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刘伯承元帅）》厉兵秣马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刘伯承元帅）》厉兵秣马

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应该采取“前抵后拉”的办法来对付剩下的顽固分子。前抵，是指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拉，是指利用各地方军阀相互间的矛盾，使之彼此牵制。

这时杨闇公已在重庆组建国民党四川党部。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的指挥机关，因驻于莲花池，所以又称莲花池省党部。1926 年秋，杨闇公在莲花池省党部内召集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正式决定在顺庆、泸州发动起义(简称顺泸起义)。

顺庆的何光烈虽然拒绝参加国民革命，但他手下的两个旅长常邀请吴玉章去给官兵讲课，这两人都同情革命，暗中亦主张加入国民革命军，只是受到何光烈的抑制，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泸州也有比较好的起义基础。赖心辉的部队以刘伯承所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为核心，旅长袁品文等军官都是刘伯承的老部属，袁品文本人也表示愿意投向革命。

如果把朱德在杨森部队中所做的工作归类到“后拉”，发动顺泸起义就是“前抵”，它同时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方行动。

以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地委认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他们设想，一俟起义成功，即可用起义军拖住驻防万县的杨森，同时抵制对国民革命态度较为消极的刘湘。必要时，还可以把起义军拉到1陕鄂边，北出西安，以接应与北伐军目标一致的冯玉祥部队。

杨闇公在会上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形会时，刘伯承尚在广州，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到11月，他才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四川。

起义筹备期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经常在重庆地委所在地，也是杨闇公的居所重庆二府衙开会，而且一开就开到深更半夜。杨闇公的父亲住在楼上，下楼催促他们:"你们这大半夜的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哪?"

这群年轻人就骗老爷子，说是在搞文娱活动。其实老人家并不糊涂:“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杨閽公正患痔疮，大便流血很厉害。他父亲懂得医理，很心疼自己的儿子和这群干事业不顾一切的小伙子。

总体来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对发动起义有热情，有决心，有冲劲，但唯独缺乏经验，这让他们在之后的行动中吃了不少亏。

由于赖心辉本人居于重庆，在泸州驻守的是他的师长李章甫。李章甫绰号“李毛牛”，此人不仅反对任何革命，而且对部下的态度非常蛮横粗暴。袁品文等旅长恨之入骨，就自己动手把李章甫给杀了，随即宣布起义。

泸州起义时，刘伯承等人正在合川。按照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们准备把合川、泸州的武装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肃清占据绥定的刘存厚。接到杨闇公的电报，得知泸州已提前发动起义，刘伯承只得改变计划，仓促奔赴顺庆。

还没等他到达顺庆，何光烈的两个旅长因为计划泄密，也被迫提前宣布起义，把何光烈给赶跑了。

顺泸起义震动了全川。军头们首先顾虑的倒不是革命不革命，而是这次起头“造反”的都是旅长。各军旅长尤其是那些平时与莲花池省党部接近的人便因此受到了格外注意，光是刘湘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一下子夺去了手下好几个旅长的军权。

不过防范归防范，害怕归害怕，在尚摸不准武汉国民政府态度的前提下，刘湘等人表面上却还不敢对顺泸起义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又怎么能够反对别人在“北洋余孽”的防区里发动起义呢?

从顺庆逃出的何光烈向刘湘求援，刘湘不仅不肯派兵，还把何光烈给大骂了一通。

刘湘能够瞻前顾后地装蒜，更大的原因是他的地盘离顺庆较远，火暂时烧不到他那里。离顺庆较近一些的军头感受就完全两样了，驻广安的罗泽洲和驻遂宁的邓家钰均属邓锡侯节制，邓锡侯电令二人对顺庆起义“克日戡定，以免蔓延”。

罗泽洲、邓家钰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积极性也挺高，他们的部队很快就将顺庆团团围住。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刘伯承审时度势，主张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绥定的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会合，予以整编后再转入陕西接应冯玉祥。

刘伯承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可行的。当时刘存厚人枪不多，实力比较薄弱。罗泽洲、邓家钰围攻顺庆也仅仅是为了抢夺地盘，而绝不会替刘存厚卖命。

可是顺庆的团营军官们眷恋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愿离开老窝，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要求坚守顺庆。刘伯承难以说服他们，只得另外制订了集中兵力、破敌一路的方案，一个本能扭转乾坤的机会就此丧失。

12 月16 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进攻。进攻部队一度取得进展，李部多处阵地被突破，已被迫后撤。

出问题的是另一侧的防守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多数是本地人，素质不高，一心牵挂着家小和私人财物。当罗泽洲向他们发起进攻时，士兵们无心应战，纷纷携枪逃跑。

进攻部队闻讯，军心动摇，李家钰趁机率部反攻。刘伯承只得率部退入城内，等待泸州起义军前来救援。

因为没有经过改造，在军官一层，泸州起义军比顺庆起义军更麻烦，两个旅长陈兰亭、皮光泽贪恋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天天说盐税，横竖就是不肯带兵来顺庆。

见援军迟迟不至，刘伯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顺庆，将部队转移到开江整顿。部队转移时要渡河，几千人只有一只渡船，加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顺泸起义遭受挫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保护起义军，特地致电刘湘、赖心辉李家钰等人，责令他们“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

刘湘这时在四川诸侯中实力最强,就好像是黑社会的老大一样，说话最有分量。他不敢跟武汉政府对着干，不得不在复电中申明:“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维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

刘湘假积极，作为他的对头，杨森也不能落后。他给杨闇公、刘伯承发去电报。邀请二人到万县会商事务。在万县，刘伯承见到了朱德，朱德说杨森其实一直口是心非，对他的话听不进去。

有人建议道，要是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说得很实在:“杨森哪能这么痛快交印呢。”

刘伯承跟杨森打过交道，了解杨森的为人和底细，他叮嘱朱德:“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

兵运工作困难重重，起义军便被赋予了更多更重的责任。这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了不稳的迹象:陈兰亭只知四处伸手捞钱，皮光泽原系袁品文部的团长，但却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而袁品文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共同在万县商定，决定让刘伯承去泸州进行指挥，驻开江的起义军改由副总指挥黄慕颜负责。

泸州起义军里有很多是刘伯承的旧部，刘伯承到泸州后，内部裂痕逐渐得到消除。刘伯承在起义军的三路人马中都设置了政治部，并创办自任校长的军政学校，以训练基层干部。

就在泸州起义军厉兵秣马之际，外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发生明显分歧，一个向右，一个向左，针尖对麦芒,开始由“革命同志”向死敌发展。为此，蒋介石先后派多名幕僚和特使入川，对刚刚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军头们进行游说，让他们跟着自己反对武汉政府。

四川省会虽在成都，但重庆才是各方所公认的必须掌握控制的战略要地。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一是杨闇公负责的莲花池省党部;二是总土地省党部。前者在公开场合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国民党左派机构，后者由偏右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所把控，两个党部经常发生冲突，并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组织。

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对立之前,刘湘表面倾向于左，还下令查封了总土地党部，实质他对莲花池党部十分忌惮和防范。顺泸起义的爆发，更令刘湘有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之感，时时担心部下们受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效仿顺泸起义军造他的反。他曾对别人说:“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要彻底挖我的墙脚哇!”

1927 年2 月，蒋介石派特使到四川调查并指挥党务。特使一到重庆，就完全站在了总土地党部一边。刘湘马上就从中领悟到了蒋介石与武汉政府之间的差别。蒋介石所派的其他幕僚通过谈话，也基本摸清了刘湘的心思，双方开始慢慢接近靠拢。

3月中旬，蒋介石再派他的黄埔学生带着两份电报来到重庆，让刘湘正式表明态度。这两份电报，一份是武汉政府的决议，上面免去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另一份是蒋介石要求解散武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通电。

刘湘看完两份电报后便笑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南土，过瘾，过瘾!”

当时西南地区鸦片流行，尤以云南鸦片为最好，称为南土。刘湘并无吸食鸦片的嗜好，他大概是真觉得“过瘾”般好笑:刚刚才改旗易帜，成了“革命军人”，转眼间，“革命军人”里面又分家了，他还得继续站队。

刘湘的选择很明确，也代表了大多数四川军头的想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命令。”

刘湘已彻底倒向蒋介石，但是杨闇公并不知道，他仍然在积极争取刘湘和其他四川军官拥护武汉政府。此时恰逢列强军舰炮轰南京，经杨闇公提议，莲花池党部决定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也就在这个时候，刘湘露出了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