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于霎那间处读论语之六九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五章臆补（三）</p><p class="ql-block">"总696。221230，年底了，终结否？】</p><p class="ql-block">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高处不胜寒。精神的高地不是空中楼阁，人格的高地更不是遁逃无谓。孔夫子向弟子们表明：“我并不是什么奇葩啊，我也不孤立。你们看得到的，那个搞学问的左史官丘明就和我孔丘一样的个性呢。”霎那间认为，如果说郑国子产与孔子是政治上的“双子星座”，那么孔子和左丘明则是鲁国顶级知识分子的“双子星座”。孔左相互的实际支撑、互为呼应和实质影响更为深远而有意义。这和“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人格坐标分不开。</p><p class="ql-block"> 后代统治者把本是人间烟火的“素王”孔子步步捧上神坛成为了圣人，他的话成为金科玉律，上升为最高理论依据和统治法条。谁也不会也不敢把“子曰”当文学，自然也不敢去褒贬其“文风”了。于是左丘明正好接上了这个茬，至而人们干脆说《左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所以，《左传》首次提到“春秋笔法”：“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他们的志同道合如此自觉，在修史中不能搞半点巧言令色。这个很厉害，也是鲁国及各国公室不敢和孔子公开黑脸的一个原因。</p><p class="ql-block"> 还是刘知几曾说的：“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末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故清中叶之“文镳”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总结出《左传》有“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之功力。而后“东方黑格尔”刘熙载则曰：“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朱熹没有办法了，只好提出：《左传》、《史记》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朱熹是为了独尊孔子，不得不将左丘明、司马迁划为了二等。如果把“足恭”理解为“过于恭敬”，朱熹朱子就有这个嫌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