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红色故事(刘伯承元帅)》改旗易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刘氏家谱记载,秦末汉初,刘家有兄弟四人:刘伯、刘仲、刘季、刘交。老二刘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而老三刘季却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不料刘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竟然取得天下,成了开创盛世的一代君主。</p><p class="ql-block">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在一次为父亲祝寿时开玩笑说:“您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小子,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刘仲。可是您再看看现在我和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呢?”</p><p class="ql-block">殿下群臣听到后皆呼万岁,刘邦大笑为乐。</p><p class="ql-block">作为皇帝的哥哥,刘仲被封为诸侯王。有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刘仲的后代逐渐败落,其中有一个叫刘政富的人举家迁至较为偏僻的四川开县,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p><p class="ql-block">刘政富在家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手艺高超,但能接到的打铁活并不固定,活儿多的时候,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去,一旦活少了,就难以糊口。好在刘铁匠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知道他会吹唢呐,远近邻居一有红白喜事,</p><p class="ql-block">就来请他当吹鼓手。开始是纯粹帮忙,以后别人总要给点谢礼,赶上家里揭不开锅</p><p class="ql-block">的时候,这也就成了家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副业。</p><p class="ql-block">刘政富有六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前面五个都没读过书,长大后也都做了农民。</p><p class="ql-block">有一年,其中一个兄弟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给种上了,那一年正遇上大涝,刘家的稻子早早就收割了,未遭到水淹,而别人家的稻子却都淹死了。</p><p class="ql-block">水退之后,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使他们难得地有了一点余粮。又碰上米价好,在把余粮卖掉之后,日子便稍稍富裕了一点,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p><p class="ql-block">刘政富很高兴,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哇,也许刘家还能再兴旺起来!”于是他就破例送最小的儿子刘文炳读书,指望刘家以后能借此有个出头之日。</p><p class="ql-block">刘文炳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在附近私塾教书为业。这个刘文炳就是刘伯承的父亲。</p><p class="ql-block">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刘政富去世。刘文炳同几个兄弟分了家,靠教私熟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境很不宽裕,但刘文炳还是像当年自己父亲所做和所希望的那样,把刘伯承送进了私塾。</p><p class="ql-block">刘伯承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赶上开县举行科举考试,父子便同去县城参加应试。两人都通过了预考,按照他们的考卷情况,到正式考试时,都很有把握考个秀才。</p><p class="ql-block">可是好事多磨,有人看他们预考成绩不错,便心怀忌妒,暗中告了父子二人-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p><p class="ql-block">在旧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吹鼓手这一行当同剃头匠、修脚匠、优伶、娼妓是一类,属于“下九流”的“优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因为刘伯承的爷爷刘政富当过吹鼓手,刘家就由皇族之后成了优人之后,刘文炳、刘伯承父子正在不能参加科考之列。</p><p class="ql-block">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参加考试前,除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要填写上至祖父一辈的三代履历,也就是俗称的查三代。如果考生隐瞒出身,一经查出,不但要革除功名,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同问罪。</p><p class="ql-block">刘氏父子报名时填写的三代履历是“农民”。主考官接到状纸后大惊失色,不由分说便将父子两人逐出了考场。</p><p class="ql-block">不但如此,开县衙门里还要继续追查,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找人到衙门说情,才算了结了官司。告状的人也趁此机会公开跳出来,对刘家奚落了一番。</p><p class="ql-block">被逐出考场这件事,对刘家父子而言都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刘伯承当时只有十一岁,其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更是不言而喻。成年后的他性格温和,极少动怒,但只要一提起这件往事便愤怒倍加。</p><p class="ql-block">在旧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人士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当这条阶梯被粗暴截断,人们便只能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刘伯承后来叙述这件幼年的大事件时说,他对此既充满愤怒,但同时也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启示:既然旧时代不给穷人以机会,那穷人也就不要给它机会。</p><p class="ql-block">革命,革命,革故鼎新者是也,这是很多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心路。其实当初刘伯承选择加入以同盟会员居多的第一军,其价值取向就已显露无遗,正如杨闇公所言,他们走向同一条道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p><p class="ql-block">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杨闇公回到四川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再次探询其志向。已经下定决心的刘伯承在回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p><p class="ql-block">1926 年,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p><p class="ql-block">刘伯承离川之前,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杨闇公鼓励他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便发挥他的军事特长。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在广州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但他觉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更适合自己,于是又随吴玉章回到了四川。</p><p class="ql-block">刘伯承回川不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揭开了序幕。北伐军出师之后连战连捷,陆续攻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吴佩孚不仅主力被歼灭,就连老巢都丢失了。武汉逐渐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心。</p><p class="ql-block">四川大小诸侯,除了已失败的第一军属国民党体系外,其余打的都是北洋旗号,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番号也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得来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哪一个北洋派系当政,他们就投靠谁。皖系段祺瑞执政,他们便站在段祺瑞一边,直系吴佩孚上台,他们又依附于吴佩孚。</p><p class="ql-block">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诸侯本准备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同时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慑于北伐军的声威,他们只得暂时以“保境安民”、“地方自治”为号令,以便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进行站队。</p><p class="ql-block">四川军阀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对北伐军具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杨森,仍同吴佩孚藕断丝连,如果他从所驻防的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后果将不堪设想。</p><p class="ql-block">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配合北伐,解除杨森等人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也对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但是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四川同志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p><p class="ql-block">为推动军阀们倾向革命,四川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要求响应北伐的函件。</p><p class="ql-block">眼看时局已不可逆转,善观风色的四川诸侯们开始认识到如不改旗易帜,立即就会有跟吴佩孚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其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所属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p><p class="ql-block">一度最为大家所担心的杨森率先在万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做过刘湘的部下,也曾入据成都,做过统一四川的梦,但不仅又被刘湘给赶下来,只能占领万县一带。他第一个改旗易帜,并不是急匆匆地要参加国民革命,而是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p><p class="ql-block">杨森一就职,刘湘也赶紧在重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以免杨森扛着革命的旗号来打他。</p><p class="ql-block">杨森、刘湘做了榜样,其余的人也竞相模仿,由国民政府授予的各个番号都相继出现于川西北。</p><p class="ql-block">军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个“革命军人”,但所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他们对此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后,在重庆召集军官们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腰间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仪三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把军阀刀吗?”</p><p class="ql-block">要想改造这些旧军队,就只能加强兵运工作。过去杨森在云南带兵打仗时,朱德曾经搭救过他,基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出任杨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以推动他进一步向国民政府靠拢。</p><p class="ql-block">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川军中仍有三支队伍无动于衷,连北洋的五色旗都不肯更换。首先是顺庆的何光烈。他和吴玉章有旧,起初曾向吴玉章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打算聘请对方在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任校长。</p><p class="ql-block">可是不久顺庆丝厂爆发了罢工工潮,当地资本家和士绅便向何光烈请愿,对他说:“你还要请吴玉章做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怎么办?”</p><p class="ql-block">何光烈因此反悔,不再言及国民革命。吴玉章派人来办理嘉陵高中的开学事宜,也被他一口回绝:“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p><p class="ql-block">第二个是刘存厚。刘存厚早期辉煌过,一度甚至有统一四川的趋势,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后来没落了,这反倒使他对过去那段时光更为留恋,他在绥定防区所挂的招牌仍然是“四川督军行署”。</p><p class="ql-block">第三个是赖心辉。他的地盘在泸州,但常驻重庆。赖心辉的情况与刘存厚有相似之处,北洋政府曾委任他为四川省长,赖心辉就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重庆公馆门口。</p><p class="ql-block">何光烈也罢了,四川老百姓觉得赖心辉、刘存厚既可怜又可笑,就送他们两人一副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p><p class="ql-block">四川党组织多方做过这三名军头的工作,但都归于无效,尤其对顺庆的何光烈,可以说本来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最后却因急于求成而失败了。杨闇公感到甚为可惜,不由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