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云南在袁嘉谷未中“经济特科”状元之前，滇南一直存有“不点”状元的历史伤痛，故官民上下皆希望云南能出一位状元，于是才有了官方<span style="font-size: 18px;">建“聚魁楼”，</span>民间修凿“龙门”等等之举。</p><p class="ql-block"> 而“聚魁楼”和“状元楼”又有何历史渊源？且细读历史便终究水落石出。</p> <p class="ql-block"> 明《通志》载：聚奎楼，在府学内。巡抚、侍郎、都御史邹应龙重修。《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八，地理考二十八亦载。</p><p class="ql-block"> 而元代及明代“府学”在哪里呢，《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二，学制考二.古代学制二.学宫二中载：云南府学宫在五华山右，元至元间总管张立道建，兼置学舍。平章赡思丁继拓之。后废。元郭松年有《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p><p class="ql-block"> 明洪武初年，西平侯沐英因旧址建庙学。</p><p class="ql-block"> 天顺五年（1461），都督沐瓒以次兴修。</p><p class="ql-block"> 弘治十五年（1502），巡抚何琛建讲堂、聚奎楼，增置号舍。”实际就是建孔庙并在其中办官学。至此云南才有了第一座“聚奎楼”，其位置大至在五华山附近。</p><p class="ql-block"> 之后皆破败损毁，于康熙正德年间重修。</p> <p class="ql-block"> 明末府学毁于兵燹，“迁建于长春观。清康熙二十九年，总督范承勳以规制未协，同巡抚王继文请仍改建今地，合府县庙学为一。始置祭器、乐器，悉依阙里规制”。（见于总督《改建省城府县学宫记》）</p><p class="ql-block"> 故现今文庙之址应为上址。而范承動同王继文重建文庙与府学后，并未按明代样式在文庙内重建“聚奎楼”。而是独具匠心将“聚奎楼”改名为“魁楼”迁建于城东金汁河相公堤之桂林桥上，其寓意登科“折挂”也。可惜，后此“魁楼”毁而仅桂林桥存。</p> <p class="ql-block"> 罗养儒先生在其《纪我所知集》所述， “堪舆家言，大凡省会地处，须五星端正显明。昆明龙气固然旺相，若就五星而论，土、金、水、火四星，自是显明矣，惟东方木星为倒地木，故不能发鼎甲，须培补之”。这正是官方于金汁河桂林桥上，重建“聚奎楼”之重要原因。</p><p class="ql-block"> 因原康熙年间河上之“魁楼”已毁，故又于光绪十八年（1892）重建一楼，将明弘治十五年之初名与康熙“魁楼”两名，合二为一故名“聚魁楼”。罗养儒在其《昆明聚魁楼建造由来》一文中曰：楼成，命名为聚魁楼，五华书院山长澄江翰林罗瑞图而为之记。故此时之“聚魁楼”，已将原来之“奎”改为“魁”，因延用其前身魁楼之“魁”而得也。此时楼名为“聚魁楼”非“聚奎楼”，亦在情理之中，而且夺“魁”字已渐渐深入云南人心，成为众望所归，最直接客观反映建楼之初心和官民上下之本意。</p><p class="ql-block"> 然原址各不相同，明在“五华山右”之府学内，新址则在城东金汁河之相公堤。时间上也相距393年之久。</p> <p class="ql-block"> 据传，光绪二十一年（1895）“聚魁楼”终于耗时三年余而建成，由广西桂林人、光绪十五年（1889）状元时任云南学政之张建勋题写“聚魁楼”匾额，由此可见时人对云南急需出状元心情之急为迫切。</p><p class="ql-block"> 时任五华书院山长之澄江翰林罗瑞圆为之记文曰：往事已矣，昔之才人文士，不能大魁天下者，以五星不聚也。斯楼成，魁星聚，则有望于此后之人”，寄厚望于青年才俊之情溢于言表。</p><p class="ql-block"> 建“聚魁楼”募集钱款时，正值五华书院“上舍生”之袁嘉谷捐银六钱，因捐银最少故名列最末，而八年之后（1903）这位捐银最少者，却高中“经济特科”状元。</p><p class="ql-block"> 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立“大魁天下”匾额悬于楼上，袁嘉谷先生《石屏县志》中载：黔中钱登熙先生果书“大魁天下”四字，立于楼上。故官方命其为“聚魁楼”，而民间则称“聚魁楼”为状元楼，希望今后之云南不只出一位状元，而是层出不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p> <p class="ql-block"> 煜民</p><p class="ql-block"> 壬寅十二月初四记于翠羽轩</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