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昏”和林语堂的“智”

旭仲散文

　　“周作人”是其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后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改的，音律上四平八稳，与其秉性基本相符。“林语堂”，字面和音色上有一种喜庆感，平仄清脆、悦耳，较其原名“玉堂”优雅了许多，作为与文字终生打交道的人，一个“语”字更是恰如其分。同时，相由心生，周作人一张一成不变的苦瓜脸，与其沉默孤冷的个性相当匹配，林语堂公众场合出场的则永远是一张圆润的笑脸。

周、林二人相差十岁，相异之处无数，能把他们捏到一起的相同之处也颇多，第一，都在人世间走遭八十余载；第二，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第三，都终始不渝信奉自由主义；第四，作家身份之外，学术成就斐然（林在汉语音韵学、汉英词典编撰方面，周在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翻译方面）；第五，都推崇小品文，在小品文上的建树，民国以来难有人能望其二人项背。

用“昏”字表述周作人，是鲁迅的气话，我辈套用有很大冒犯的成分，用意在于直截了当地说明其个性中“随性”的一面。

关于周作人婚姻考证资料不多，信子作为一名乡村进城务工的女子，姿色平平，谈不上有出众之处，周作人与其结合，大概率是由于其“随性”而为的结果，其中不乏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之故，但其感情上从一而终的经历在那个年代确实少见。周作人对信子的迁就和依赖是始终的，从不愿冒犯到不敢冒犯，直到一味顺从。

周作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正是其处事的态度，这一点在他与鲁迅失和及国难期间附逆两件人生大事上均有表现。

作为周作人本人，从未否定过自己的选择，即使迎面而来无数支冷箭，他都出奇地淡定，以“不辩”应“万辩”，最终让攻击者无从下手，这种从容不迫的漠视非周作人莫属，“恬淡平和”沉淀成他个性的底色，以至于常人不易接近，而令其自身只能常年埋头于“自己的园地”，与庸常的快乐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距离。

周作人一生作为书斋中人，治学严谨，思想深刻，成就丰硕。作为世俗中人，却被时事推搡、裹挟，心力交瘁，体无完肤，甚至于窝囊。由此，世界之于他呈两个层面，一个是浩瀚无垠，纷繁茂盛的思想空间，一个是鸡零狗碎，百无聊赖的世俗人间，常人自然也有同感，只是对于周作人，两个层面界限更为清晰，一刀两瓣。沉浸于书本和文字里，他是自由的，真挚的，笔战群儒，勇往直前，花鸟鱼虫，妙笔生花，其乐无穷，本来很抽象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则像沉积在体内的结石，斑斑点点地呈现在CT影像上，一目了然。奔走于尘世，他是木讷的，懦弱的，女佣中饱私囊，她不去呵斥，仅以纸条“家道中落，希望高就”来提示，却架不住对方的一跪，赶紧收回纸条收场。

解放后，世事似乎与他更是毫不相干了，唯一的现实是“活着”，他的“蔷薇色的梦”早已支离破碎，将“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作为自我支撑的潜意识，尽管人格尊严尽失，自嘲“寿则多辱”，仍笔耕不辍，竭力维持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在那样一个乱局中，林语堂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牧师儿子的身份谈笑风生地游走天下，非大智慧者所能为的，个性方面的坚韧和执著自然必不可少，卓荦的天赋秉性、炫目的求学经历、和谐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不移各占千秋。

林语堂的“智”，第一，当然是智力超群，年纪轻轻即看透人性和人生的本质，对该走什么路、该做什么事、该处什么人一清二楚，不纠结；第二，自定位为作家，少有“党见”，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离开”、“回来”，在面对大开大合问题上，因为内心的自由而能够坦然面对，游刃有余；第三，朋友也好，利益也好，以自身的优秀结识了美国的赛珍珠夫妇和中国的宋美龄夫妇。这种“智”的灵性是天然浑成的，可以说与生俱来。

林语堂的“智”也在于他适时引进“幽默”并大力推动，“幽默”可以说是他凭借个人魅力贡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礼包。在一个充斥古板、激愤、散发腐臭味的文化氛围里，虽然被列为另类，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但其所产生的持久的、深刻的影响却广为认同。同时对于“幽默”内涵的领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胸襟的拓宽也是意义非凡。

林的“智”更在于他旷达为世界公民，“祖国”的概念和意识不明显。林在回台湾之前曾徘徊于新加坡和香港，回台不乏“统战”成分。抗战期间对中国的支持要低于对印度独立的呐喊，有“国际主义战士”的格调和担当，这也是他“浪人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不囿于通俗意义上的固定身份，心怀天下，神接寰宇，自然而然的一位自由主义者，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气度，也契合于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评。

另外，林语堂个性中坦诚的一面像溪水一样清澈，似乎找不到阴暗、狡诈，不管面对政局危机、经济窘境、骨肉永别，他的自信、坦荡、悲伤表现得都毫无保留。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序里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批评现代儒学，提倡应该把儒学转化成一个活泼的、有生气的生命哲学，应该发掘孔子的幽默和人文精神以及孟子的民主倾向。

周、林同时面临国家危难之际，对“文化自信”认识的“昏”与“智”对他们作出抉择的影响至为关键。文化是抽象的却是无所不包，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可以说情有独钟，他的个性和笔调无时不包裹着一层日本文化中“物哀”的特质，若隐若现而又一目了然，中国文化即使其中不乏博大精深，却因大多沾染了世俗的厚黑学而面目全非，“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眷顾是有限的，“恨铁不成钢”是无限的，更不用说“自信”了。林语堂则是一路欢歌笑语走来，步伐轻盈，满面春风，自由意识充盈着他每一根血管，面对中国浩瀚传统文化，他畅游其中，怀着的是一种欣赏、感叹、膜拜的心态，不管是从全景的辉煌还是从微观的绝妙，他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曼妙、情趣和欲言又止的含蓄以及包容天下的旷达，自信油然而生。最典型的一例——他对二战期间中国外交非常失望，提出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外交，力批“磕头式外交”，用儒家术语给蒋介石阐述西方现代性逻辑：“天下有道以诚，天下无道以术”，文化自信跃然纸上。

文化人多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名字，林语堂的“有不为斋”取意于孔子“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一语双关，一是不为，二是有为，任何境况下进退自如。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的书房几易其名，先是“苦雨斋”，再是“苦茶庵”，后是“苦住庵”，一个“苦”字形影不离，似乎是“苦”昏了头。

五十岁后的周作人说：“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以前还凭了少年人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我不想写祭器文学，我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透出的是一个骨子里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可以理解为曾经的拼命三郎也无助于黑暗的消除之后的悲观，是历经挣扎后抑制内心，以读书和知性修炼出来的，完全有别于尼采“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的虚无，更有别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沉而悲怆的虚无。

什么是林语堂纵横四海的资本，学识、才气自然必不可少，一脑袋的“不合时宜”才是根本，这一点类似于他的朋友苏东坡，即使个人身处危难之际，也力求在安全半径范围内，对看不下去的黑暗仍然以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的方式讽刺几句。

周、林二人中年时多有交集，较为合拍，周的两首“五佚自寿诗”被林抄录并影印，轰动一时，满城争颂。抗战之后，天各一方。

最终，林语堂长眠于阳明山，青山翠柏相伴，他的一生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堪称完美。周作人沉寂落寞，晚境凄楚，像一片无声的落叶，这种“虚无”却也正回应了他自己早些年对生命本质的参悟。

如果人生存在假使，林语堂驻足国内，周作人远走他乡，可以想象的是，林语堂可能还是那个幽默而自信的林语堂，周作人大约也还会一路悲歌地低吟浅唱，个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终究来说，林语堂是热烈的，乐观、豁达，给苦难以希望，更像一个经世俗浸润而游刃有余的修行者。周作人正如其自述“心头住作两个鬼，一为绅士鬼，一为流氓鬼”，没有什么世俗头脑，自顾自地埋头行走，将思想修炼得如绝世高人，曲高和寡，圈在书斋中甘当夫子气十足的严肃的本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