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海，千年泗泾”——秋游松江泗泾古镇

慧眼看世界

　　泗泾古镇，地处“上海之根”松江区的东北部。

　　泗泾历史悠久，在北宋时期已形成村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上海历史文化的发源地。

　　最初这里叫会波村，南宋改名为七间村。

　　至元代中叶这里迅速发展成镇，因外波泾、通波泾、洞泾、张泾四水汇集于此，才正式取名为泗泾。

　　明、清两朝，这里商业发达，市面兴旺，百业辐辏，户口繁盛。

　　镇上商铺林立，街巷纵横，桥梁相望。

　　古时这里的米市、酿造业、木匠等远近闻名。

　　曾是松江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

　　清乾隆年间这里就专设粮仓，为松江四大仓储之一。

　　镇上有座八角楼阁式宝塔，飞檐翘角，巍峨高耸。

　　塔身细节处的设计也别具用心。

　　这座七层高的宝塔名为安方塔，意为保一方平安。

　　泗泾历代流传着“三弓一箭安一方”的民谚，“三弓”是指武安桥、福连桥、普渡桥三桥，“一箭”即为安方塔。

　　如今武安桥和普渡桥已不复存在，仅存福连桥与安方塔相守。

　　目前古镇正在进行新一轮修缮改造工程，不知是否因为疫情的关系，街巷里空空荡荡，不复往昔的熙攘与繁华。

　　镇上到处都是待拆的旧房，这家始建于公元1782年的泗泾药号貌似已经闭店搬空，不知道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在古镇上复活。

　　镇上有一些建筑已经修缮完成。

　　这是一家已建成营业的古琴馆。

　　店铺的装饰风格颇具有东方禅意和古典韵味。

　　等一朵花开，期待古镇的未来。

　　夕阳下，一棵造型优美的树干自建筑围挡破墙而出，虚实相间，真假难辨，乍一看，宛若一件街头艺术装置作品。

　　泗泾也是名流汇聚之地，民国时期的报业巨子、《申报》创办人史量才便是随父从南京迁居于此的。

　　2000年，建于百年前的史量才故居被列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松江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泗泾镇人民政府先后两次斥资对故居进行了保护修缮，如今已辟建为史量才故居纪念馆。

　　遗憾的是，等我们兴冲冲赶到那里时，正好过了纪念馆的开放时间。未被允许入内参观，大家只能扒拉在紧锁的格子门窗上朝里张望。

　　史量才是中国近代一位出色的报业经营者，1912年他与南通实业家张謇等合伙筹资12万元收购《申报》并出任总经理。

　　在史量才苦心经营之下，《申报》后来成为了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纸，并成为了中国现代报纸发展的标志。

　　隔着门窗虽然看不到馆内的展品和介绍，但聚光灯打在门口地板上的那句名言却格外醒目，“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令人不禁对这位刚正不阿、有风骨、有节气的爱国报业大王肃然起敬。

　　位于同一条老街上的马相伯故居是我们此次泗泾之行的主要探访地，距离史量才纪念馆仅三百米，步行五分钟即可抵达。

　　故居门口的铭牌上明明标注着闭馆时间为下午四点半，然而等我们16:25赶到那里的时候工作人员却已提前关门。

　　心有不甘的小伙伴们敲开了紧闭的大门，对工作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可以网开一面，让我们这些特地从市区赶过来的复旦学子得以一睹老校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不依不饶、据理力争之下，工作人员终于让步，同意给我们十分钟时间快速入内参观。

　　马相伯在上海的旧居共有三处，其中位于泗泾的“马相伯故居”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21年入选了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泗泾的马相伯故居又称“马家厅”

　　为江南风格私家住宅

　　简朴淡雅，平实无华。

　　整个宅子为五进四院一廊的传统院落式建筑。

　　庭院深深，层层递进。

　　展馆以五进厅堂为主要展示空间，四院一廊为补充展厅。

　　展厅结合江南元素，借助多样化的展陈形式，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这位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爱国人士伟大的百年一生。

　　马相伯是近代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知名人士于右任、邵力子等都是他的门生弟子。

　　展厅内挂满了浓缩马相伯生平经历和卓越贡献的文字、图片及相关实物。整个展览按时间线索分为少年求学、教育救国、抗日救国、著述成就四个篇章。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天主教世家，五岁起便入私塾读书。因厌恶私塾古板的教学方法，12岁那年他瞒着双亲离家出走，独自搭乘内河民船来沪，进入了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圣伊纳爵公学读书。

　　马相伯的人生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出生那年，正值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火轰开中国国门的动荡时代，他见证了自己国家所遭受的屈辱和困苦，目睹了清廷的无能和贪腐。一心想要救亡图存的马相伯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于是，1900年已经60岁的马相伯将家里世代积攒下来的松江、青浦3000亩田地如数捐给天主教江南司教管理，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以换取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启动资金，希望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来唤醒国人的思想，培育拯救国家的栋梁。

　　1902年冬，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引发了近两百名学生集体退学。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该事件成为了马相伯实现“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理想的一个重要契机。1903年，在耶稣会的资助下，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接纳了这些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入校继续学业。

　　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逼迫其交出教学管理权，同时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闻讯决意与学生们共进退，挥泪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

　　震旦学潮后，为了让退学学生们可以继续学业，马相伯在“沪学会”召集学生商议复校之法，决定再办一所新学校。他利用自身人脉，历经几个月多方奔走，向社会各界募集筹措办学资金，并凭借个人声望，申请到了政府的官方资助。1905年6月29日，马相伯等人在《时报》头版正式向全社会公布了新校的校名为“复旦公学”。

　　“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既包含“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公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教师主要由上海各界贤达兼任，66岁的马相伯被推举为校长。这便是当今赫赫有名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

　　之后，马相伯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并担任北京参政院的参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将其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后转任江苏都督府代理都督。在这期间，他与梁启超等人先后创办三所学校，使中国的青年进步力量进一步壮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马相伯已经91岁高龄，为救国于危难之中，他拖着病躯再次出山，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因为办学已捐光所有家产的马相伯，不惜走上街头卖字筹款，将义卖所得10万大洋全部捐献给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义勇军。

　　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为抗日救亡，他策杖奔走，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在爱国进步志士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马相伯先后发起组织中国国难救济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江苏国难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

　　1936年6月，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正式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97岁高龄的马相伯和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等人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一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1月，南京政府在上海逮捕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马相伯与宋庆龄等人立即展开多方营救活动，在全国发表宣言，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七位爱国领袖。

　　次年“七君子”出狱后，立即前往马相伯住处看望恩公，并与之合影留念，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

　　1939年4月7日，马相伯百岁寿诞。抗日后方重庆等地为他百岁生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国民政府褒奖他为“爱国老人”，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特地发去贺电，评价先生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社会各方赠与的寿仪全部移作犒慰伤兵之用。

　　马相伯倾尽一生的财富和精力奔波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他同时也是当今名校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的创始人兼首任校长，他还协助设立了辅仁大学，出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是近代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泰斗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马相伯的百年一生亲历了晚清、民国、抗日三个时期，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浮沉、昏暗离乱的一百年。他一生立学，欲拯救中华，却屡屡失败；他试图用教育来启智愚昧落后的社会，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人，亦未能成功。为此，他在临终时发出自责又无奈的感叹：“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虽然没时间细细品读展馆内每一处图文介绍，但老校长百年生命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拳拳爱国心和教育家精神着实令人动容，尤其是院子墙上刻着的先生那句临终遗言，百年后的今天再回味，依然可以从中读出深深的挫败感和无力感。

　　泗泾，不仅是“四水会波”之地，亦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交汇之地。

　　泗水的文脉，在马相伯和史量才等先辈的身上延续出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令人高山仰止，感佩不已。

　　百年上海，千年泗泾。寻根松江，赏秋读史，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