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生 产 队 里 那 些 年

白头醉翁

　　我们这代人，应该是“人民公社”的第二代“社员”。我正式参加生产队劳动那年，才17岁。我们的父辈，算是第一代“社员”。1958年7月热火朝天成立“人民公社”时，父亲45岁，正是身强体壮的年纪。他们这代人，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人民公社”。辛辛苦苦一辈子，没吃上几顿饱饭，便满腹心酸地离开了这个令他们伤透了心的世界。在我们之后的第三代社员，至今也是七十多岁，苟延残喘来日无多的老人了。

那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生产和核算单位。一个生产小队，虽然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种着几百亩山岭地，却承担着繁杂而沉重的社会责任。

生产队的主要功能，就是完成上级确定的“公粮”和“余粮”的征收任务。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漂亮、很幸福，却是上级强加给农民“余粮”的字眼。“余粮”，绝非是吃不了而剩余的粮食，而是从每个人肚子里扣下的粮食。

那时，全国农村在给成年人定口粮标准时，一律是“够不够，三百六”。剩下的粮食，便统统被称作“余粮”上缴给国家。

除此而外，每年两户人家要合伙上缴一头“任务猪”，每家每户上缴一两只“任务鸡”，还有规定数量的“任务鸡蛋”等。那时，国家缺啥，都是伸手向农民要。在农民那里，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每年春秋两季，上级都会派工作组住进队里，监督农民春播和秋收两个最重要环节。春天，常常不到时令便让农民提早播种，种子粉在地里，往往要种第二茬，造成了种子和劳力的双重浪费。

工作组秋季下队，主要是为了催征“公粮”和“余粮”。将成色好的苞米分到各家各户，在火炕上烘干，提前完成粮食征收和“任务猪”、“任务鸡”、“任务蛋”的收缴任务。分给农民的口粮则是刚从地里背回家的湿苞米。说是360斤，其实不到300斤。绝大多数家庭一年要缺二三个月的粮食，靠吃糠咽菜“瓜菜代”来弥补口粮的不足。

工作组下队，还有一项天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农民偷着种几垅小片荒，便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遭受批斗。待苞米抽穗时，工作组便组织学生带着镰刀，满山遍野寻找小片荒，一经发现，即刻毁坏。那时，工作组干部开会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上级下派带着各种政治任务的工作组、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像走马灯一样，晚上常常组织社员学习“最高指示”，开批判会，弄得社员精疲力尽。

那时的生产队，其实就是一个最原始的自食其力的群体。孩子上学，是“民办教育”，农民看病靠“赤脚医生”。下放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实际上就是向农村释放失业压力。在农村，“知青”们见鸡抓鸡，见狗抓狗，抓得鸡飞狗跳，农民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原住在公社“敬老院”的伤残退伍老兵，也被下放到生产队成为“五保户”。

生产队里，一年到头有难以统计的义务工，维修国防公路，深挖洞备战备荒，常年抽调棒劳力参加江堤修筑工程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各种负担像大山一样压在农民身上，使他们民不聊生苦苦挣扎。这样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劳苦群体，却在一支歌中被赞颂为“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被歌唱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群体，甚至连农民自已也坚信不移。

对那段历史，恐怕早已被人们所淡忘。即使不被忘记，也没有人愿意再提及，而希望它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被永远地一笔抹去。

直到1983年10月，包括初级社、高级社在内共延续了27年的“人民公社”寿终正寝。农民真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第二次解放”。在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农民便不再受饥饿困扰了，脸上开始有了红润。我的一位农村朋友高兴地告诉我，土地承包后一户所打的粮食，比生产队一年打的粮食都多。我听了，真为他们高兴。

多少年来，农民一直生活在海市蜃楼式虚幻的幸福之中。有人曾回顾文化大革命中，曾因领袖去世而深感幸福不再，似乎天塌下来一般。而改革开放，老百姓立马过上了好日子。国门一开，一切神话不攻自破。靠不真实的宣传营造岀一种虚假的幸福，终究会露馅儿。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说得实在，深受全国人民拥护。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立国之本。中国40年的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开国门，解放思想，发展市场经济，激发社会活力，早已深入人心，也是国强民富之王道。

（图片来自网络 致谢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