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我的梦

雪为宇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众多故事。为了方便讲述我的故事，我将以每十二年为一个叙事单元，让一纪年龄成一集故事。

第一纪：饥饿与屈辱

196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八）我出生在湖北省随州市万福农场三口堰大队四小队代家塆。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村庄基本坐北朝南成雁阵形分为东西两个塆子，我的家就在这雁阵的头雁位置连接着东西两塆指向西北。村的东边是两座相对独立的小山坡，南面、西面是连绵的山丘，北面是当地驻军34472部队*营的营房。全营成“品”字状分布，一连、二连和营部是紧邻我们的“品”字的一个“口”，三连和机枪连东西散开，是“品”字的另外两个“口”。营房隔开了北边较远的群山。一条部队修建的南北向的砂石路北面连接着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心——三口堰大队部、三口堰学校，南边通向外部未知的世界。如果东西南的山丘是一张后羿的弓，那么南北向的大路便是一支射日的箭；如果群山是摇篮，那么小村就是摇篮里的婴儿。

这应该是个风水极佳的所在：雁行的村庄昭示着团队的秩序；摇篮的形状暗示现实的温暖；弓箭的构图预示着辉煌的未来。

可是，我的整个童年似乎与团队、温暖无关。不知是因为我出生前一年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助长了人性的戾气，还是村庄雁阵的方向朝着寒冷的西北，抑或是童年的脑容量有限只能盛装密度较大沉积于心底的痛苦。

痛苦是口枯深的井，记忆便是落井的石。当记忆之石落入痛苦之井后饥饿与屈辱的浪花汹涌而来。

六十年代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构成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组成一个大队。土地、山林、耕牛等大型牲口所有权归生产队。生产队由队长安排日常劳务，大队有大队书记统筹管理。

当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与生产队息息相关。粮食是根据生产队完成国家粮食统购任务的情况定下每个全劳力（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的指标，有360、420、550几个等级，不参加劳动的孩子减半。具体的分配还得依据工分来调整，这就是所谓的“工分粮”。一个家庭如果全劳力多，抢的工分就多，分配的粮食不光自己的粮食指标还抢走了工分不足的家庭的口粮指标，自然就更多。其他的生活用品油、布……大致都是这个分配模式。食用油的指标相当少，一个全劳力每月不足半斤，我们一家一月大约一斤。所以，当时每个家庭的灶台上都有一个被烟熏火烤得黑乎乎的小油罐，油罐里竖着一截铁丝，铁丝朝向罐底的一端缠绕着一小坨棉花，它有一个现在已经失传的名字——棉油套。炒菜时烧干锅后用这油套酒精消毒般擦拭一下锅的底部就意味着放完油了。因为没有油的浸润铁锅与锅铲都时不时锈穿锈断，钢铁铸就的铁锅铁铲尚且锈蚀，血肉组成的胃肠怎可幸免？

因为父亲于1974年英年早逝，我家全劳力只有母亲一人，哥哥、我、妹妹本就只有减半的口粮，加之一个全劳力带三个孩子无法抢回属于自己的工分粮。于是，饥饿成了我儿时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了远离饥饿妈妈的应对之策有积极与消极两种。积极的是（1）养猪：能够卖一头重量达到130市斤的肉猪给国家，当时叫完成统购任务，有一定的现金和若干统购粮。（2）保证全勤：努力抢工分，力争不被扣工分，最大限度的抢回自己的工分粮。（3）多积肥：上交农家肥到生产队可以获得一定的工分报酬。（4）多种瓜果蔬菜：瓜菜半年粮，南瓜红薯这些辅食经常成为我家的主食。消极的是为了避免有时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的尴尬农闲时一天两顿饭一干一稀，农忙时一日三餐两干一稀。

妈妈的政策一出台我们各自又有了新的任务。养猪需要猪食，打猪草便成了我的日常。妈妈要没日没夜的抢工分，哥哥年满12岁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并计以相应报酬。每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情可以让年满12岁的孩子参加劳动，依据年龄大小2.5分起评，分为3分、4分、5分等不同档次。他们没有时间，妹妹太小没有能力，我便成了这项业务的主力。于是，小溪里水库边，水渠上堰塘中哪儿有嫩草哪儿就有我的身影。水藻、篝叶、水葫芦、返青的稻子……各种可以作为猪粮的草类我都烂熟于胸。积肥也以我为主，将草皮、生活垃圾堆放在场子里的粪堆中用水和动物粪便沤乱成为农家肥。生产队会定期丈量收取并根据粪类的比例核定等级给予适当的工分报酬。铲草皮我力气太小无法完成，拾粪完全力所能及。于是，妈妈抽时间铲草皮，拾粪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为了完成妈妈定下的任务指标，我撅着粪筐塆子里拾猪粪、狗粪、鸡粪，山坡上拾牛粪。不光拾粪，脑子灵光的我还常常到部队猪圈里扫粪，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能超额完成任务。多次侥幸成功后我甚至开始鄙视当时驻军的警惕性了。

那时最难捱的就是农闲时，一天两顿还有一顿稀饭，总是没到饭点就饥肠辘辘，元帅诗人说“天将午，饥肠响如鼓”这种感觉我深有体会。

饥寒生盗心，为了吃饱肚子我们（因为没有高热量食物加持，饥饿当时是普遍现象，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一众半大不小的孩子总会乘大人们休息的时候冷不丁用石头打生产队枣树上的枣。村子里大大小小上百棵枣树，其中两人合围的大树近二十棵，频繁的盗食，我们已经熟知哪一棵枣树的枣、什么时候、什么品种、什么形状的枣最甜。这众多的枣树成了我们的第二食堂。既缓解了我们的饥饿，又丰富了我们的记忆。

偷驻军菜园里的西红柿。部队每个连都开垦了很多荒地做菜园，种植了很多时令蔬菜。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片一片的西红柿，我们总是焦急的等待着西红柿的成熟，可是，好像从来没有那样的耐心。西红柿像小姑娘娇羞的脸刚露出一抹微红，我们就开始偷食禁果，到每棵树上西红柿冰糖葫芦般拥挤，成片的冰糖葫芦可以陪伴我们一个多月。那入口即化的甘甜，丰富汁液中微微的酸爽让我的童年有了物化的记忆。

摘别的生产队的豌豆、桃子、梨子。从我的村庄到当时的三口堰学校大约三公里，一连、二连与营部紧邻我村，一连与三连间大约500米的直线距离，中间是成片的菜园。过了三连驻地，顺着驻军修建的砂石路一路向北2000米都是农田，农田的尽头有一条大致东西向的蜿蜒的水渠，水渠的北面是一片平坦的松林，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米。松林在路的西边，路的东边松林对面密密麻麻的是当时三队的几十棵粗大的梨树。过了松林，大队部、供销社、卫生所、学校就尽收目底。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详的描述，是因为在农田与松林之间有一块大约五亩的耕地常年种植着豌豆，上学放学的路上一群饥饿的孩子都不约而同的去摘豌豆。豌豆要选嫩的摘，这样的豆、皮都甜，老了豆腥皮涩。都不贪心，摘满两口袋就边走路边吃，吃得比较认真，都是剥开后先吃豌豆，然后依次折断两个豆荚平摊在左手掌上右手顺着一个方向缓缓轻拉蜕出里面的一层膜吃掉外面的一层皮。梨子是有专人看管的，必须瞅准时机一击而中，才能略有收益……颇为费解的是我们总是斩获颇丰且屡试不爽，而无论是我们四队还是三队的大人，包括驻军都毫无察觉。在日复一日的盗采中甚至总结出“桃吃东，梨吃西，枣子要吃顶瓜皮”歪论。

孔子曰“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年幼的我不是圣人。为了果腹我看准时间到屋后部队伙房（我家后面二十米是驻军二连的伙房和炊事班）通过背书、唱歌、讨好等手段获取几个饭团；放学后跑到姨爹家蹭饭，姨爹家条件稍好，姨妈又爱怜我，哥哥姐姐弟弟又不排斥我，所以往往能够大快朵颐。

长大后每每看到孩子们为得到自己心仪的东西而设计的自以为高明的计谋，总会会心一笑同时心底泛起一丝丝酸楚，涌动一股股温暖。酸楚的是童年的艰辛，温暖的是自以为计的儿时伎俩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只不过是大人们体谅我们的饥饿而佯作不知的放纵，用心良苦啊。

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处于粮油生产一线的农民会吃不饱，没油吃？多年以后看了张贤亮的《河的子孙》才隐隐约约的找到了一点答案。书中河的子孙魏天贵通过灵敏的嗅觉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大饥荒，他冒着自己被批被斗的风险带领村民在河套隐蔽处开垦荒地、种植豌豆。因为他的远见与担当，在天灾人祸导致无尽灾难的1959年，他所在的村子村民无一例外得以幸免。

生产队是国家社会的神经末梢，生产队长虽是没有级别的芝麻官，但他们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和谐稳定却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

人们每每谈及当年的饥饿，都会理性的得出没有高产量的稻麦品种，没有化肥的加持土地贫瘠，大锅饭导致农民没有生产激情……的结论。但我认为这些是其中的因素但决不是根本原因，我固执的认为导致农民饥饿的根本原因是基层干部的不作为、无担当、有私心。当时的生产队是有很大的自主空间的，在我的记忆中每季完成任务指标后，生产队大大的仓库里总还有成堆的稻谷、麦子、大豆。这些应该是政府预留的抚危济困的物资，可是，这些东西最终都不知所踪，面对饥饿人性之私可见一斑。另外，我们生产队人少地多，每个季节都因缺乏人力闲置大量的土地，这些耕地有的种植绿肥，有的直接抛荒。我们的前辈们用三分之二的土地基本甚至超额完成国家的任务指标，如果基层干部像魏天贵般有担当，多种上一些土地，或者多分给村民一些自留地，让这些闲置的耕地利益最大化，吃饱饭应该不是不可企及的。可是，要么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干部们不敢，要么就是习惯于上传下达，懒得立足现实、锐意进取的不愿，他们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由土地抛荒。因为他们无担当的“不敢”与不作为的“不愿”导致我们守着金饭碗挨饿。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走出饥饿的我们如果不能深刻的反省自己，从中发现问题，找到对策，或许还会有很多相同或不同的灾难接踵而至。村组是国家的最小单元，千万个村组繁荣国家自然就昌盛。所以，我们在选择村组领头羊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人可以没有高瞻远瞩的高明，但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精明，一定要有以带领村民走向富裕为己任的责任心，一定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担当，一定要有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坦荡。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论哪朝哪代能否带领治下人民走向富裕稳定应该是评价官员优劣的终极标准。好的官员听从指挥但不唯命是从，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发挥到极致，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规避风险。魏天贵就是这样的好官，如果我们拥有千千万万个魏天贵，这些大大小小的灾难或许都会远离我们。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尸位素餐的“泥塑”官员貌似无可挑剔实则是对公仆称号的亵渎。

饥饿已让我焦头烂额，屈辱更令我生无可恋。

1974年5月父亲溘然长逝。这一年妈妈刚过40岁，哥哥11岁，我7岁，妹妹仅仅半岁。爸爸的驾鹤西去不仅让我们全家因抢不回工分粮而倍受饥饿，而且，让我们兄妹因少失怙恃而备受屈辱。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被谩骂和殴打中渡过的。谩骂殴打我的有同龄人，有大孩子，有青壮年，他们在欺凌后又不约而同的诿过于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诿过，我这个被欺凌者反倒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过街老鼠。甚至连妈妈也开始怀疑，告诫我不要惹是生非。开始我总是声嘶力竭的据理力争，渐渐的发现众口铄金我无能为力，就无可奈何的三缄其口。直到有一次中午大人们在挂着队长用于召唤人们出工的铃铛的两人合围的大枣树下开会，我们几个小孩在一起玩耍，不知何故当时已经结婚了的石*洋突然跳起来一巴掌把我拍倒在地。坐在不远处的妈妈看到我无端被打，看到我稚嫩的背上紫黑的掌印，疯了一样的要与他拼命。好心人拉住了妈妈，他们知道在这片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孤儿寡母的我们是讨不回公道的。不遭受更大的伤害就阿弥陀佛了。妈妈紧紧抱着我号啕大哭，为我无缘无故被打而难过，为对自己的孩子的不信任而愧疚。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儿子，你没有爸爸，我们打不赢人家，你以后躲人家远点”。那一年我7岁，那一幕深深的烙在了我童稚的心里。

可是，羚羊怎么躲得了豺狼？有一次比我大五岁的田*权追着我骂，撵着我打，我不敢回骂，更无力还手，只能拼尽全力的往有人的地方跑。

他猫捉老鼠般把我从西塆撵到东塆，再从东塆撵到西塆。见没有人能救我，我只好拼命的往部队营房跑。我边跑边哭，不知被打了多久，他好像也打累了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一只手捡起地上的一口红砖准备痛下杀手。我歇斯底里的大叫救命，一个军官制止了并训斥了他。我得以逃出生天，浑身颤抖的逃回家里。大人们刚刚放工，妈妈见我浑身颤抖衣服湿透，正想问我，我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手忙脚乱的插好大门。妈妈一定是被我惊恐的眼神吓到了，抱着我哭着问我：“儿子，儿子，怎么了？”我语无伦次的告诉了妈妈，妈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泪水喷涌而出。

不一会，估计是军官的呵斥让他迁怒于我，田*权带着他的弟弟比我大三岁的田江*海来疯狂的砸踢我家的大门，他的爸爸那个靠打砸抢当上大队连长的家伙在后面阴阳怪气的唆使着。简陋的大门摇摇欲坠，妈妈势单力孤，迫不得已只好把我们兄妹三人招呼进堂屋，插上门闩，一家四口相拥而泣。见我们不出来，田家兄弟用石头疯狂的击打我家房瓦，房瓦被大面积击破，一片一片坠落。妈妈见是祸躲不过，拉开门闩毅然决然的走了出去。这时候全村的大人小孩几乎都聚集在我家屋外，他们虽屈于田父的淫威不敢言语，但他们的神情中无一例外的表达了对我们孤儿寡母的同情。妈妈委曲求全的说：“田大哥，小娃打架我们大人不管，这娃子打瓦半天你也不管？”那个叫田*勤的土匪连长看了看村民，见众怒难犯悻悻的带上他的两个衙内骂骂咧咧的离开了我家。

随后的几天我总噩梦不断，梦中无一例外的是被人追打，总是在被锁喉的窒息中狂叫而醒。卫生所的医生束手无策，他看着我呆滞、游离的眼神，试探性的问道：“孩子是不是受到了惊吓？”一句话戳动了妈妈的痛处，眼泪断线的珍珠般倾泻而下。医生无奈的建议妈妈试着喊魂。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妈妈顶着如火的太阳站在生产队稻场里一个直立的石滚上，面向西北，左手一柄扦担，右手一把黄豆，右手正下方一个大大的瓷碗。为了我被惊吓出窍的魂魄能够顺利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呼唤我的乳名：“海清，东南西北喊你回来吃晌饭啦！”。每叫一声左手扦担向下用力一戳，右手向瓷碗里丢一颗黄豆。扦担壮胆，黄豆计数，待手中的一百颗黄豆丢完，妈妈的衣服湿透了，声音嘶哑了，心也揉碎了。

此后，被打仍然是我的生活日常。为了尽量少挨打，我只能选择独处。上学是绝对不敢结伴而行的，唯恐不经意间惹怒了诸路神仙。在别人还在吃饭的时候悄悄出发是我的免打法宝。可是，这六里路要穿过大片的田野和松林，8岁的我总觉得田沟里可能有蟒蛇，松坡里可能有豺狼，水渠里可能有鬼……风吹过松林，穿过稻棉鬼哭般呜呜作响，我的神经越绷越紧，后背发凉，故作镇定的扭头一看浓密的棉田里棉树似乎向两边分开，一个没有下巴披头散发的人赫然在目。老人们常说鬼是没有下巴的，“有鬼！”我拼命的跑，耳边“呜呜”的鬼叫更加凄厉，身后“咚咚”的鬼步声更加急骤……我不敢稍作停留的亡命狂奔、狂奔……

妈妈劝我跟到别人后面走，躲远些。于是，我远远的跟着有说有笑又唱又闹的人群。那是一个心里流血嘴上还能唱歌的年龄，可是，快乐是别人的快乐，热闹是别人的热闹，被打得心生恐惧的我不敢企望加入他们的欢悦。远远的跟着，我的思绪常常遨游远方，看过的书和电影中的故事一幕幕的浮现在眼际心头，和着我的想象构筑出各种各样美妙的幻想，像梦但又非常真切。我的白日梦做的最多的是：我一个人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绝世高人，他传授了我一身浑厚的内功、超强的武功，赠给我一匹玉夜照狮子，一杆岳飞的沥泉长枪。白马长枪的我浪迹江湖罕逢对手，几年之后我觉得时机成熟回到村子轻轻一掌震飞了石*洋，这一掌不仅让他有了胎记一般终生难销的印记，而且，他的身体白天如火烤，如油炸，晚上似冰冻，类蚁咬。然后，我白马长枪找到田*权，轰猪赶牛般在后面驱赶着他，用沥泉枪疯狂的抽打他。打够了就捆绑着他的手脚，骑着玉夜照狮子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来回拖拽他，他哭爹喊但我不为所动。折磨够了，我把他吊在我家门口的大枣树上，用箭从他的脚开始一箭挨着一箭向上射去，最后他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刺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欺凌，暴打的是我的身体，抑郁的是我的精神。如果说说不恨，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虽然，弱小的我不敢反抗，不敢表露，但从我残忍的白日梦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出——仇恨已经深深种在了心头。

童年是人生的父亲，环境是人生的母亲。无论你最后的境遇如何改变，你的举手投足间总能不经意间折射出你童年的影子。直到现在我还喜欢独行，而且，依然在独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做各种各样的白日梦。这个时候我是非常不乐意别人打扰的，因为，它承载着我童年的梦幻，因为，每一次的白日梦醒我的眼前总会依稀出现妈妈抱着我号啕大哭、我们全家相拥而泣的凄惨画面。我的心总会浸泡在无助的泪中酸楚、刺痛。这是屈辱的童年给我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屈辱还在继续。

1978年我快12岁了，在三口堰学校读小学。有一天，一个叫刘后国的同学的钢笔不见了。他报告老师后，这个叫张运珍的女班主任一番威逼利诱未果后，决定搜身。全班同学各自拿着自己的书包，一路纵队站好，老师从教室门口的第一个开始搜身和书包，被搜完的人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教室。搜着搜着，有人看到一个桌子下面有一支钢笔，恰好是刘后国的。物归原主本来可以皆大欢喜了，可是，这个张老师觉得她劝说后这个小偷没有主动投案自首，搞得她甚是没有面子。她要做福尔摩斯，一定要查出真凶，严惩不贷。如果有神探的潜质，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学生们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她没有这种能力。她从家庭条件入手固执的认为我穷肯定就是这个贼。她找到我语重心长的做我的思想工作，许诺只要我承认就替我保守秘密。我虽然因长期的被欺凌已经习惯于沉默，但是，将近12岁的我知道这关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我坚决否认，并找同桌田开武作证。田开武认真的对老师说：“肯定不是他，我与他坐在一起，刚刚又站在一起，同学们喊看到钢笔的时候我们一直面对面在说话。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快到教室门口了，钢笔在教室后面，他怎么可能隔着那么多人把爱把钢笔扔过去而不被发现呢？”最后，田开武又找了几个当时站在一起的同学帮我作证。可是，这个固执又虚荣的老师，因为怕自己查不出结果而丢了面子，硬是要将“小偷”这顶帽子强行加在我这个没有倚仗的孩子头上。我委屈的哭了，罕见的暴怒，指着这个没有师德的女人的鼻子，大声的说：“不是我！不是我！你就是晓得我没有爸爸，你不敢欺负别人，只敢欺负我！老子不读了！”说着说着，我收拾好自己的书包，一摔门走出了教室。

妈妈见我还没放学就回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的告诉她实情。妈妈也不淡定了，对我说：“儿子，你越是不读，她越说是你。我们偏偏去读，看她能把我们吃了。”于是，妈妈带着我来到学校，把我安置在我的座位上，对着这个福尔摩斯声色俱厉的说“你有本事就查出小偷，冇得本事就莫往我儿子身上扣屎盆子。你要拿不出证据还诬陷我的儿子，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拼命也要撕你的嘴！”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我虽没有辍学，但因为得罪了这个神探班主任，时而不时的被穿小鞋。因为讨厌这个老师，我恨乌及屋的讨厌学习，一步一步走向了叛逆的青春期。

这样的屈辱俯拾即是。

因为交不起2.5元的学费我被老师赶出教室，落寞的躲在松林里。一个到小卖部买东西的解放军叔叔给了我3元钱，让我交上学费，好好读书。我把钱交给老师，老师把我左看看右看看，逼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偷的。迫不得已我只得找那个好心的叔叔帮我走出尴尬。因为上学的路上没有赶走吃生产队庄稼的猪子，被路过的官员揪到学校开大会批评检讨。天地良心，一来，为避免被欺凌选择独自上学的我因恐惧根本不敢四处张望，完全没有看到这来人间偷食的天蓬元帅。二来，纵使看到了，我也不敢去招惹这猪。因为这说不定会招来猪主人的一顿电闪雷鸣，躲避犹恐不及怎可能主动招惹？

人们探讨现在人之所以没有乡情观念，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导致的地球村；没有族长、祠堂的精神寄托；没有文物、古树的物化记忆……我觉得有否屈辱的经历也不可忽视。

参加工作后时不时的也能看到弱者被欺凌的场景，当看到弱者无助绝望的眼神，听到欺凌者志得意满的吆五喝六时，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愤怒，总有一种上前制止的冲动，但几经权衡往往只是气冲牛斗的观望，而不义无反顾的阻止。我陡然明白了田*权父子欺凌我家时全村老少的心情。几千年文化的濡染，我们每个人眼里和心里都不自觉的挂上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帷幔，都不愿意引火烧身，同时，又不自信一旦殃及自身自己能否安然脱身。于是，都选择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冷漠的观众。

但我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对不允许大人欺负小孩。有一年正月，我们一众到鲁城拜年，看到几个人暴揍一对夫妇，夫妇已然倒地，施暴者仍愈演愈烈的拳打脚踢。几岁的孩子哭着去拉他的爸爸妈妈，这几个人准备对孩子大打出手。我忍无可忍，一声断喝阻止了他们。他们看看我和我身边的同伴选择了隐忍并放弃了施暴。虽说邪不压正，但是，伸张正义也要有力量基础。否则，你有可能与正义一同血溅当场。

美国社会学家劳伦斯说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130年运行，需要有2000多部法律，需要有专门的立法机构。我觉得这论调看似莫测高深，其实很好理解。130年应该是经过五代人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有充裕的时间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对策。然后，把这些对策通过立法机构以法律的形式出台出来以彰显力量。后两条得以实现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前一条社会实践的亲身体验让人们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必要性，也就有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思想基础。

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二十来岁，本来就太年轻法治不是很完善，又恰逢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公检法系统受到冲击几近瘫痪。为大揭发、大批判的目的而采取的不记名的大字报的形式又让别有用心者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收藏了恻隐之心，典藏了羞恶之心，珍藏了恭敬之心，窖藏了是非之心，熟视无睹仁义礼智的善，肆无忌惮释放坑蒙拐骗的恶。父子成仇层见叠出，夫妻反目屡见不鲜，还美其名曰大义灭亲。可是，大义灭亲的前提是大义，不是为了正义，为一己之私或独善其身充其量只能算作六亲不认。曾几何时关于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争论甚嚣尘上，我觉得当年的无政府状态难辞其咎。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像我这样受欺凌、遭屈辱者应该是成千累万。

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家”，“圣朝以孝治天下”是有大智慧的，只有有了“老吾老”“幼吾幼”的孝仁基础，才可能生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的博爱，那种欺凌、屈辱才会绝迹。从这个意义上看保持国家的稳定法治，弘扬人性的善，这样通过法律的他律与道德的自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纪：忙碌与灾难

在我即将进入第二纪年龄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的春风开始吹拂神州大地，人们开始忙碌起来。我们生产队在经过小包干后尝到了甜头，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于1979年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

我们一家分配了30余亩土地，妈妈年近半百已不复当年之勇，纵披星戴月仍力有不逮。哥哥正值高中住校攻读，两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让哥哥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正一心专读圣贤书。妹妹年方六岁自顾不暇。十二岁的我身高已经超过160厘米，有了一把子小力气，又处于半日学习半日劳动的半辍学状态，做些力所能及的田地活也成了必然。

我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担麦捆子的。妈妈怕我年纪小担不动，就有意识的将捆子捆小些，用扦担将捆子杀好双臂用力放到我的肩上。就这样我开始了由近到远、由轻到重、由妈妈辅助到独立完成的挑捆子生涯。割麦子插秧挑捆子打场摘棉花锄草售稻麦卖棉看场子放牛……我忙得不亦乐乎。

忙于农活的同时，我还忙于做复仇的准备和复仇。

随着身体的长高，力量的壮大，被欺凌的次数越来越少。我这头亚成年雄狮，这时虽然还不足以干翻狮王，但已经敢于露出凶狠的獠牙了。正好，这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驻军广播里多次重复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觉得这句话用到我身上甚是贴切。忍无可忍便无须再忍，我也是时候打响保家卫己的第一枪了。长年的受欺凌隐忍不发已经让我养成了善于观察与思索的习惯，每做一件事之前我总会未雨绸缪分析可行的ABCD，不可行的甲乙丙丁。而且，总是偏重于不可行性的分析，因为，我没有容错的机会，只能一击而中。高衙内明火执仗是由于有高太尉荫庇，武松斩尽杀绝是因为武大郎无法兜底，以免后患。我觉得要报仇必须要有计划，有力量，有武艺，有武器，有兄弟。我把曾经欺凌我的人，都记在本上，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结合自己的实情，拟订报仇时间表。我深知一力胜十巧，李元霸傲视群雄靠的就是天生神力，于是，开始打熬身体。力量保证了下限，技巧决定着上限，燕青能打败任原，因为他有了四两拨千斤武艺，舞枪弄棒成为我的必修课。三国第一好汉吕布也架不住关云长一口刀，张飞一柄矛，刘备两股剑的夹击，好汉双拳难敌四手，要想成功复仇必须仰仗朋友，结交朋友便成了我的习惯操作。准备武器，我准备的第一件武器是杀猪刀。家里的土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钉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杀猪刀，我拔下它偷偷的磨亮磨快它，如获至宝把它藏在床上。我的第二件兵器是一把用标尺磨出的匕首。1980年上映了一部电影《今夜星光灿烂》，是反映自卫反击战的，影片里一个解放军战士用飞刀击杀越军的细节打动了我，我想如果拥有一把这样的利器，既可近距离搏击又可以远距离猎杀。绞尽脑汁我终于做成了它，相当满意随身携带爱不释手，总找四处无人的所在对着树身去练习揣摩飞刀技术，竟然也偶有所成。

1981年《少林寺》的播出，更坚定了我报仇雪恨的信念，整天马步、劈叉、鲤鱼打挺、乌龙绞柱、腾空飞脚的练着，并筹划做一根轻重适宜、结实耐用的棍棒……

“少年谁不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莫笑今日精卫少，且邀他日看海平”终于，高三的某一天，我借助几个兄弟的力量成功复仇田氏父子。可是，我大仇得报我却丝毫没有兴高采烈的感觉，相反，当看到昔日骄狂的田父，落寞的龟缩一角，无助的涕泗横流时，我的心一阵抽痛，不由的又看到了妈妈抱着我号啕大哭、我们一家相拥而泣的画面。可恨的是曾经的受辱者现在成了残忍的施暴者。

不记仇是一种大胸怀，不记事却是一种低智商。我没有那么博大的胸怀不记仇，也没有那么不济的智商不记事，但这时我体会到：记事但不找事，记仇但不报仇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我知道一个新狮王的横空出世必然伴随一个老狮王的悄然落幕，一众幼狮的命丧黄泉或亡命天涯。受教育多年的我真的不忍心作掀起血雨腥风的狮王，如果有可能只想做一头不怒而威与人为善的大象……

我的忙碌远远不止这些，为避免你因为我的忙碌而忙碌，不再一一赘述。

这十二年里我遭受了众多大大小小的磨难，真正可以称谓灾难的只有两次——1984年的中考，1988年的高考。

哥哥于1980年考取光化师范，82年毕业分配到唐镇一中。哥哥的高中给我与妹妹指明了一条改变自己的康庄大道，让我年少时远离家乡的白日梦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哥哥的分配又为我们实现梦想提供了条件。通过哥哥的运作，我从教学质量不高的三口堰学校转学到唐镇一中，天可怜见我中考竟然顺利冲过录取分数线。当时，过线考生可以填报重点高中，也可以报考师范院校，我家经济条件不好，自然而然选择了能够迅速改变处境的师范院校。少不更事的我以为水到渠成，一时间踌躇满志。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在我认为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一纸状文让我从波峰跌入波谷。一次正常的转学成了别人诬告我为复读生的依据，而复读生是不能报考师范院校的，我很快由即将录取的幸运儿变成无处读书的弃儿。当时，重点中学已经招生完毕，我和众多同病相怜者被收录到资源相对匮乏的随州五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

一来，少不更事，少年不知愁滋味。二来，仍然有书可读，只是延缓了改变命运的时间，不会影响命运的改变。三则，通过三年的努力，说不定还会有更好的前景。所以抑郁了几天就把这灾难丢到了脑后。

时间转眼到了1988年，几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以随州市体育考生文化课成绩第一，体育成绩第三的成绩单顺利的通过了高考。

年近花甲、白发苍苍的妈妈脸上纵横的沟壑略略舒展，她老人家眼里和心里都洋溢着幸福。十余年寡居所承受的无尽磨难终于有了回报，在农活已经成为她力不能及的负累的当口，这个优秀的成绩单让她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毕竟，到了人生下半场了，被长年风霜雨雪劳作摧残的身体已然不堪重负，是减负的时候了。

我也帮妈妈做了众多设想：录取通知书一来就再上交一半的土地给集体（因为年龄大了忙不过来，我读高中后已经上交了一半土地，依然还有将近二十亩），只种接近十亩，勉强维持她与妹妹的生活即可。卖掉耕牛，免得农忙时自顾不暇还要照顾耕牛，农闲时又被它羁绊不能休闲。不再种费时费力的经济作物，不再养猪，不再……不再……

不知道老天为什么总不开眼，不眷顾这个苦难的家庭，我又被落榜了。

这时的我已经成年，再无少年的洒脱，不可能再少年壮志不言愁了。同时，妈妈的身体状况，家里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年龄实际都了然于胸。我知道我的读书生涯已经到头，这一次的高中后的落榜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我被从希望的天堂打入了失望的地狱。

妈妈整日唉声叹气求神拜佛，我与哥哥没头苍蝇般穿梭于随州襄樊，五次三番的努力，五次三番的被忽悠，我清醒的认识到一个问题：我必须接受被落榜的现实了。人的交际与鱼一般，都是有层次的，大鱼与大鱼结伴，小鱼与小鱼为伍，小鱼虾若不能认识自己的现实，或是为了某种目的强自加入大鱼的圈子，最终要么是被大鱼的尾鳍的正常扇动忽悠得天旋地转，要么沦为大鱼的食物。我们这类贫困的山里人，没有大鱼作依傍，被食是必然，被忽悠是定然。

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我强颜欢笑，安慰妈妈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说不定不读了将来比读书强的多。并若无其事的开始勾画通过栽种白杨树快速脱贫致富。

后来，我在兄弟们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得以重回校园再度金榜题名。但是，每每忆及那段往事，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痛。古人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作为人生四大喜。有一个金榜题名的举人复试时被除名，于是，悲愤的做四悲歌“甘霖变成冰雹，知己是索债人。洞房娶得石女，金榜复试除名”短短几天时间涉世未深的我尝到人生的大喜大悲，这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叫我情何以堪？

虽然不愿忆及，但我清楚的知道那时招生的种种乱象。正取生、委培生、自费生、特长生给徇私者提供了操作空间；招生办投档，高校提档让舞弊者拥有了诿过渠道。当时又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制约这类渎职行为，人们维权意识又不浓厚，导致招生蛀虫犯罪成本极低，甚至毫无成本，所以，他们胆大妄为、有恃无恐、屡试不爽。

马克思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那些有门道为自己孩子谋前程的父母一朝投资，孩子终生受用，利润可谓丰厚。于是，他们不惜一掷千金。那些招生蛀虫见成本极低受益颇丰，所以，就昧着良心胡作非为。

人说德国的法律相当完备，连先行者不扶门导致后来者受撞击应给予怎样的处罚都有明文规定，有这样完备的法律做倚仗人们才在高压下逐步养成扶门习惯，德国因之成为扶门国家。我们在关乎学生命运的招生方面尚且没有相应的法律，是正视现实、迎头赶上、完备法治的时候了。千万不要寄希望于官员的“德”，在没有信仰、不能反省的人心里，没有法律监督的“德”一文不值。拆开德字你会佩服古人的智慧：“彳”是人生天地间，“罒”是横目，是眼睛，“十目”是众多的眼睛，“一心”是专心致志、虚怀如谷。整个“德”字意思是人生天地间只有时时像有众多眼睛关注着一样自律，放下心态专心致志虚怀如谷才能算有德之人。只有这样才会克己慎独，才会出现杨震一样“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官员！

我不幸中招但只错过了一时，有很多我的同类，因错过一时而错过一世，他们的一生只有了寒冷的冬天。弱势群体生存不易，大人老爷们啊纵不呵护请别伤害。

第三纪：矛盾与专注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进入我的第三纪。由于前12年改革开放达成的量的积累，在这个十二年里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十几年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人们的思想已经完成了从“我穷，我光荣！”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阶级斗争纲”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变。思想观念的转变为行为模式的改变夯实了基础，神州大地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但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发展的路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挑战。这个12年里伴随国人的有收服香港、澳门的喜悦，也有93年银河号事件，94年黄海对峙事件，95年台独事件，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01年王伟撞机事件……的屈辱。

人们的愤怒在大使馆被炸后达到了极点，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挥洒着自己的爱国激情。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八十年代的六四风暴，九十年代的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给了青年们宣泄青春荷尔蒙的舞台和契机。这个时候我选择了理性，不是麻木，而是，少失怙恃的童年让我深深体会到：如火的热情是烧不毁坚船利炮的。适当宣泄无可厚非，肆意挥洒就有可能堕入别人设计的陷阱万劫不复。

所以，我理性的坚守着我的故事。

1991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这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使我处于矛盾之中，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破釜沉舟选择下海，还是君子固穷收获安逸。1991年我国GDP总量2.2万亿，人均GDP350美元，是美国的六十九分之一。我的全额工资72元，加之所谓的财政划片无力全额发放，到手的仅仅50元。当时妈妈、妹妹与我一起生活，这区区50元对于三口之家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当时地域差异相当明显，深圳特区独树一帜，沿海各省占得先机，加之先去的朋友小有所成，为改变窘境我有了跳出体制的想法。妈妈是坚决的反对，她认为我的想法是对她含辛茹苦把我送入大学的成绩的否定，她认为放着稳定的工作不要去下海打工愚不可及。我既做不通妈妈的思想工作，又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选择下海，单位就会收回所分配的住房，妈妈妹妹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权衡再三选择放弃。人说，原始家境和父辈的见识对孩子的将来至关重要，原始家境好可以让孩子多折腾，父辈见识远能支持孩子正确的折腾，阻止错误的折腾。诚然！

第二个：要不要关注人员的异动情况。当时，各行各业渐渐步入正轨，对人才的需求海量增加，时时刻刻都有人员异动的信息，调动了、高升了、借用了……不一而足。如果说能够对这种种异动做到“麋鹿兴于右而目不瞬”，当时的我尚未修炼到如此高度。有了冲动就准备付诸行动，首先要做的是寻找人脉，当时信奉的是路子、票子，路子首当其冲。我是没有护官符的，不可能轻车熟路，只能挖空心思努力寻找。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原本人脉不广，加之父亲的早逝导致亲情屈服于家境之事时有发生。我努力翻检一无所获，仅有的几个似乎能说上话但又因为多年近乎绝交的状态让我不敢贸然相求。李宗吾空、贡、冲、捧、恐、送求官六字真言我又没有研习到位，于厚黑二道全然不通，企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只能是痴人说梦了。知缘用缘，上人也；知缘不用缘，中人也；不知缘不用缘，下人也。我是下人干脆不去谋求上人之举，于是，再一次选择放弃！

走出矛盾的我选择了对自己职业的专注，我给自己拟订了一个目标——做一个渊博的老师，做一个一视同仁的老师，做一个传播正能量的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所传之道应该是正能量，我认为道的真谛在于“爱”，儒家的仁政与欧洲文艺复兴几百年沉淀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佐证。爱自己爱亲人爱他人爱集体爱社会爱国家是道的起点也是终点。那些数典忘祖的高知们应该都是缺乏爱的教育而导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言传重于身教，要教会学生“爱”自己必须身体力行，一视同仁是平等也是博爱。要顺利的授业解惑，渊博自身势在必行。作为一个老师千万不要用“青出于蓝胜于蓝”作拒绝渊博自己的挡箭牌，我认为，胜于蓝是指学生的将来或者现在的某一个局部。大河涨水小河满，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怎么能高屋建瓴游刃有余？

为不让自己的目标成为挂在墙上的口号，我近乎残酷的约束自己，养成举一反三终身学习的习惯；几近苛刻的反省自己，形成独立思考知错就改的作风。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磨砺虽乏善可陈，毕竟也有所执教的学科屡列前茅，所执掌的班级以九人高中随州一中傲视全镇的小收获。

我走出矛盾选择了专注，但是，有很多像我一样矛盾的人，他们要么选择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要么选择得过且过做和尚撞钟。

人们总结出苏联模式导致亡党的两大根本原因：

（1）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机构。

（2）从上到下任命干部的选人用人机制。

认为两大根本原因催生三大定律：

（1）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

（2）赵高指鹿为马定律，不依我者不提。

（3）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无望。

三大定律导致四大现象：

（1）想干事的通常不想让你干事。

（2）能干事的通常不能让你干事。

（3）会干事的通常不会让你干事。

（4）干成事的往往容易出事。

这确实是真知灼见，这两大原因、三大定律、四大现象在我们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以人为鉴实时反省自己百益无害。龚自珍曾慨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到了反思我们选人用人机制的时候了，这种从上到下任命干部的拉动形成了只会向权力（领导）负责，不会向权利（群众）负责的怪圈，带来人治大于法治的乱象，导致了跑官讨官要官的歪风，催生了官员的不作为、胡作为、前腐后继的邪气。邪气太甚就会反噬正直之士的激情令其退避三舍，又给不学无术专事钻营者鸠占鹊巢的机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细思极恐！

古人尚且科举察举并用，只要有一个清廉的机构，在一种有效的监督下选人用人，我想重塑人们激情，还官场一分清明指日可待。

第四纪：困惑与超然

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一声炮响来到了我的第四纪。

这注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十二年，伊拉克战争激战正酣，非典病毒悄然潜来，次贷危机、汶川大地震，玉树泥石流接踵而至。

中国经受着灾难，世界面临着考验。

进入第四纪年龄后，我总会时而不时的思考一些玄之又玄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应该怎样活？……曾几何时嘲讽欧阳锋“我是谁”的愚昧，殊不知有朝一日自己也步入愚昧。

为尽快走出迷茫，我开始了广泛的考据。

刘心武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责任，你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高晓声说：人生的意义由三部分组成（1）自身的感受。

（2）爱自己及自己爱的人的感受。

（3）社会、他人的感受。

罗兰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外乎三点：

（1）追求爱情。

（2）追求知识。

（3）同情心。

金庸老先生更是直截了当，他觉得人生无非就是：大闹一场悄然而去。

……

兜兜转转回到原点，我至少明白了两个问题：（1）像我与欧阳锋一样迷茫的大有人在。（2）哲学问题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答案。符合自身实际、家国实情的解读即为真理。想来古人四十不惑，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考虑直到四十左右方茅塞顿开。

于是，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

（1）人生的意义：人之为人必然同时承扮演个人、家庭、亲属、社会不同角色，以爱为前提努力扮演好每个角色，尽量不给家庭、亲属、社会带来麻烦，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2）金钱：金钱是服务于人的奴仆，千万不要让自己沦为金钱的奴仆。应把钱作为桥梁渡自己也渡别人，而不能把它作为墙壁堵住自己也堵住别人。

（3）功名：功名原本是中性词，根据获取它的人与获取的目的赋予了它褒贬义。愿正人君子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广取功名。

（4）幸福：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只不过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的愿望满足。幸福是有指数的，幸福指数=所得到的*所拥有的。拥有的越多分母越大，分子一定的情况下幸福指数越低。

……不一而足。

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我有了豁然开朗的超然。每个人对于自己曾经热衷的事物都有不同的态度，总的来说无非顽强坚守、毅然放弃、首鼠两端三种。“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圣人周游列国备受磨难是对“仁”的理想的坚守；陶朱公“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的潇洒是功成身退的放弃；“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恋红尘”的淮阴侯钟室之祸是其犹豫的必然结局。

梁漱溟说：人的一生必须先后解决三个问题（1）人与物的问题。（2）人与人的问题。（3）人与自己内心的问题。四十岁的人到了解决人与自己内心问题的时候了，找到它参透它解决它，你才会超然，才会活出自己的精彩！

第五纪：健康与有趣

带着一份超然的心态进入了第五纪。48岁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向前依稀可见青春的尾巴，向后已然触摸老年的犄角。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快老了！

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我要调整自己的活法了，保持健康是重中之重。中国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27年，中国将从一个“老龄化”社会转变为一个“老龄”社会。具体而言，在短短的25年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从7%上升到14%。法国经历这种转变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5年，美国用了69年。应对银发浪潮仅凭国家力有不逮，企业参与已成必然，社区养老势在必行，为不给家庭社会带来麻烦保持健康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摈弃不良习性，科学健康锻炼已经迫在眉睫。

不仅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要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做一个有趣的老人。

我认为一个有趣的老人必须：倚老而不卖老，幽默而不伤人，弹性而不固执，热情而不冷漠，真诚而不虚伪，渊博而不肤浅。子曰：毋臆毋必毋固毋我。圣人的高度我难以企及，守住自己有趣的底线做一个好玩的老人应不太难。欲做上述有趣老人，渊博是其基础，唯其渊博才知不足，知晓成熟的果实都是低着头的，自然不会倚老卖老；唯其渊博才知高雅的幽默不是粗鲁的互撕，自然不会伤及他人；唯其渊博才能洞悉古今虚伪冷漠者的结局，才会珍惜热情与真诚；唯其渊博才会在自己的言谈举止中洋溢着时代的强音，才能避免像出土文物般的带着泥土气息。

套用苏东坡的诗句归纳不同的年龄特点我认为尤为贴切：“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二十岁以前应广读诗书，为安身立命储备知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二十至五十是人生壮年，要勤奋耕耘积累财富；“小舟从此过，江海寄余生”五十到六十该考虑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过一个充实有趣的晚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六十到七十之间是时候放飞自我了，人说，年青人要学，老年人要玩，就是这个道理。不然，有可能成了终身遗憾；“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七十以后古稀之年一切都成了浮云。

如今我正游弋在第五纪中，是“小舟从此过，江海寄余生”的年龄，该找一个或多个健康的兴趣爱好为顺利步入老年做准备了。

生活在继续，我的故事也在延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众多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哭过、笑过，如果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哭与笑的层面，不去思考为什么会令我们哭，为什么能让我们笑，不会因为这些故事衍生一定的梦，或者是在哭与笑的时候立下庄重的誓言，做出郑重的承诺，可是一觉醒来烟飞梦散。如果，如果真的一再如此，那么，我们的故事终究只能成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