弟弟。“徐老三”，是我父亲于1938年在中共中山县委的工作化名。当其时，中共中山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职业革命者（全脱产工作），李国霖（县委副书记）、梁奇达（县委组织部部长）、徐云（即钮昭，县委宣传部部长）三个年轻人共同在县委机关——民国中山县首府的石歧市民生北路“太原第”（县委妇委书记梁绮卿的舅舅房产）里办公和生活，形如一家。为加强蔽、迷惑外人，他们在中心县委书记孙康的授意下“结拜兄弟，共图大业”，并按照各自调来县委任常委的先后时间，排列为“同门兄弟”（我曾有诗“太原第结三兄弟，中山县委李梁徐”句）。对外称他仨为“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这称呼即使是在县委1938年至1939年开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和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里，也是让党内学员只知道三位先生叫“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不公开他们三人的真实姓名，以致有新入伍的同志几十年后也只知“徐老三”而不知徐云。那么，现在，是谁找“徐老三的儿子”呢？我一个人独嚼独想，想不出来是哪位伯伯叔叔。

1972年春天的一个工作日，烈日当空，无风无雨，一辆北京I型吉普从国防公路上开进我们连队。来人是兵团第四师政委何敦锦，还有两名随从：一名司机兼警卫员，一名师部宣传干事。他们都是现役军人，全身深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词）。没有和我们五团任何人打招呼就“闯”进连队来的兵团第四师政委何敦锦，海南文昌县人，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老战士。这次他来，就是来找我的。但是，当时何政委也说不清“徐老三”的儿子啥名字，立正在边上的指导员齐克智、连长江达桂他俩更是一头雾水。还好，时任连队文书的我的同学小毛（海钢公司保卫处处长王志德之子王新民——王卫东）应何政委的要求，一个一个地简要介绍知青的家庭背景，说了十几个同学后，终于听到“钮海津，他爸爸是走资派，叫徐云”这句，何政委一拍大腿：“就是他了！叫他星期天来师部找我”。晚上收工回到连队，指导员齐克智很严肃地很不放心地通知了我。而小毛则告诉了我全情，末了说，不知道是不是师部要将我们这几十名同学上调？我心中有数，装无知。星期天远征师部。去到何政委家，我才知道个中原委。之前，兵团总部的副政委卢德耀听老战友说“徐老三”的儿子在他管辖的连队里当知青，他一直敬重我父亲“培养了他”，就想尽点能力关怀我。那是1939年，中共广东省委里，支部最多、党员最多、枪支最多的中山县委举办了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我父亲是主要教员之一，学员中有卢德耀、欧初、谭光耀、黎源仔……等五十多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华南抗日武装部队里的佼佼者。卢德耀在珠江纵队里参加了西海、植地庄、松山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与东江纵队一起北撤山东解放区，参加了洛阳、开封、济南、淮海和渡江战役等多个硬仗；解放后曾任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政治委员；直到1969年广州军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他才从南京市调来海口市，出任兵团副政委。何敦锦在琼崖纵队的口碑很好。海南军区评价他有四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生活朴素；第二个特色是工作积极负责、无丝毫松懈；第三个特色是作战勇敢、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前后共负伤五次；第四个特色是组织观念强、作风正派。是海南军区优秀的政治干部。何敦锦政委对我说：“卢政委要我来给你上党课呢”，于是这顿午餐变成了关心下一代会餐，我作知青汇报，何政委作党史教育。期间，何政委透露他们一群在海南军区的原琼崖纵队军官都知道我父亲徐云从省政府贬到海南岛的原委，只是不晓得徐云就是徐老三，更不晓得徐老三的儿子不姓徐。我不失时机地向何政委表达，我打小的愿望是成年后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我讲道，十八岁那年，我趁全国“征兵月”跑到武装部去报名以了心愿。因为那位曾是琼崖纵队老战士的武装部吉部长曾于文革之前在我父亲面前拍胸膛说“您儿子说要当海军，包在我身上了，榆林要塞！”在武装部应征入伍的人头涌涌里，我和这位武装部部长的眼睛对上了，我还没叫一声吉叔叔，他就赶紧低下头，语无伦次地对坐在身旁的军人讲这个说那个，他身旁的军人不解，问了回去。我不忍难为部长叔叔，转身，难过地走了。那个时期，军人也被卷入文革，广州军区对华南本土武装部队出身的老战士多有不待。原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纵队、南路纵队还留在部队的现役军官大都日子难熬。何况我父亲还是一个三天两头就开万人批斗会的现行走资派，哪个武装部敢征招我这个狗崽子入伍？何政委说，那位武装部长我认识，琼纵战友，他是少数民族（黎族人），当时他们的处境也不太好。你父亲当时还没解放，他有心无力呢。“现在，我爸爸妈妈解放到五七干校了，我本人在连队也有进步，何政委我能内部参吗？”何政委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请求，而是对作陪的那位宣传干事说：“礼物准备好了吗？”宣传干事点点头。临别时，何政委一手握着我的右手，一手抚着我的右肩，轻轻地在我耳边说：“卢政委交代了，我们直接关怀你的锻炼成长，但不为你走后门。要参军，要上大学，要提拔，全靠你自己在连队努力做起。小徐同志啊，哦哦是小钮同志啊，好不好？” 我心不由衷地回答，好。何政委从宣传干事手里接过一个军用书包，说这是个人送你的一件小小礼物，希望你了解叔叔我的心意。何政委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几下。他普通话的海南口音很重，我写到这仍能感觉到他的口音在我耳边娓娓作响。我失望地走出师部。行至一两公里后，我坐到路边的草丛上，拿出何政委送的军用书包，翻开一看，心跳，手抖，居然，里面：一个针线包，包里端放着“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何政委的心意全在这了！红星——象征着红军的标志；红领章——肩负着党的使命报效人民；红星和红领章——意味着勇于牺牲献身祖国。针线包——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每人必备，随身携带，自己缝补。何政委送我的这个布制袋里，装放着针盒，线盒，顶针，刀片、剪子、钮扣和指甲钳。他是用针线包提示我：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我取出针线，将两面领章缝到我洗得发白的2号军装上衣上，将红五星嵌入3号军帽上，然后把它们叠好放进军用书包里，一口气跑步回到县城，进到照相馆，气喘嘘嘘地对着镜子穿戴好军装，心惊胆战地照了一幅坐立不安的“军人标准照”。那年代，穿军装假扮军人是要获罪的。尽管只是照相，但被人揭发就会被严肃处理，罪名可大可小，在乎整你的人之心情。所以这张假军人标准照我一直深藏不露。

虽然我没有入伍参军，但我自那天照了军人标准照开始，我就以军人的素质和技能要求着自己成长，前进。——我当班长，出工走在最前面，收工走在最后面；连队每天下达的生产任务，我都咬着牙超额完成，一定要名列前茅（我军传统：“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在连队的数次夜晚突急集合的演习中，每次都是迅速打好背包穿戴整齐跑到广场的第一人，赢了那几位参加过援越抗美的退伍兵（当年动员令：“要准备打仗”）。——我晚上躲到蚊帐里盖着被子用手电筒将中学的各级数理化啃了大半年（当年流行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在大学时全年级到林彪的两大王牌军之一的第54军（领袖语录：“三十八军万岁军，五十四军英雄军”），编入大学生军训营第二连，半自动步枪射击考核全连第一名、全营并列第二名；得第二名是因为打到最后一发时太阳突然露出一角，强烈的阳光直射枪管准星顶尖，万丈光芒中我无法三点成一线，这一发只打了个九环。——即使我多年后在报社、在律师所、在传媒公司这类软文化机构任职，却总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像！”（原军官我母亲令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卢德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分配到广东省军区任副政委兼广东省体委主任。听父亲说，离开海南前，卢德耀在向上级组织交接工作时，拿出了他任职兵团副政委几年间收到的全部老战友们的私信——这么一大叠，都是请求他“走后门”关照儿女们参军、上学、上调、返城的。这里面的老战友囊括了他的革命经历中的所有上级、同级和下级：珠江纵队的，东江纵队的，粤中纵队的，华野和四野两广纵队的……。父亲说，看来卢德耀没有为我们任何一家“开后门”。

我大学毕业后分回广州工作，住单位宿舍，常回家看看。一次，卢德耀穿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65式军装来永红新村看我父亲。一进一出，他正好与我在家门口碰了个面对面！我不知所措，鬼使神差地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卢政委好”，他问：“你在我的部队当过兵？”我敬礼的右手没放下就答：“报告卢政委，我是徐老三的儿子”，卢德耀大笑，进去和我父母亲讲了这个“典故”。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我铭记着珠江纵队和琼崖纵队老战士、兵团两位正直的政治委员对我的关怀。几十年了，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

钮海津在农场工余时间的活动(弹吉他、担水淋菜)照片。

左图：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卢德耀；

右图：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政委何敦锦

钮海津近照

《纪念知青岁月》

何须无奈惜芳华，

笑谈天涯也是家。

留得胸中豪气在，

蓦然心开白莲花。

作者：翁修政（海南岭头茶场知青，2017年8月）

区惠风（图左）和赖一穗（图右）

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5日赴海南屯昌县国营中建农场当知青。

区惠风和赖一穗的回忆文章：

刚建新队偏遇强台风

我们到农场一年之后，被调派去丁罗山开设新年队。我们的泥墙茅草房宿舍是我们挖土和泥垒墙，伐木立桩上梁、割编茅草盖顶建起来的房子。房子里的床、桌子和放置物品的架子等，都是用砍伐来的树杈垂直打入泥地而搭成。到了春天，那些桌腿床腿纷纷抽芽长叶，泥墙壁上也长出青青的小草来，真是足不出户也能见到满屋春色。这确实是绿色环保的建筑，只是潮湿和有蛇虫光顾不是那么受欢迎。

我们在丁罗新年队生活工作才几个月就遇上了1970年第13号强台风袭击，让我们经历了洪水台风中的考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次台风是暴雨狂风同时来袭，很短的时间，丁罗山下村口的潺潺小河溪一下子变成了100多米宽的汹涌大河。浑浊的河水翻滚而来，夹裹着大大小小的树木，漂浮的死鸡死鸭，偶尔还可以看到死猪一样的大牲口，冲泻般咆哮而去，有人猜测是上游的水库决堤了。暴雨急急的下着，河水越涨越高，逐渐接近我们的房子墙角了，全年职工冒着狂风暴雨带着行李转移上丁罗山避洪水。好不容易上到山顶，我们女生将所有从广州带去的塑料布等集中起来，努力搭起了一个小帐篷，希望在里面躲避风雨，歇口气。

就在这时，卫生员冯桂妹（海口知青）来求援：一个阳春籍退伍兵的怀孕妻子因为剧烈走动提前临产了！女生们马上将小帐篷让出来做产房，狂风暴雨中帮助卫生员遮风挡雨，准备用具，协助从未接过生的年轻卫生员（她仅仅经过几个星期的卫生员培训）接生。没多久，一个健康婴孩诞生在狂风暴雨的丁罗山上。新的连队，新的——年轻的成员，在狂风暴雨中迎来了我们新的一代。消息传来，全连职工兴奋不已。后来接团部通知，继续将有12级以上台风，全连人员在山顶不安全。由于洪水已停止上涨，于是又撤回山下。

第二天，团部又通知，与丁罗相邻的12连新点被洪水团团围困，完全成为了一个孤岛，通信全部中断。此时来丁罗进行慰问的9团周兆春政委立即率领由我们队男青年组成的救援小组去12连新点救援。洪水围困无路可走，只能爬山涉（游）水去这个连队，那游过茫茫洪水面上树梢的经历挺特别的：层层藤蔓缠绕身体，无数蚂蚁虫子爬上头颈，这可是丁罗壮丁抗洪救援的故事了。这群壮丁到达12连新点的时候，看到洪水淹掉（冲塌）了部分房屋，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当晚洪水退去，大家盖着浸湿的被子过了一晚。不久，我们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场强台风袭击晨星农场，夺去了22个年轻的生命，其中包括我们的同学、好友。

青玉案·海南颱风

梦回海岛颱风雨，走茅屋，飞胶树。

抢险知青谁怕苦？雷鸣山动，牛奔人堵，彻夜难归户。

汗流力竭朝连暮，泪血污眸杂泥土。痛忍饥肠狂呕吐。豪言无语，笑谈今古，乱步颠和舞！

作者：翁树萱（海南红华农场知青）

陶萌萌 广东省实验学校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7日从省实出发，在广州越秀中路坐汽车赴徐闻县农场（七师九团）当知青，时年21岁。

下面是她写的下乡时的心情和她弟弟QQ在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六师二团）的亲身经历：

一. 亲人们，再见了！

我和弟弟就要走了。爸爸被開恩放回來兩天，送我們姐弟倆。可是媽媽還是不能回家。那天晚上，我帶弟弟去二沙島和媽媽告別。沈容阿姨看著我們倆，眼光從未有過的傷感，她目送我們出門：小心點啊！你們。她那慈愛的目光讓我又一次在心裡呼喚：媽媽！沈容阿姨我多想叫您一聲媽媽。二沙島的離別，巨大的枯葉在無人的水泥路上被風吹得發出巨大的嘩啦啦的聲響，我帶著蹦蹦跳跳的弟弟飛快地向前走，我的心很痛。黃華叔叔，過去是爸爸的司機，對我們姐弟很好很好。但是現在他負責看管“牛鬼蛇神”，他見了我扭過頭去，不願正視我的眼睛。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就儘量跟媽媽扯家常。媽媽說：都給弟弟準備好了嗎？他還小，讓人不放心……爸爸還喘得厲害嗎？他那個小噴藥要給他放在床頭哦……千叮萬囑，千叮萬囑.……十一月五號。這一天，我沒有看到太陽升起，沒有看到太陽下山，我不記得那一天我們有沒有吃飯……欲曉走了。亢美走了。李普叔叔沒有回來。沈容阿姨一天不見身影。弟弟走了。媽媽也沒有回來。姥姥哭得令人心碎。爸爸默默站在窗前。……我不知道怎樣安慰三位老人，因為明天一早，我也將要出發。

二.晨星男孩小故事师九团

上週，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專欄播

放的是《我們一起走過》，由張思慧、黃珊建等三位女知青憶述她們當年發生的那個震撼人心的故事。

那是1970年10月，海南島屯昌縣晨星農場養豬連指導員和連長加上26名養豬姑娘在特大颱風襲擊下，22人被洪水沖走，壯烈犧牲……。 當年，我們在《兵團戰士報》看到她們的事蹟。今天，45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忘記這個震撼著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百萬知識青年心灵的故事……。而今天我想說的，是當年也在晨星農場十五隊，跟張思慧同一個連隊當知青的我的弟弟QQ那段男孩子的經歷。

QQ當年才上初一，下鄉的時候還不到十七歲，他是跟著廣州華南師範附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海南島的。他們學校的學生被分到三個農場，晨星農場、中坤農場和中建農場。黃珊建是QQ的同學，而張思慧是同學的妹妹。張思慧正是跟QQ一起分在二隊。第二年，根據農場發展的需要，張思慧來到場部附近的養豬連，而QQ，則被分配到邊遠的新建隊，新命名為二隊。QQ給來信說調到開荒連，那簡直就是一片深山老林，新鮮極了好玩極了，南渡江就從隊裡流過，一放工，孩子一樣的男知青們都跳到南渡江裡面游泳洗澡，河裡的小魚笨極了，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一條！媽媽來信告訴我，QQ那裡生活很艱苦，叫我可能的話給QQ寄點有營養的吃食去，於是我到我們農場場部的小賣部去看，那裡有剛進貨的北方來的酥糖，於是我買了兩斤，再加上三斤白糖，給QQ寄去，那時候爸爸在粵北幹校，而媽媽在英德茶場幹校，他們都在被審查，只有我能為QQ做這點事。後來我才知道，QQ那個頑皮瘦小的十七歲男孩每天要伐木，建房，打井，修路……正常的時候，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不正常的時候比如大會戰，大戰“紅x月”的話，每天就得勞動二十二個小時。開頭，還有蘿蔔乾吃，後來就只有醬油了，再後來，全體隊員只有鹽巴下飯。因為——不允許種菜！是啊，為了發展祖國的橡膠事業，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QQ他們用炸藥一個坑一個坑炸掉無數龐大的古樹樹頭，辛辛苦苦開出來的環山行，全變成苗圃，種上橡膠苗——這麼珍貴的有限的土地，只能用來培育珍貴的國防原料橡膠，豈能容許螻蟻般的知青們種菜！知青小子們，吃鹽；他們才有足夠的汗水澆灌橡膠苗……QQ太年輕，到底抗不住僅僅靠鹽的滋養，終於他眼白泛黃，可得了急性肝炎……那一次，也许是去場部取我寄給他的包裹，在回連隊的路上，經過一片黎族苗族山寨的時候被毒蛇咬傷腳背，不久就昏迷過去，結果同行的知青急忙把他送到老鄉家中，被餵下黃酒和火藥，終於撿回一條命……這腳背上三個蛇牙印子，直到二十年後还清晰可见。 1970年10月15日放工後，QQ到場部取包裹（可能是我寄去的？），在場部聽說台風警報，知道13號颱風即將正面襲擊海南。QQ遇到同是來取包裹的PR，兩人高興極了，剛好場部養豬的朋友回家，把自己的“房間”讓給QQ和PR住，QQ說，哪裡是人住的房子，分明就是豬棚，看那用泥巴糊了下半截的矮牆，上半截全是漏風漏雨的，也沒有門，只有一個茅草搭的屋頂，朋友的床搭在屋角，QQ和PR高興極了，抽著小煙，倆人一直聊到淩晨三四點才睡。睡了沒多久，大概四五點鐘的時候，QQ和PR被一陣吵吵鬧鬧的聲音驚醒了，看到是團部武裝連的知青們來了，說是附近的養豬連被洪水淹了，大家正要前去執行任務。QQ和PR二話没說，馬上跟著武裝連的人一起跑，大概冒雨跑了兩里地，到了晨星大橋，大家都驚呆了！原本這條只有十米八米寬的平靜的小溪，陡然變成一兩百米寬濁浪滔天的大河！大風大雨中，除了震耳欲聾的水聲，養豬連的影子都看不到。根據記憶大家很快認認了方向，決定試著朝養豬連那邊游去。QQ和PR都穿著長褲，下水的時候QQ還想到應該脫下長褲，但是想想自己連底褲也沒穿，他遲疑一下，與PR面面相覷，微微一笑，就穿著長褲下水了，塑料鞋也沒脫，脫了就再也別想找回來了……水流非常疾速，我們游泳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十多個武裝連的人一下水就被急流沖散了，很多人甚至被沖往下游。QQ水性不錯，斜對著上游溯流而上，QQ說，當年十八歲，根本不會想到死，死，不到臨頭也不會去想的！我只知道，我們是男人，我們什麼都能克服！在七八米深的水中，奮力地游，水里的樹枝把我們沒穿上衣的胸口劃出一道道血口子，疼得鑽心……終於掙扎著游到岸邊，爬上岸去，濕漉漉的長褲貼在身上又不能脫，也不能換，只好跟身體一起讓風雨晾乾。這時候，才感到一陣陣無法抗拒的寒冷襲擊而來，冷得發抖，牙齒咯咯咯地響，QQ只好跟PR緊緊摟在一起才慢慢好受些。QQ看到有人用繩子往水里拋去救人，拋了好多次都不起作用。天亮了，水開始緩慢地退了，狂風暴雨還在肆虐，養豬連的茅草房頂漸漸露出水面，上面好像還有人。這時候張思慧已經爬到樹頂，看起來就像被掛在上面一樣，能夠看到的人一個個都被救出來，然後被拖走了。QQ說，被救出來的人，可能太長時間用手抓住物體，手都僵硬得掰不開了，只能把她們的手從樹枝上面摳開，然後拖走，她們的手已經完全失去功能了張思慧被救下來的時候，目光呆滯漠然，後來慢慢才知道自己還活著呢，才哭起來…… 該幹的活兒幹完了，救人的人也該打道回府了，但是QQ和PR很激動，兩位延安後代熱血沸騰，語無倫次此回顧剛剛過去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唏噓那22條鮮活的生命……下午兩人各自回隊了。哦，從場部到新建隊，足足得走上將近兩個鐘點，陪著QQ的，是從喉嚨裡嘶散出來的整出的《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的對白和唱段，唱著，走著……晚上，才回到隊裡，立即挨批評了，說不請假就消失那麼久，要懲罰。回答說去救人了。於是不再批評。 後來我問QQ，當時說走就走，沒想過死？QQ說：救人，不怕死。去年，不是爆發了珍寶島保衛戰嗎？現代戰爭呵，久仰了，告訴你，我們真是不怕死！是啊，不是嗎——活著，是戰士；死了，是烈士。活著，為了壯烈地死，死了，才活得有意義。 什麼學歷，地位，愛情，更別提金錢……那不在我們那個時代的字典裡。

（2015年于香港）

罗瑞光 广州市第2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5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9岁。

罗瑞光的回忆文章:

初到海南蓝洋农场，不知入乡随俗，闹了个笑话。到海南岛时适逢秋季，正是甘蔗收获季节，去南罗队部必经过公路旁的一片蔗林，据闻当地习惯，路人都可以折一根来吃。于是某天我们58知青点的农友从队部返回时钻进蔗林每人折了一根长长的甘蔗张口就嚼，正吃得津津有味，猛听见有小孩的呼叫声，不久大人的吆喝声也喊了起来，但听不清楚他们在吼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当地的客家话）。隔着密密麻麻的蔗林和防风林，也看不清是何人。我们的农友关晓珠于是大喊了一句：“暴动万岁！”

一下子周围全没了动静，鸦鹊无声，我们赶紧逃之夭夭，跑回58知青点。

第二天指导员李洪明把我们找了去问话，问我们昨天下午是否偷了当地老百姓的甘蔗？我们只好认错。李说那片甘蔗林是南罗农村小学师生勤工俭学种的，他们的老师来投诉了，当时不知你们广州来的红卫兵革命暴动是如何行为，不敢靠近当面阻止你们，也谅解你们初来乍到不懂当地习俗，但下不为例。李又说当地老百姓的习俗是收获甘蔗时，路人都可以过来共享丰收的喜悦，可以白食，还可以取走一条甘蔗，但平时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羞愧难当，但也记住了入乡随俗，以后再没有发生偷老百姓甘蔗的事情了。

罗瑞光回广州探亲的兵团通行证。

罗瑞光近照。

王起放 广州市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9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9岁。

王起放的回忆文章：

一.也说“红卫轮”

往事如烟，当年的太古仓码头，我没有送行的父母亲人。父亲被关押，母亲怕伤感没來。我看见“红卫号”轮船前站着广州“工纠”，头戴武斗籐帽、手持“哭丧棒”，凶神恶煞分列两行，活像“阎罗殿”前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

我们拎着行李从中间穿过上了舷梯，当时的感觉象是被发配海南的“犯人”。

上了船，同学们有“意气风发、豪情滿怀”的；有暗自伤感的；有低声哭泣的……。气笛鬼叫一声，船要启航了，只见码头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无数只父母亲朋的手在拼命挥动，船上顿时哭声一片……。

此情此景，我抑制不住泪雨滂沱，昏然睡去。

当我醒來时，眼前己一片汪洋，我突然想起一句名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回头一看：岸，早已不见了……。

二. 大刘二刘

他俩是孖仔，大家都称呼为“大刘二刘”。二刘（刘支前）与我同班，二刘的性格倔强、容易激动，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记得文革初期，我们高一班级全体同学从同生机器厂“杀回”学校……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运动中去！我们踏着月色，一路高歌猛进，革命豪情万丈……。二刘激动得跳出队伍，手舞足蹈，用湖南方言唱起了家乡歌：

天上太阳吆红呀红咚咚哎…中国“区”了个“麻皆登”哎（毛泽东）…他领导人民得解放哎，…………“壹个呀吱哟哎…壹个呀吱哟喂…”

那模样儿活泼可爱，活象电影里秋收起义的“红伢子”！

被发配海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往日的激情全没了，大概是父母受到“冲击”？孖仔默不作声，情绪低落。

开始和我一起分在红扬队（六连），但不在一个“点”。他俩与林谦、关晓珠等人分在三班“58公里”的公牯岭。

一年之后林谦调來队部；关晓珠不知调哪儿去了，下落不明；大刘（刘迎解）调去武装连……“华实”來的只剩二刘一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

我有时顺道去探望他，问题严重：他面色腊黄，精神不振，不理任何人。穿的、盖的从來不洗……海南的高温，其气味可想而知！

他病了，据说是吃了一个变质的生鸡蛋拉痢，一拉就是半年。病入膏肓，看样子似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队里也同意他天天病假。他拒绝医治，全靠星期天大刘（迎解）经场部卫生院讨点药给他吃，是否“对症下药”，不得而知。

我曾向他队领导提出意见，是否将大刘调回來，理由是“孖仔不能分离”，但未被采纳！

我离开海南后就不知孖仔的情况了……

后听说是隨父母回湖南了。再后來大刘结婚了，二刘却过世了……

每当听到这首歌：

“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哎…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他领导人民得解放哎……………壹个呀吱哟哎…壹个呀吱哟喂”，就想起了二刘。

三. 铁心务农

刘曼宁，我十六中同班同学，外号“TNT”，人称“老丅”。

“老T”的持点是：干什么事都一拼到底，有股“牛劲儿”。记得当年那次校运会，初中组男子四百米决赛，他光着“八字脚”，跑得脸色发青，捞了个冠军，为班级争了光。赛后他告诉我：前三百米大家都跑得差不多，关键是最后一百米，只要拼死搏尽最后一口气，你就赢了！

六八年上山下乡，他去了海南佔县西庆农场。

那风风雨雨的若干年就不说了，和广大知青一样，把青春献给了宝島！唯一不同的是，当大批知青回城，他却喊出了口号：“志在宝岛、铁心务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交通部四航局劳资科一帮江苏老乡常來我家造访，闲聊之中得知局长的“大公子”还在海南农场。他们曾两次带着“招工指标、名单”亲赴海南找到“老丅”，没想到“老丅”不愿回广州，要“铁心务农”！还把他们骂了回來，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

回來后向局长汇报，局长刘煊是“东江纵队老革命“，也想开了，叹道：算了！你们也辛苦了，小子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啦”，隨他去吧！

二O一二年，十六中老同学在深圳佳宁娜酒店聚会，席间一白发苍苍的老者大放“厥词”，他正是深圳党校的教师“老T”一一刘曼宁！

“老丅”的性格没变，他正口水哗哗：先是大讲“党性”，接者又讲国内外形式……香港过來的同学听得发愣。大概是职业习惯使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言堂，联谊聚会顿时变成了“上党课”。

出于尊重，大家都不作声听他讲。我实在忍不住：……还是说说你当年“铁心务农”的故事吧，怎么现在又出现在这里？

“老T”低下头，仃顿了一下从容道：我是“铁心务农”，全国恢复高考，我以海南农场工人的名义报考大学，被录取了！毕业后因组建深圳特区党校需要，组织上把我调进來……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永远是海南人民的儿子！说着眼中竟泛起泪花……

我自知失言，忙说：好！好！你走的是总理李克强的道路……！

联谊聚会又恢复了欢声笑语，“老T”自然受到大家的褒奖，就象当年四百米跑，为班级争得了荣光！

（2017.11.8）

四.“流散仔之歌”

看了武装连“阿榄”在QQ上发送的“清理流散人口”文章，勾起了我深深的回忆……

70年夏，我们六连也奉命“清理流散人口” ，当晚组织了卄多人去抓“流散仔”，我是其中一员。

我们包围了“流散仔”的瓦窑驻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锁了瓦窑各个路口，“流散仔”被从梦中揪起。

连长宣读了“兵团文件”，也没多话，命令他们立即搬走！

“流散仔”是朴实的农民，没有反抗，只有默默顺从。

大家平时与这班“流散仔”就有交集，都是熟人，这次“行动”，都不好意思。

六连、“58公里”的瓦房几乎全用这里的砖瓦建成。

我曾数次赶牛车到砖瓦窑拉过瓦片、瓦弓，当看到“流散仔”们汗流夾背地拼命劳动……练泥、打坯、搬运、烧火的场面，真油然起敬，赞叹不已！

其中一个青年还是个“歌手”，嗓门真的不错，他边赶水牛“练泥”，边引吭高歌：

“百灵鳥噢……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哎歌唱……大雁落在草原上，是为了寻找安乐……啊哈荷依……我们努力的工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

他发自内心的歌声充滿着对未來的憧憬，脸上全是幸福的笑容！

也难怪，“歌手”是初中文化，草房里还有一本“中外歌曲200首”，他全会唱。

瓦窑“流散仔”是一个家族团体，还有妇女小孩。

他们从广西流浪到海南，据说在家乡靠挣“工分”己吃不饱饭，才背井离乡来到这“世外桃园”谋生。

那晚，眼看着他们收拾家杂离开了瓦窑草房，一切劳动成果瞬间化为烏有，妇女在哭泣、孩子在恐惧……在这个社会，他们似己失去生存空间！

我们都同情心顿起，怎奈是上级“命令”，也只能劝他们多带些米……以备路上裹腹。

当然，大量砖瓦是带不走的，成了六连的“战利品”！

有了那晚抓“流散仔”经历，我感受到了现实版的“人间悲剧”与无奈。原以为“知青”命苦，其实“流散仔”的命更苦！

说实话，我们六连二班的广西佬占了一大半，曾听广西职工韦秀珍说过：好在我们來得早，没有被赶走……

她们正是五、六十年代來海南谋生的“流散仔”，后被农垦招募为正式职工，成为开发建设海南的重要力量！

但也有不好彩的，來得晚的广西仔梁爱忠是个优秀青年，有文化、聪明能干，因没有户口，这次被清理出“兵团”，流落到深山老林以伐木为生……他常回二班看看，因为他年轻的妻子（副班长李立超之妺）已有身孕。

那晚被我们赶走的“流散仔”们，后來又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记得那个爱“唱歌”的青年临走时跟我说过：他叔叔在马來西亚，他想去马來西亚谋生。

唉……但愿他梦想成真！

五. 忆林谦

海南蓝洋农场的知青里，有相当部分原中南局“干部子女”，这里头又有相当部分人的父母文革被“打倒”或接受“审查”……

我们是背着“黑鍋”来的。年纪大点的是“灰头土脸”，反正来也來了，命运驱驶；年轻的倒还能意气风发：抒革命豪情、写一代新风，“广阔天地炼红心”……。好在当时这帮“干部子女”都缄口不提父母情况，倒也相安无事。

我队的林谦刚來时才十五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也要接受”再教育”改造。林谦从不提父母，革命靠自已，他不知哪儿來的一股劲儿，狂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下了成堆心得笔记。他学习是真诚、自觉的，从不赶“时髦”夸夸其谈，更没有“出人头地”的想法。他默默无闻，队里多数人都不知道。六九年之后，我因被派“58公里”盖瓦房当小工，与林谦同住一间茅房。每天晚上林谦要看书学习写心得…最后还要“过电影”，看今天有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中途睡醒起床拉尿，他“电影”还没过完，好似“练功打座”。白天劳动就不用说了，光着膀子晒得漆黑，花生地锄草他遥遥领先，就象非洲黑鬼在烈日下手持梭标、战斗在荒漠…又象美国大片的西部牛仔在蒸腾的热气中飘眇不清…。大伙都在防风林休息喘气，他不休息，一个人还拼命干，因为他是有信仰的。小小年纪，他被评为“二级工”，他是真干出來的！我等年龄大的知青多评为一级，自叹弗如！

兵团成立后他调到连部，不知在哪本书看到，毛泽东年青时在雨中锻炼淋浴，他暴雨时也坚持站在外面空地淋雨，雨停才回屋，淋成“落汤鸡”；他嫌自已长得不夠威，眉毛稀疏，不如林彪、宋团长的眉毛粗黑有神，就跑去县城“那大”剃头，顺便连眉毛也剃掉。回来用老姜拼命擦，但终究没长出“浓眉”；听说人体需要补铁，他把生锈的铁钉磨出粉泡水全喝了下去；连队文艺骨干何兴指导排练节目（“连长指挥咱拨河”）要求他“一字码”腿造型，以增加节目气氛。他苦练一个星期压腿，居然“码一字”成功！他是连队司号员，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有段小号吹奏曲，他也要学，我笑他吹的是五音小号，不可能学得像……。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团”大比武”他还是拿了吹号第一名，那号音悠扬、长气、颤抖……后被借调到团部当司号员。林谦，可以说是真正的“阳光青年”！

可就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他精神大受刺激，整个人都变了，从此沉默寡言、时常发愣……他曾崇拜的偶像叛国了。

第二年上级兵团派专人把他送到北京秦城监獄见他母亲……。一个多月，从京城回來后思想大变，开口闭口都是“老毛”……这在当时可是“犯忌”，我吓得要死！他说北京的亲戚子女都这么叫，叫惯了！后来医院确认他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病退了。

在南京，他在母亲的单位“南师大”给我來信：他在南京钢笔厂工作，还要常到医院看病。他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还念念不忘“革命”。他毅然辞去城市工作，跑到湖北红安革命老区亲戚家“插队”去了……。

数九寒天，北风凛烈，他把带去的衣服全给了当地穷得没衣服穿的亲戚，自己只剩单衣薄裤，冻得直哆嗦！无奈，把他父亲在南洋的一块“奥米茄”手錶以五元钱的价格在车站卖掉，換长途汽车票赶回南京……。后来我才知道，他一家“滿门忠烈”，亲戚都是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全被打倒！父亲林仲据说是共产国际“二十八个半”之一，中南局“理论组”组长；母亲严梅清是”南京师大”领导、后调广州”中山医”组织部长；大姨严蔚冰官职不详；大姨父陆定一副总理；姑父李天煥中将、二砲司令（文革自杀未遂）……。

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怎样了？

他皈依佛门了，在四川绵阳寺庙修行……

最后一次见到林谦是2014年广州东山宾馆喝茶（在场一班知青有林谦、沈振淮、何兴、吴瑞麟、何贯一和我）。一班难兄难弟几十年不见林谦，但也是最后一次相见，他真的遁入空门了。

记得林谦已 “超脱”谢顶，脸孔似有些扭曲，形象惨过鲁迅笔下的润土…当年红朴朴的脸蛋不复存在，曾经滿口的主席语录加英雄人物“闪光语言”早已消失，現在是“唵嘛呢吧弥吽”……

时代变了！

（2018.4）

王起放55岁时在太原留影。

王起放的回忆文章：

六. “方大头”

71年，六连接收了几个广东惠来农村青年。记得他们初来时穷得叮当响：头戴尖顶小竹帽、衣领紧扣、短裤、拖鞋，腰缠“潮汕格子水布”、身背一卷草席、手提塞滿旧衣物和日常用品的化肥袋…此外一无所有。

“方大头”是其中一员，被分到大仓库知青宿舍居住。自此我们“知青圈子”多了一位“贫下中农”子弟。

“方大头”是他的绰号，叫惯了还真没几人知道他的大名，他也不介意，憨笑时上下两排大牙一齐露出。他文化不高，在乡间只读了一年小学；他话语不多，因普通话说得不好…

隨着时间推移，“方大头”逐渐与我们混熟，他每晚靜静听我们“侃大山”及对异性“评价”。他虽插不上嘴却不甘人后，时不时讲些农村“黄段子”助兴…但不受待见，被认为是“低级色”遭到唾弃！

那晚，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对某女品头品足、争论不休时，“方大头”早不耐烦…突然语出惊人：

咳！你们整天张三如何漂亮、李四身材又如何如何…其实人不论美丑，嗰“Ⅹ”都是一样的！今后我找老婆只有一个标准…有“X”就行，绝不挑剔！

一席话如晴天霹雳！说得大家几乎晕倒…如此“反常、低俗”言论还是头一次听到！

暨大华侨知青陈汉芳忍不住了：你今晚最好搬去牛栏住，那里母牛多，你随便挑！

“方大头”那把口虽“烂”，工作还算勤恳！连队派他去种菜，日晒雨淋、人累到“变型”…却连棵“菜影子”都没见到！饭堂长期吃酱油泡萝卜干…引起公愤！

“方大头”自有说法：

一是台风季节小河常发大水，菜地多次被淹…前功尽弃！

二是种菜要有粪便肥料，厕所掏不到粪，菜地肥料池只能养蛤蟆蝌蚪…

三是牛栏里的粪为橡胶施肥专用，菜地不能动。

四是你们屙屎不去厕所，老是到灌木丛中“解决”…养肥了南罗村的猪啰！

“方大头”说的也是，知青住的仓库离厕所最远，仓库后面是一片紧靠南罗村的灌木丛，知靑“内急”时不可能“舍近求远”跑去厕所。在灌木丛中就地“解决”成为首选！

南罗村散养的猪啰己“靜候”多时，我们屙出的糞便被猪啰舔得干干净净，既环保又看着过瘾！

别说我们，就连住処离厕所近的老职工也习惯去周边丛林“方便”，那些客家妇女“方便”完还高声招呼：猪啊…呷呷！

那段时间“方大头”为菜地没少怄气，仍一心扑在菜地。每天开工路上，总是肩挎粪筐捡拾牛粪、猪类之类…他也尽力了。

他曾向连长张守信建议：砍掉连队周边的灌木丛，让大家把大小便屙到厕所，让菜地受益…

此建议遭排长陈昌灶反对，认为周边丛林是连队“天然屏障”，起到房屋遮挡、防范“外敌”作用！陈排长是客家人，传统客家“围屋”意识浓厚！

连长无奈，只能在会上呼吁大家去厕所“方便”！否则菜地沒肥料，菜也别种了！大家活该吃萝卜干…只怕以后连萝卜干都没得吃！

此话果然奏效，不久厕所粪便日益增多！尤其是仓库知青为了吃上菜，带头多跑几步到厕所“方便”…并美其名曰“支援农业”！

“穷极思变”！连队的“生产工”利用文芳村修水库机会“一铲一锹”改变了河道，对菜地进行了生态环境治理，再不会有洪涝灾害！

“方大头”与普宁种菜高手陈乌凤“拍挡”…两个潮汕老乡让菜地有了崭新面貌！

几经努力，菜地春夏两季能为饭堂供应冬瓜、苦麦菜…秋冬季供应白萝卜、包菜。品种虽单调，吃多了还“湿热”，但好过沒有。

菜地还另有“玄机”，“方大头”时不时会偷带几个西红柿、黄瓜给我们解馋，这是饭堂决不会有的“希罕物”，众人一时震惊！

“方大头”从容道：这是我在菜地斜坡“自留地”种的，连长另有打算，让我专门种点“靓菜”准备团首长下来“蹲点”时享用。现部分熟了，只好“近水楼台先得月”！菜种是文芳村农民兄弟赠送…以后还会有芥兰、豆角、灯笼椒…

我叹道：什么时候公家饭堂能吃到这些“靓菜”就好了！“方大头”笑道：这些“靓菜”种起来费时费力，产量又低！菜地就我和老陈两条“人命”！累死累活也不可能供应饭堂！你们想在饭堂吃上“靓菜”…怕要等到“共产主义”！

自从“方大头”们能为饭堂种出冬瓜萝卜，似乎成了大家的“衣食父母”，受到赞扬！这位农家子弟“惜粪如金”的事迹也成了我们“再教育”的教材……

话题“触动神经”，又要说点题外话：知青原本是响应“再教育”号召来到农场。可三年来除了空喊“广阔天地炼红心…海阔天空”外，最大感受竟是体能变化…成为农场劳动力后再没啥新意。

“老三篇”天天读…也跟着读了；“打倒帝修反”！…口号也喊了；“战天斗地”…也日复一日身体力行了；城市户口注销…也死心了！

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楚！

有时想得太远不免多余，眼下还是靠“方大头”多种些“靓菜”…解决“肚子”问题是真！

话说囬来，“方大头”比我们晚来两年多，却成了连队“热门”人物，我们很想知道农村青年如何成长？“方大头”这块“好钢”又是怎样炼成。

“方大头”受寵若惊，便一字一板地跟我们讲起他的童年经历：

我贫农出身，家里穷，沒读过什么书…五、六岁就开始帮家里的“自留地”捡粪。村里儿童多，有时为抢一点粪还打起来！我头上伤疤就是被粪勺敲的！

十一、二岁时阿妈为我抢粪方便，把粪勺绑在二、三米长的竹杆上…远远就能勾到粪便。我从小捡粪长大，粪是我们穷人的“传家宝”！

有一年公社在村外大草坪开大会，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会前公社领导宣佈：开会不准回家！要排除大小便的…男的在左边丛林，女的在右边，不要搞错！

我们捡粪的男童躲在左边油甘果灌木丛里，等候前来大小便的村民…

一小时后陸续有人前来“方便”，我看准一村民蹲下，他刚屙出的屎就被我这长竹杆粪勺勾走！那人全然不知，起身回头不见屎还喃喃自语…怀疑自已究竟屙了还是沒屙？

有些小童比较无赖，被村民骂了仍等在后面接屎。村民无奈，只好边屙边向前挪动…象羊咩边走边屙羊屎蛋蛋！

有些小童半天沒勾到屎，心里着急！好不容易等到有村民“方便”，竟情急之下从后面抢屎！几把铁勺、铁铲齐上…只见屁股底下屎沫横飞叮当乱响、火星直冒！

“哇啷”！村民吓得蹦起半空！提着裤子仓惶逃命……

“方大头”讲到此，众人己捧腹不止…不忍再听！

“粪”在潮汕农村如此金贵真闻所未闻！大家这回算是领教了“稼穑之艰难”！

林谦是有抱负的“阳光青年”，听完很是激动！他恨自已人生不夠“完美”，后悔当年没去农村插队…

李小东“想象力”丰富：你们都跑去左边抢粪，右边妇女的粪不是没人抢？“方大头”告之：那边是女童捡粪的“地盘”，男童不能进去！

陈汉芳不感兴趣，“粪”听多了就“头晕、反胃”！面对墙壁又哼起他的印尼小曲“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他不知又犯了什么“相思病”！

连队准备召开学毛著“讲用会”，连长让我帮“方大头”准备讲用材料，並拟定了讲稿题目《为革命种菜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我回去查了一下“毛选四卷”目彔，竟找不到主席有关“种菜拾粪”的论述。

又去问“方大头”学毛著体会，方坦言告之：他从未看过“毛著”，连书都沒有！种菜知识是爹妈传授、种菜靠的是“粪”！跟学“毛著”沒有关系！

我如实向连长汇报，连长摇摇头……树立学毛著“标兵”计划就此落空！

七. “剦鸡”

上山伐木，割茅草，打茅片……几经辛苦，“小伙房”终于支巴起來了。连长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老职工说我已变成“海南人”了；我自已调侃说，就差变成“原始人”啦……小伙房靠近饭堂、猪圈、水井，“风水”不错！伙房里有锅灶、冲凉间、桌子、油灯，还有一口小水缸，养着几条吃剩的泥鳅……墙角摆放着用来捉魚虾的几个“虾筝”，腐乳瓦罐的烂泥里养着用來钓魚的大蚯蚓。泥墙上掛看锄头、担挑、草帽、雨衣等劳动工具，该有的全有了。值得自豪的是，曰后墙上还掛着吃空“金钱龟壳”，大小十几个！小伙房最主要的是有了养鸡的场地！还有生蛋的竹吊篮……每月一发工资，就跑去县城“那大”市场买母鸡。那时不懂，都挑选“大种鸡”。其实海南本地“土鸡”是骨小肉滑，鸡味浓，好吃！缺点是体型小、能飞上房……只产十几个蛋就“抱窩”了！在那缺少温饱的艰苦岁月里，这种“土鸡”当然是不受欢迎的。几个月下來，己买了四、五只大母鸡。除了有蛋吃，还孵了一窩小鸡，卅多只小鸡跟着母鸡跑，煞是可爱！天上有老鹰飞來，母鸡一叫，小鸡都躲到母鸡羽翼下，直到老鹰飞走……小伙房白天人住，晚上鸡住，日子过得也算“红红火火”！节假日休息，去红卫副业队找老友王建国玩，王适逢在一老职工家作客，正在吃鸡，我趁机“埋堆”。鸡肉又肥又厚，吃起來象是“猪肉”，爽脆！“这是什么鸡？”我问。老职工喝着酒，介绍说：这是“阉鸡肉”，又叫”骟鸡”，阉过的公鸡可长到四、五斤，没阉的只有两、三斤。外面有几只活的，你可去看看。我一看，个个都是“公鸡身、母鸡头”，体型硕大！这就是“阉鸡“。回來之后，再看我那群小鸡已长成半斤多重。平时全靠吃虫…又跑去猪圈吃食，基本不用喂，倒也省心。但公鸡占了一大半，近卄只。想起“阉鸡”可长到四、五斤，心里充滿希望……但不知怎么个“阉”法。一天，來了个专业“阉鸡”的儋州佬，阉一只三角。连队老职工一般也就阉三到五只公鸡，我有近卄只，全部阉，算起來要掏近六元钱，心疼！于是“偷师”！在旁观察、学习儋州佬的“鸡外科”手術。没有手术器材，我用胶刀代替手术刀；没有长柄小勺，我用一截粗铁絲一头砸扁，弯成小勺……因陋就简，准备停当后，小公鸡抓起來，门一关，小伙房当成临时“手術室”。“手術”开始，踩住公鸡双脚，拉开翅膀，在肋间拔去一撮毛，用胶刀开一小口，“自制小勺”伸进去，挖出黄色“春子”。一般挖出两粒，但许多小公鸡只挖到一粒，另一粒再也找不到……再挖，怕鸡就没命了！胡乱在刀口上塞把鸡毛，算是“缝线”。手术基本成功，没出一起“医疗事故”！再看丢出门外的鸡公们，个个垂头丧气、痛苦万分，真正的“呆若木鸡”！我两手是血，累得额头上滿是汗珠，也没人擦……前后“战斗”三小时，近卄例“手术”啊！转眼又过了两个月，小公鸡变成了大公鸡。“阉鸡”的迹像却一点都没有，鸡冠依旧很大，垂了下来，呈淡白色，不象人家的“阉公”。有几只还会“打鸣”，叫了一半就叫不出声來。更恐怖的是……还会追母！怎么回事？老职工说：这种“阉公”是没阉熟，叫“水公”……这时有几家正孵小鸡，没孵出來，蛋全臭了！全怪我的“水公”造的孽！我被投诉了……指导员为化解矛盾，专门在小礼堂一角的小桌上开了个“恳谈会”，小范围邀请几个受“水公”侵害较深、怨气较大的妇女参加。先由我捡讨，无非是“思想不过硬、技术不过关”之类客套话。后保证：再有“水公”追母，“格杀勿论”！连文革语言都用上了。輪到“受害”妇女发言：“我丈夫死的早，是人都欺负我，连孵鸡仔都不放过！辛苦积下四十几个蛋，都没舍得给几个仔女吃，用來孵鸡仔。结果蛋全臭了！水公害死人啊……！”说话的是寡妇谭琼英，且声泪俱下，我有点不安。临高佬陈奇的老婆跟着说：“没试过一只鸡仔都孵不出來！这水公还追母追到我伙房里！大耍流氓！连酱油瓶都打破了！没见过这么`生鸡‘的……”！我除了陪礼道歉外，表示愿赔鸡蛋，但一时又生不出那么多蛋，只能慢慢赔，并限期杀光“水公”……指导员看看“恳谈会”也开得差不多了：“蛋不用赔了，接受教训就可以了……”最后总结出几句：“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那时正是“十大”召开期间），话音未落，谭灶老婆吴金却还没完没了：“我那窩有三个蛋没孵出來……”围观的婆乸越來越多，大家七嘴八舌：“我的有一个蛋没孵出來！”“我的有四个…！”指导员不耐烦了：哪有百分百都孵出鸡的！你生不出“仔”也怪你老公是“水公？！”我感到“恳谈会”变成了“控诉会”，再次表态：马上杀光“水公”……‘婆乸们似乎意犹未尽：“再阉鸡怎么办？！”“再阉今晚连你一块阉！”“现在就阉！哈哈哈！”指导员火了，一拍桌子：……乱弹琴！散会！！！

王起放近照。

王起放的回忆文章：

八. “地主摘帽”

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地主分子”周国望正侃侃而谈……他说：年轻时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英雄的汽车兵”，他跨过鸭绿江，.驰骋在三千里江山。朝鲜阿妈妮还给他煮了一壶人参汤，他开车竟兩天没合眼……我打断他的话：什么？地主也参加志愿军，有没有搞错！周叹息一声，陈年往事又端了出來：那年我在场部当司机，因分了三斤肉，怕狗偷吃，挂在茅草房檐下。为防止苍蝇、蚂蚁叮咬，我用火来熏，一不小心把整栋茅草房烧掉了。场里查我三代，发现老家有三十亩地，我就变成“地主”了。其实我家乡人少地多，有地能不要吆……还说我烧房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我说：小声点儿！别让排长听见，等会儿又说你“翻案、放毒”……在不用割胶的季节，我变成了生产工 。排里经常派我与“地主分子”周国望一起干“苦力活”，如厕所掏糞、磨房推磨……说是让我“监督”地主分子改造。有次被派去魚塘，捞盖房子用的“横条”。二人必须同时潜下水，翻动“沉睡”在汚泥中的横条……每捞起一条上岸，都要互相清除背上的“金边蚂蟥”。捞起二十几条后，我已累瘫了，我提议休息……周环顾四周还不敢休息，他说：快收工了，还差几条就捞完了……劝我再坚持一下。共同的劳动，似乎己忘记他是“地主”，也忘记了“阶级斗争”，更说不清是谁“监督”谁了。七三年吧，听说周国望摘掉了“地主”帽子。那天一早，周穿上干净衣服，正在路边等“顺风车”去场部落实政策。他布滿绉纹的脸上露着“翻身”的喜悦。他对我说：小王，这么多年跟你们在一起，接受“劳动改造”……受到了锻练。我纠正他的话：我们不是“劳动改造”，是接受“再教育”！（其实都差不多）。周说，我不怕劳动辛苦，我怕“低人一头”、受人欺侮……是啊，“地主分子”己失去人格尊严，样样都要让着别人，连井边打水都要让后來的人先打……记得那年春节，连里搞“大鍋饭”，一盆盆猪肉都端到蓝球场，大家围坐一起，狼吞虎嚥吃得正香。周一家人拿着空碗站一旁不敢进来，连长也不发话，他们就一直站着……尽管周的老婆阿龙还是连队养猪工。我虽看不下去，却又不敢出声。还是侨生陈汉芳胆大（国外没有“阶级斗争”教育），出于人道，他招呼周一家大小进来聚餐。汽车来了，周跳上汽车跟我摆了摆手，扬长而去……我仿佛听见“翻身道情”那首歌：“太阳，一出来哎……哎咳哎咳哎……哎……”

九. 宣传队记事

自从來到宣传队，象是换了个“天地”！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日子过得“五彩缤纷”！其实，宣传队的生活不比连队轻松。象我这“半路出家”的就更不轻松了。宣传队白天辛苦排练，夜晚拨山涉水演出，天不亮还要被拖起来“练功”。当“乐佬们”还呼呼大睡时，“演员们”就已在操场上列队了……先是“声乐”训练，何兴抱着个手风琴“C调”起音，大家跟着“咪咪咪咪咪……嘛嘛嘛嘛嘛……”由低向高，一个音一个音往上唱。冯永坚大概是“高音”，就他一个人不屑地说“升啦……”！不知升了多少个“音”，直到声音变成“杀鸡声”，实在唱不出为止。天亮了，李冰出來带大家舞蹈练功。先在横放着的木桩上练“压腿”，据说可以练成“一字码”。大家练得呲呀裂嘴，痛苦万分……吴小铭干脆不练了，站一旁说：要想“一字码”，除非把他“撕开”！后來练习跳“大飞雁”，似乎有模有样！周小坚是乐队作曲兼指挥，他深谙乐理知识，还教我们“发音”方法：要利用“打哈欠”发声，会有“共呜”效果。我想打“哈欠”，却一直打不出来；邹跃明好不容易打出一个“哈欠”，却忘了“发声”……大喊“塞昨”！冯永坚是宣传队的“英俊小生”，他走路、转身、回头都带有“艺朮气质”，深受导演伍端慈赏识。我等想学也学不会，只能“望其项背”……我与肥佬已进入“笨鸟先飞”行列，练得多也没长进，干脆有机会就去钓鱼，改善生活，“保命”要紧。队长“何大砲”可能劳累过度，嗓门一唱就哑，难怪他口盅里常泡有“胖大海”……以上是宣传队生活“零星剪影”……。

十.“报幕”

“团宣”演出时，报幕人员另有演出任务，队长“何大砲”让我临时顶替。我操正步走到台前中央……立定！一个右转身：“下一个节目……相声！雨夜抢险！”（良见、刘少杰合说）演员“黄牛”见状直摇头，她告诉找：报幕应45度角走出，中途头部慢慢转向观众，面带微笑……到中前台身体随头部自然摆正。下一场演出，报幕时我牢记“教导”，走出去头部慢慢转向观众，面带微笑……自我感觉良好。可惜忘了所报的节目……在台上“呆若木鸡”！队长“何大砲”在幕边见状，脸都綠了……。

沈振淮 广州市第2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5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9岁。

沈振淮回忆故事:

东较场送别

往事如烟，当年（１９６８年）11月5日东较场下乡誓师会，下乡送别人群中有送行的父母亲人、有分批同道的下乡同学、有老师有工宣、有习惯看热闹的城市闲人。

烈士陵园前的广场只听得锣鼓喧天，人头涌动，无意之间也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只见广场停满了运送知青下乡“再教育”的解放牌卡车，车的两侧以及广场的树干上高高拉起临时挂上的横幅“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广场的四周站着臂戴“广州工纠”红袖章的彪形大汉，头戴籐帽、腰扎武装带、手持红白相间的“水火棍”，瞪大双眼，凶神恶煞密集分布四周，活像“阎罗殿”前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威武......。

几缕阳光透过薄云洒到了焦黄的草坪上，深秋的节气将黄土地染得毫无生气。云光同学手持一军用水壶盛满土白干，列队的同学兆熙、冠贞、捞冯等轮着每人闷一口，壮行的烈酒给本已冰冷的心带来了一丝暖意......。旁边不知是哪个小女生“呜呜呜”的放声哭起来，受其感染，只听得广场上哭声纷纷渐起。有父送子的，有幼送长的，只见轻轻地叮咛着什么，满脸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一幅送别知青图，一曲亲情的悲歌，伴着秋风在烈士陵园前的广场上演了。也不知道欢送仪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主持人简短快捷的发言之后便宣告结束，首批下乡知青随即排队上车，接受再教育的同学们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广州工纠”的夹道中爬上了车厢，随即锁上挡板，拉上铁链，当时的感觉象是被发配的“犯人”。广场上气氛立刻冷落了起来，送别的人群犹如一簇一簇蠕动的蚁群，随着卡车启动分离时间临近，人群情感开始分化。有意气风发豪情滿怀的，有暗自伤感低声哭泣的，有迷迷茫然的......。仿佛就要失去了情感的压抑，无声地等待着那将要发生的无法阻挡的离别。

喇叭一声，车队启动了。只见车上的云光同学挺身挥臂高喊“三十年后见”......。

车队渐渐远去，由大变小，慢慢地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中。我突然想起一句名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我一回头，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无数双父母亲朋的手在阴霾的空气中拼命挥动，哭声一片。

看到此景，联想到自己几天后的命运，我也抑制不住泪花蒙眼。

同窗分手，下乡合照(离开广州赴海南农场当知青)。摄于1968年11月5日广州市东较场(前排左起第四为沈振淮)。

与蓝洋农场宣传队队友合影(前排左起第四拉二胡者为沈振淮)。

1973年返城后与部分知青农友合影(后排左二)。

七十年代与知青农友王起放合影于广州镇海楼前(右边沈振淮)。

二十一世纪初部分原农场宣传队队员与时任蓝洋农场场长等人合影于农场场部大楼前(后排左起第六人为沈振淮)。

2006年11月5日部分蓝洋农场知青合影于广州(第三排左起第二人为沈振淮)。

临江仙·题农友之聚照

过隙白驹珠水逝，靓姑褪了红颜。

花开叶落忆华年。

今宵农友叙：琼岛穗城间。

夕照云山蛮塔①影，依依绿柳湖边。

几多梦里谒胶园。

怀珍相勉励，把酒泪轻弹。

【注】①蛮塔，小蛮腰塔，即广州塔。

作者：黄承炬（海南龙江农场知青）

周新平 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海南屯昌县国营中建农场当知青，时年21岁。

周新平的回忆：

峭壁凿字表决心

1968年11月8日上午，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我们奔赴海南上山下乡。红卫轮一声汽笛响，哭声骤起。我心中泛起伤感：别人还有家人想送，可我父母是“牛鬼蛇神”，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杳无音信。

到了农场，先分配到102队（现称2队），两年后调到打砖连，这是农场最苦的活儿了。每天超过10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打砖瓦、挑砖瓦、烧砖窑，提供全场建房砖瓦。就这样，我成了知青中第一批房地产从业人员。一次，场部领导来我连参加劳动，锄头不慎卷入机器，锄把击中我头部，当场昏迷，血流满面，急送抢救。好在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巡回医疗小组正好来到中建农场（及时救治），否则，我已经“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了。

一天，红色电波传来，最高指示，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讨论传达时，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如何向“红太阳”表忠心。当时我不过20出头，血气方刚，提出不如把我们的决心凿在山坡上，海枯石烂不变心！我提出的两句豪言壮语。大家一致通过，还决定选用主席字体。打砖连地处农场边缘，紧挨通往厂部的公路，公路通过一座小山从中劈开，两边各为15米高的峭壁。主席笔迹找到了，但问题是怎么按原样凿上山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我们把主席笔迹临摹在透明玻璃板上，晚上天黑后，用大号手电筒光照射在峭壁上，再用锄头、铁铲硬是把字凿出来，每个字足有六米高。花了几个晚上，总算胜利完成。从此，每一个进出中建农场的人都会看到马路两旁峭壁上毛主席苍劲笔迹的知青决心：

自力更生万岁

艰苦奋斗终生

提起当年之艰苦奋斗，刻骨铭心的就是两个字—饥饿！餐餐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吃肉了。台风季节，甚至连蔬菜都没有，经常盐水拌饭。只有大年三十，连队才杀一头猪。傍晚，各人把饭碗、口中摆在球场上，每人约半斤。所有大人小孩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盯着炊事员手中分肉的勺子，都希望自己碗里分到的全是肥肉。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二连的男生在茅草房里饥肠辘辘，一个个躺在通铺上，畅谈平生所吃过的美食，取其名曰：“精神会餐”。一次，附近的苗人迁徙，我们趁星期天去苗寨偷菠萝，在地里当场就全吃撑了，还带些回来，谁知当晚我就上吐下泻，几个菠萝盗贼同样发作，连夜被送厂部医院急救，住了几天才出院，医生说是空腹吃太多菠萝。导致急性肠胃炎，可老工人都说：“苗人会做法，不信？中招了吧！”

其实当年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精神饥饿，6年了，既无报纸，更无电视。开门见山，与世隔绝，唯一与文明社会联系的只有收音机。为防止收听敌台，凡有短波的收音机一律报备。三年后，当我第一次回广州探家，下船走出码头，呆立街头良久，感到十分陌生。真有不知为敬，恍若隔世之感。

1974年父亲平反，我终于离开海南，先调去斗门县平沙农场，一年后就读广东省外贸学校，知青生涯至此画上句号。

周新平近照

梁凯鹰 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5日赴海南屯昌县国营中建农场当知青，时年18岁。

梁凯鹰的回忆文章：

放炮

蓬安山夜静悄悄。清晨四点，我和陈知原头顶胶灯，肩挑雷管炸药，直奔开荒大会战的工地。海南的清晨，薄雾缭绕，四周的山林一片寂静，只听见扁担在肩上发出的吱吱声和脚步声，淡黄色的电石胶灯火苗并不太亮，照在山沟的树丛，一片白茫茫。我们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山里走，不一会儿，草丛的露露水把裤脚沾湿，渐渐湿上膝盖。山蚂蝗也闻声而来，它们来不及袭击走在前面的我，后面的陈知原便成了目标，虽然他不断的把山蚂蝗扯开甩掉，脚上还是被咬了几个口子，鲜血和露水一起，把裤管染红了一片。

建设兵团的领导提出要开出十万亩新橡胶林的宏伟计划，9团各连队都掀起了开荒大会战。头一次会战一个星期，之后的会战却越拖越长，渐渐似无了期。我们连的这次会战已持续一个多月了，全年总动员，每天一早上山，到天黑还点着火把在山上干，星期天也不休息。大家都累的腰酸腿疼，握锄头的手都掰不开了，却咬着牙硬顶。我刚刚升任班长，为了减少对白天开荒的影响，我和陈知原决定大清早上山，赶在大队伍来到之前把炮放完。放炮最累的是打炮眼，最危险的是排哑炮。由于要放炮的地方都是石头多、树头多的地方，所以打炮眼特别吃力。到了山上，我们放下担子，抓紧时间打炮眼，铁锤一锤一锤的打下去，钢钎一寸一寸的往下钻，炮眼一个一个地打出来了，但衣服却被汗水湿透了。钢钎打在风化石层被咬住了，我们左敲右打，使劲要把钢钎摇松，别看那小小的钢钎，又硬又韧，怎样敲打它都挺直不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拔出来。突然，陈知原大叫一声，我赶紧跑过去，只见他跪在地，跪倒在地上。陈知原是高度近视，眼镜片被汗水和雾水弄模糊了，沾满了汗水的手又握不紧锤把，一不小心一锤打在小腿上三寸下三寸的地方，疼的一下子跪在地上。我给他搓了一会儿，他又咬着牙站起来继续干。这时我要给打好的炮眼装炸药了。大会战开始时，我们还能分到一些正规的炸药和雷管，后来物质供应跟不上，连里只能把化肥硝酸铵溶在大锅里，拌上木糠一起炒，自己做土炸药；雷管也变成用电池引爆的电雷管。由于土造炸药和电雷管质量低下，往往出现不少哑炮。兄弟团就有人在排哑炮时被炸的飞起来而丧命的，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小铁也在试制雷管时被炸断几根手指。

天蒙蒙亮，炮眼已装上雷管和炸药。我们牵着电线，拿着用四块槟榔板夹着捆成长串的电池，躲在一棵大树后，双手一按，爆炸声震耳欲聋，飞起来的碎石泥头砸在持着长电池串露在树身外的手上，充当安全帽的竹草帽也被砸得哗哗响。晨光穿过山头的树梢，洒在山沟里，一行行新开的环山行在那混和着硝烟的白色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道云中彩带，远处传来大队伍上山的嘹亮歌声。我们放下铁锤钢钎，拿起砍刀锄头，打起精神，新的一天大会战又开始了。 小小钢钎不屈不挠不弯腰的精神，融入了我们生命之中，支撑着我们40年一路走来。

西江月·战荒山

岭岭春光明媚，人人斗志高昂。

古林深处赤旗扬，更起歌声嘹亮。

目极沃原万顷，手栽绿树千行。

胶流不日似汪洋，定把贫穷埋葬。

作者：周少泉（海南珠碧江农场知青）

梁凯鹰近照

周冀石，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5日赴海南屯昌县国营中坤农场当知青，时年18岁。

周冀石的回忆文章：

须眉不让巾帼

1970年初，全团大部分知青都到新点创业去了，留在老队的相对较少。老队才有胶可割。这样当上割胶工的男知青就更少了。15连—跃进队，是建于1956年的老队。

在海南四年我都是在15连。留在老队的知青大都是割胶工。上午割胶，下午干其他农活，（开荒、种水稻花生、养猪、基建等）。当割胶工，先接受约一周的技术培训，掌握两个技术要点：进刀深浅要适度，耗皮要少；不可伤及树干的木质部。

割胶季节从初春至早冬。夏季，是胶水的高产期，那时胶工凌晨三点起床，争取能在早上七、八点钟割完胶。以“林段”为单位，每一个林段约300—400棵胶树（每亩山地约30棵胶树），割完一个林段约需3～4小时，再需个把小时待胶水流尽。此期间磨胶刀，也算是稍事休息，而后收胶回队。一般每个林段产胶水10～20公斤不等。

割胶工有其艰苦之处：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包括割胶、收胶在内，山间行走四、五个小时。

年轻的男胶工往往分配到较远的林段。大会战期间，更是“上山一担肥，下山一担胶”，中途时间要“砍草压青”（施肥）。山蚊、山蚂蝗时来光顾，有时甚至踩到蛇。但苦中也有乐——一次，我在林段曾抓到一只狐狸；另一次顺着小鸡的叫声，从防风林深处抱回一窝小山鸡！当挑着一担有些沉的胶水回队时，我心里充满了劳动收获的喜悦。

甘卫华 广州市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9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7岁。

甘卫华的回忆故事:

一. 参加工作的见面礼

1968年11月9日，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终生难忘。当年10月，我们全校到华南工学院前西侧的军营里办学习班，作毕业前的准备。

10月30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简称：华实）发了初中毕业证书，证号：0374，年龄17岁，属1967年度初中毕业，其实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上课了，初二级都未考期末试，文化程度仅初二水平。华实学校“老三届”的“毕业”生有699人。当时，学校搞毕业分配，方向有三个，一是留城继续读书（由学校定，要出身工农及家庭成份好的同学），二是去海南岛农场，三是去东莞插队。考虑再三，认为去海南是到国营农场，发工资，比去农村的只挣工分的好；有工龄，以后计算参加革命时间也比去农村的强。当时家姐分去湛江地区海康县收获农场，我认为她是与同学一齐去，我也和同学一道，远离家乡，也好锻炼自己。最后选择了去海南岛。被分配到了海南行政区儋县国营蓝洋农场。

11月5日，去农林上路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从那天起，我就不是广州市户口的人了，心里一片茫然。接着，去筹备行李，因父亲关在“牛棚”（被造反派打成“牛鬼蛇神”，关押审查的地方），母亲也受到牵连，被造反夺权后的群众组织审查。我是自己置办行李的，我和家姐分别拿了家里属自己用的衣服、水桶、蚊帐、席子、被铺等。各人拿了一个人造革皮箱，家姐还用几件蓝色的旧衣裤，裁剪拼接，帮每人车了个箱套，以免托运碰坏箱面，拿一个布袋装被铺蚊帐等，还有一个草绿色的挎包，一个草绿色的冷水壶。我的内衣不够，想到去海南岛，天气热，就去帮自己买件背心。到了东山龟岗华侨百货商店，买背心时犯了难，穿多大呢？以前是妈妈买的，自己不知道。问服务员，她说：85或90啦。当时，我家一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吋，一件85背心的要布票一尺一，90的要一尺二，当时，我在柜台前犹豫了很久，为省一寸布票，我买了一件85的。回家后，家姐知道了，说：你去农场后会大的，唔好买那么小的。于是，我又骑单车回去，求服务员换一件，并再三说明未着过，服务员看看我这个在柜台前企了成个钟头的青头仔，同意帮我更换。这件90的背心（广州利工民针织厂，秋蝉牌），伴随了我整个知青历程，直至今天；在海南时，只有节日或重大事情才舍得拿出来穿，它是我走向社会前的青涩年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天蒙蒙亮，刚立冬，有凉意了，着件长袖白衬衣，拿上行李，家姐送我到学校集中。四天后，她也将去湛江海康上山下乡。八点前乘车到达太古仓码头，路上，有欢送的人群，我有一种觉得他们是欢送文革造反“红卫兵”那帮冤鬼去农村的感觉。码头上工人纠察队头戴藤帽，手握齐肩高红白相间的水火棍，列队在那里恭送，恐怕这些革命小将学生哥临走前再爆出个大头佛。当时，有个留校读书同学，偷偷带了台相机，拍了几张相片，现在网上流传，可看到：有四个同级同学、和工人纠察队（后水火棍被“和谐”了，但有P过的痕迹）作前景。还有报社记者拍的：“1968年11月9日摄于广州太古仓码头”。当日的船票写的是“上山下乡青年专用乘船证”，知青的名字是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我们才被定性为“知识青年”，这个时代的烙印，伴随终生。当日，华实同学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有164人，还有其它学校的，如广州女中等。因为人多，早上船的已占据了三到五等仓的床位和座位，我们上船迟，安排到左舷前甲板，自己开行李，铺席睡甲板。同去蓝洋农场的华实校友有52人，同班同学有：胡鹏、张小林、钟启荣、李志华等。出了珠江口，黄昏时分，左右有灿烂灯光处，被告之那是香港和澳门，防止意外，赶晒入房，不准停留在船舷过道边。我在伶仃洋上，本想吹吹海风，欣赏一下海景，看到轮船激起的浪花，化作一滩滩白泡泡，好似一镬镬泡，恶心，就开始晕船呕吐。因在左船舷，拉了帆布挡障，防止大浪打上来时打湿我们。呕吐时，扶着船舷栏杆伸头就解决。那天，晚餐没吃，黄胆水都呕出来了。这就是参加工作第一天给我的见面礼，今后生活的大风大浪还很多，这才是开始。

二. 40斤口粮

1968年11月11日，到农场后得知，我们每个人一个月的口粮有40斤，心里太高兴了。因为在广州，68年因到了17岁，粮簿的口粮增加到16斤半，当时已经到了发育期，能吃，十来斤大米是不够吃的，要沾弟妹和父母的粮食指标，混着吃。现在有了一个40大米，多了一倍多，可以开口大吃。一天后，分到了红旗队，接着安排了去收割旱稻，海南的天气，在白露后太阳还是很猛烈的，大汗淋漓，三两白饭加一勺子椰菜的早餐，没到中午就饿得不行。中午打了五两饭也刚刚填饱肚子，还令人欲欲想再吃一两，忍住了。40斤大米，按30天一个月平分，每天只能有1斤3两，不能到月尾无了口粮。这才知道，要体力劳动，40斤口粮是基本的保障。随着体力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加，身体发育，骨骼生长，胃口大开， 40斤口粮已经捉襟见肘了，好在大山班里还有点木薯、地瓜补充，不那么十分紧张。自己定下规矩，每天吃1斤3两，早饭3两，午晚 饭各5两。为了早饭吃得多一些，找了个窍门，要一两稀饭（伙房大叔会给一大壳），二两饭，加上一勺菜，拿去打饭的大瓷碗装得满满的，比打三两饭的体量多很多，心里的满足感满满的。特别是下了碱水煮的稀饭，稠稠的，微黄，口感很好。吃饱后，肚子胀胀的，很有充足感。但因稀饭里的水份也不少，到工地后，不久就到处找地方方便。大佬林等笑我，吃稀饭一阵风一督尿就无佐了，还是干饭好，顶肚。我心里说，谁不知，那有那么多口粮吃啊！还是坚持吃稀饭加白饭，直到去了武装连和机运队，也坚持这种搭配。甚至直到现在，对稀饭做早餐还是情有独钟，每天自己煲各种粥，乐此不彼。不久，有一次可能中暑了，不舒服，胃口不好，但想到下午要开工，人是铁饭是钢，坚持将半斤饭吃下去。并给自己立下规定，不论如何，坚持每餐定量进食，确保有能量工作，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了。每月出粮（发工资）时，出纳会顺手发40斤农场粮票，那粮票是自制的，约2厘米宽5厘米长，白底绿字，盖有章，每张一斤，共发40张。即拿粮票购买饭票。吃多少顿伙房有登记，月尾结数算菜钱，在工资里扣。但后来各自建小伙房，搭食，拼伙，改进买菜票等，是后话。探亲或外出差时，可以用农场粮票到农场管理员那里，申请并经批准，换领广东省粮票，如果出省可以换领全国粮票。我在1974年探亲，开通行证时，注明要去北京探亲，换领了30斤全国粮票，回广州后，可以在粮店购买粮食时，使用全国粮票，因粮票中含有油票功能，每购买10斤大米时，可顺购2两花生油。还记得当年10斤三级米是1元4角3分。一斤花生油是8角2 分。在农场时，男生的口粮一般不够吃，有的女生有剩余，男女之间会有调剂，相互支持的，有些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感情故事。因未接受过馈赠，无法描述。1977年回广州读中专时，口粮指标是22斤/月，到1979年毕业分配到工厂后，粮食指标升到33斤/月。那时，菜里有油水，粮食可以够吃了。现在，看到后辈的厌食，真替他们着急，跟他们讲在农场时，40斤口粮不够吃，他们觉得你是外星人，年代不同了，才过去了半个世纪。

三.开山炸石

开荒炸石这一年里，队里大开荒种橡胶，大山班在伙房后对岸，沿河沟流向南渡江的山沟一侧山地，全部是挖环山行，先砍树，当地农垦术语叫“砍芭”，砍的都是原始森林，有的树直径都有两米，那时真是觉得战天斗地，豪情万丈。砍树后，留出防风林和防火带，让太阳暴晒两个月以上。再放火烧笆，先从上面和两侧开始烧，不让大火漫延到其它未开荒的树木里。烧过山后，清理横七竖八的树杆，拉回去当柴火等。然后，定环山行的标高、走向等。这是个技术活，班里派了我跟高佬李去做这项工作。高佬李拿个水平观察仪，其实就是个约20厘米长的，两头有十字星的观察筒，下面坠个四方盒重物，这个观察筒先调好水平后，通过筒两头的十字，对准前面的参照物，定出水平位置。我的工作是拿着一个参照杆，上有一个与观察孔十字等高的标志，以及拉一条四米长的竹竿，每四米就立参照杆给高佬李观察，他说得，我就随手砍一条树枝，插在参照杆所定的位置，作为挖环山行的穴位位置。开工拿三样东西，参照杆，四米杆和一把砍刀。干了一个来月，全部开荒了的环山行定完了标识，转入了挖环山行。开荒的定额是：挖环山行，每天4个（两米宽，四米长/个），挖穴，每天20个（0，8×0.8×0.8立方米/个）。班里要开荒炸石头和树头，先由老工人教授，第一次点导火索时，老工人点着烟去点导火索，我也学着抽烟，拉近与老工人的距离。抽着一根烟，口水都湿了半截香烟，一根烟点不了两个炮眼的导火索。后来，用开荒砍下的藤类植物，堆起来烧，用烧着的藤子做火引，耐用好使。接着，我自己去爆破作业，每天挑50公斤炸药上山，还有雷管、导火索、竖撬（洛阳铲）等。因为可以晚一点出工，睡晚些，然九点后，收拾好才上山，挖洞、埋炸药、放雷管、等中午大部队回住地午餐后，升火把干枯的藤条烧成炭，作为引子点导火索。然后，喊山：“放炮咯！放炮咯！”清场后再点炮爆破。爆炸时，要点响了多少炮，以便统计有没有死炮，如果有，还要等十分钟，或更长一段时间，去排故障炮。如果响的炮与点的炮相同，去检查爆破效果。放完炮后，一天的工作结束，因为很多人不敢去爆破，我先和小林后和阿飞愿意，就去炸石头、大树头了，两个多月，用了一吨多炸药。

四. 样板戏汇演

当年兵团时期，文化生活单调，没有如今那样多姿多彩。几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电影上映之后，各农场知青纷纷到县城那大电影院观看。各团组织连队文艺汇演时，多参照学习样板戏中的折子戏，自导自演，乐在其中，因为广州知青的普通话还算不错，唱起样板戏还能不走调，成为基层演出队伍的主力。七一年元旦联欢汇演会上，基建队的上演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智斗八大金刚的折子，英俊的小武扮演杨子荣，迷倒了不少少女；扮演座山雕的候子，更是收获了不少粉丝，以至以后在农场去到那，都管他叫“座山雕” 。武装连搞了段“早也盼晚也盼”，铁流扮演少剑波，阿榄扮演李勇奇，也得到不少喝彩。到了三连（红英队）出演的“深山问苦”上场，华实高三的英姐扮演小常宝，七中初二的阿民扮演少剑波。前面的演出，中规中矩，小常宝深情演唱“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一大段唱词。到了阿民饰演的少剑波接上：“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这时，阿民入戏，跺脚，谁知，用力过猛，自制的驳壳枪外套后面的带子被震断了，在以下的唱段中，枪套由于没有后面带子的固定，慢慢地在前面下滑，在唱到“要报仇，要伸冤，”时，枪套滑下两指左右，少剑波很潇洒地叉腰提了提，没什么破绽，但台下开始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接着，少剑波唱到“血债要用血来偿！”，双手握拳，坚决果断之

势时，枪套加速下滑，观众开始还憋着不敢笑，当滑到裤裆的位置时，全场已经笑翻了天，还管你什么观看样板戏要严肃要认真。台上的阿民一脸认真，接着唱: “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双臂上举，造型，这时枪套终于不听使唤,一直滑到了地上，枪带一截还别在腰间，观众们笑得人仰马翻。这时，阿民弯腰捡起枪套，一脸无可奈何，转身用广州话对小常宝问到：放系边度？（放在那里？），英姐镇定地想了一想：放系床上。由于麦克风一直开着，对话都听得见，台下的观众浮想联翩，欢声雷动。阿民转身把枪套放在舞台背景的坑上，稳定了一下情绪，慢慢转过身，定了定神，又接着唱下去： “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 台下笑声还继续，但很快就平息了。直到少剑波唱完“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双手大鹏展翅，造型，亮相，大大舒了一口气。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演员临危不乱表达了敬意，感谢他们的精彩演出。

甘卫华的初中毕业证书。

甘卫华近照：手捧红柿，事事如意（柿事如意）！！！

　　黄锐志 广州市第3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回家乡广东南海务农，时年17岁。

黄锐志的回忆:

一. 担谷交公粮

我是1968年11月同我姐姐一齐投亲靠友回祖藉乡下的。不遠，就在南海县小塘公社黄家村。记得当日我姐弟俩在父母的陪同下，坐广三铁路火车，到小塘站下车。由于带有不少行李，生产队撑左一条小木艇载住我地四人，沿着一条小运河划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到了乡下。当时还未有电灯，晚上都是点火水灯的。第二天就开工挣工分。刚好当日是交公粮，要把稻谷担去北江边，爬过大堤走上一条独木桥板，送到一条大木船上。因初次担野，战战兢兢，心里真是有些发毛，当然就担得吾系几重。但确实是农活对一个从城市来到农村的人是一种考验。当时的狼狈相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深刻的。好在以前父母都经常带我们番乡下探祖母，所以无陌生感，但体力劳动关还是要慢慢锻炼地跨过。

二. 担鱼花（鱼苗）

回乡的地方有养四大家鱼的习惯。四大家鱼即鯇鱼，鳙鱼，鲢鱼和鲮鱼。养鱼是有要求的，分别需要鱼花塘，鱼格塘和鱼塘。鱼花养稍大点后放入鱼格塘，在鱼格塘养了半斤左右时移至鱼塘养到上市规格。一般鱼花要外购。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去购鱼花的经历。那次生产队组织一帮后生仔去购鱼花并担回来。担鱼花是门技术活，担的过程要上下抖动装鱼花的木桶，让水溅起水花，使更多空气进入，等于加氧，否则鱼苗会死亡。初次干这活要靠耐力，中途不能停，还要跟上队伍。对于一个担功不高，体力有限的初哥我来说，的确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三. 鲮鱼被冻死了

这件事发生在我下乡的第二年年初，大概是春节前，那年天气特别寒冷。一天早上起来，村民发现鱼塘水面白花花一片。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气温太低，塘里的鲮鱼全部被冻死浮上水面。四大家鱼中，鲮鱼是比较不耐寒的。生产队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马上找几位有经验的老农商议，用什么办法能遏制这种情况的蔓延？如果其他鱼也被冻死的活，损失可就大了，因为生产队很大一部份的经济收入来自这些艰辛养成的鱼货。

天气寒冷，人力无法回天，又没有好的加暖没备。无奈之下村里只得采取一个很土很原始的办法: 搬来几口大铁镬(方言: 锅)，上面烧一些硬实的木柴，试图通过烧柴，把热传到鱼塘，给水升温。我记得当时还砍了几棵在塘边不结果的荔枝树当柴火。这种救急办法如同杯水车薪，只能尽人事看天命了。好在后来天气气温没有继续下降，只冻死了鲮鱼，其它鱼安然无恙。

鲮鱼被冻死了，生产队只好按人头把鱼分给了村民，钱暂时不收，待年底分红再结算。当时大概每人分到十几斤冻死的鲮鱼。由于鱼是冻死的，所以没有变质。当天家家户户忙于劏鱼，晒魚干。我咁大个仔未试过一次劏这么多鱼，真是劏到手软！

过去养鱼，村民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喂草，不喂饲料，所以鱼的味道极其鲜美。但是生产手段落后，生产力低下，很难抵御天灾。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没错的。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养鱼是进步了，放养密度大了很多，喂饲料，鱼生长快，可能加了某些药物，能抵御寒冷，又有加氧加温设备，这样鱼塘亩产量就上去了。养鱼时间缩短，经济效益提高，劳动量降低，养鱼人何乐而不为呢？！但现在鱼的鲜味根本比不上用传统养殖的鱼。现在很难吃到儿时吃鱼的那种味道啦！

卫伟行 广州市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9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6岁。

卫伟行回忆文章:

被连环雷电火球击中的故事

我所在的五师十四团（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六连，是个雷电高发区。

那年夏季的一天，连队食堂停餐了。大家都是潮州二胡：自己顾自己(自己弄吃的)。

中午12时左右，一个雷打在路边一棵树的闸刀开关上，产生了丁字形的三团火球。分三路乱窜。第一个小火球顺着电线漂移，击中正在擦灯泡的一个罗定人右眼，顿时眼中瞳孔放大，痛得呱呱叫!第二个小火球击中伙房内站在水缸旁边炊事员（汕头知青）的脚跟。 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落地火球，直向我住的屋里窜来，危险向我步步逼近，我毫无感觉。首先，在门外旁边吃饭的女知青刘瑞霞，肩膀被烫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火球直朝屋里窜入。当时我端了一碗米正准备出门，只见一团亮光眼前一闪，自己顿时不醒人事……

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门外，放到屋外附近地上，挖沙将我下半身掩埋，说是放电抢救。还找来连队的女卫生员，握住我的手，帮我放电，说是阳电和阴电放电快! 我们没上过电工课，怎么就懂雷电的知识呢。还找个女工来放阳电。虽说可笑，但抢救及时，实在非常感动。

过了好半天，我终于醒了。当时我醒来，马上意识到是给雷电击中，因为连队开会讲防触电时，说过被电过的状况，有记忆。但自己说的第一句就是糊话！我没摸电啊！

有人给我喝了一碗白糖水，顿时就呕了出来，他们说我吐出是发青的电腥味的水……。有些职工事后胆战心惊进我屋内观看，后来对我说，我端着的那碗白米，像老手撒谷一样，撒得很均匀!其实是火球炸开的瞬间，连同我的陶瓷碗一起炸开，形成这种的奇观。

连里接二連三的人被雷击中，接到报告后罗连长也蒙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团部，派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三人一起运去那大镇五师医院抢救，此时我是被抬上车，并躺在车厢里，他俩因为病况比我轻，就坐在车里。

去了医院，医生说: 幸亏电压高，把我弹开，如果电压是220伏，人就会被电死，弄得我哭笑不得。

后来有关人员来现场查实，分析到：这是一个连环滚地雷电火球。

第二年探家，为了能在广州多呆几天，我去东山铁路医院开病假单。医生没看过这种被雷电打死又救活的病例，检测我血压等各指标均正常，当年医院也没更先进的仪器检测。所以，我就坚持说头晕难受，还拿出师部医院诊断证明，上面写着：雷击伤并脑振荡。弄得值诊医生看着我，哭笑不得。当知道我是知青，表示同情! 就以“雷击伤并脑振荡后遗症”的病因，给我开了病假单。这是我被雷电击中后唯一得到的好处。

作者：卫伟行 原海南儋县蓝洋农场广州知青 2019.5.10

卫伟行的初中毕业证书。

1974年11月27日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给卫伟行开出的赴湖南株洲铁路机车学校的工资介绍信。

卫伟行在学习内燃机车驾驶。

退休后的卫伟行依然忙碌：写字、修理电器和自制各种生活器材，一样不落。

关晓珠 广州市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9日赴海南儋县国营蓝洋农场当知青，时年15岁。

关晓珠的回忆文章:

一. 走自己的路

那时我父母亲均受到“文革”的冲击，被停发工资，单位只发给全家几十元生活费(六口人，每人15元)，银行存款被冻结，家庭顿时经济拮据。父母亲迫于无奈，只得鼓励我自己找出路了。

68年夏秋之交，学校在华工校门前的原广空炮兵营房举办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广阔天地锻炼大有作为”的学习班。军宣、工宣队员不断给我们灌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思想，我隐约感觉到，这也许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唯一的出路了，但还是犹疑不决，没有立即表态。 从学习班回来后，父亲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我13岁就参加了革命，你今年15岁了，比爸爸那时大两岁。我的问题，组织上还没有结论，也不知道何时能解决？但你要相信爸爸是清白的！相信组织(会处理好)。(作为)一个党员任何时候都要经受得起组织的考验！爸爸的问题使你受到了牵连，你今后的路只能自己走啦！我13岁都走过来了，你15岁也行的。孩子，周总理说过，人的出生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你要相信自己！我和妈妈想了想，你去农场要比去农村适合，比回老家插队（务农）好。农场是国营的，发工资，“旱涝保收”；吃饭有口粮，有集体食堂。海南，爸爸陪中央首长去过，那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去那里过集体生活，有组织，有领导管，我们放心！你要留在城里，每天无所事事，跟那些坏孩子混在一起，我们怕你学坏！”

在父亲的开导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走自己的人生路！

二.话别

11月9日清晨，母亲送我去学校操场集合。我背着装有棉被、蚊帐、床单和几套换洗衣裤的绿色帆布袋；母亲则拧着装有洗漱用品和肥皂的水桶，从梅花村住处出发。一边走，母亲一边叮嘱我去了农场要听组织的话；要向老工人学习，积极劳动；要照顾好自己。我不停地点着头，“嗯、嗯！” 一一应承。

学校离我家只有几百米距离，不一会功夫我们就走到操场，这时的操场已挤满了人群，有校革委的领导，有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成员，家长们忙不迭地向远行的孩子们作最后的交代。

我爬上解放牌大卡车，站在围栏旁向妈妈挥了挥手, “回去吧！妈妈。” 我知道，母亲还要赶回单位向造反派报到，这次能送我是向他们请了假的。父亲不能来，因为他是被监视居住，不能“乱说乱动”。

来送孩子们的家长有的和我母亲在中南局机关工作，彼此相熟，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不敢打招呼。

母亲独自站着，在车下凝视着我。“回去吧！妈妈！” 我又叫了一声。“东西要搁好，别丢啦！” 母亲说的是昨晚她给我的15元现金和20斤全国粮票。“放心吧！妈。” 我说完赶紧低头检查自己的挎包，它们都妥妥地夹在笔记本里，里面还有几元零钱，那是我存在陶瓷小钱罐里积攒下来的，昨晚也被我倒出正式启用。有了这些“家当”，我想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饿死的。

卡车徐徐启动，我又向母亲挥了挥手，“再见了！妈。” 母亲转过身，迈开沉重的双腿，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三. 在“红卫三号”轮上看到的一幕

11月9日上船后，我被船员安排在船的左舷甲板上(注: 船进入大海后，会有一张张硕大的帆布遮盖住船的左右舷，校友们夜晚可躺在甲板上睡觉)。船未启航前，个头大的校友们抢先占领了船舷处的栏杆，我因个子小，只能从人缝处向码头张望。

当时王起放向码头的人群挥手告别后，哭泣了起来，跟著转身抹了把眼泪，又继续抽泣着，然后走进船舱……。看到朋友如此伤心，我不懂如何去安慰他。

我那时刚满15岁，感情不像高年级校友们那样丰富，看着他(她)们一个个伤心的脸庞，我竟然呆若木鸡！

四. 救火

我分配到红阳队三班（俗称58班）不到半个月就遇上了一场发生在橡胶林段的火灾。当时我们正准备出工，便看到远处山坡上的橡胶林冒起黑烟，这时听到有人大叫,“XX号(橡胶)林段着火了！” 于是大家操起家伙上阵，有的拿砍刀；有的拿扫把，我跑回自己的茅草屋想拿水桶，不知谁说了声“那玩意儿没用！” 我便赤手空拳跟着大伙向XX号林段跑去。我们先沿着国防公路跑了一程，然后拐上小山坡来到失火林段，一位老工人在途中砍下路边灌木林的树耙（树枝）给我，我便跟着他冲进火场。当时橡胶林周边一人多高的茅草已烧得噼啪作响，整个火场如同炼狱般，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两米多高的火焰把人的脸部灼热得火辣辣的，浓烟刺鼻，稍微靠近就有窒息的感觉，不得不本能地往后退缩。起初我屏住呼吸使出浑身的力气地向火头扑打，树耙扬起时把火星和草木灰都带上空中，火势不但未减，还被煽得更大，整个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位老工人见状叫住我，“你别这么打！不要迎风！” 他说完立即作出示范，从火的一侧或后边入手，树耙打下去后，左右搓地一下。这方法有效！我即刻跟住有样学样。

来救火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部分知青都赶来助阵。大家一字排开，争分夺秒，拼命扑打，头发眉毛烧焦了也全然不顾。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好在发现得早，不然整个橡胶林段会被烧毁。

这场火灾烧得蹊跷，大家分头在现场查看。在两个橡胶林段之间，我们发现在一个烧黑的大树头旁躺着一具未被烧焦的老年男尸，他四肢屈伸仰卧，头发和衣服被烧光，口吐白沫，阳具朝天竖起，整个身形恰似一头烧乳猪。

死人大件事！尤其是当地两派武斗刚结束没多久，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此事惊动了儋县公安局，公安局马上派出刑侦员前来调查。

经查实，确认是当地农村的放牛佬为获得在黑树头里的蜂蜜和蜂蛹，点火烧着了在黑树头里的野蜂巢，被疯狂报复的野蜂群毒针蜇晕，人倒在地上后，蔓延开的火烧着了他身边的草和衣服，他最后被浓烟活活呛死。

此次救火，女知青们也不甘人后，罗安子脚部被火燎了一下，负了轻伤，但仍坚持到最后。

五. 大会战

从1969年中到1970年中，蓝洋农场（五师十四团）先后组织了三场大会战：“星湖大会战”在红星队和红湖队地域展开；“大黄岭大会战”在红旗队大山班地域进行；“田排山大会战”在红英队地域实施。这三场大会战我都参加了。 “星湖大会战”是在红星队和红湖队的红土地上挖橡胶穴（长80cmX宽80cmX深80cm）。除了动用传统的“人海战术”，还有农场机耕队的挖穴机来助阵。 据说这种挖穴机是由海南农垦局机械厂发明的：用拖拉机改装成配置有一个钻头和大螺旋叶面的钻穴机，这种钻穴机效率非常高，几分钟可赚一个，但缺点是在风化石地、岩石地和环山行上难以施展。

大会战的伙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仅次于元旦过年和平时偶尔杀猪劏鱼的某一天，虽油水少但管饱。伙食搞得好，人们才干劲足。所以我个人喜欢参加大会战。“星湖大会战“时，我已能完成壮劳力每天挖穴的指标。 “大黄岭大会战”和“田排山大会战“，则是向原始森林要地—砍伐原始森林。这两场大会战，我都是手持约8斤重的大砍刀，砍直径30厘米以下的大树。直径30厘米以上大树，则通常要两人用粗齿宽边拉锯来锯，这个活我也没少干。砍大树的人员，俗称大刀队。砍山时，所有开荒队员排列开来，用砍刀砍掉低矮的灌木、小树和杂草；我们大刀队则负责断后—砍/锯大树。刚开始我对砍大树还很生疏，后来在老工人的指点下，学会了怎么看倒树的方向和先从树的哪一个部位入手：一般先看多的树枝树叶朝何方倾斜，然后从这一方下手，先平砍几刀，然后是斜砍，反反复复一直砍到2/3的部位后再到树的背后砍，一般砍到将近1/3部位时，树木就会凭自己的惯性自动倒下，省掉很多功夫。如果碰到笔直的树，你想让它往哪倒都可以，只要先选好倒的方向，两面砍得差不多时，用双手使劲一推就能搞定。

砍大树最危险的是几个大刀手或锯树手在一块狭小的空间里同时作业，因为原始森林的大树都是树连藤，藤缠树的，前面的一棵树倒下时，会扯住后面的树折断一同倒下，这样很容易伤到人，所以几个同时作业的大刀手或锯树手就要互相观察和配合好：待前方的树砍得差不多时，后方的树先放倒，后树压前树，一倒，倒一片，效果很好，还可以避免事故。

每当我要放倒大树时，我便会学某部国产电影里的台词，大叫，“顺山倒嘞！” 借以提醒前方作业的同事避险和显摆一下自己。当看到一棵棵大树轰然倒下时，一种成就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砍大树，是出大力流大汗的重体力活，体能消耗很大，所以我的饭量也随之大增，曾记得。在“大黄岭大会战”时，有一顿，我吃下11个一两重的小甜馒头和一碗红糖绿豆粥，爽！

这种向原始森林要地的大会战，恐怕现在会遭到人们的诸多诟病：破坏原始森林，破坏大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破坏气候变化等等。但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生产汽车轮胎、解放鞋需要橡胶，不像现在可以以石油化工产品替代一部分了。

参加生产队批斗会

我分到红阳队三班（俗称58班）参加的第一场批斗会是批斗一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赵银河和余玉莲。

赵银河是从部队复员的老军垦工人，有妻室儿女，在河南老家。因长期和老婆分居，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平时在队里喜欢沾花惹草。余玉莲是从广西来红阳队（队部）投靠其姐姐、姐夫家来找工作的。从余玉莲一来到生产队开始，赵银河就盯住了这位皮肤白嫩、长相甜美的姑娘。为搏得余玉莲的注意，赵银河平时劳动都喜欢跟余玉莲套近乎，讲些黄色段子逗余玉莲笑，给余玉莲一些小恩小惠，讨取余玉莲的欢心。一个是黄花闺女，待字闺中；一个是老婆不在身边，浴火焚身。两个人逐渐眉来眼去、越走越近。终于有一天半夜赵银河在武装执勤时，看到余玉莲独自上厕所，便在半途拦住余玉莲，软磨硬拉，连哄带骗把余玉莲带到防风林里干起了苟且之事。从此两人勾搭成奸，一发不可收拾，臭名远扬，被生产队觉察，勒令停职反省，接收批斗。

那晚，在红阳队三班幼儿园的茅草屋里挂起了两盏明亮的汽灯，老工人、一部分家属和全体知青准时入座。随着政治班长李洪明一声大喊，“把两个坏蛋押上来”，红阳队队部的三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把两个家伙押上了会场中间。

在明亮的汽灯照耀下，两个家伙显得狼狈不堪。李班长先念了一段毛泽东论述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讲述这两个家伙伤风败俗的行为和宣读了队部的决定，跟着宣布批斗会开始。

几位在部队当过兵、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老军工相继发言，他们义正言辞、有理有据地批判赵银河和余玉莲的下作行为，要他俩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然后喊出革命口号，使会场的严肃气氛陡然上升。轮到刘姓老工人发言时，他已火冒三丈、情绪激动，“赵银河，余玉莲，你们两个不是东西，你们白天搞，晚上搞，家里搞，外边搞，防风林里也搞，搞了不知多少次，搞得比我们两公婆搞得都多，你们简直不是人，你们是狗！”

老刘这段批判发言让我们这些对性知识一窍不通的知青感到愕然，忍俊不禁。我使劲捂住嘴，不敢笑出声来，生怕被批站不稳阶级立场。

最后，批斗会在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结束。随即，赵银河和余玉莲被武装民兵押回队部。当走到我们三班路口时，林谦和我追上前从背后对他们两个拳打脚踢，打的赵银河嗷嗷叫，余玉莲哇哇直哭。押送的民兵好言劝阻，“要文斗不要武斗！” “要讲政策！”不要把人打坏了！” 此时我们才发觉穿得臃肿的余玉莲已怀有身孕。

在生产队四个班巡回批斗会结束后，赵、余两人被强制监视劳动。由于多场批斗会下来，赵、余两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再这样下去，他们以为可能会精神崩溃，孩子也保不住，遂决定铤而走险，逃往海口，先在农垦局食堂当炊事员的赵银河哥哥处躲藏，然后另觅出路，找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隐姓埋名生存下来。

在被监视劳动期间，他俩趁民兵疏忽大意，密谋策划，做好了逃离的各项准备。

某日傍晚，他俩成功躲避监视，踏上逃生路。但此时余玉莲已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当他们走到红峰队橡胶林时，余玉莲已感到肚子阵阵剧痛，不幸早产，胎儿出生时已经夭折。赵银河打烂一个接橡胶水的陶瓷杯，用锋利的杯口割断了胎儿的脐带，并草草掩埋了他俩的情欲结晶。

在红峰队橡胶林点起篝火取暖度过一晚后，他们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儋县那大镇长途汽车站，买到了去海口的头班车车票，投奔赵银河在农垦局食堂做炊事员的哥哥。

当他们到达海口，找到落脚点，以为万事大吉时，万万没有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俩在冲凉房赤身裸体洗澡时，被保卫部门逮个正着。

赵、余两人被押回农场后被继续严加看管。后来赵银河被分去场部副业队做化学酱油，但风流老毛病始终未改；余玉莲则被分去红阳队二班劳动，以后不知去向。

关晓珠（后排左起第五）与知青农友们合影于农场橡胶林前。

前排左起：刘迎解，粟小海，刘支前，肖穗生；

后排左起：肖建葵，刘忠家、徐新昌，林谦，关晓珠，李晓东。

放牛（一）

到三班开头几天是和老工人一起在橡胶林里“控萌“（用砍刀砍林段里的杂草）。几天后，曾班长安排我和老黎放牛。放牛第一天一大早，曾班长带老黎到我住的茅草屋门口介绍我们俩认识说，“你今天和老黎去放牛，咱们班里养了20多头牛，要有人看。去放牛的时间比平时开工晚一到两个小时，下午四点回来，你要自己带午饭。在山上吃午饭，你可以上午在饭堂打早饭时，叫老温（炊事员）给你打多一份，或者你去饭堂打早饭时，叫老温给你称米自己煮。” 我“嗯“了一声。

“小关，八点半，我过来叫你，你吃完早饭准备好放牛的东西。” “好的。” 我一口应承。老黎个头高大，皮肤晒的很黑，背微驼，说话含有浓重的广东信宜地方口音。

八点半，我头戴草帽，身背一个行军壶，脚穿水靴，手挽雨衣和老黎来到牛栏。两位中年女工正用铁耙把昨天从牛栏里耙出的牛粪与牛栏外的香茅草混拌堆肥。我们和她们互相打了一声招呼走进牛栏。

牛群见到我们走来，便欢快地“唔、唔、唔”叫起来，像是在对我们说，早上好啊！门一打开，牛群有序的鱼贯而出，个别调皮的不守秩序的，老黎呵斥一声，便变得服服帖帖的。

“小关，你把前面那头牛挡一下，让牛群等一等，我给这只牛敷下药。” 我赶紧跑到领头牛那里，用手中的棍子比划了一下，牛群便老实的伫立在原地。老黎看到一只牛的屁股被牛虻和牛蝇盯烂，血肉模糊，便拿来火水（煤油）和666粉一起拌匀，用木片把拌好的土药敷在有伤口的牛身上。敷好后，那只牛摆了摆尾巴，得意地跑进了牛群里。

我们从58公里石碑处沿着15度斜坡的国防公路约走了两三公里后到达坡顶，便把牛群赶上左边的绿油油的牛牯岭。 水牛一见到青翠的绿草便撒欢儿了起来，几只小牛活蹦乱跳，互相追逐嬉戏。它们的爸爸妈妈一边甩着尾巴，一边不失时机的咕哧咕哧的咀嚼起来。几只黑白相间的海南了哥叽叽喳喳飞来，时而在这支牛背上跳来跳去；时而在那只牛背上蹦蹦哒哒。

我跟着老李走上小山顶，他往那儿一站，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左手叉着腰，右手向远方的东边一指，“那是红卫队的番薯地，再往前是农场场部，正北是红星队，更远一点，东北是红湖队，西边是农村，那边有片甘蔗林，春天有秧苗地，还有稻田，我们放牛时要小心，不要让牛越界损坏人家的庄稼。” 我“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放牛吃草，明天要转场到马路对面。” 老黎又亮开了洪钟般的嗓门，显得中气十足。我顺着老黎的手指望向国防公路的右边，那边的小山更高些。山顶上布满了花岗岩石，几个外省打石匠正在那里开凿石头打石条作建筑材料。（后来得知他们来自广西））

“老黎，这是什么动物的脚印？” 我指着山半坡沙质土上的一连串脚印问道。老黎不假思索地答道，“九印。” “九印？？” 我听得一头雾水，边走边思考这两个词。“哦，狗印！应该是指狗印！老黎普通话不标准，把“狗印“两音读成“九印”。因为广东白话里“九”和“狗“是同音，老黎错发成了“九”音。我没有立即去纠正老黎的普通话发音，以免他难堪，毕竟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嘛。 我从山顶向西望去，远处一个布满数十间黑顶白墙房屋的村庄掩映在绿树翠竹环抱中，一股炊烟袅袅升起，西北风吹来，还可听到村里鸡鸣狗叫和大人小孩嘈杂的声音。山脚近处，一片绿油油的甘蔗林迎风摇曳，发出一阵阵“哗哗哗”的声音。这时，一条野狗，嘴里叼着一根细长的胫骨从我身旁走过。我好奇的问老黎，“这荒山野岭上会有其他动物吗？” “不是动物的，那是人的腿骨。” 老黎说，“是对立派的尸骨。今年3月，我们“开发战线”（由农场的复员军人和职工组成，也叫“东风派”）和儋州地区的旗派爆发武斗，我们抓了对方12个头头，五花大绑，口塞破布，开车武装押回农场，在山下那片甘蔗林处死，原本想开枪射杀，但考虑到枪声会惊吓到农场的家属和周围村民，便用苏式步枪的三菱刺刀活活刺死。对方官最大的是儋州（白马井地区）长坡公社的武装部部长，东北人，南下干部，参加过解放海南战役，人长得很高大，别人一刺中要害就毙命，他被足足刺了好几下才断气。张景灵（我们红阳队队长），参与了全过程，下手特别狠。行刑完成后，12具尸体被草草掩埋，由于埋得浅，便被野狗刨开嚼食。” 听完老黎的这段描述，我不禁毛骨悚然，不敢再望向那片摇摆起伏的甘蔗林，仿佛会有吃人的野鬼从那里窜出。

（在以后放牛的日子里，我在这座山的周围发现了不少人体各部位的骨头，最大的是一块伞形骨，我把它捡起并埋在一棵灌木丛旁。也许它就是那位解放海南英雄的尸骨吧！每当我想起这起惨剧，心灵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我们的前辈南征北战，九死一生，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派性观点不同，被自己人当靶子活活刺死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成了孤魂野鬼，好惨！真是人间悲剧啊！）

待续…

【注：张景灵在兵团成立后清理“文革三种人”运动中被贬到红东队（平地班）当普通职工。】

接上…

放牛（二）

从小山顶向东边看去，一群数量一倍于我们三班的牛只在山底下一边吃着草，一边正向山顶缓缓走来。老黎说，“那是红卫队的。” 我赶紧向山下跑去，像楔子一样插在两群牛的中间，预防牛群为争地盘打架。这时我看到正北方向又有一群二倍于我们三班的庞大牛群在山的西边吃草，领头的老牛脖子上挂着类似木鱼的木声器，领头牛一边吃着草，木声器随着它的走动一边在“哆啰、哆啰”地响动。这是附近农村老百姓特制的牛群报声工具：一来牛群可以跟着领头牛挂载的这个报声器行进；二来方便放牛人根据声音确定牛群的位置。 “喂，你好，红阳队的吧？一位约莫十六、七岁，显得又高又瘦的红卫队放牛少年向我打招呼。“红阳队三班的。” 我应道。“怎么前两天是另外一个，今天这么快又换了你啦，广州来的吧？” 少年操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是，广州来的。你说的那位是我们的同学，李晓东。我们班放牛人是轮换的。” “哎呀，你们怎么都那么小啊，父母舍得让你们来吗？” 少年诧异的问道。“我们自愿来的，父母都支持，嘿嘿！” 我心不由衷的撒了个谎，“你才多大啊？顶多大我两岁吧？”我问道。” “我16啦！姓张，来，我们认识一下，我家在红卫队。” 少年大声说。“我姓关，你就叫我小关好啦！” 我们俩握了握手。一只布满老茧的手和一只细嫩的手握在了一起。“他是农场职工子弟。” 我心想，“你们队的牛只很多，看（管）的过来吗？” 我好奇的问。“那当然，我们红卫队是老队啦，你们红阳队三班是个新点，没个十年八年，你们的牛群赶不上我们。这些牛再多，也听话，我一吹口哨，它们就知道要停下来。” 说完，小张将食指和拇指插入嘴唇，“呜…”一下，那些水牛就乖乖的停了下来，然后掉头往回走。“哈哈，神了！” 我也试着把手指放在嘴里，却怎么都吹不出声音来。

“小关，有牛向西边去了，快拦一拦！” 老李在山顶对我嚷道。“好，待会儿见，我找牛去了。” 和小张打完招呼，我便去追那只调皮的赵银河（牛名，由我三班老军工“傻张”起的花名） “赵银河”是牛群中的小青年，体型健硕，脖子粗壮，皮色光亮，一对匀称厚实的牛角短而弥坚，就像一把钢刀，锐利无比。一副天生就喜欢打斗的长相。他成天开小差，“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要么去糟蹋老百姓的庄稼；要么去其他牛群寻衅滋事，是一头桀骜不驯的小流氓，老黎跟我说要重点盯防！这不，这会儿赵银河又跑到西边农村的牛群中惹是生非，和一只牛杠上了；两只公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会儿顶过去，一会儿又顶回来，打得难分难解。听到两只牛用四只角互相顶撞发出的“廓廓”声，我真怕有一头牛的牛角会被当场撞断，真是硬碰硬啊！我大喝一声，“屌那妈！” 抓住一块泥巴向它们中间打去。两只牛早已打得昏天黑地（特征是：牛眼瞪得又大又圆、眼白发红，喘着粗气、生殖器伸出小半截甩来甩去），全然不顾双方主人在一旁大声喝斥和用枝条抽打屁股。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一筹莫展时，老黎抓着根枝条冲了过来，“屌你唧奶X唧！赵银河！” 老黎边骂边抽打了“赵云河”两下。“赵银河”被突然惊吓到扭头就跑，对方也撒开四蹄拼命追逐，一会儿功夫两只牛跑得无影无踪。“怎么办？老黎”，我担心的看着老黎。“不要理它，现在找也找不到的，他晚上会自己回来的。” 老黎十分淡定地说道。

晌午时分，吃饱肚子的牛群在冬日的暖阳下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休息。老黎走回小山顶上一灌木丛旁坐下，打开烟盒，包卷纸烟，“腾云驾雾”起来。我则坐在红阳队与红卫队两群牛只中间，嘴里咀嚼着刚采来的苦涩的“牛甘果”—尝鲜。

“走，小关，上我那吃饭去！” 红卫队的小张见我只背着一个水壶，叫道。“谢谢，我吃过了，我们是吃两顿，来时就已经吃了。” “你不饿？吃完早饭都过去几个小时了。我那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但管饱。走！”小张过来拽我。我跟老黎打了声招呼后，便和小张一起把他的牛群赶回牛栏，然后来到他住的一间平房里。

平房不大，顶多也就十几平方米，一房隔开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小厨房。卧室里置放着一张用两个四角板凳搭上一副床板的床，四条竹竿吊着一张已被烟火熏黄的蚊帐，床铺上凌乱不堪。厨房设在门口边，简易的炉台布满了油迹污垢。小张弄熄炉灶的炭火后，从铝质锅里先拿出放在饭上用余火蒸热的伴有猪油的黑豆豉，然后盛出两碗米饭，把黑豆豉均匀地铺在米饭上。“吃吧！这猪油还是国庆节队里杀猪时分给我的肥肉炼的。” 小张边说边递过来一碗香喷喷的米饭。房间里顿时弥漫起猪油的香味儿。早已饥肠辘辘，垂涎欲滴的我端起饭来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真香啊！” 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赞叹道。“吃饱啊！锅里还有！” 小张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露出得意的表情。不一会儿功夫，两个少年把饭锅吃了个底朝天，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了！来到农场，虽说每人每月有40斤口粮，但每月只有五两油，平时吃不到猪肉、猪油、鸡、鸭、鹅、鱼和鸡蛋。正值身体发育的我，每天因吃不饱要夜晚跑到厨房，用厨房的余火煨地瓜、木薯来补充。

我摸了摸鼓起的肚子，“谢谢啦！张大哥！”“招待不周啊！没有菜。” 张大哥致歉道。“很好啦！这猪油拌豆豉就是上好的菜！”我十分感激的说。

（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上山放牛时自带午饭，有时候，放点时令菜；有时候，放点萝卜干大头菜；若台风来没有菜时，便放豆腐乳、咸萝卜丝、酱油或豆豉。但怎么弄都不如张大哥弄的豆豉饭香，因为没有猪油）

下午三点多，我和老黎开始收拢牛群，沿着上午来时的路线，顺着国防公路的斜坡赶牛群回到牛栏。

夜晚八点，皎洁的月光洒落在大地上，微风拂面，树影婆娑，老黎拿着装有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叫上我一起去牛栏巡视。离牛栏还有30米时，我便看到上午走失的“赵银河”一对发光的牛眼。“赵银河”老老实实的站在牛栏门侧，一动不动。老黎手电筒一照过去，一对牛眼反射过来的是暗蓝色的晶莹透亮的目光。显得十分怜悯。

我们打开牛栏门，“赵银河”便顺从地快步踏进牛栏里，生怕再挨我们的鞭子。老黎又用手电筒往牛栏内照了一下，所有牛只静卧在软草上，嘴里不断的倒嚼着白天吃进肚里的青草，惬意而自在。

夜色渐浓，我的第一天放牛生活由此落下帷幕。

1974年，关晓珠（后排左起第6）与广东省外贸学校（中专）七三级（六）班同学合影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前。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青班”，41名同学里有31名当过知青（占比75.61%）。

关晓珠的回忆故事：

调去“兵团工指”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林彪还对三线、后方建设提出了“山、散、洞”的“三字方针”，要求各军事单位为应对侵略者的突然袭击，后方指挥部和兵工厂要分散建在大山里和山洞里。 1970年5月，海南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了兵团后方工程指挥部，下面简称“兵团工指“，地点设在琼中县什运公社五指山区。人员按照武装连战士的政治标准，从全岛六个师中抽调。我们蓝洋农场（五师十四团）从各连抽调了12人，组成了一个班。我们五师从各团抽调了100多号人组成了“兵团工指”第三连，我被任命为该连二排八班副班长（我父亲于1969年冬在连山上草“五七”干校获得“解放”，我也由“黑七类”转变为“红五类”）。我很不情愿当这个又管兵又管事的副班长，便向“兵团工指”现役军人郑参谋提出调整，“我从来没有作过副班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干不了。班里有不少人年龄比我大，让他们干比较合适。” “你是老兵（指我已到农场近两年时间），没有经验？谁生下来就有经验嗒？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干一干不就有啦？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郑参谋不容我解释，一句话就挡了回来。我马上意识到，“兵团工指”可不像农场那样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它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完全按照部队那一套管理办法，即制度和条例来运作的，由不得你讨价还价，上级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兵团司令部对我们五师选调去“兵团工指”的人员进行数日的战备思想教育，听传达、学文件，学习毛泽东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提高战备观念。在学习的同时，我们也抓紧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兵团派出了十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来运送我们。出发前，徐参谋（现役军人）宣布了行军纪律，“每个班上车后，在车厢左右两侧分开站人，背包、行李和物资放在中间，人要朝正前方站立，不要靠在车厢两边，因为前方的道路狭窄，避免两车（相对）交会时发生伤亡事故，特别是在遇到路边有岩石峭壁的时候。我过去在所在的部队带新兵时就发生过一起伤亡事故，当时一个新兵靠在车厢一侧看沿途风景，看得着迷，到达目的地后，全体人员下车点名，发现少了一人。上车一检查，发现那个新兵挂那儿了！头部被会车的车辆撞击后，脑袋耷拉在车厢边上，死了。所以大家乘车时不要分心，要专注沿途发生的一切情况。随时做好脱险准备，大家听清楚没有？” 徐参谋最后大嚷一声。“听清楚啦！” 大家异口同声应道。“出发！”徐参谋大手一挥，十几台汽车同时发动，轰隆轰隆…。

卡车途经我原在的红阳队三班时，我翘首望向正在橡胶林里劳动的人们，希望彼此能看到，打声招呼。但他（她）们都在低头干活，全然不知此刻有一支“大军”从身边浩浩荡荡路过，更不知道这支“大军”里有一个曾经与他（她）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农友。

“再见了！农友们。” 卡车驶离很远后，我的目光还停留在他（她）们身上。

那大距离琼中什运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车队沿途经过了我放牛的牛古岭、兰洋农场场部路口、兰洋公社、黎母山、六师新进农场，湾岭，乌石，琼中县城（营根），牙叉农场。 海拔1411米的黎母山是我们途中见到的第一座大山，它巍然挺立，气势磅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笼罩在云雾中的山顶，太高了！我过去放牛都在丘陵地带，远处周围的山也才几百米高，和黎母山真是没法比，此刻才明白什么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不出门，你啥都不知道。 从牙叉开始，车队开始爬坡。沿路我看到左侧远处山壁上有一排排的炮洞，架设在里面的大口径火炮的炮口正对着我们行进的公路。此刻，我们正行进在靠近军事禁区的区域，我想，我们离目的地—“兵团工指”应该不远了。

卡车爬到公路的坡顶时，一副壮丽的画卷映入眼帘，三座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同框”（同在一个视野里）：黎母山，1411米，在路右边的后侧；鹦哥岭，1812米，在路右边的前侧；五指山 ，1867米，在路左边的前侧，三座大山呈品字形，犹如三个巨人昂首挺立，遥相呼应，真是气势宏伟，无比壮观！从此，我喜欢上了大山！

刚到“兵团工指”，我们因没有自己的营房，只得暂时借住在五指山中学的校舍。大家把行李、床铺整理好后，跑到学校操场上集合，听李团长（现役军人）讲话。李团长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布满皱纹的眼角和太阳穴之间有颗黑痣，牙齿因长期吸烟的缘故变得发黄，一张深紫色厚实的嘴唇，一副饱经风霜的脸，说话带有东北口音，中气十足；身穿一套整齐的国防绿军装站在操场上，好一副军人气派！“嗯、嗯”两声，李团长清了清嗓门，首先宣读海南兵团对“兵团工指”在五指山区安营扎寨，进行后方工程建设的命令，然后宣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着又强调了几条：一要遵守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做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第二. 我们住在这里，不要大声喧哗，嬉戏打闹，要安静。这里是学校，见到黎族女学生时不要交流，眼睛不要盯着人家看，要有礼貌；第三. 不要和黎族同胞做买卖或交换物品；第四. 不要上黎族同胞家做客或者串门；第五. 不要踩踏黎族同胞的水稻、农作物和采摘黎族同胞种植的水果。这个中学里有不少水果树：有菠萝蜜、芒果等热带水果，不要采摘，即使掉到地上烂了，也不要捡拾；第六. 当地农业仍然是刀耕火种，经济落后，物质匮乏，黎族同胞仍然很穷。我们不要瞧不起他们，要关爱他们，但不提倡上门帮扶做好事，要做的话，由组织出面。还有，李团长最后说，这里的黎族同胞有脱光身子在河沟里洗澡的习惯，因肥皂香皂难买，只能用河水洗涤衣裤：先在河沟里洗衣裤，然后把洗好的衣裤摊在岩石上晒干，等到身体洗好了，穿上衣裤离开。前几天我打前站时在周围转悠，碰到一个正在河沟里光着屁股洗澡的黎族小男孩。那个黎族小孩看到我后，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听不懂，还往前走，小男孩便拿起石头威胁我们止步。身边听得懂黎语的同志跟我说，这小孩说你们不要过来，否则我叫我爸爸和叔叔拿粉枪（当地土枪）打你们。李团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我们在场的所有人要注意，凡是看到黎族同胞在河沟里洗澡，一定要绕开走，看到女同胞在河里洗头洗澡，更要掉头走，看都不要看，宁可走远路辛苦点儿。否则，违反纪律，军法从事！

我们三连来到“兵团工指”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劈山开路：用锄头、铁镐、铁铲和钢钎从山顶中线开始向一侧挖，一直向下挖出个大斜面，然后由“兵团工指”的推土机由上至下，一层一层地推平，直至推出道路的雏形，最后，再由人工挖排水沟和整理路面。一连和二连的任务分别是建涵洞和桥梁；四连则是烧砖瓦。公路修通后，我们伐木割草，立柱接梁扎格条，编织草帘盖屋顶，挖泥拌草糊泥墙，在山里建起了自己的营房、食堂、仓库（全部是茅草屋）和开垦出菜地，花生地。

公路和营房建好后，下一项任务是为工程基建备料：采集河砂、石头和碎石。距离我们营地几公里远的昌化江和南碧江的河滩有丰富的河砂和石头，我们开车去那里采集和装运。那时年轻力壮，几十斤重的石块一抱而起，两臂干到吃力时，还可用肚皮顶。有句俏皮话叫做，“肚皮也能顶十斤力”就是这么来的。遇上大点儿的石头，就两人抬，甚至三人抬。至于碎石，则是到离营房约一、两公里远的小河滩（小河床边上）采集。采集到鹅卵石或小石块后，用铁锤把石头敲成碎块（约3～4厘米大小），然后一堆堆平整好，等日后由其他连队用卡车拉走。

在这期间，我经历了一次险情。1970年是海南一个强台风最多的年份，台风肆虐造成的危害，五指山区也未能幸免。一次台风来袭，连部号召大伙过小河对岸抢收花生（连秧一起拔）。去时，过这十来米宽的小河沟，还有二班长任声元带领一班人泡在水中（当时河水正在上涨），扶稳独木桥两边，辅助大家过河，抢收花生回来时也一样。但到我最后一个扛着一捆带秧的花生回来时，桥边已空无一人。奔腾的洪水已淹过桥面，并不断地撞击着桥边，河面也扩展为几十米宽。“怎么办？过还是不过？” 我犹豫了一下，不过，今晚就得一个人风吹雨淋，忍饥挨饿待在这野地里，即使连队知道，也未必有人敢来救你，因为夜晚的洪峰会激浪滔天，谁也不敢挑战“水龙王”！倒不如趁这一波洪峰刚到时搏一搏，就算掉到水里，我也顶多是个落汤鸡（我自信自己水性好），但起码能赶回去吃个晚饭啊。如果再耽搁一下就错失良机了。” 事不宜迟，我鼓起勇气，扛起花生走向独木桥。谁知刚走到桥中间时，洪水一个浪头打来，我脚下一滑，人和花生一头扎进了桥上游这一侧的水里，草帽瞬间被木桥撞掉，前额被木桥剐蹭了一下。身子被漩涡卷入到几米深的岩石缝中，右肩膀和上臂猛的和一个巨大的岩石撞了一下，好在是岩石的平面，如果是撞在棱角上，必死无疑。水流狂推着我在黑咕隆咚的岩石缝中穿行，就像在黑暗中坐疯狂过山车一样。急速的水流让我根本无法伸展四肢，我只得卷缩着身子听任洪水推推搡搡，随波逐流。经过在水底岩石间的一段急速流动后，我趁水流稍缓时展开双臂拼命向上划水，两腿也同时使劲向下蹬。当我睁大双眼向上看时，看到一个犹如杯盖大的亮光，有救了！那是水面。我拼命挣扎向着这个亮点冲去，在最后一口气将要用尽时，我终于把头抬出了水面，然后张大口吸气，但洪水一个浪头盖过来，灌进了我的口里，呛得我咳嗽不止，我再一次拼尽全力吸气，喉咙连续发出“嘶嘶”的呼吸声，真有一种气若游丝，濒临死亡的感觉。吸入关键的一口气后，我顺应水流，借住水势用爬泳姿势打斜线游向岸边。上岸后，我还是咳嗽不止，我知道这是肺部呛水的自然反应。我坐在岸边一边按摩着胸部，一边目测了所在位置与独木桥之间的距离：哇！我被洪水冲下来足足有60米远！还好，凭自救捡回了一条命！

俗话说，“欺山莫欺水！” 这次，我算是深刻领教了！

关晓珠（第三排左一）与华实68届初中毕业校友兼农友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合影于广州。

关晓珠回忆文章：

在“兵团工指”打坑道

用数月时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程备料任务后，我们连转入了第二阶段的项目——打坑道。全连又向五指山挺进了几公里。在坑道施工区外，我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再度建起了营房、伙房和仓库等。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营房正对着五指山，我住的茅草屋，开门就见五指山。五指山的形状如同人张开的五根手指，满山森林茂密、四季常青，晴日郁郁葱葱，若有白云飘过更显得巍峨挺拔，气势磅礴；雨天若隐若现，像是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真是不同季节就有不同的画面，百看不厌！

施工初期，在空气压缩机、风钻、石渣矿斗车和铁轨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湖南籍的胡连长（复员军人）向工程指挥部表决心，“不等！不靠！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上！” 就这样，我们依靠人力打炮眼，运石渣，没有耽误工程的进度。

由于有了农场开荒抡大刀的锻练，我抡起八磅重的铁锤也毫不费力。抡了一段时间后嫌不过瘾又换抡12磅重的。抡起12磅重的铁锤，我可以一口气锤钢钎几十下，累了就和钢钎手换位：我持钢钎，钢钎手抡锤。钢钎手手持钢钎，每打一锤就要转动一下钢钎，以免钢钎夹到未成型的炮眼里（行话：被吃住）。炮眼打到一定深度后，就由受过培训的战士许国雄把插有雷管和导火索的炸药插入炮眼里（先将导火索一端掰开露出索芯，然后将导火索轻轻插进雷管，再将连导火索的雷管插进已弄松软的条状炸药里，最后用绳子扎紧条状炸药）。碰到有水的炮眼，则用男性避孕套套住管状炸药，防止潮湿。填好炸药和塞死炮眼后，然后由专业人员点燃导火索。点炮员一点就是数炮，然后迅速撤离。炸药炸响后，我们要跟着点数，以免后患。幸运的是，我在“兵团工指”三连的18个月时间里未遇到过哑炮，这归功于“兵团工指”对进货质量的把关和我们装、点炮手娴熟的技巧。

不久，空气压缩机、风钻、石渣矿斗车和铁轨全部到位，我们如虎添翼，施工进度成倍增长。

我们施工实行的是“三班倒”制，每班工作时间八个小时。基本程序是打炮眼、填炸药、炸岩石、运石渣、清理现场、架设铁轨木架（用马钉固定）、铺枕木和接铁轨等，一路从洞口向外延伸到山沟处（石渣和石块一路倒，铁轨和木架一路铺）。各班可根据上一班的工作情况和本班的施工进度来调整自己的具体工作。

打坑道初期，我遇到了一次险情。那天我们八班上晚班，接五班（中班），来到工地后，我们先清理五班爆破后产生的石块石渣。全班战士先抬大石头，把石渣矿斗车装满，然后我带一名新来的潮安籍战士一起沿着铁轨把石渣矿斗车推向倒渣的木架上。以往，矿车在木架上固定好后（用一根粗木挡住前车轮），站在矿车前端的我和站在矿车后端（实地）上的新兵两人同时打开矿车两端的保险扣，然后用力扶住车斗边沿，慢慢地向左侧倾倒出石头和石渣。我以为今天也不过如此。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俩一打开保险扣，车斗就像脱缰的野马，突然间向左则倾斜，我俩使尽全力，扳都扳不住，“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倾斗而出”，巨大的震动和引力使矿车蹦了起来，脱离开铁轨，站在矿车上（前端）的我和矿车同时被抛起。“轰隆”一声，几百公斤毛重的石渣矿斗车瞬间翻到三、四米深的山沟里。被矿车抛起的我慌乱中抱住了一根同时飞起的粗大的挡车木，两腿不由自主地在空中岔开，落下时臀部不偏不倚，重重地落在了铁轨上。“好险！” 人凌空骑在了铁轨上，没和矿车一同翻到沟里。

站在另一端实地上的潮安籍新战士被这一幕吓得面青口唇白，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当时下部被铁轨撞得疼痛难忍，感觉就像被足球重重的踢中裆部一样。

“八班副，你没事吧？” 新战士定了定神后关切地问。其他人也闻声围拢了上来准备救援。我疼得无法发声，只得对他们摇摇头，示意大家镇定，不要影响我的情绪，否则我会掉下去。我不敢闭上双眼，也不敢向下看，只盯着铁轨平面，两手紧紧地抓住铁轨，一动不动，以求身体平衡，生怕因疼痛难忍而掉到深沟里那一堆乱石中。“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一心里暗示果然奏效，我维持住了身体平衡。在海南四年，每逢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就用这条语录给自己打气！

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现场寂静无声。这个时候谁帮我都没用，搞不好还搭上一条命，我只有凭自己的镇定和毅力自救！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我才缓慢地挪动身子，一点一点地向实地靠拢。虽然木架上的铁轨离实地只有几米远，但每挪一点对我都是巨大的考验。求生的欲望无比强烈，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顽强地向前挪动。等确信到达实地，没有危险时，我才就地一躺，让身体彻底放松。

有战友过来扶起我，关切地问，“伤着哪儿啦？” 我疼得无法用语言表达，用手指了指裆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八班副，你真是命大啊！我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 感到内疚的潮安籍新战士对刚才发生的事儿仍心有余悸。

“大难不死，必有洪福！” 人群中有人叫道。

但愿吧！

……………………………………………

“兵团工指”与邻为友。

五指山区是军事单位修建后方指挥中心、仓库、医院、工厂的理想之地。这里山高林密、群山环抱，有河流小溪（有水源）、人烟稀少、交通便利，隐蔽性强。

在“兵团工指”到来之前。海南军区、南海舰队就已经四处布点，修建了许多单兵作战坑道、屯兵坑道、囤粮坑道、兵工厂、油库、仓库等地下设施和山洞设施。我们刚来时，还见到海南军区工兵营营长和战士们利用闲暇时间踢足球。营长剃个小平头，中等个，膀大腰圆、胸脯厚实、大腿肌肉发达。他上身赤裸，穿着军绿色“孖烟筒”大底裤在场上跑动带球，像坦克横冲直撞，飞快奔跑，那些当兵的拦都拦不住；我还见到工兵营的战士们进行火箭筒实弹射击训练：他们卧倒在地上，手持火箭筒，瞄准设在100米处的山脚下的土墙式靶位射击。只见战士们扣动扳机，火箭筒火光一闪，后部冒出气烟，目标被击中后发出轰的一声闷响，顿时泥土四溅，尘土飞扬。我曾和战友趁星期天休息，跑到海南军区工兵营在附近山上打的单兵坑道参观。从坑道射击孔向外张望，山下的盆地和周围的景物尽收眼底。只要在此处架挺重机枪，山下的一切都是靶子，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工兵营完成施工任务撤走后，我们“兵团工指”就在他们的原来的营地上建起了司令部。

在我们“兵团工指”的西面，南海舰队在海拔1812米的鹦哥岭山顶上建立了观通站（也叫雷达站），在山下修建了坑道、大型油库和仓库。我们“兵团工指”来后，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北京海军总部都会派一支文工团来此地慰问演出。有一次，海军仓库邀请附近的兄弟单位一起观看海政文工团的表演，我们三连也在受邀之列。那天，我们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收工。吃完晚饭后，全连集合，各人拿着自做的小板凳列队出发。到达现场后，只见舞台布置得光彩夺目，聚光灯把舞台照的如同白昼，男女演员们正在台下一侧列队准备上场；乐队的乐手们也在对乐器作最后的调音。 一位女报幕员说了一番慰问的致辞后，演出以大合唱开始。演唱的歌曲是海军军歌，宏亮的歌声把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带动了起来。接着，轮到一批漂亮的女文艺兵上场表演集体舞蹈《海岛女民兵》。当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手持钢枪一登场，人们的目光就聚焦在她们苗条的身段和优美的舞姿上…。正当演员们全情投入、劲歌热舞时，突然，舞台上的聚光灯熄灭了。远处发电机房传来“砰”的一声闷响，跟着从窗口窜出一团火球：一个浑身着火的战士从机房窗口跳出来，就地打滚，意图灭掉身上的火。附近的军人也提着灭火筒冲到机房施救。我们外单位的人则原地站着，直愣愣的看着海军战士们灭火的全过程。几分钟后，机房内的火焰被扑灭。看得出，这是一只训练有素的连队，战士们很勇敢！ 有位海军战士拿来几盏汽灯挂在舞台的架子上，台下的人以为节目会继续进行，仍抱着一线希望等待后续的演出。但等到的不是“请大家坐好，演出继续进行！”而是“请大家注意，因发电机故障，演出无法进行，请各单位把队伍带回！” 和“三连全体都有，集合！向左看齐！向左转！齐步走！”演出中途夭折，我们各友邻部队只得“班师回朝”。

事后查出原因，机房的战士违规操作，在发电机运转时给主机加汽油，引发火灾，幸好及时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但机房兵被烧得不轻。

鹦哥岭上的哭声

两年前，海政文工团来这里慰问演出，也曾发生一起令人难堪的事儿。那次文工团员们上午乘坐直升机飞到鹦哥岭山顶上，为雷达站的官兵们表演节目，原定演出结束后，中午和官兵们共进午餐，饭后乘机下山。但没想到“天公不作美”，中午时分山顶上飘来一团雨积云，顿时整座大山被云遮雾罩，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直升机接人任务被迫取消。由于第二天还有去三亚榆林要塞的演出任务，文工团员们必须当天下山。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徒步下山了。雷达站的官兵要陪女兵们一起走，但被女兵们婉拒了。 不就是下个山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女兵们确实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她们绑好表演器具，穿上雨衣，精神抖擞地出发了。

这两千米的山路看似不长，但道路崎岖、坡陡路滑（有的地段坡度有60～70度），加上雨越下越大，山风凛冽，温度骤降，女兵们走了一百多米时开始吃不消了：有的滑倒数次，摔成“泥猴”；有的崴伤了脚；有的小腿抽筋；有的跌破膝盖。这才走了不到两百米远啊，大伙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迈不动腿了。雷达站的男兵（向导）建议大伙先歇一歇。此时风雨交加、寒气逼人，女兵们冻得直打哆嗦，休息10分钟后再站起来已感到两腿打颤、举步维艰。

从小在城市，在部队大院优越环境长大的女兵不知道苦是啥滋味，如今第一次经历了如此恶劣的环境和天气，心里直发憷。前方还有一千多米的险峻山路要走，咱们目前这个窘况，还能坚持得下去吗？崴伤脚的女兵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想起了北京温暖的家，竟难过地嚎啕大哭起来。伤心的情绪蔓延开来，姑娘们也都跟着哭了起来。凄厉的哭声在鹦哥岭上回荡，但老天依然我行我素，风还在不停地吹，雨还在不断地下，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山顶雷达站的官兵们闻讯赶来营救，他们带来了药箱、绳索、背包带、雨具和担架；也带来了战友情与温暖。男兵们迅速分工：有的背，有的扶，有的抱，有的抬。山下仓库的战友也前来支援，在半山腰接应。

人心齐，泰山移，大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顶风冒雨，一身汗水一身泥，用了几个小时，终于把女兵们安全送下了山。

黄满贞 女 广州市第33中学71届初中毕业生。1971年10月26日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八师八团(湛江化州县红阳农场)当知青，时年18岁。

黄满贞的回忆:

唉！想起在太古仓上船(红卫三号轮)的情景: 当时我还好，有爸爸、姐姐和两个妹妹送的，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码头集合时，高音喇叭放着劫夫谱曲的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时好多家长都有意见: 我们不是送自己的儿女去死的！大家同工作人员吵闹的时候，好多人都哭成一片。

到农场后，D男同学又闹起来了，因为在学校动员大会上，来招工的人讲去兵团是穿军装的，每人可分到一条军裤、一对军鞋、一件军工厂生产的蓝色上衣的。

到湛江港后，农场用货车把我们送到连队，没有座位坐。

到左农场(在化州)第二天就吃忆苦餐，野菜。刚到农场时，每到夜晚，我们住在一起的三个人齐齐哭了，十天左右就好D，接下来个个都感觉到吃不饱，我经常去猪栏偷番薯吃。

五绝·答友人

辞君千里路，

惊笛一声秋。

风急吹天远，

江平入海流。

作者：周少泉（海南珠碧江农场知青）

黄满贞(后排左一)与农友们在农场合影。

黄满贞近照。

林茜 女 阳江市二中（当时是东风小学初中班）初中生。作为湛江知青，1970年7月赴海南乐东县保显农场【（兵团三师十五团，后恢复为保显农场，现归并到保国农场（原三师十四团）】当知青，时年16岁。

林茜的回忆文章：

一.

1970年7月，我们结束了初中两年的学习，是阳江县第一批赴海南的知青。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是阳江县汽车把我们运到海安上船。当时阳江县属湛江管辖，我被广州博物馆荣誉收藏的上船证写的是湛江知青。

上了船，海浪有点大，很多人都吐了，我也吐了。这时候有一个男知青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 大家听了吐得就更厉害了。

我们在海口秀英码头上岸，有几辆车把我们几十个同学运去农场。路很远，经过琼中弯曲的道路到了乐东县也没停，直接到了保显农场。当晚全团有盛大的联欢晚会。

晚会在一个很大的露天广场举行。露天广场依山脚而建，山腰上橡胶林延伸到舞台后方，舞台很大，足够三十人同时舞蹈，用的是汽灯。舞台前面是一片有两个足球场大的草地，舞台前稍低一直越往后越高的微斜的，所以不用搬凳子都可以看演出看电影。观看广场的后面是一个横着的蓝球场，投篮在两侧。蓝球场另一边就是农场场部主干道了。我跑步绕了一大圈，知道了场部指挥部办公所在地、胶水厂、基建连、养猪场、警通连、场部完全学校（小学至中学）、最靠近场部有胶林的是二队、另一边下坡后是医院，我知道我被分的八连就是在医院的分岔口进去。

演出场面是把我们震撼了：一浪比一浪高的各连队的赛歌，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类表演，令我感动。一夜无眠。

翌日分到八连。八连是新的开荒连，建在离黎苗寨不远的一个狹长的小坡上，下坡不远有一大水塘，水塘边上坡的地方有口井，用桶打水。下坡的地方有个茅草搭的厕所，用两条木条蹲着，下面是荒野，常有猪越过猪栏来觅食。 狭长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只有一长条的黎族式房子供住宿，另一长条则是幼儿班、办公、仓库、学校、伙房食堂。横梁竖染都是树干，顶上是茅草，墙是用树枝伴泥的垒墙，上面屋顶三角形是通透的。

那时苗族黎族寨子看到我们新的连队突然来了那么多人，都跑过来，有些人带着芭蕉也有带着山蓝稻过来跟我们进行交易的。有一些女的脸上纹了图案的，跑来宿舍看我们的蚊帐，她用眼神直勾勾的看着那个白纱纱的蚊帐，我说可以去看呀！有一个小媳妇那样的很小心的轻捏了一下那个白色的蚊帐，很惊讶地伸了下舌头。因为他们黎苗族都是穿的自己织的筒裙和织的布料做的衣服。我们后来也去黎寨看到他们织布，也看到他们最新的新娘在分稻谷，说新来的新娘谁都不认识就不会有偏心。我们看见黎族男卖芭蕉，问他多少钱。他大概也听得懂我们是问价钱，而他不会讲普通话，就说：“哒嘎哒嘎滴＂，我听了很好笑很快反应说：“滴嗄滴嘎哒＂，大家轰的就笑了。黎族男不断地摆手说：“哒个哒嘎滴＂，我们更多的人一起就“滴嘎滴嘎哒“。最后就还是用手指来达成交易。

到了晚上，所有人都陆续的搬进宿舍了，就剩下我。这时连队指导员和连长跟我说，现在连队住宿非常紧张。我们这里有个女的宋达莉一直是一个人住长沙的知青，很厉害，干活很利索。所以等她回来再看看她能不能接受跟你一起住。说话间，宋达莉回来了。她一手拿着长把砍刀，肩膀上挑着两桶水，还扛着一把锄头，她也没放下肩上水桶锄头和手里砍刀，用脚撩开了门，我赶紧跟进去帮她放好砍刀锄头。

说来也真是有缘。当晚她告诉我，她原来是插队知青，是跟着妹妹一起到海南的。她妹妹所在的湘江风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看了不少大字报小报，对湘江风雷另眼相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巡演，就差海南岛没来过。他们一拍脑袋说我们去当红色娘子军啰就报名到海南岛。她也跟着办了手续从插队知青变成了兵团知青，一起到了保显农场。这一批人有不少去了兵团宣传队。前几年我看了纪念知青五十周年以原兵宣为主的那场演出。本来是想听里面那一首歌，却也不是原班人马在唱，领唱的也不是廖昌永。只有晓琪导的那小话剧给我留下印象。

那时候有一首歌，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哪里唱出来我记住的，我估计是长沙知青他们写的：“祖国南疆的宝岛上，马嘴岭啊高入云端，岭下的加河水日夜流淌，我们的连队就在小河旁…” 因为我也没有认真去学完这首歌。你们听一下这个韵律，这种中国传统写作的手法…完全就是老三届那种水平的人才能写得出来。长沙知青有好多是老三届的。后来我调到场部中心学校的很要好的李启宇老师、教数学的李素芳老师（与我大姐是热作同专业的），她们都是高二高三，知识水平很高的。

当时我们连队就是负责把周边的那些原始森林砍了以后种橡胶。原始森林太可怕了，很多山蚂蝗。我们砍的这座山翻过去就是保国农场（当时三师十四团，保显是十五团）。 我在山里看到了一个石头中间穿过一根山灵芝，（杆在石中间灵芝伞遮住石头）拿回我宿舍。给班长（团支部书记、退伍军人）看到了。晚上他趁我们不在宿舍（达莉不在，我去跟连队小孩唱歌），爬过屋顶三脚架，把我那个宝物给偷走了。 原始森林晒六七天，我们把可用树干砍段，扛回连队，然后烧山。把旪子枝桠烧了，那些没烧完的就当柴火砍回伙房。也有些知青就早早利用凌晨时间把那些黄花梨给锯下来做家具。

当时连队的伙食较差，一年除了元旦、春节、“八一”和“十一”可以吃到像豆角，小白菜，黄豆，或者几片猪肉，其他日子都是盐或者酱油拌饭来吃，非常非常艰苦。我记得有一个是叶剑英家乡来的知青，他每次吃饭都吃一小脸盆的饭。当时我们女的饭量都不大，我们吃不完的饭票都给他们男生。

可能大家想不到，像我这么瘦弱的女的，我可以比别人多扛一段树干。别人一个肩扛还要换肩，我是两个肩各扛一段。可能跟我从小做家务有关。我在县城的时候就是个家庭主力。那个县城里面可以做的手工活我都挣过钱：打草席，削竹青织帽子，织鱼网，我都做过。只要能挣钱，我都跟邻居去揽这些活来做。上山打柴那是每个周日必做的事情。我要走30里地去打柴，打了柴要挑回家。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开荒挖环山行和挖树洞。我们那边虽然也有石头但是不多，那个黄泥土地上面还有一层很厚的叫做黑土。所以农民一看我们烧了那些森林，他们也在山脚下烧一小块荒地，在下雨的时候直接刀耕火种的把山栏稻种进去。

我们开荒拿一把锄头和一把长砍刀。有时只清除疯长的杂树（主要是飞机草）只拿长把砍刀。我时任副班长兼统计，写的作业名称是“控萌”。因为飞机草长得很快，夸张点说你前面控完了，等到你再回头重来，你控过的它又都长出来了。

说点有趣的事。我们班的长沙知青陈祖汤高度近视，在我们班里是一个开心果，他还长得比较胖，不像我们这么灵活。我们都走到山顶了，他还在山腰，有时候还在山脚。我们也原谅他，还反过来帮他这么高大的男子汉来完成他的任务。他有时候也很感动，但是他又不可能在体力上面来表现什么，然后他就发挥他唱歌的长处。有一天他非常高兴，因为天气很好，山下有一堆黎族的妇女在种山南稻，他就扯起嗓子来唱他湖南的老歌：“洞庭哟～湖上哟～稻花哟～香味嘿嘿…。” 他唱完一段后，山脚下的黎族妇女们给他这个歌引起兴致来了，就用海南话唱：“毛主席来过五指山啰…。”我们高兴鼓掌起哄，他还继续唱，她们还继续唱…。后来连长跑来说，“你以为在这里拉歌哟，有那个本事到时候春节表演上台去，别在这耽误完成任务！” 我们又赶快去挖环山行和挖洞。

环山行，是要把倾斜的山坡挖成倒倾斜15度，首先要把一些比较大的泥块要垒在边上，然后再把碎土填了拍打实，最怕填了一半时塌方就完不成任务了。当时就大家就想了个办法，控萌扫砍飞机草的时候靠边缘这边不要全部砍完，用脚把它踩了，然后折踩折踩折的它就形成一个支架，把石头泥块再从上面压下去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都不轻易的去炸石头，而是把石头挖出来垒在边上。把洞穴挖成四方80厘米这个我比梁润荣差，我是比较喜欢挖环山行的。同我一班的广州知青梁运荣说：“你挖黄山行我来挖洞。” 我们是这样合作来完成任务的。

我们也有休息，就是干一个小时休息十分钟。把锄头把和长砍刀把，两边靠着环山行斜度，我们用脚跟撑着地，然后身上挨着这两根靠着躺一下。风嗖嗖的吹，这样衣服干了。休息完了又干活，衣服马上又湿了粘在背上，基本湿贴背上一天超过八个小时。所以回到宿舍第一时间抓住一套衣服就奔洗澡间。 洗澡间就在水井和厕所之间，分男澡室和女澡室。洗澡的时候，大家都脱光了衣服，然后你帮我搓背，我帮你搓背，大家互相会发现，谁的腰很细，谁的皮肤很白，谁的怎么这个脚丫也这么白（平常劳动都穿袜子）。旁边就是男的洗澡间，他们也听到了。有时候我就＂嘘！” 提醒大家不要讲。

工作一年我们要升工资了。我们第一年月工资18元；第二年都提到20元，我第二年是22块，调了两级。

转正升工资后，我被家长一致推举担任第一任八连教师（兼校长、教务、所有班级所有科目）。春节的时候又是准备排练节目参加会演，我就把连队所有爱好的人都叫到一起排练。张罗了一个节目，里面夹杂着唱歌跳舞、小品、器乐，挺活跃的，大家排练的时候也挺快活的。这次演出给场部学校的老师看到了，他们一致认为我非常适合到学校来当少先队总辅导员：普通话好，又有才艺，又有领导指挥能力等。但是八连不放。因为春节前连队已成立小学有一个学期了。

当时读书是不用交学费的，要买这个作业本、书本。别看这个作业本，花费很大，小学生都是用铅笔正反面写了又用钢笔再正反面写，夏天有时让学生坐在泥地上用木枝在地上划写代替毛笔练字。就这样家长还是拿不出钱来买，怎么办？女孩们没有衣服穿？我带去的裙子反正也穿不上就用手改了给她们做衣穿。但是这个作业本我全部工资垫上去也不够啊！我就跟连队说，给我一块地我来种菜。种的小白菜，豆角，丝瓜，南瓜等等，然后连队的司务长是个高州知青，就来收购。他说比我去黎村苗寨收购还近一点，就给我一点钱帮学生买作业本。

当时很多事情也记不起了。有一次我回阳江，我二姐拿了一本当地杂志说里面慧虹写了一篇文章，说她当年在八连砍藤不小心把手砍了，是你半夜陪她去场部医院包扎。我说有这回事吗？2018年我跟慧虹一起回保显农场，她详谈了此事，包括回连队经黎寨被群犬吠，我才忆起。

72年上学期结束后约2月底，场部学校派来一牛车硬把我拉到场部中心学校。我离开了八连。

场部中心学校在医院旁的山上，教室与宿舍乁型状，里面有一大片绿地被知青称为呼伦贝尔草地，是早操、足球、体育、玩耍之地。这也是我最怀念之地。（1988年我第一次重返农场照相的地方，已全部变成水泥地）。横的是宿舍，宿舍下坡是一条小河。我在这里与朱璇贞老师住了4年多，隔壁是黄副校长与邢老师。这是我很愉快的一段时光。学校教师大都是文革时期的高中初中生（很多都是名牌学校的例如朱璇贞刘远珍是汕头市红旗中学的），只有我文革那时是小学生，所以在学校教师中我年龄最小。我担任小学语文、音乐教师（刘远珍老师不在时，我要替她上中学音乐课）。当时学校有两架脚踏钢琴，一架放音乐室；一架放我宿舍。我练琴时总要问黄、邢两位可以吗，或者是他们和朱老师都不在家时。

当年我们课时很多，一般是每周20～25节课。朱老师有次喉咙发炎，我去顶她的数学课，每天满满的课时，六天上完课我全哑了，话都说不出来。 朱老师是个贤妻良母型，她是文革时读初中的，比我大三岁，但总是镇不住小学生。我时不时地要被她请进她担任班主任的课室，以少先队（当年称过红小兵）总辅导员名义来帮她整顿班风班纪。

（待续）

林茜（前排正中穿白鞋者）1988年回到农场，与曾经教过的学生合影。

林茜的回忆文章（接上）：

二.

保显学校当年没分开，是小学至高中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另加高中。高中大都是黎苗族学生。回想起来，我当知青、做老师的时候还是很淳朴的，没有任何绯闻。很多老三届的老师（长沙知青李启予、李素芳等）都没有谈过恋爱。 有一次高中两男生为争女性打架，由黄校与男班主任去处理。可怜两位二十出头的处男去处理那些比他们小不了两岁的非处男学生的这些事，男女教师私下议论唏嘘不已。 黄校喜欢挥豪。恰逢毛主席新诗词发表，他要写大红帖去宣传，他一边写一边说：图“以前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何等气势。现在咋不须放屁出来了呢？” 老师们还说：“老小老小，回归自然！”

我至今很难忘记当时有一位广州知青调到我们学校当书记，她调来的第一天在我们老师开会的时候居然做检讨。她检讨的意思是不小心怀上了孩子，（那个时候是一件很侮辱的事情，没有打结婚证怀小孩）但是当时我非常想不通。我首先发言说：“怀小孩是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女的来做检讨？这不是说我们老师通情达理的问题，是你压根就不应该检讨！” 我再也说不出话，忍住就要流出的泪跑出会议室。

当天晚上我一直想不通，一直自己在流泪[流泪]！我心里想，“新社会这么久了，为什么妇女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那时候我还打着一个黑类分子的帽子，虽然在连队也有领导问我可不可以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城去读书（工农兵）。我说我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父母就是革命干部，我相信他们有清白的那一天！

我听到场部学校跟我一起住的朱璇贞老师，还有两位李老师都分别分头在叫我，我藏在一个堆满了座椅板凳的教室里面，我止不住流泪[流泪]，我忍住不回应他们，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止不住泪[流泪]，慢慢的，一直到半夜三更我回宿舍。跟我一起住的朱璇贞老师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可惜她走了。

现在有一些知青会很隐晦的告诉我，其实当年他心里是暗暗喜欢我的。我这样告诉他：“我们那时候的兄弟姐妹，都是死了心的，因为不可能去连累别人。” 所以我父亲平反的第一句话说：“子呀，女呀，你们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了。” 我们那时全是关死了心门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总结我知青的这段经历，并不像我电大毕业的论文指导老师那样，他甚至很后悔他为什么没早生十年来当知青。我的大专毕业论文题目是：浅评孔捷生笔下的知青形象。可见知青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是刻骨铭心的，也可以说是磨难。磨难一方面是坏，一方面是好。坏，就是在我们应该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去做了不适合我们年龄的事情；好是锤炼了我们。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熬的？

要说知青的年代，是原本一批纯洁的灵魂却被变形的时代左右。七一年的事件所有人都想不到，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又有谁能想得到？

我最近往往会把现今与以前的邪恶荒唐的事做比较：在我们农场出现的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一知青杀了另一知青。起因是杀人的以为他喜欢的那个女的被另外的（被他杀的那个男的）所爱，所以他就把那个情敌杀了，砍成几段埋在橡胶洞里。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邪恶！

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朱璇贞老师有一个同乡，很小，大概十六七岁，开荒时给大树压在他脖子，他在医院也治了有好多年，他的头还是个成人的头，但是他头颅下面逐渐退化成一个婴儿的样子。每一次朱老师回家探亲必去他住院的医院看他，回来跟我一讲这个事泪流满面，好长时间止不住的伤心。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是像上战场一样的砍伐原始森林的，可以说是战斗，每一个人当时都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从事这种劳动的。

还有件我不能忘记的事：我们场部紧急动员要修建一个水坝。我跑去厂部请示团长，因为我带的班是三年级初小不可以参加这一次活动，我去力争。我说农场的小孩都很会劳动，最后团长同意了，因为他女儿就是我这班的学生。真是不能小看他们，每一个铲土的、挑土的，真的不亚于知青。天快黑的时候场部下命令师生全部回去，我们都回来了。当天晚上雷雨交加响不停倾盆大雨下不停，整晚全场人都没睡觉。翌日凌晨场部广播说，昨台风把所有搭在小河边的窝棚、工具、材料全吹推到水里去了，造成很大损失，所幸是无一伤亡。我们所有老师都是经过连队上来的，纷纷打电话回连队，听到他们说好惨好险[流泪]！有人就是被人拼死从水里面拽回来的。我学友（已去世）事后亲口告诉我细节，真是舍己救人啊！在雷雨交加的时候，所有人湿透了的身体冒雨唱了一晚国际歌。我相信从那时开始，所有知青都明白：靠这种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动是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当然，我们至今还是不够知识，还是不够经历，还要再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逐渐认请现实。

补充：

1988年我与前夫到三亚，与时任三亚市委书记合照。他说：刚刚处理了红色娘子军的一批陈年冤案：红色娘子军有战败被俘的被逼与土匪成家，解放后一直被当作敌人看待，正在恢复名誉和待遇。

他安慰我：父亲已平反不应忆旧事，努力工作。

代他问我母亲好！

三.

我们去的时候是军管的兵团（直到七四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当年那些当过红卫兵的人，那种思维生活习惯跟部队的这种习惯有一种契合。比如早上我们集合会读毛主席语录，晚上会唱语录歌或者是样板戏里面的一段还有战地新歌里的歌，给人一种文化大革命还在延续的感觉。当年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意识形态还是放首位的。我记得在八连经常指挥唱歌的是副指导员陈玉英（达莉调去一连后我与她成宿友。玉英是茂名袂花知青）。有些歌或样板戏她不会指挥会叫我代她。我当数学老师后由于备课批改作业工作量太大，特批不参加晚间唱歌。连队没有场部的仪式感，集中外还有更多的民主。一晚有知青举手说，想学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玉英敲门叫我帮她。诸如此类。后来我去了场部，应该由陈磁勃（后也调警通连）、舒映喜顶上吧。

我们兵团战士都是民兵也像部队那样要操练，还有过一次实枪演习，是三八式步枪很重。退伍军人知青一看就嘀咕：谁还用这土八路的干活！教我的人三次交待：此枪后座力特大一定要贴紧肩胛不然很疼呢！我牢记。打五枪48环（三枪十环两枪九环）。我视力好，79年调兵工厂体检两眼均是1、5。

由于连队干的是体力活，很少训练跑步立正拉练等，多数是抓思想革命。到场部学校，不搞这些，这也是我愉快之一。

当时年轻，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经常都会在某一个房间爆发出笑声，主要是刚来的时候，大家的语言来自四面八方，虽然都是在一个省（广东省为主）但是各个地方的方言在融合的时候，由于谐音闹出很多很多笑话，记录下来就挺好的，当时要是有录音，或者是有其他手段，现在都忘了。

当时忙得很。下课后我还要去连队小学菜地浇水施肥。我是个勤快的人，有空会帮女学生们做衣补衣。记得用我穿不上的自底绣花裙改给女孩短袖衣，同学都很羡慕的眼神看那女孩。

当年还习惯写日记，把每天发生的值得记的写下，但搬家多次，连同我小学的许多奖状（歌咏、朗诵、数学、乒乓球、学雷锋标兵等）都找不到了。

农场近况：

保显农场斥资3800万投保国被合并。保显农场已不存在，但保显学校仍在。

许多当年退伍军人的后代（我教过的学生）大都回来原藉。在当地结婚的一般都改为少数民族籍。

我们知青毁原始森林建的胶林，现在基本丢荒。

八连仅剩邢玉梅（与我蹲前排的当年保显女班长）与丈夫两人在连队。

2018年暑假，林茜（左起第一人）第二次回到农场，与当年的知青农友合影于保显中学教学楼前。

左起，林茜、宋达莉、刘远征

2018年暑假，林茜回到农场参加“知青回场联谊活动”和新老工人（含知青）合影留念。

上图：林茜（前排左起第4）；邢玉梅（前排左起第3，保显农场当年有名的女班长，学大寨标兵）

左下图：林茜（左侧）

右下图：林茜（后排左侧）

谢小定 （图左起第4人）广州市华师附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8日赴海南屯昌县中建农场当知青，时年16岁。

1972年，谢小定与知青农友（左起，罗小凤、董幸儿、韩韦勤、谢小定、林克勤）合影于农场南宫附近的荷塘边。

谢小定回忆文章：

抗风抢险显英雄本色

1973年9月期间，传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即将撤编回归地方农场，大批有门路的知青已纷纷撤回城里，留下少数未走知青不是没有背景的“草根阶层”，就是父辈未“解放”，仍背着黑锅。我被武装连清除后流放到屯昌县中建农场10队（当时仍为生产建设兵团6师9团10连），原有的近30名广州知青走剩下不到10人，自慰是“别人因革命需要回城，我们是因革命需要坚守农场。” 士气锐降，无奈地继续着“改天换地”。

9月13日，团部接连给连里下发了3份紧急通知，说是“今年14号台风已经在海南登陆了，风力在12级以上，各连队必须严阵以待，确保人身安全。因为之前经历过数次台风，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大家都有点不以为然。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围着小煤油灯打扑克牌时，外面的风声已一阵紧过一阵，狂风呼啸中夹着副连长杜善武的破锣嗓子在嘶叫：“台风来了！屋里人统统出来！到打谷场集中！”听到副连长近似疯狂的喊叫，加上头顶的瓦片、玻璃都开始往下砸了，谁敢不跑？！我们的宿舍是一个就着山坡挖成三层，共同一个檐架的那种简易房，在我们从三楼往下跑的时候已经开始垮塌了，瓦片、砖块、板条都劈头盖脸的往身上砸！冲到楼下借着雷电的闪光，我们发现连队的房子都不见了，树也都倒了，女人和孩子都哭喊着乱钻乱躲。这时，我看见跑在我前面的杜副连长，瘦小的个子，穿着军用雨衣，竟被一阵狂风刮起，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鸟凌空飞出去几十米远，直到他拦腰抱住了一棵已断的大树。黑暗中，突然有位女同志一下子扯住了我，原来是三班副。台风呼啸时她钻进了路边的牛车架子下避风，可紧接着牛车也被刮跑了，她吓得放声大哭，“完了，完了！什么都没有了！” 眼前的一幕幕惨景把我们这些男人都些唬住了。可就在这紧急关头，我身边的广州知青，连队团支部支书林克勤突然发出一阵大吼：“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共青团员跟我上！” 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情景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那一刻，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感到血在燃烧！我们放开嗓子大喊，共青团员上啊！” 都冲进了咆哮肆虐的狂风中，去疏散群众，去抢救伤员。一阵雷击闪光过后，潮阳青年姚楚标拉住了我，结结巴巴的说：“我们住的烟胶房倒了，颜某某被压在里面了，快去救他！” 我立刻冲进倒塌的废墟中，大声呼叫着颜某某的名字，终于听到了他从废墟中传来的呼救声，我立即召来了林克勤、罗小凤（广州知青）、杨胜利（汕头知青）等人，将颜某某从废墟中挖了出来，并送到相对安全地方，交由卫生员包扎处理。

第二天清晨，指导员黄兴达找到我说：“颜某某被压伤了下腹部，生殖器受创，怕有危险，要立即送团部医院。可是眼下道路被淹一片汪洋。你水性好，跟我去探探路。” 踏出连队不足20米，公路已看不见了，桥下往日只有2米宽的小溪流已变成足有500米宽的湍急的河流，浑浊的洪水冲击着路树的树梢，水面上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蜈蚣和毒蛇，不时飘过一丛丛的枯枝乱草，旋转着冲过来，这一幕用“水泄千里，惊心动魄”来形容最贴切了。指导员见这阵势也有些怕，他拿出携带的一捆麻绳要捆住我的腰，以便发生意外拉我回来。我说，不行，这么大的水，水上还拖着绳子，阻力太大了。说不好“那真是玩完了”。说真的我也怕，可是要救人，没有退路了！我沿着水边向上走了近200米才选了个地方下水向对岸游去。在洪水中搏击强渡的那种感觉和恐惧，至今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达！任我有再好的水性，在汹涌的洪水中，加上忙了一夜，又饿着肚子，湍急的河流还是把我往下冲出足有300米远，我才抓住了对岸的树梢爬上岸去。当然，扎木筏渡河送伤员的计划只能暂停。我在河这边休息了足有半个小时才敢下水游回连队。（那一刻，我很感谢父亲从小就教我学游泳，更庆幸文革停课时，我们一帮同学常去珠江横渡，练出一身好水性，否则就被洪水冲走“光荣”了。直到下午6点多钟，大水基本退了，杜副连长才带着我们渡过河，连夜把伤员送到了团部医院。

台风过后，清点损失，10连所有茅草房统统掀了顶，5栋瓦房中，知青们住的两2栋大房全部倒塌，其余3栋都掀了顶。橡胶树97%以上拦腰折断，所有的胶原

园都只见白森森的一片断桩，极目望去，可以穿越数个山头至天边，损失极为惨重。之后，我们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开展了积极的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各项工作。

这一年，团里通过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表彰了抗风抢险斗争中的先单位和个人。10连林克勤、谢小定、罗小凤等三人因表现突出，各记三等功一次并通报表彰。罗小凤随后还参加了广东省抗风抢险先进表彰大会。

我在此刻回忆这段往事，无非是想证明，人生面临大灾大难的紧急关头，往往会忘却了自己身处逆境，不计较个人得失，激发了人性闪光的一面和善良坚强的本性，为自己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发挥出潜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小定在团部武装连进行军事训练时的英姿。

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为湛江知青亭落成的撰文：

知 青 亭 志

蔡东士

知青，吾一代知识青年，受苦难千锤百炼，经火与泪锻淬而成的族群名字，时代印记。

当年书生，今日廉颇。烈士暮年，情结愈重。沉思往事，哪堪为虚度年华而悔恨；闲观今朝，何须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特集心血铸知青亭：族群灵塔，历史丰碑。

愿知青亭为历史见证亭。以亭为鉴，可知兴替。琼州海峡两岸，昔日流放之地。戊申年后，十几万人。稚气犹存，壮怀激烈。远离父母，屯垦戍边。野岭扎寨，咸菜送饭。开荒栽麻，植蔗割胶。扛枪拉犁，养猪种菜。战台风，扑野火，抗山洪，炸顽石。劳筋骨，苦心志，饿体肤，饱风霜。用丹心血汗，甚至英魂，引胶水长流，瓜果飘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才人辈出，各领风骚。农友惜别，天各一方。未脱困者，有谁知之？

愿知青亭为后人反思亭。忘记过去，意味背叛。知青运动，波澜壮阔。顺者昌，逆者衰。荒学业，徒悲伤。青春愤，回天力。人归城，难未已。沦落中奋起，激进后迷惘。牵动亿万人家，震撼庙堂江湖。悲欢离合，情愁怨恨。是非成败，青春涅槃。个中曲直毁誉，何时秉笔直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历史磨难知青，知青无愧历史。是苦是甘，何怨何悔。来此亭者，仔细思量。

愿知青亭为时代风雨亭。动乱年代，国家有难，社会无序，知青受苦。海南暴雨，雷州狂风。凄风苦雨，何处可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求得家国广厦安稳，方有天下寒士欢颜。知青亭下许个愿，历史悲剧不重演。后辈知识青年，免遭风摧雨袭。

愿知青亭为长征励志亭。续万里之行，又始于足下。民族复兴，未有穷期。当代志士，仍须努力。温故知新，明耻教战。居安思危，矢志兴邦。承前启后，青胜于蓝。踏知青肩作登攀梯，以歇脚处为发奋点。莫辜负盛世重托，高扬起梦想风帆。向着科学，向着民主，向着九州大同求索奋斗。

是为歌，为泣，为碑，为志。

(丙申之春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