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含辛茹苦九十载，李世俊

止水孤鱼（郝秀琴）

母亲——含辛茹苦九十载

母亲走了，她平静地走了。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也没有给儿女们留下最后的叮嘱。她像一支燃尽的孤灯，熬尽最后一滴油，一天不如一天红豆般的亮光悄悄地熄灭了，在最后寂寞的时光里结束了她93载的人生历程。母亲的确是一盏灯，从小就照亮着我们姊妹们的人生，虽然熄灭，但她永远是我们后辈的一盏指航心灯。

这是六十年代初母亲在云母厂和同班的姐妹们一起合影。前数第二排右一是三十多岁的母亲。

细数母亲流逝的岁月长河，最靓丽最美好的那一段，还要数养育子女的那些时光。在我和她相陪的最后一年中，母亲多次念叨过她的心思。她说：“我不想老，我还想回到拉扯（养育）孩子们的那些岁月里。我还想看着我的孩子一个个从小长大，围在我的身边，永不离开。唉……人为啥要老。”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思维写照，老是想着她那段最光明，最辉煌的人生历程。想想也对，她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天性。

母亲岀生在塞北小镇隆盛庄，庄西有一湾美丽的小河。河西岸有个不大的村子，叫西夭村。1927年9月24日，母亲就出生在村西头教私塾尉先生院里的东正房。她出生时正逢姥爷开陆成行（粮店）买卖兴隆，挣了不少银子，所以给女儿取名“银香”，寓意这女儿一生会带来丰银吉祥。

母亲三十多岁（一九五八年）进入云母厂才照了人生第一张照片。

母亲的童年是幸福的，她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唯之一女，姥爷姥姥视其如掌上明珠，三个哥哥也呵护有加。她从小过着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生活。唯一不足的是姥爷没让她念过一天书，她也常说过，三个哥哥好赖尉先生都教他们念了几天书，弟弟更别说，一直培养成了大学生。没文化也影响着她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当年就哥哥们在本院南房尉先生的教室里读书时，她也站在窗外跟着念读，就这样潜移默化中也断续地背会了《百家姓》《三字经》。母亲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有时高兴也能给背个《百家姓》。

母亲四十多岁留影

母亲跟我说过，在她七岁那年，她的姥姥要给她缠小脚，八尺长的白布条把个小脚丫裹得硬邦邦的，像两个粽子。缠住还不算完，还要拿笨线密密地缝住，就怕你自己解开。白天还要让你走窜，晚上疼得一黑夜不能睡觉，第二天黑夜实在受不了就大哭了一夜。当母亲的心疼自己的小女儿，偷偷地给松开了缠脚布。姥姥第三天来一看，大骂了母亲一顿，说：“你这是害了孩子，你让她长大怎么嫁人。”这到底是母亲害了女儿，还是封建世俗祸害了女人。母亲从此再不给松绑了，任她哭闹就是不管，你不管我自己来，找不到藏起来的剪刀，就用牙一点一点的把线咬断，拆开了裹脚布，母亲看见也就默认了。又三天估计姥姥又快来呀，母亲赶紧把裹脚布又给女儿缝好，蒙混过关。就这样三天裹两天拆，我的母亲最后长成了二大脚。这双二大脚在她往后的人生中，那可起了重要的作用。晚年时给老母亲洗脚，看到那朝上翻的大拇指，朝下弯的四个小指，都已变形，连剪指甲都很困难。

母亲五十多岁留影

母亲是个精明强干、不惧困难的女人。随着新社会的到来，隆盛庄的女人们也解放了箍在身上的精神枷锁。公社成立了被服厂、云母厂，女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投身到新的工作环境。母亲进了云母厂，每天风雨无阻，早出晚归，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能看出来，工作给她带来愉悦，给她充实了精神生活。因为她工作认真负责，还当上了质检组的组长，同时也感觉到没文化在工作中的吃力。她很要强，不辞辛苦的又报了街道办起的夜间民校（扫盲班）。每天下班吃完饭，赶紧再到民校上学识字，回来还得忙家务。就是这样忙，母亲也是整天乐呵呵的。嘴里哼着民校学来的歌：“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农业纲要四十条，四面八方传开了，唉嗨嗨唉嗨……”从这歌声中能听出她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希望。

母亲六十多岁留影

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隆盛庄也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这也为母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她正为小时候父亲没让她念书深感遗憾，就这样她进了扫盲班，态度积极，学习认真，没几个月就认得不少字。那时候，每天在马桥的街口处站着几个小学生，用小黑板教人们认字。当时教，当时记住，还当时考试，记不住就不放你过去。记得母亲拉着我的手上马桥，走到小北街出口，两个小女生拦住去路，把写好字的小黑板举到母亲面前，“请您认完字再走。”母亲看了看，“共产党向太阳。”没有停顿的就念了出来，放行。我那时还没有上学，还不认识字，就感觉到妈妈很不简单，真为她高兴。后来用在工作中，她能写出车间里大部分工人的名字来，自己也能填写质量检查的表格，这对她工作的积极上进帮助很大。

母亲七十多岁留影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热情助人的女人，她从小在娘家练了一双巧手。从针线营生，到剪纸绣花，样样都不甘落于人后。从过大年蒸花馍，清明节捏寒燕儿，到七月十五捏面人儿，每个节日母亲做出的面塑如同工艺品，巧夺天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尤其是捏出来的面人，更是姿态各异，可爱至极，每个小面人都会微笑。捏完东家捏西家，邻居都请她去帮忙，她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她用那灵巧的双手，给每家都增添了过时节的气氛，也给孩子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

母亲八十多岁

我记得每年过大年的窗花不用花钱买，母亲把写春联剩下的红纸拆好，用铅笔在背面细心地勾画出一幅幅图案，用小剪刀顺着画线剪下去，一幅漂亮的窗花成功了，而且每剪一幅她都能说出一个好听的名字：“金鱼卧莲”“喜鹊登梅”“蝶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等等。窗户上一贴上红彤彤的窗花，年味就更浓了。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眼看到这红红的窗花，心情非常愉悦，久盼的大年快到了。除夕那天一大早，母亲把忙碌了一冬天给孩子们做好的新衣服新鞋袜拿岀来，每个孩子头跟前放一份。孩子们一睁眼看到新衣服，那个高兴劲儿呀就别提了。屋里顿时热闹起来，旧衣服统统扔掉，都抢着穿新衣服，母亲的脸上乐开了花。她揪揪这个看看长短，拽拽那个看看肥瘦。她所付出一年的辛苦就是为了今天，也就是为了孩子，她用那灵巧的双手点缀了这个家，也点缀了孩子们过年的幸福。

母亲还有一个更拿手的技艺就是裁剪，说她拿手技术就是裁剪布料时不要量尺，只用她的大拇指和中指一拃，再加上食指一探，就基本测出所需的尺寸了。无论在你身上比画，还是在布上量测，剪成的衣片都是很准确的。再加上她一流的手工缝制技术，孩子们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合体。云母厂的女工们经常拿上布料，来家让母亲给大人、小孩剪大年的新衣服。她们一来，我和弟弟们就有糖蛋蛋可吃了，心里那个滋味真是美美的。记得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六三年）穿着一件蓝布缝制的三紧服（过去叫工作服）上学，班里的男生们很稀罕。问我是不是被服厂加工的，我回家专门问了母亲，原来她在一张年画上看到工人叔叔穿着这样的衣服，她是照年画儿上的样式，学的裁剪缝制的。我把这些告诉了那个同学，那位同学说也让他妈给做一件这样的衣服。后来我也留意他了，直到小学毕业也没见他穿出这样的衣服。

母亲九十多岁

母亲是个勤俭持家，善于经营的女人。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每月寄回的微薄工资也只够领个口粮。母亲的云母厂也停工了，再碰上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也处在最困难时期。六个孩子，还有我奶奶这一大家的吃喝穿戴就我母亲一人操劳。还好，我们家院子很大，差不多有一亩多地。母亲就在家搞起了庭院经济，养猪、养鸡、养兔子。种瓜种菜，种玉米、土豆、向日葵，她搞这么多副业，按现在说法主要是要经济创收。她把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我和俩个姐姐，都给分配了任务，每天放学，大姐负责拔猪草喂猪，二姐负责提水浇菜地，我只管十来只兔子，拔草喂兔。我们三人有分工也有合作，母亲就是我们的指挥者，一发下令谁也不敢不听。每天早晨放鸡出窝时，她都要一个个摸摸鸡屁股，今天能收几个鸡蛋她心中是有数的，我们也不敢动鸡蛋的歪脑筋。二姐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上街卖菜。她胆大心细，母亲点好的数量和交待给的价格，她每次都一分不差地圆满完成。我还记得卖菠菜两分一捆，水萝卜三分钱一把（五个），黄瓜大的五分钱小的三分钱一根。秋天还卖葫芦、番瓜，还卖煮熟的玉米棒。都是论个儿卖。因为我也常帮她卖菜。每年辛苦养头猪，母亲也没给孩子们饱饱地吃过一顿猪肉。一到杀猪季节，父亲回来把猪赶到供销社设的屠宰场，拿回来的只有头蹄下碎和三五斤的槽头肉，整扇肉供销社全收走了。其实一头猪从春养到冬，也就杀个四五十斤，因为只喂点儿灰菜拌谷糠，能给长多大。过大年全凭卖猪肉这点儿钱，给孩子们安顿穿戴呀。我养的兔子除留下繁殖的母兔外，其余够三斤的供销社才收，不够大的过年时候可以给我们炖一锅兔肉解解馋。

母亲搞的这个庭院经济，在那个挨饿的年代可起了大作用。当时主要缺的就是副食蔬菜，我们能够自给自足。秋天，吃饱饭更是没有问题。玉米、土豆、葫芦、老豆角一焖一锅，孩子们断饱吃，也省下了主粮。向日葵丰收了晾干冬天卖瓜子，土豆磨成土豆粉，除了大年吃，余下的和别人换年货，像换绿豆、红枣、黑枣等。有一年还拿土豆粉换回大麻炮小鞭炮，把我和弟弟高兴的，因为比花钱买多出好几倍。

母亲是个教子有方，注重规矩的女人。她常和我们叨叨，“做啥有做啥的规矩，鞋大鞋小不能走了样子。”这也是隆盛庄人教育子女的一个共识，就是不论做啥都要按规矩来。首先让你做人要诚实，不说谎，不哄人，一是一、二是二。如果发现你不老实，那就要来一顿狠批。记得有一次，母亲从大柜里取出一颗鸡蛋，让我到五门市部换点咸盐，我拿上鸡蛋蹦跳着来到街不远的五门市部。过去家里用的油盐酱醋都是让我拿鸡蛋换取。我进店后一眼就看到柜台上的玻璃罐子里新装着各种彩色的螺丝糖，红的，绿的，很是诱人。老店员称完那颗鸡蛋问：“换啥呀。”“换咸盐。”我赶忙大胆的又加了一句：“先给拿颗螺丝糖。”店员打开盖，我挑了一颗红色的装进衣兜里。抹下帽子接好称盘上倒过来的咸盐，又一路小跑回家。进门母亲正做饭等盐，我赶忙连帽子带咸盐扔下就走。我出去偷偷舔着螺丝糖，心里思谋自己很会干，既不误买盐又有糖吃，反正咸盐少点妈也看不出来。哪想到还是被母亲发现了，下午放学母亲叫过我就问：“中午换了多少咸盐，那颗鸡蛋多少钱。”我说：“五分钱，都换了。”“不对呀，平时五分钱能装满一钵子，今天咋差这一截。”我说：“我不知道。”母亲生气了，“你还不老实说，我下午去五门市部问了，说你嘴馋的吃了块糖蛋蛋，是不是？”我一听，坏了！母亲全知道了，只好如实地交待了中午犯的错误。母亲痛骂了我一顿，说人不大学会个捣鬼，从小鬼迷三刀的长大能做成个人。从此再不靠我换或买东西了，好让我接受这个不老实的后果，也让我心中记住做人要诚实的基本原则。

母亲在教育孩子们懂礼貌问题上也毫不含糊，一般家里来了客人，她就把孩子们打发到外面去玩。时间一长，形成了自觉，客人一进门，我们都悄悄地溜出门外，天再冷也不回去。等客人吃完饭走了，一个个才敢回家。给客人做啥好吃的也不争抢，规规矩矩的，娘给揣上啥吃啥。这也是家里的规矩，倒不是家大家小的问题，是母亲从小教我们养成的习惯。

还有一次放学回到家，天气很冷，一进门抹下书包就烤火炉。炕上坐的客人根本没顾看，母亲满脸不高兴地说：“没礼貌的，进门不问候客人就先烤火呀，去，站回门口先问完客人再进来。”我这才抬头看见炕上坐着是姑姑和姑父，姑夫说：“看把孩子冻的，快烤火啊。”“不行，鞋大鞋小不能走了样子。”母亲说。我只好规规矩矩地退回去站到门口，问候完姑姑和姑夫，才敢走近火炉烤火。那时我们不敢不听母亲的话，因为在做人的规矩上她从不来半点马虎。像上炕你就得盘腿坐，下地不能从大人面前过，和大人说话眼神要集中等等的小问题，要求也是很严厉的。

从小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经营这个大家庭，确实是把能手。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要比父亲大，她为孩子们成长的付出要比父亲多。她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晚上我们睡觉她在炕上做营生，早晨醒来她又在地下做营生，我们从来没见过母亲是怎么睡觉，她手里永远有做不完的营生。到了冬天，本应该好好歇歇了，可还有好多针线活，打麻绳、纳鞋底，大的袄、小的裤，要把这六个孩子大年的衣服鞋袜都要做好。

母亲还有一架很灵巧的纺线车，一到冬闲时她把纺车从闲房搬回到堂屋炕上，从毛织厂揽回些纺毛线的加工活。拿回的原料是加工好的毛绒片，给我们三个大孩子分配任务，将绒片卷成毛卷，每天三十个，完不成任务不要出去玩。吃完晚饭母亲就在油灯的陪伴下开始了纺毛线，只见她右手摇纺轮，左手捏毛卷，两眼紧盯着快速旋转的纱锭杆，毛线卷的引头在锭杆上旋转变成了拉长的毛线，手指还得弹匀毛卷，使纺出的毛线粗细均匀。然后倒车缠绕，毛线无限延长的绕在锭杆上越来越紧，毛线坨变得也越来越大，够一定尺寸就把线陀取下来。就这样她把一天的任务完成后，早过了午夜。我们在里屋睡觉，每天是耳听着这嗡嗡嗡的纺线声进入梦乡。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这些孩子，每天都在辛勤地劳作着。从不见她擦抹个雪花膏，凡士林是她最好的护肤品。手指上从没见戴过个戒指，白胶布倒是裹了一层又一层。她没有享受过做女人的化妆美，但她尽情得享受着生活的美。她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但她觉得每天忙碌，心灵和精神才是最为充实。她也不舍得给自己做件新衣服，但她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净靓丽。她也没享受过一天清闲，但看见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才是她最大的幸福。

母亲37岁那年（1964年）离开了隆盛庄，随父亲举家搬迁到了西苏旗。考虑到我的读书升学，也考虑到奶奶身边要有人照顾，母亲决定把我留下，那年我十二岁。从此我脱离了那个大家庭，也听不到母亲在身边的教诲，一年只有两次的相聚时间，暑假母亲回来拆洗衣被，寒假我回去过春节。在那久别重逢的有限时光里，我更多的像个客人，没有训斥，只有叮咛。什么也不让做，每天都在变着法的给做好吃的。这倒让我对这种受宠的环境感到陌生，后来慢慢懂得，母亲把我一人扔到老家，她的心也是多么不忍，也有多么煎熬。再见到儿子后她要把缺失的爱加倍给补回来。

后来，随着我下乡到参加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好多了，母亲对我更是呵护有加。家里扯回的第一块涤卡布料先给我做衣服，市场流行的第一批羊剪绒帽子先给我买，凭票排队购买的第一块上海手表，还有挂布面的羔皮大衣、羊皮夹克，反正西苏旗的年轻人穿着流行什么，她都给我买。那时母亲看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人打心眼里高兴，生怕她这个儿子落在别人后面，她付出一个母亲对长年在外的游子更多的爱。

在母亲60岁那年，我领她和父亲到了趟北京、天津。这也是因为母亲年轻时很向往北京，我参加工作后心里一直想圆母亲心中这个梦。在她三十多岁上民校时就听老师讲过新中国首都北京。我们邻居又住着一家从北京调来的陶老师，女人们串门拉呱也听到北京好多新鲜事，她又在陶老师家看到好多张她们一家在北京照的风景照片，和我们说起来她就有一种向往的表情。她还说，隆盛庄过去不论是庙会还是京货铺，卖的东西都是北京运来的，那里是皇帝住的地方，北京是个好地方。这次我帮她实现了这个心愿，她说：“我这辈子活的也不冤了，走天津，逛北京的心愿也达到了。你奶奶和你姥姥一辈子连个隆盛庄都没出过。”她把我们北京、天津照的照片摆到家里显著的位置，逢进来串门的人都要和人家炫耀一番。尤其是那张在天安门和我父亲的合照，始终摆在她的床头身边，时不时地拿起来擦了又擦。我看到这一举动，就知道她又想起和老伴去北京的那段难忘的时光。

母亲一辈子无灾无病，耳聪眼明，头发到老也不咋白，身体一直很好，从来也不见吃个药片片。这也和她从小辛勤劳作有关系，活动得多，也练就了一身好腰板。80岁那年大孙子结婚，我本让当奶奶的她早早过来享受天伦，和多年没见的亲戚见见面，再看看丰镇婚礼举办的红火场面。可母亲来了后，倒像个十足的当家人兼总管。上至娶亲迎亲安排，下至迎宾接客，还要到厨房帮锅指挥，还要操心提茶倒水，无一事不在她的操心范围。来帮忙的人都说她：“大娘，您别管了，这么大岁数了上炕歇歇哇。”她根本不听，继续忙她觉得该忙的事，根本不像个80岁的老太太。这也是她为儿女操心操了一辈子的原因，只要身体给力，她不论在儿女们谁家，都会操着那颗永远也操不完的心。

母亲67岁那年，父亲去世，还好，身边还有一子一女能相陪照顾，其他四个子女都在外地。后来小妹为了母亲的安全考虑，干脆接到她家一起生活。在小女家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年。我每年都回去一两趟看看老母亲。我也能看出来，虽然回了妹妹家，但当家的仍是老母亲。每天问寒问暖，吃啥喝啥都围着你转。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给你安顿的所需拿的东西一大堆。看她那忙乎劲，好像就在自己家一样。妹妹妹夫都很孝顺，大部分听老人的，妹夫说了，只要老人高兴就都随她。所以我回到妹妹家和回到母亲家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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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晚年是幸福的，有我妹妹和妹夫在身边精心照顾，身体一直很好。90岁了走路不用拄拐杖，自己独立还能爬楼梯。就是记忆力减退的厉害，不过还不影响她自理生活的能力。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她说我实在不想下地了，这时候也才是她下地活动的真正结束。半个月里，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吃，每天喂饭只吃一口，再不张嘴。一个星期里她说只想睡觉，不想说话。2020年2月11日，母亲结束了她93载人生历程。精明强干了一辈子的母亲走了，没有牵挂，没有遗憾，就这样静静地走了。我很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也感谢她为了创造孩子们好的生活条件付出了一辈子的辛苦，熬尽了最后的心血。永别了，我的老母亲，在天堂你一定还是个忙碌勤快的人。

2020年4月28日

李世俊，内蒙古丰镇隆盛庄人，大专学历，下乡后分配到丰镇市第二塑料厂工作。进修于天津市轻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中国塑料工业协会会员，内蒙古塑料工程学会理事。

曾在《中国塑料工程应用》《华北塑料》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报道和论文。曾任丰镇市塑料二厂技术员、工程师、

高级技师，副厂长、厂长。现已退休。

《倒流水》泛起了我的乡愁，李世俊

家乡的小北街是我永远的眷恋（散文）李世俊

美篇主编：止水孤鱼

美篇插图：李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