巜无法忘却的记忆~节选》

禁军教头

第三章 让人哭笑不得的奇闻~“两次把部队给弄丢了”

　　1971年9月中旬，汽车33团还在江苏宜兴川埠驻防，当时除汽车1 连（军区战备值班分队）和司训队留守川埠大本营外，全团主力已于4月底前出浙东南，配属并保障陆军第20军60师在温（州）、台（州）一线防抗蒋军登陆。

一天中午时分，团司令部值班参谋许道甫(1958年江西九江兵，曾任汽车33团参谋长、上海车船器材仓库主任)突然接到军区作战部电话，命令汽车1连在30分钟内全体紧急出动，朝无锡方向开进……命令言简意赅，口气严厉。许参谋当即向留守大本营的刘耀环参谋长报告，顿时，一阵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响遍了整座营区。

(1980年，许道甫参谋长给部队讲话。）

　　当时因中苏关系恶化加之台海局势紧张，汽车团作为军区直接掌握的机动保障力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野战军仍是骡马化为主，部队调动、移防、施工以及组织快反部队都需要汽车团实施运力保障）常年处于战备状态，全团上下的战备观念和警觉意识都很强，猛然听见急促的紧急集合号，不明就里的干部战士都拼命朝各自的连队跑，这夜间紧急集合或紧急出车实属家常便饭，可是大白天狂吹紧急集合号却并不多见，等我们气喘吁吁跑回连队才知道是汽车1连紧急出动。

（战备演练~汽车团向宜兴太华山深处集结隐蔽。）

　　隔着林荫道和操场，我们远远地看着1连官兵慌张忙碌的样子，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衬衣，戴帽不戴帽的，用草席把衣服被褥一卷，扛起来就朝车库跑，就听见团里的参谋和连队领导不断地大声催促：“快点、快点…”间或地还有训斥、叫骂的吼声，全连上百号人撒丫子地朝车库跑，乱哄哄的就像一批紧张逃命的难民。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这次行动有点不同寻常，给人感觉怪怪的，望着1连战友的狼狈相，想到他们平日里仗着是军区值班分队，驾驶着一水的新"解放"且牛皮烘烘的骚样，我们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其紧张程度有两件事可以佐证~当时正要开午饭，却没人扒下一口饭，炊事班也没能随连队出发；当时的一连副连长顾水宝临时到团器材库领汽车配件，得知消息拼命朝连队跑，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

第二天，团里仍然得不到关于1连的一丁点消息，又不敢打电话问军区，只好请示十三分部司令部，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一点也不知情。还批评团里，怎么不经请示就把一个整连45台车给放跑了！据说后来又壮着胆子打电话问军区后勤司令部，他们回答的更干脆，既然是军区作战部直接调动，我们也不便过问，你们就等消息吧！这下子刘参谋长真有点急了，究竟1连在哪里？干什么去了？军师团三级全都不知情！

1连紧急出动正赶上中午，气温比较高，好多人就穿着衬衣，炊事班也没带走，总该给他们送点衣物和给养吧。那个年代不像今天物资丰富，当时连肥皂、香烟和白糖也都是凭票供应的，勉强又捱过了一天，再次给上面打了电话（军区还是后勤司令部不详），据说这次兜头挨了一顿训：干什么吃的！不该知道的你们不要过问！

半个月以后，1连完成任务返回营房。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亲历者，他们也是一头雾水~只是说那阵势够大，车都开疯了，全连45台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按照军区要求到达指定位置，180师的部队已经集结等候了，军区肖永银副司令兼参谋长就站在指挥车前，抬腕看着手表……还传出了一件怪事，说180师到达上海空四军江湾机场后，部队迅速下车包围了机场，并把警卫执勤的空军部队全部换了下来，上峰下达的命令也很吓人：飞机不准起飞，起飞一架打一架；人员不准外出，出来一个抓一个…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令全国乃至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件已经悄然发生！

　　如果说这次“把部队弄丢了”还有点戏剧性的牵强，而下面的事情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连队！那是1983年7月初，宣城（汽车33团团部机关率汽车一连丶六连丶八连丶司训队丶修理连，已于1975年移防至安徽省宣城县杨柳铺）乃至整个皖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敬请百度），在一个暴雨如注的黄昏，司令部值班参谋王炳向我（时任汽车33团司训队长）传达了团首长命令：司训队全体紧急出动，到宣城水阳江参加抗洪抢险，具体任务由县抗洪指挥部指派。我当即命令全连紧急集合，除炊事班第二天要做饭和个别病号外，全连200多号人（训练期间通常有120~160名学员）身着雨衣拿着铁锹，登车赶赴20公里外的宣城。因为类似的紧急出动抗洪或救火，我们已经历过多次，往往也就是一夜或者一、两天的事情，就在半年前的大年三十夜里还曾全团出动，为宣城造纸厂扑了两夜一天的大火。

（发一组历届司训队日常训练、生活照片）

　　当时连队主官就我一个，我和副指导员吴玉华，排长张维连、李英平、志愿兵代理排长杨如华等人，把部队带到宣城汽车站附近，向县抗洪抢险指挥部受领任务后，部队即摸黑沿着刚通车不久的皖赣铁路芜（湖）宣（城）段来到水阳江边的一处码头，抗洪指挥部安排运送部队的小火轮和拖船已经等候，部队有序登船后，朝水情最危急的南湖和裕丰圩驶去。想不到这一去竟然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五天六夜。

裕丰圩在水阳江（与青弋江等均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径流）北岸，下游连着一个大水库（南湖），上游的客水不断涌来，南湖水位越抬越高，在裕丰圩形成“肠梗阻”，我们司训队的任务是与当地群众一起，负责大约三华里长的堤坝安全。到达后我按建制排划分任务，各排即摸黑开始筑坝。本以为又跟以往一样“救急不救穷”，忙上个一宿半天的，险情解除就可以收兵回营了，可这一次我失算了。老天像漏了似地，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大半夜忙下来，仅仅将坝头提高了不到半米，部队稍事休息后天亮继续筑坝。由于洪水太大情况危急，第二天，汽车6连也上了大堤。因为我们是仓促上堤，没带任何换洗衣服和鞋子，都是一身军服、一双解放鞋，干了湿、湿了干，脚被水浸得发胀发白（为防止脚被划伤，连队规定不准光脚丫干活）。面对新情况，我又补充规定：凡是吃饭和休息一律脱鞋晾脚。没衣服换大伙也想出了办法，将裤头和长军裤分开穿，要么光着上身穿短裤；要么光屁股郎当套个长军裤。没吃没喝没地方睡觉，就以班为单位，分散到老乡家吃点喝点。夜晚除去值更人员，就在老乡的堂屋里或外廊下，把雨衣朝地下一铺，横七竖八地靠着躺着。大概是从第三天开始，部队出现了大面积的湿疹、发烧和拉肚子，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请病假。我至今记得几个上海兵表现得很顽强，一个叫茆义松的高个子，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蚊叮虫咬，大腿溃烂直淌黄水，还发低烧，仍然和战友一起奋战在大堤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左1为老战友袁朝申；右一为老战友陈素明、挑担者为战士张保健）

（图片说明：左1为老战友刘世明、中间为笔者、右1为安徽含山兵郑芳，曾参加1984年老山前线轮战。）

（每间隔一小时，巡江船就擂着大鼓经过。 ）

　　当时的宣城县委王书记和县人武部段政委还专门上堤看望我们，对部队在抗洪中表现出的顽强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

（后排左1为老战友、上海籍卫生员沈万能、左3为肖庭洪、左4为滁州籍郭佳，左5为陈素明；左6为南京兵姚志强（曾参加1984年老山轮战）、左7为刘世明、左8为段政委、左9为王书记、左10为笔者、左11为文书陈志明；右2为袁朝申；右4为张保健。前排蹲者，左1为张金桥、左2为黄学贵；左3为郑芳，其中有数名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代训的学员，表现都非常优秀！可惜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

　　第三天中午，天仍然下着雨，接到团司令部的撤防命令后，我带领干部把“防区”彻底检查一遍后，收拢部队在大堤上等候。抗洪指挥部派船把比我们晚一天上堤的汽车6连全部接走（其防区距离我们6~7华里，由修理连换防），唯独把司训队“丢下”。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接6连的船从江上驶过，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以为下一趟会来接我们，全连200多人在雨中等到下午3点多…而此时，上游的客水仍不断涌来，洪水超过警戒水位将近两米，平时能供大卡车行驶的江堤加高后，顶部宽度已经不足两米。看着眼前不停拍打着堤坝的洪水，大家的眼神都显得有些无奈和绝望，心想可能是灾情加重让上级临时改变了撤防计划。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是团首长和司令部把司训队给弄丢了！从抗洪大局出发，我和吴玉华、张维连、李英平等人一商量，决定继续原地抗洪，由吴玉华和张维连起草了一份决心书给抗洪指挥部送去，表达了全连官兵“为人民赴难，与大坝共存”的决心。

天黑以后，送决心书的同志返回时得知，因为团司令部个别参谋人员的疏忽，忘记与抗洪指挥部协调，指挥部将汽车6连运至安全地带后，即调火轮和拖船运输抗洪物资去了…听到这些，我火冒三丈，也顾不得场合和斯文，破口大骂机关某些人，绝非是因为多吃几天苦而感到委屈，而是为我带领的200多名士兵弟兄遭到漠视而不平~像一群连续几天没吃没喝没人管的孩子，今天突然被告知：父母不见了！至今提起此事还耿耿于怀，我不认为是什么“疏忽”，200多人的一个加强连没回来，若在战时这种玩忽职守简直就是犯罪！也足以说明当时司训队在团首长心目中的位置了。

第四天下午天终于晴了，传来了好消息，县抗洪指挥部通知：宣城上空的高气压区已经形成，雨区正逐渐南移，未来两天将迎战最后一次客水洪峰。指挥部要求所有抗洪人员不分昼夜全部上堤，严防死守。当天夜里，所有军人和精壮劳力全部上堤，我和连部人员铺开雨衣仰卧在坝埂上，大约每隔一个小时，点着马灯擂着鼓点的巡江船就开过一趟。夜里12点前后，我清楚地听见远处响了一声“闷雷”，当时也没在意，以为其它地方还在下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这胜利在即的时刻，修理连防区竟然发生了溃坝，该连指导员王验提前发现崩岸，带领部队与群众一起打桩投石，奋力抢险，仍难挽危局，遂果断撤离幸免于难。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溃堤的洪水在第二道圩堤的阻拦以及上千亩农田、村庄的缓冲下，失去了最初溃堤时的汹涌气势，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地将我们包围了，一阵阵由远及近的哭喊，夹杂着房屋不断倒塌的声音，老百姓拖家带口一起涌上了大堤。天亮以后，部队和老百姓数千人被洪水围困在狭长的大堤上。

　　上午，县里派船来接难民，按照老弱妇孺然后部队的顺序分批撤离（当地青壮则留守大堤）。当我和部队最后撤到安全地带的一个粮库，已是中午了，由于太疲劳，加上几天没吃饱饭，当天又没喝一口水，进一口饭，我查点部队后，命令原地休息，也懒得问这里是什么地方（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倒头就睡，等待上级的命令。当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我们躺在粮库晒场的水泥地上，即便再困再累也热的无法入睡，口渴的不行，嗓子像要冒烟一样。不一会儿，汽车三连（驻防宣城县城关镇）指导员吕宪生（江苏淮安人）和连长管应如（安徽六安人）也带着部队撤到粮库，大家很亲热地打过招呼以后，互相聊起几天来的经历和见闻。我悄悄地问吕宪生有没有东西吃？他们比我们晚两天上堤，似乎有些准备，他从挎包里摸出一块火柴盒大小的军用压缩饼干，因为是比较要好的战友，平时互相抢吃抢喝闹腾惯了，更是因为饿极了，我竟然没有问他饿不饿，一把抢夺过来，狼吞虎咽地噎了下去。27年以后，已经转业地方工作并担任苏州（中国、新加坡）工业园区工商管理局长的吕宪生，提起来还不依不饶：“×××，你当时真不够意思，把我仅有的一块压缩饼干给抢去吃了，害的我一整天没吃东西。”后来，硬是灌了我一顿老酒，才算了结了这桩陈年旧账。

（2010年5月去苏州时，老吕硬是灌了我一顿老酒，方才了结了这桩陈年旧账。）

　　我们在粮库一直等到傍晚，才接到抗洪指挥部的通知要我们撤离。全连官兵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再次登上了小火轮和拖船。天又阴了，眼前的水阳江因溃堤已经与南湖以及大片的农田连在一起，如同汪洋大海一般，随处可见水面露出的电线杆和民房的屋脊，水面上漂浮着肚子胀鼓的死猪、死狗…那种惨烈的景象，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感到人与大自然相比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

至此，在完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司训队全体指战员完成了5天6夜的艰苦抗洪任务，“自行归建”了。

1983年抗洪结束以后，由于受到我的“连累”，司训队200多名官兵没有受到上级嘉勉，南京军区后勤部通令表彰的“抗洪先进集体”为汽车33团修理连。一年以后~1984年11月份，与我们并肩抗洪结下深厚情谊的裕丰圩乡亲们带着灾后第一年收获的花生、山芋和鸡蛋，专程来到汽车33团宣城杨柳铺营区慰问司训队全体官兵，在连队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其时我已改任驻防浙江（湖州）长兴的汽车2连连长（在浙江金华补习高中文化），遠在数百公里之外得知这一消息时，我不免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人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高贵的褒奖么？！

（1983年司训结业后，全体老兵骨干合影~均参加过当年7月的水阳江抗洪）。

　　编后语：《无法忘却的记忆》全文近七万字，曾于2010年发表于新浪博客，本章节最初发表时得到了老领导、曾任汽车1连连长的申玉林前辈的大力支持与多处细节补充；文中照片大部分为老战友李英平当时用海鸥135相机所拍摄（转业后曾任河南省社科院办公室主任），为我和战友们留下了宝贵的青春记忆。今重新发表之际，特此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