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徐蔚南之第六部分：与进步作家的关系

吴跃进

封面：浙江上虞白马湖

第一节 与茅盾

一、介绍《幻灭》，力挺茅盾

1927年大革命陷入低潮，9月起，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连载中篇小说《幻灭》，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动摇》和《追求》，三个中篇合称《蚀》三部曲。1928年初开始，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汹涌而来，由共产党人主办的、以钱杏邨、傅克兴为代表的《太阳社》和《创作社》对茅盾的小说和文学主张进行猛烈批评。《蚀》三部曲中流露出的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幻灭悲观情绪，以及茅盾重视小资产阶级读者群的文学主张是被批评的重点，并武断地将茅盾定性为小资产阶级作家。来自革命文学阵营的声音使茅盾陷入无比苦闷。

但这时，伏志英、曾虚白、复三、罗美、徐蔚南等人认同茅盾的文学主张，并充分肯定了茅盾小说对于时代的反映和艺术表现上的特色。

由伏志英编辑、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出版的《茅盾评传》，最早、最及时地收录了伏志英、复三、贺玉波、罗美、徐蔚南、张月眠、林樾、辛夷、云裳、普鲁士、顾仲彝、绎湫、祝秀侠、徐杰、张平、杨昌溪、钱杏邨、克兴、潘梓年、曾虚白等20人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褒贬不一。这些人中，伏志英和徐蔚南两人对《幻灭》都给予正面评价，且支持茅盾的力度最大。

《茅盾评传》第二版（1932年）

徐蔚南评论《幻灭》的文章，标题是《介绍批评和讨论<幻灭>》，最初发表在《狮吼》杂志1928年第8期上，被伏志英收入《茅盾评传》。

徐蔚南在评论一开始，就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认为“中西大变动的时代，竟有这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指出茅盾所经历的是客观现实，而不是他主观上的“幻灭”。

徐蔚南撰写的《“幻灭”》

接着，他肯定了作者给青年们提供了一剂“冷静剂”：“为了使青年理智一点，我期待着描写当前大变动时代情态以及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物的思想心里行动的小说的出现，茅盾先生的幻灭却就在我期待中涌现在我的眼前了，这在我是觉得异常满意的。”

徐蔚南认为革命是波浪式的，有高潮也有低潮，说不定以后还会有高潮，他写道：“前有五四运动的一个浪尖，激起了什么知识运动，反宗教运动，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劳工运动等等的近代戏剧。五四运动之前，更有若干的波浪，此后要涌起怎样的波浪来？谁料得到！但是只在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这两个波浪里颠荡的青年的生涯，已尽够给幻灭的作者飞跃的了。”后两句是对茅盾在之前的革命运动中所作贡献的赞扬。

徐蔚南最初发表在《狮吼》上的“幻灭”

对于小说的艺术造诣，徐蔚南评论说：“我们一气贯串地读完了幻灭之后，深深地感得著者的努力，处处强力地表现出那幻灭的情状来，比了那种即兴式的短篇小说，花前呀月下呀自不相同了。”他对茅盾小说的背景描写，以增加主题的表达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十分欣赏和赞同。

这篇评论，全篇都是对茅盾的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字里行间流露出朋友式的交流的语气，与钱杏邨、章克兴、潘梓年等人的“兴师问罪”式的批评完全相反。

二、七个人的刊物

《诗与散文》是一本文学同人的杂志，于1929年9月10日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当时徐蔚南正在世界书局担任总编，由他负责编辑出版。

《诗与散文》第一本，仅出版了这一本

为什么说是七个人的刊物呢？

在仅有的第一册《编辑室杂谈》里，叙述了创刊经过：“有七八个人偶然在某一点的兴趣上不谋而合了，于是就产生了这《诗与散文》。因为《诗与散文》是七八个人在某一点兴趣上相合而产生的，所以内容方面不能迎合一般的趣味，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很抱歉，不能迎合一般的趣味。《诗与散文》只是几个人在纸上面的一番谈话而已，既不想宣传什么，也不要主张什么。”

《诗与散文》目录

这七八个人是：刘大白、柳亚子、曾朴、曾虚白、傅彦长、徐蔚南，刊物上发表的已经去世多年的苏曼殊作品，是由柳亚子提供的。

这本杂志里，作为新文学前辈的刘大白无疑是灵魂人物，他发表最多，有：《夜坐》、《春闺》、《恩仇》、《心花》等篇诗歌；柳亚子发表《题陆丹林鼎湖感旧图叠前韵》、《孟俶车中失时计诗以调之》，及《夜游环龙公园惘然有作》几篇诗词，并把苏曼殊诗歌遗作《春日》、《晨起口占》发表出来。徐蔚南则发表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朝颜》。

《申报》在1929年9月21日曾刊出“诗与散文社出现”一文，称该社所出杂志“所载诗文均极精粹高洁”。

创刊时声称“既不想宣传什么，也不要主张什么”，看似随意，实际上是释放迷雾，在这本杂志里，发表了两篇茅盾所写的杂感，是茅盾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当时住在京都，有感于日本社会问题而写的《风化》和《自杀》两篇短文，并联系国内现实，抨击了为蒋政府开脱的“思想家”们。

茅盾在《诗与散文》里发表的文章《风化》

《诗与散文》第一册出版后就被当局查禁。原因在《新文艺》月刊1929年11月第1卷第3期《国内外文坛消息》上披露：“市党部因世界书局出版《诗与散文》杂志，里面有茅盾的散文，说茅盾即某某底化名，某某为共产党徒，所以茅盾底文章不无宣传共党的嫌疑，即一面审查该杂志，一面通令各报及各杂志，说在审查期内，不准登载该杂志底广告”。并且，连商务印书馆也停止发行茅盾的《幻灭》三部小说，《小说月报》停止《虹》的连载。

茅盾在《诗与散文》里发表的文章《自杀》

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上海世界书局又出版了一本《当代诗文》。刊物的名称虽不同，但从开本大小、封面设计，到文字排版、内文装帧，与《诗与散文》一模一样。而且这本杂志的七位作者全部是之前的《诗与散文》的作者。书内刊载了刘大白的《白屋联话》，徐蔚南发表了短篇小说《黄昏中》。

《当代诗文》是在《诗与散文》第一本遭禁后，改名出版的，可以看作是《诗与散文》的第二册。七个人的刊物，实际上还有第八个人，他就是茅盾先生。

三、出版进步作家书籍被拘押

徐蔚南在主持世界书局编辑时，以文化包容的态度，编辑出版在学术、理论、科学和专业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书籍，对著作者的选择不偏向政党和政治倾向，秉持中立和人文立场，由于他坚定的爱国学者态度，在世界书局周围形成范围更大的作者群。

从他亲自主编的几套丛书的作者名单里看，既有张竞生、李金发、傅彦长等有争议的右翼作家，也有胡朴安、胡怀琛、夏尊丏、丰子恺、赵景深等大批中立民主作家，还有茅盾、陈望道、杨贤江、高尔松等中共党员作家，他们给读者带来的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传统文化继承、新文化的普及，以及对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解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既繁荣了文化出版市场，也打开了国人的视野。

中共早期党员杨贤江（左）、高尔松（右）

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要做到文化包容，坚持中立的出版态度，也并非易事。出版史家刘冰、原世界书局出版部负责人朱联保、文史作家柳和城教授等，都提到过，徐蔚南出版茅盾和杨贤江的书稿的一些遭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工农骨干、进步文化人士被拘捕，甚至被屠杀。当时杨贤江、茅盾均是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对象。他们逃亡日本，依靠著译书稿维持生活。徐蔚南主编《ABC丛书》时，知道他们避难于日本，不但让杨贤江和沈雁冰参与丛书中几种图书的编辑工作，主动接受他们的书稿，还想方设法通过他们的朋友将稿费送到尚在日本的两人手中。

《小说研究ABC》作者玄珠（即茅盾）

从1929年到1930年，徐蔚南的ABC丛书社先后出版了茅盾以玄珠、方璧为笔名的5部ABC书稿：《小说研究ABC》署名玄珠、《中国神话研究ABC（上、下）》署名玄珠、《骑士文学ABC》署名玄珠、《希腊文学ABC》署名方璧、《北欧神话ABC》署名方璧。另外还出版了茅盾5部文学理论著作：《近代文学面面观》署名茅盾、《现代文学杂论》署名茅盾、《神话杂论》署名茅盾、《六个欧洲文学家》署名茅盾、《西洋文学通论》署名方璧。

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是我国最早建立起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中国神话研究体系的理论基础；他的《北欧神话ABC》，被誉为是追赶世界文学发展步伐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无人超出他的研究范围。

三十年代的茅盾

这期间，徐蔚南出版了杨贤江（署名李浩吾）的《教育史ABC》和《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两本书。杨贤江所著的《教育史ABC》是中国最早一本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教育史和教育体制，根据社会发展形态论述教育发展规律的著作。这本书的观点和作者的身份触动了国民党控制的审查机关。据浙江师范大学马俊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因为徐蔚南的ABC丛书社出版了杨贤江的书，徐蔚南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以“通共”的嫌疑逮捕入狱。

《教育史ABC》作者李浩吾（即杨贤江）

笔者据此查找相关资料，1929年12月报纸报道：徐蔚南被拘押后，蔡元培、褚民谊、刘大白等人联名发去书面担保，才被解除拘押。12月1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会第37次会议作出决议，永久开除徐蔚南党籍，陈望道也同时被开除。

当时报纸报道：蔡元培、褚民谊等人为徐蔚南担保

徐蔚南还主编出版了中共党员身份作者的书籍有：陈望道的《艺术论ABC》、高尔松的《政治思想史ABC》、蒯世勋的《广告学ABC》，以及张铭鼎的《论理学》。

《政治思想史ABC》作者高希圣（即高尔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刑科在《左翼之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出版业》一文中，把民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出版网”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是在党组织支持下办起来的出版社，如湖风书店、沪滨书局，还有华兴书局、浦江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第二类是左翼人士创建的出版社，即左翼人士兼有出版社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如昆仑书店、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第三类是左翼人士主持的出版社，虽没有出版社的所有权，但有管理权，如神州国光社、辛垦书店等；第四类是受左翼人士影响的出版社，左翼人士既无所有权，也无管理权，但可以策划出版左翼著作，例如，供职于世界书局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徐蔚南策划了著名的‘ABC丛书’，其中包括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杨贤江的《教育史ABC》、刘叔琴的《生活进化史ABC》、高尔松的《政治思想史ABC》等；第五类是与左翼人士没有直接关系，但为满足读者需要，而刊行进步书刊的出版社。”照此划分，世界书局属于第四类，在世界书局主持编辑出版的徐蔚南则是第四类之中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节 与陈望道

一、创办黎明社

徐蔚南与陈望道结识更早，都是1919年聚集在上海三益里《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周围的进步青年。陈望道协助邵力子主编的《觉悟》，与当时《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新副刊、北京《京报》副刊一起被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徐蔚南在《觉悟》上发表过很多文学作品，从1921年到1924年共发表20多篇（现在能找到的），是《觉悟》主要撰稿人之一。

二十年代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

陈望道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也是新南社的发起人之一，徐蔚南则是这两大文学社团的成员。

1924年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徐蔚南则刚到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大学预科）担任教师，在一起工作，关系更加密切。“五卅惨案”发生后的1925年秋，陈望道、刘大白、徐蔚南、王宽甫、王世颖、胡寄南、许绍棣、朱应鹏等发起成立文学社团黎明社，并创办社刊《黎明》。复旦师生加入黎明社的成员还有伍范、李荣祥、吴颂皋、黄维荣、蒨娜女士、绮嫒女士、蔡乐生、应成一、应业任等人。

《黎明》创刊号

徐蔚南在创刊号上撰写的《黎明》发刊词，将这份刊物的出现归因于一种需要说话的愿望，取“黎明”二字作为刊物的名字，是“对于黑暗的现实社会，表示不满足”，希望光明时代的到来。面对现实的黑暗，作者并不感到悲观失望，他在末尾处引用刘大白的诗句这样写道：

我虽然留恋那残阳既堕以后的余光，
我尤其欢迎这曙色将临以前的黑暗。
这黑暗原不是曙色底先驱，
而正是曙色最后的劲敌。

这几句诗鲜明表达了黎明社的成员不惧黑夜，对于黑夜将近而光明终将到来的信念。《黎明》周刊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11月，共出版了3卷52期。《黎明》上发表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刘大白等人直剖明析、文风犀利的杂文，钟敬文、陈学昭等人文字清新、含意隽永的散文，也有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还有不少作品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黎明社是一个高举“五四”彻底反帝反封精神大旗的青年文学社团。

《黎明》杂志第二年第5期

徐蔚南在《黎明》半月刊上前后发表了共27篇文章，是目前能找到的发表数量最多的杂志，其中翻译作品、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各占三分之一。正像他说的“需要说话的愿望”，他坚信黎明终将到来，要用他擅长的方式，与他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迎接黎明的到。

陈望道不仅发起创刊《黎明》半月刊，在担任大学部中国文学科主任兼任实验中学主任后，非常支持实中学生会创办《复旦实中季刊》，亲自担任刊物的编辑顾问，为刊物题写刊名，还在第一期上发表了《论文字功用的有限》的论文。在《复旦实中季刊》上，徐蔚南先后发表了小品文《足》、人物介绍《柳亚子先生》、文艺评论《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源流》等文章。这时期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的小说多种。

复旦实中季刊全体编辑合影（笔者不能确定后排右四好像是徐蔚南）

1926年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教育家，不是那位台湾政客）任命徐蔚南担任《复旦周刊》主编，徐蔚南撰写了《复旦周刊》发刊辞：“谨呈于读者之前”，并辟出“谈话栏目”邀请刘大白写稿，刘大白发表了提倡白话文的多篇论文，后结集为《白屋文话》，徐蔚南为之作序。

这年徐蔚南到大学部任教，并仍兼实中授课。（据民国十六年《复旦大学同学录》记载，复旦大学大学部苏州籍教员还有顾康乐（力学）、孙本文（社会学）、徐家保、蒋天鹤等。）刘大白的《旧诗新话》、诗集《邮吻》，徐蔚南的译作《法国名家小说集》，王世颖的《倥偬》，钟敬文的《蛋歌》作为黎明社丛书，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复旦周刊》封面

二、出版陈望道蔡慕晖夫妇著作

陈望道是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首译者。然而，陈望道一生用力最勤的传世之作是《修辞学发凡》，他几乎一生研究修辞学，用功极深。他所著《修辞学》建国前就出版过4种。

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

最早的一种就是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由徐蔚南主编的《修辞学ABC》，这本书虽是一本修辞学入门读物，但已为他著述《修辞学发凡》建起理论框架，当时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这本书虽有记载但是现在找不到。1932年《修辞学发凡》正式由大江书铺出版，同年再版时加印了精装本，并由刘大白作序，陈望道自己写了“后记”，记述写作和出版经过。1946年开明书店改换封面，重印新版。

陈望道赠书《修辞学发凡》给徐蔚南的签名本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发表后，使中国有了第一部科学、系统的修辞学著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精辟见解和重要结论，还在于它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范式。陈望道一生孜孜不倦研究修辞学，对书的内容也修改补充了一生，有时为了搜求一个句例，他可以整夜不睡觉。他在书的后记里，还重点提到刘大白在病重期间仍与他探讨研究的情况，十分感人。他写道：

“大白先生是对于本书的经历最熟，期望最大的，所以一开口便有溢美的话。他又最爱提出奇例，且又勤奋异常，在那狂吐的危病中常常以例口授其子炳震代书，挂号寄给我，叫我详加考虑，有一次多至四十四页，这样的热忱，实足使我感奋。书中析字的分为九式，复叠的新设，便是因为他热烈地提议我才搜集材料写的。可惜恶病毁了他，他竟不及见到此书第六篇以后的七篇写成了。”

刘大白给徐蔚南的信中常常提到陈望道，三人关系密切

从徐蔚南编辑的《大白书信》一书，也可以看到刘大白写给徐蔚南的信里，多次提到他与陈望道探讨研究修辞学的学术问题，而且一些探讨的内容由徐蔚南转告或参与。以下摘录几封信的段落：

1928年3月5日：“近来得到一个很好的庾词，请你转告陈望道先生，请他猜猜，‘兵乓先生’是什么？”

1928年3月12日：“丘八先生是兵，丘三先生是退伍兵，丘九先生是学生，丘十七先生是学生军，这些都是拆字或拆字而增减其数目的。至于乒乓先生却是象形格；明乎此，思过半矣。如果猜不出，且等下回分解。”

1928年3月22日：“乒乓先生的答案，能缴卷吗？”

1928年3月24日：“对啦！乒乓先生是伤兵！请你问问陈先生（陈望道），以为好不好？”

从这些信中也能看出，陈望道、刘大白、徐蔚南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信中的口气、转告的方式，也反映了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

陈望道与蔡慕晖夫妇

所以，徐蔚南不仅约请陈望道为ABC丛书社撰稿《修辞学ABC》，还通过陈望道约请其夫人蔡慕晖撰写《独幕剧ABC》，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独幕剧的专论。蔡慕晖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回国后曾担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协会总干事，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建国后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

徐蔚南约请蔡慕晖撰写的《独幕剧ABC》一书

三、协助陈望道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

不久前看到复旦大学卢康华博士《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一文，他发现的这篇访问记录，原始记录时间是1951年1月16日，访问人马曼荪、沈恒春、张廷钰三人，由沈恒春执笔。记录中，陈望道谈到1939年11月，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举办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原话比较简单：“在大新公司楼上开语文展览会，陈列自古至今的文字，进门就有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有岳飞的‘还我河山’四字的碑帖，观众一看就心里有数。”

1939年陈望道主持“中国语文展览会”开幕式

当时，日军正准备侵入上海租界，敌伪横行。这年冬天陈望道上了敌伪的黑名单，但是他在恶魔的黑影下，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举办了“中国语文展览会”。这次展览会被看作是上海的“最后一课”，对市民进行了一次最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宣传了他对语文改革和文字拉丁化的主张。

中美日报对语文展览会的报道

关于这次在上海规模和影响很大的展览，徐蔚南1945年在重庆时，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加以记载，标题是“语文展览”，全文如下：

二十八年春，余主持上海正论社时，一日陈望道先生来访，谓其语文教育社（笔者注：现在均称“上海语文教学协会”），拟开一语文展览会，因余曾经营博物馆，坚嘱余起草一展览品范围。乃就上海可能征集之出品而制作一目录。筹备已毕，即假大新公司展览。应征者极为踊跃。圣经公司出假各种语言之圣经千百种，尤以中国语文者为多，徐家汇天主堂土山湾印书馆素不喜广告，亦将其大部出版物陈列。陈列物中最为怪奇者，推哈同花园姬觉弥所展览之笔阵。笔杆有高至五六尺，圆周直径达二寸余者，且为金子或银子所制，重至一百斤余。又有以银炼作作笔杆，又有以银宝塔作笔杆者，插立于太师格式之架上，诚为见所未见。美国福开森先生精通中国文艺，见之亦称怪不已。顾余曰姬某为一怪物不足取也。

除陈列品外，当有表现。系请盲哑学校学生担任，盲子识字与写字，哑子说话，打无线电，每隔一小时表演一次，观者最多，亦最欢迎，所表现者，均为抗战意识之语文，例如哑子互相问答：“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被日本鬼烧光了！”观者且为之下泪。

余则复自幸获得宣传之功效焉。陈鹤琴先生当时主持沪公共租界教育，亦出力甚巨。今望道先生在北碚复旦任教，仍热心于语言教育，可谓锲而不舍者矣。然报上已称陈先生为老人矣，令人憬然。

徐蔚南在1945年6月发表的回忆这次语文展览会的文章

徐蔚南为能协助陈望道举办这样一次很不容易的展览而感到高兴，使他在几年之后发表这篇文章加以追述。

著名语言学家倪海曙，1982年写回忆陈望道文章，讲到过他参加这次展览会，还当了陈先生在展会的助手，使我们能从他的叙述中了解当年展会的情况，他说：

“展出时间十天，地点在现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大厦的五楼，会场占了整整一层楼，内容丰 富极了，观众也多极了，主要是各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那时大家估计敌伪迟早将占领租 界，占领后学校都得教日文。为了不忘记祖国语文，办了这个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里，同 时也宣传了文字改革，陈列有极多的文改资料，特别是拉丁化新文字的资料，而且还有拉丁 化新文字的读写和电信表演。开幕那天，先生（笔者注：指陈望道先生）亲自拟了一个电文‘祝中国语文展览会展出成功’，当场在会场用无线电拍发和接收。

筹备处设在丁福保先生的佛学书局。丁福保先生把他当时尚未出版的《说文解字诂林》的割 裱稿和印刷样张，以及所收集的全部文字学资料都拿出来了。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藏书楼提 供的资料最多。文字学家以马叙伦先生为首，都展出了他们的著作手稿。先生还叫我绘制了一幅大的中国语言区域图展出。展会出版三种会刊，都是论文，其中一种是先生写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这是先生一篇很重要的著作。”

语文展览会会刊三：陈望道著《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

展会之前，《文艺新潮》月刊刊登了主编人宇文节的《语文展览会预记》一文，介绍了即将举行的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五大类展品。展会期间，《中美日报》于展会开幕的第二天发表陈参的文章进行报道。展会之后，1940年1月的《小学教师》月刊，则刊登了王修和《参观语文展览会记》，发表了参观者的感想。光华大学教授陈诒先也曾在1946年10月《大晚报》上撰文，回忆了这次展览。

报纸登载介绍语文展览的文章

现在，还能查阅到这次语文展览会的三份会刊，其中第三份就是陈望道发表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

第三节 与柳亚子

一、随柳亚子夫妇白马湖探望何香凝

1932年10月，徐蔚南、朱少屏陪同柳亚子夫妇，一行4人专程赴绍兴上虞白马湖，去探望在经亨颐的“长松山房”养病的何香凝，当时廖承志陪着母亲也住在那里。此行约一周左右，柳亚子作诗80首记述，起先油印后分赠好友，1933年以《浙游杂诗》为题全文刊登在《文艺春秋》杂志。柳亚子在其中一首诗的尾注里写道：“佩宜游普陀，余以惮海，行未偕。顷香凝夫人自白马湖书来招往，因冒险赴之。”意思是，柳亚子夫人郑佩宜曾经游普陀，但是柳亚子素来畏惧漂洋过海，或许是怕晕船，竟没有陪伴夫人同游。而在上虞白马湖隐居的何香凝女士等旧友一有书信请他，柳亚子便毅然从上海渡海到宁波，再转道上虞前去探望。

柳亚子著《浙游杂诗》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都是孙中山最得力助手和最忠实战友，是国民党杰出的左派代表，比廖仲恺年轻10岁的柳亚子对他们极为推崇。廖仲恺牺牲后，何香凝与柳亚子保持密切交往，不仅政治立场一致，而且时常诗画唱和。何香凝的许多画作上都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跋，柳亚子为何香凝作题画诗共计有六十多题、上百首，作为一种固定的合作模式被称为“何画柳题”。

何香凝《松菊》六条幅

经亨颐与柳亚子同岁，也是老同盟会员，早年任宁波“浙江一师”校长，于1925年创办白马湖“春晖中学”，广揽天下贤才，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还有朱光潜、王任叔、匡互生、杨贤江等纷纷到春晖执教，一时间白马湖大师云集。先后前来讲学或考察的有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沈仲九、沈泽民、舒新成、俞平伯、陈望道、李叔同、张闻天、柳亚子、刘大白、叶圣陶、胡愈之、张大千、黄宾虹、吴稚辉等人。二十年代“白马湖现象”一直是文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近年还有不少学者把“浙江一师”和“春晖中学”的这批作家教员称作“白马湖作家群”，他们趣味相投，文风相近。徐蔚南和王世颖因为曾在绍兴五中任教，并在期间发表《龙山梦痕》散文集，作品有相似风格，也被归入“白马湖流派”作家。

笔者今年5月探访白马湖时拍下的春晖中学

经亨颐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他曾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期间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之一。柳亚子与何香凝、经亨颐两家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何经两家后来还结为亲家（廖承志夫人经普椿是经亨颐之小女），廖承志被捕时，柳亚子与宋庆龄等都具保营救。

经亨颐像

柳亚子此次探访正是应何香凝、经亨颐的邀请，在经氏的寓所“长松山房”小住，他后来回忆说：“民国二十一年秋，始复相见。时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方养疴先生白马湖私邸，余渡海往诣，与先生偕行，下榻长松草堂三昼夜，酒酣以往，抵掌高谈，未能忘情于天下事也。”

经享颐在“长松山房”设便宴为柳亚子夫妇洗尘。三位国民党元老相聚一堂，共话友谊。柳亚子当场吟咏一首七绝送与何香凝：

入门快睹女元龙，病后孱躯起坐慵；
湖海宾朋都磊落，山房今日见长松。

何香凝作《长松山房》图

表达了对老友的无限关切之情。也是这次相见时一起商议好发起“寒之友社”，何香凝回上海后即邀约陈树人等建社。后来黄宾虹，潘天寿等许多名画家均加入该社，他们不仅诗书画精绝，而且反对卖国投降，弘扬民族正气，并以义卖所得支援抗日。

徐蔚南当年拍摄的长松山房照片

笔者于今年5月里寻访到上虞白马湖，一湖尽绿的碧水旁是郁郁葱葱的小山岭，山下的小河边就是“春晖中学”旧址所在地，这个小村落名叫“西徐岙”，向东六七里便是“驿亭”火车站。经氏祖居此村。村外几株高耸入云的古树群下，有“春社”旧址、“山边一楼”小洋房，沿着河岸小道旁是一排外表朴素的平房，唯一一座位于山坡的房屋便是弘一法师住过的“晚晴山房”，从原来的“春社”西侧移建到此，与平房相伴。白墙乌瓦的平房依次是：夏丏尊的旧居“平屋”、朱自清旧居、丰子恺旧居“小杨柳屋”。

长松山房所在的“西徐岙村”

著名的白马湖平房，当年，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文学大师都曾住在这里。

正在流连时，巧遇经亨颐的嫡亲后人经先生，他正在等候当地记者的采访，闻听我的自我介绍，来自于江苏盛泽徐蔚南家乡时，他显得特别高兴，打开手机上存盘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1932年10月徐蔚南陪同柳亚子夫妇来到我家祖居‘长松山房’时，徐蔚南亲自拍下的，是至今唯一留存下来的我家祖居的照片，非常珍贵，我们经氏后代非常感谢徐蔚南！”我们两个人即在“晚晴山房”前合影留念。

笔者与经亨颐后人经先生合影

经先生兴致勃勃地领着记者和我们走进小村，寻访“长松山房”遗迹。在一口老井旁，经先生介绍说，经氏祖居如今只留下这口古井了。我在古井另一侧的小溪上发现搁在上面的一块石板，上面清楚地刻有四字“出者仰峰”，再抬头远望，古井正对着两座山，山峰中间的山岙下的平地伸展到古井，这里就是“长松山房”的旧址，当年徐蔚南陪同柳亚子夫妇探望老朋友何香凝、经亨颐时，就在这里小住。

长松山房留下的唯一实物，就是这口古井

二、陪同柳亚子夫妇绍兴之行

柳亚子一行告别何香凝、经亨颐，离开白马湖后，到绍兴游览，逗留了两天。绍兴新闻工作者陈于德在绍兴安排接待、全程陪同，他在1983年曾写文《忆柳亚子先生1932年绍兴之行》作了回忆，记述详尽，现抄录在下：

1932年10月上旬，柳亚子夫妇与徐蔚南等到上虞白马湖探望正在疗养的何香凝同志，打算到绍兴停留两日。他们预先来函，嘱我代定龙山旅馆的房间，但不可说出柳老的姓名，以免无聊的应酬……。

他们为什么嘱我准备接待呢？原来1928年我还在上海复旦通讯社从事编撰时，工余喜探研南社诗僧苏曼殊的著作，由复旦大学教师徐蔚南介绍，拜谒过柳先生，受过他几次教诲，尊他为师。

接函后，我就遵嘱安排一切。不日，徐蔚南果然陪同柳先生夫妇从上虞白马湖到达绍兴五云汽车站，我借车接到龙山旅馆。柳老稍作歇息，即嘱我陪他们同往轩亭口秋瑾烈土英勇就义处。在高大的纪念碑前面，大家默哀致敬。柳老叫徐蔚南代诵蔡元培撰述的碑文，时正秋风秋雨，感慨倍增！

秋瑾烈士纪念碑，蔡元培撰写的碑文

回到龙山旅馆后，柳老就记之以诗：

汽车飞抵五云门，好向龙山觅梦痕；
秋雨秋风无限恨，轩亭此日吊秋魂。

本来，柳氏等因天气不好，打算于次日离绍，赴杭回沪。却喜次晨风雨稍停，我就趁机请他们留住一天，去欣赏鉴湖风光，并游览陆放翁的诗巢“快阁”。柳先生说：“九．一八沈阳事变已经一年，现在我们既然在南宋力主抗战的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乡，应该去瞻仰他的诗巢“快阁，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就再留一天吧。”

鉴湖风光

于是，我请柳亚子夫妇和徐蔚南坐着三明瓦乌蓬船游览鉴湖。他们遥望湖上烟雾缥缈的雨景，盛赞绍兴水乡风光秀丽。船到岚翠溇（快阁）门前，我先冒雨上岸，说有客游览。不料管门的一个妇人说：“主人吩咐过，为保护古迹，不许再随时接待游客了！”我不便说明来客是贵宾柳氏，就拿出一张印有“绍兴新闻报主编”头衔的名片，要求她拿进去交给主人姚海槎。不料她却说：“主人不在家！”我马上塞给她银角数枚，她才把我的名片拿了进去。不一会儿，姚氏的亲友孙斯久律师出来招待。他问我；“老兄雅兴，冒雨而来。船上的贵客是谁？”我只含含糊糊说：“是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徐蔚南，以及他的亲友。”他立即爽快答应：“请进来，随意游览吧！”

快阁远景

我陪柳氏等进门游览，观看了一些明、清碑记。柳氏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该在报纸上多发表评论，促使社会上重视有关陆游的文物。”大家登上楼阁，柳先生就向神龛中陆游的画像鞠躬致敬。他对着画像瞻视了几分钟，并细看龛上的对联，凝思片刻，才转向窗前，眺望烟雨中的湖光山色，似有流连忘返的样子。我对徐蔚南说：“现代爱国诗人拜谒宋代爱国诗人，机会难得，大家请柳老师题诗留念吧。”徐说：“对！对！”于是柳氏就口占七绝两首：

快阁登临兴未穷，森严门禁幸能通，
不嫌冒雨淋漓苦，为访诗人陆放翁。

放翁一去已千载，老屋还留香火缘，
小隐鉴湖原不恶，那堪挥泪望中原。

快阁内园

当时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年，东北沦亡，华北危急！徐蔚南听后，轻轻吁了口气说：“好诗！好诗！末两句真令人感慨万端！”

回城后不久，他们就离绍赴杭。过了一段时期，徐蔚南自沪来函，说谢谢我的招待，并寄给我油印的《浙游杂诗》一份，共计八十首。徐蔚南附言：柳先生这份诗稿，尚须修订，还不愿交书报发表。我仔细阅读，读到《快阁》前一首，第三句“不嫌冒雨淋漓苦”的“苦”字，已改为“甚”字。还有，他莅临绍兴之前，在上虞白马湖长松山房探望何香凝和经亨颐时的诗里，有两句初稿是“湖海宾朋都似旧，山房今日见长松”。“似旧”两字，油印稿巳改为“磊落”了。柳老这样字字斟酌地改过，尚且还不愿就此发表。假使当时按照他的初稿，一传两，两传三地传开去，难免与修正以后的字句有些出入或差错了。

三、介绍表姐郑佩宜夫人

1936年是柳亚子五十岁大寿之年（江南很多地方以长辈虚岁祝寿），徐蔚南因之前多次发表过介绍柳亚子的文章，还发起征集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这次，他特意写了柳亚子太太、也是他的表姐郑佩宜的文章，以表达他对柳亚子夫妇的祝贺。文章发表在《越风》杂志第14期上，标题是《郑佩宜夫人》，1936年11月23日出版。文章不长，且我也无法缩写或改写，现全文抄录在下（只个别敏感字删去）：

郑佩宜夫人（出生于我们盛泽）

郑佩宜夫人，柳亚子太太，是吴江盛泽镇人。吴江是素号壮县人才辈出的一个地方，而盛泽虽系吴江县下一小镇，名声却尤大。因为盛泽是国内有数的产绸区域之一，所产的绸，世称“盛绸”，不特风行国内，而且远及东西各国的缘故。盛泽郑氏是吴江的一个世家望族。佩宜夫人的父亲，郑式如先生，是一位维新派的绅士。当新式的教育刚刚萌动时，他就在他的家里创办一个小学校，做了吴江新教育的一先锋，凡是维新的事业，他都竭力推行，就是对于当地的工商界，也建树了不少的功绩。当其故世之时，阖乡悼惜。

盛泽郑氏老宅仅剩的一座厅堂

佩宜夫人在母家里是被称为三小姐的，就可知道她是式如先生的第三位女儿。她的上面有两位老兄，下面有两位妹妹，一位弟弟。两位老兄：一位是英文学家，一位是数学家。长兄郑咏春先生是苏州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英文教员，于数年前已故世；仲兄郑桐荪先生为国内著名数学家之一，现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尝翻译微分方程，不仅每页文字与原页文字相同，且每行文字与原书每行相同，其对于数学致力认真如此！佩宜夫人的四妹嫁黎里徐氏；小妹妹郑佩亚女士现任上海尚文小学总务主任，是抱独身主义的。弟弟郑永是一位体育专家。

佩宜夫人的长公子无忌，现任南开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女公子无非嫁暨南大学外国语系主任陈麟瑞先生；第三女公子无垢今留学美洲。据柳亚子先生说：“无垢脾气性子像我”，就是非常亢爽；那末无非小姐就像母亲了：精细干练；无忌少爷是一半像耶（爷），一半像娘了。

柳亚子夫妇这对“恩爱夫妻”的“鹣鹣蝶蝶”是出名的。柳氏夫妇的专爱究竟恩爱到怎样情形呢？柳亚子先生自已只说过，当他新婚后是“乐不思蜀”。到现在子女已成行，而一家的杂务都得要佩宜夫人处理的（我敢说亚子先生绝对不协理家务的，一点也勿），所以他们的恩爱看起来也极平常了，无非柳先生穿洋服（在东京时）由柳夫人打领结，两人常常同出同归罢了。

柳先生上海寓所中，人并不多，但也够柳夫人的忙了。房间的布置，每日的饮食，四季的衣衫，戚友的来往，再加个柳先生，都是要佩宜夫人来照料的。此外，柳先生脑病时，关于柳先生个人的事情也得柳夫人来照料了。幸而佩宜夫人有点像桐荪先生，颇有点数学家的性格，就是办事是一加一地井井有条。

柳无忌像

佩宜夫人是不够资格做当代的摩登太太了；但她至少是维新小姐出身，并且又受着柳先生的影响，所以思想很新，眼光很远。生性又喜游山玩水，眼界极广。一切现代交通工具，她都习惯了，飞机、火车、轮船，决不头晕。天津、北平、广州、菲律宾、日本等等的名胜地，她都到过；至于江浙两省的名胜，自然她都游过了，并且常常游玩的，像杭州一年至少要到一次，柳先生的游兴，一半还是由佩宜夫人提起来的。所以柳先生的许多山水纪游诗，一半可说是因佩宜夫人而产生的。（诗人之须要人家推动为如何重要，于此可见)。

柳无垢像

凡是第一次遇见佩宜夫人的，都惊讶她的年青。去年有位画师太太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遇见了佩宜夫人和无非小姐，她对我说：她们两个人，我当作是一对姊妹呢？”柳夫人样子实在太年青了，常有人要问起柳夫人的年岁的。

“你问柳夫人的年纪何用？”
“我只觉得柳夫人很年轻，所以要问问看。”
“难道你看柳先生已年老了吗？”
“柳先生至少秃顶了；柳夫人要年轻得多。”
“并不轻得多，柳夫人只少柳先生一岁。”
“啊，只一岁！样子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询问柳夫人年岁的常常是这样很惊讶她的容貌太年青而去。好吧，现在且把佩宜夫人有关系的人的年岁，按照旧历推算（就我记得）都写在下面，免得朋友多方询问了。

郑桐荪先生五十岁
郑佩宜夫人四十九岁
郑佩亚小姐三十七岁
柳亚子先生五十岁
柳无忌少爷三十岁
柳无非小姐二十六岁
柳无垢小姐二十三岁

郑佩宜夫人是四十九岁了，而竟然仍如二十许人；不老，健康，美丽。我们祝贺柳先生五十寿诞之时，我们也祝贺柳夫人十年二十年后，还是如今一样，不老，健康，美丽！

第四节 与鲁迅

一、介绍和评论鲁迅小说集《彷徨》

1925年到1926年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复古回潮、又遭受兄弟分家双重打击下的鲁迅，写下中短篇小说集《彷徨》共11篇，1926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1篇小说中除1篇《幸福的家庭》外（与徐钦文的小说相关联），10篇小说体裁和格调不同，被夏志清、曹聚仁等认为是“最具鲁迅个人风格”的小说。

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封面

徐蔚南于1928年在《狮吼》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推介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向读者推荐《彷徨》，全文共4节，他一开始就讲：“鲁迅君是我所爱读的，他这本彷徨一出版后，我就去买来通读一过。今又把他来重读时，也不使我感到厌倦，就是彷徨的力量了。”

徐蔚南评《彷徨》

接着，他对各篇的文学特色发表这样的评论：

“彷徨的第一篇是《祝福》，如果说短篇小说集第一篇常是佳作的话，那么《祝福》的确是可占第一篇的地位。”“全篇的色调，非常紧张而凄骇，读后，胸间仿佛受着极重的压迫，脑中留着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他“是充满着钦佩读过了《祝福》。”

而第二篇《在酒楼上》，“使人读了，只觉得散漫、朦胧，不仅题材散漫，而且文字也散漫的。”“这篇与其说它是小说，毋宁说是随笔的好。”

第三篇《弟兄》，“弟兄中的描写比《在酒楼上》仔细深刻得多，把内地公益局一类地方的人物情形活现地显在读者的面前了，并且讲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第四、第五篇《肥皂》和《高老夫子》，徐蔚南评论说：“观察的深刻，笔锋的犀利，谁都知道是彷徨作者的特长。《肥皂》与《高老夫子》这两篇充分地把作者的特长发挥尽了。一则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被作者残酷地剥得一丝不挂；一则混充斯文的骗子的心理，被作者和盘托了出来，使人读了真是感慨系之。”

第六篇《示众》，他说：“《示众》也是一篇插写极深刻的文字，把我们中国真正的民众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仿佛一段活动电影。”

第七篇《长明灯》和第八篇《离婚》，“彷徨的作者却十分注意各色人等的谈吐腔调，而且能写得各色人等的口吻适如其分。我们看看他的《长明灯》和《离婚》，就可知道了。疯子有疯子的说话，茶店老板娘娘有老板娘娘的口气，乡老儿有乡老儿的谈吐，乡董有乡董说话的气势，乡下妇人有乡下妇人的口吻，一一写来，各有分寸。这是彷徨作者的最大的成功，也就是他超出一班现代小说作家之点。”

读第九篇《孤独者》，徐蔚南想起在3.18惨案中牺牲的女青年，感慨地评论道：“我如今重读着这篇《孤独者》，不禁要想到她，同时不禁要感慨到愤世是可以的，玩世却不可以。社会不是玩得好的，要有点勇气有点意志去干，才能干得出点好事来。那个女生毫不受着《孤独者》的影响，有意志，有勇气，而且干，虽则死了，但是死得并不是无意义。我讨厌那个孤独者魏连殳，我赞美那领着大众牺牲自己的女英雄！”
第十篇《伤逝》，徐蔚南认为“《伤逝》是彷徨里的一篇佳作。它告诉我们恋爱、失业、经济压迫、别离等等人生的苦味，却绝不似牢骚派的小说。”

《彷徨》最早的版本

今天来看徐蔚南的这篇评论，如果我们把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左翼作家盟主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写这些小说时家庭的境遇等因素暂时放开，纯粹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徐蔚南的评论比较中肯到位，这10篇小说各自的艺术特点被他概括出来了，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启示也被他基本揭示出来，对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是有帮助的。

二、悼鲁迅

从现有资料来看，徐蔚南与鲁迅几乎没有直接的交集，只有一次，徐蔚南的短篇小说集《奔波》出版后，他寄了一本给鲁迅，鲁迅在日记里有记载，但未加评论。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两天后，徐蔚南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悼鲁迅》一文，笔者全文摘录如下，让我们看一下徐蔚南对鲁迅的评价：

徐蔚南在鲁迅去世两天后发表的《悼鲁迅》一文

鲁迅在“文学革命”史里，是一块基石，而不是一面旗帜；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是一面旗帜，而不是一块基石。

鲁迅的逝世，中国文坛上少了一个倔强的斗士，其亲近的固然悲哀；其敌人将因失去一对手而亦悲哀吧，非敌非亲而素常执笔的人，见中国损失一个文人自亦当致其深切的哀悼。

三、《女优泰绮思》

《泰绮思》是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发表于1890年的长篇小说，法郎士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也被称为“诺贝尔小说”。《泰绮思》中文译名有《达旖丝》、《黛丝》、《苔依丝》等，徐蔚南于1929年翻译出版的中译本，取名《女优泰绮思》。他翻译此书的过程，与鲁迅有一定关系。

徐蔚南译《女优泰绮思》版权页

鲁迅非常关注和推崇《泰绮思》，在他日记中记载了曾4次购买这本书，最早一次是1924年12月。他在1927年几次写信建议江绍原来翻译这本小说，还想自己亲自翻译。江绍原是民俗学家，他最终放弃了译书的打算。

1927年11月2日，鲁迅应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陈望道的邀请，第一次到复旦大学演讲，他在演讲中拿《泰绮思》的故事阐发他的论点：“我可以做一个譬喻，昔日法国有一个歌妓名Jhais，很名闻于法国，全国青年受其引诱而堕落者，不可胜数。当时有个很老的基督教徒，以为Jhais这个人，是最恶的魔鬼，非叫她来修道，引她到正道，社会上的青年男子，一定不能入于正规。他叫她来修道以后，她一日到晚不息的修道；可是这年老的基督教徒，见了Jhais以后，眠也看见她的面目，走路也看见她的面目，一日二十四小时，无时不想到她的美貌可观。后来他去探望她的修道地方，不料她道已修成。可怜这年老的基督教徒，成为失恋的罪人。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在少年极恶的歌妓，到老就变成极善的善人；一个在少年极善的基督教徒，到年老就变成极恶的罪人。推而至于文学，亦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来自萧立的记录稿）

徐蔚南译《女优泰绮思》再版时改名为《泰绮思》

到1935年4月，鲁迅写《“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再次援引了那个故事，而且认为它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

鲁迅复旦演说后，很快《泰绮思》出现了两个中译本，先是杜衡的《黛丝》，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再就是徐蔚南的《女优泰绮思》。

<div><br></div>当时徐蔚南正执教于复旦，在现场听了鲁迅这次著名的讲演，特别是鲁迅援引《泰绮思》故事为例，成为他翻译《女优泰绮思》的重要契机。徐蔚南在《女优泰绮思》一书的《序<泰绮思〉译本》中，介绍了自己译书的经过：<div><br>“1925年秋，读着《泰绮思》这部小说，曾被它深深感动；听鲁迅讲演后，才译出了这部名著。”</div><div><br>他写道：“同年十一月（指1927年）鲁迅先生在复旦大学演讲，他也详细地叙述了这本名著的内容，说是描写灵肉冲突的代表作；后来并且听到他要译出这本书来，但终于没有译。同年十二月初，邵力子先生因为要创刊《新生命》杂志，嘱托我担任一点文艺的稿件。我问他翻译《泰绮思》好不好。他非常赞成，而且鼓励立刻动笔。我奋起了精神，日夜不停地翻译了二个月，居然把全书译完了。”</div><div><br>徐蔚南所译的法朗士这部名著，前后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女优泰绮思》，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第二个版本改名为《泰绮思》，重庆正风出版社1945年出版。如今《女优泰绮思》国内仅存孤本。<br></div><div><br></div>

《新生命》月刊刊登徐蔚南译《泰绮思》的介绍

笔者查询后还发现，《女优泰绮思》译稿最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新生命》杂志1928年的第一卷第1至第5期上，共分5次发表初稿。

值得一提的是，《女优泰绮思》出版后，徐蔚南的好友、著名诗人戴望舒对书中的一些谬误提出看法，总共指出37处错误，他们两人共同进行了勘误，并在当年的《新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戴望舒《徐译“女优泰倚思”匡谬》一文。

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刘炳善曾回忆说：“第一次使我对于法朗士那‘精博锋利’的智慧感到震惊，对于他那优美风格大为入迷的，是徐蔚南译的《泰绮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