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与执着，苏东坡的生命哲学

牧鹿山人

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

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

柳阴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

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萧；

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

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

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

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

人生缘何不快乐

只因未读苏东坡

苏轼一生，走过山川湖海，见过大漠孤烟，笑过王侯将相，尝过苦乐悲欢。他的诗词里，有人生的豁达，有生活的美好，有笑对坎坷的云淡风轻。

林语堂曾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所以，当你迷惘焦躁时，不如读读苏轼这个心宽豁达的千古第一文人。

读苏轼十句话，足以扫除烦恼，清理尘埃，会感到万物明朗，会发现未来可期。

1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王安石变法后，因政见不合，苏轼被调任密州太守。他怀旧，他思乡，但与其伤感，不如作诗醉酒，活在当下。

世事无常，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愁绪越多怅意越浓。可匆匆百年，也不过三万六千多天，要活就活得酣畅淋漓，诗酒趁年华。

过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忧，才能在岁月洪流中，把眼前的苟且活成诗和远方。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是苏轼送别友人时所写。人生是一场艰难的旅程，几经波折而不休，你我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呢？

不如心胸开阔，浪漫豁达，将离别的压抑愁绪一扫而空。

生命中，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始终陪伴一路同行，不必感伤，更不必强求。一路前行，一路随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重游故地时，发现曾经的题字已经被抹去。

镜花水月冬春夏，“飞鸿雪泥”了无痕，长路漫漫，我们可能什么也留不住。

可是，已经活过，笑过，潇洒过，又何必苦苦执着那些逝去的痕迹呢？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不如学会看淡释然，自在从容。

4

“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与好友游玩南山时，喝着淡淡的清茶，吃着刚长出的野菜，说出了这句著名的“人间有味是清欢。”

清欢是什么？是清淡的欢愉。年轻时，我们追求鲜衣怒马，渴望鲜花掌声，但等我们尝过酸甜苦辣，看过人世繁华，方知：平平淡淡才是真。

一蔬一食，一晨一暮，三餐四季，平凡的生活最可贵。

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我想，最好的人生莫过于苏轼一般，能享受命运的馈赠，也能接受命运的打击，好的坏的，都视作风景。

不去怨，不去恨，风雨人生路，苦乐自己渡。愿你往后余生，眼里有风景，心中有诗意，处处是清欢。

01

苏东坡的豁达，久为人们所称道。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苏东坡世所罕见的豁达气度，确有魔力般的效应，他的诗词文章，读来令人豁目开襟，然而“豁达”并不等同于“笑”与“乐”，苏东坡也不是为了豁达而豁达。在他豁达的襟怀与气度背后，有追求不舍的“执着”深藏在他的骨髓里。他是为了执着而豁达的。假如没有执着，他的豁达便如同水中的浮萍和天上的浮云一般，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在东坡的极富魅力的精神世界里，执着使他更加豁达于他所要豁达的；豁达则使他更加执着于他所要执着的。第一，他执着于独立识见的表达，而豁达于仕途的进退——识不为仕所拘；第二，他执着于意趣的升华，而豁达于身外之物的得失——意不为物所缚；第三，他执着于志向的高远，而豁达于一时的荣辱——志不为量所束。古代作家中，豁达如苏东坡，少有出其右者；执着如东坡，少有越其上者。

明诗人高启赞苏东坡：“或置诸銮坡玉堂，或放之朱崖黄冈。众皆谓先生之憾，余则谓先生之常。先生盖进而不淫，退而不伤，凌厉万古，麾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说的是苏东坡一生几经沉浮，历经坎坷，曾身居高位，做过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也曾被贬至黄州做团练副使，被流放到海南“朱崖”，甚至曾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不论是“新党”当政，还是“旧党”当政，不管是仕途顺达，还是逆境当即，他都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不因“进”而流于逸乐，也不因“退”而短其气节，阅尽人世沧桑而常态依然。虽然他的情绪不可能不因处境的顺逆而发生起伏，但是他评古论今的见解却从没有因处境的顺逆而受到约束。他精神探索的锋芒始终是锐利的，他的襟怀始终坦荡敞开。

苏东坡之所以执着于独立识见的表达，而豁达于仕途进退，自有其理性原则和处世逻辑相支撑。他为新党所不容时写下的书信《与李公择》，为旧党所不容时写下的书信《与杨元素》，都真实地披露了他当时既执着又豁达的心态。前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不大相远矣。”“兄虽怀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之造化。”后信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他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识见，珍视独立识见的发表。他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以位高权重者的识见为自己的识见。即便是“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的司马光，他也“多不随”其识见而识见。结果导致了非议之辞，不得不请求离朝外任。

苏东坡信奉儒学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的观念，以为君子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成羹，彼此匡正的关系，而不应是一味顺从，以水济水。他宣称：“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和者非贤。”他称赞张方平：“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他真切地希望官场中的人际关系能够形成“和而不同”、“和如和羹”的局面，真切地推崇“以天下之重自任”，不求迎合，但求坦荡；不求悦人，但求刚正的人格典范。为此他不屑于围绕“进退得丧”做营营之思、斤斤之虑，自称“余天下无思虑者也”。理由是“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由此，“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的识见是发于忠义之心，那么就不必为是否触犯他人而思虑再三。在违背本心与得罪他人之间，他做出了“宁逆人而吐之，不逆己而茹之”的选择。他深知，要坚守人格独立的原则，坚持独立识见的表达，就不可能不为之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对与之相矛盾的一切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即所谓“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由此看来．他对于自己所执着的独立识见采取的是崇尚理性、不得不为之的态度，而对于自己所豁达的穷达得丧所采取的是听天任命、不得不由之的态度。

02

意，即生命意趣；物，即可爱之物。苏东坡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敏锐地意识到了如何对待和处理意与物的关系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课题。他的《宝绘堂记》便是专门就“意”与“物”的关系展开议论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因为“留意于物”是把意留滞于物，缠绕于物，粘着于物，所以必然移人心性、颠倒错谬失其本心，导致不可胜言之祸。而“寓意于物”则是拉开距离地将意致暂寄于物、暂托于物、暂寓于物，才可以悦人而不移人，欣然神接而不以是否占有为念，便有了常为乐而不为病的心灵收益。说到底，这是以精神愉悦为满足，还是以物质占有为满足的分别。以精神愉悦为满足，则有知其所止的最佳境界，即视所喜之物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以物质占有为满足，则有不可遏止的欲望日复一日地生长，精神为喜爱之物所拖累，心性为喜爱之物而迷乱，终不免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

苏东坡关于意与物关系的思考，其实是对古人生命经验和自身生命体验的精辟总结。他在文中列举了古人寓意于物，悦人而不移人的事例，三国时刘备结毛物，并未妨碍他雄才大略的施展；晋时嵇康喜欢打铁，并未使他清心寡欲的性情有所改变；晋时阮孚喜欢制屐，也并未使他豪放豁达的性情有所更移。如此寓意于物，借物遣兴，乐之终身而不厌，乐之终身而无碍。但留意于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三国时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书法，叹服倾倒，竟至自槌三日，胸青呕血。向韦诞索要而不得，遂于韦诞死后令人盗墓窃取。晋时桓玄凡人有上佳字画必欲得之，所藏书画惟恐失之，即便前去打仗也要将书画载于船上，其人后因篡晋为刘裕所杀。唐时宰相王涯酷爱书画，尽力罗致，藏于夹墙内，“甘露事变”中为宦官所杀，书画也尽被挖掘，毁坏殆尽。

虽然苏东坡所举的都是极端的例子，但他要说的道理无疑是深刻的。尽管书与画是最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之物，然而若留意而不释，依然可以生出不可胜言的祸端来。留意于物的弊端由此可以想见。苏东坡还特别述说了自己的切身体验，他说他也曾喜好书画到“家之所有，唯恐失之；人之所有，唯恐其不吾予”的程度，后来经过反思意识到，既然对富贵已经采取淡泊的态度，何以独独如此地厚视于书迹呢？既然对死生已采取了漠然的态度，何以独独如此地珍视于画作呢？这不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了吗？由是对书与画采取了欣然神接而不复久久地挂念于心的态度，进入了“常为吾乐不为吾病”的自足自在的境界。

《宝绘堂记》作于熙宁十年（1077年），是苏东坡应好友王诜之约为其所建的贮藏书画的宝绘堂所作的并“不合时宜”的一篇题记。它虽然是集中体现苏东坡意与物观念的自警亦警人的不朽之作，但并非是苏东坡意与物观念表现无遗的惟一作品。苏东坡对于意与物关系的思考，早在熙宁八年所作的《超然台记》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

《超然台记》在对意与物的关系层层推进中表述了他独特的看法：其一，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由此推论，则“安往而不乐”？其二，人们所以求福而辞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但是，“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由于有限的物无法满足无穷的欲望，便时常有“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的状况发生。于是，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本欲“求福而辞祸”，反而导致“求祸而辞福”。其三，为什么人们希望“求福而辞祸”，结果却是“求祸而辞福”呢？这岂是人之情所致，而是物确有让人难以认识的本质。认识不到物之本质的原因在于人的游意于物内，“自其内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既然意已游于物之内，意即为物所缚，为物所左右。物“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由是美与恶交错而生，忧与乐夹杂而出，这还不是很大的悲哀吗？对此，《超然台记》的结论是，游意于物外，物必为意所驱使，无往而不乐；游意于物内，则意必为物所驱使，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无论是《超然台记》所说的游意于物外、物内的分别，还是《宝绘堂记》所说的留意于物与寓意于物的分别，宗旨都是在强调意趣的自我调控的决定性作用。苏东坡的高明之处在于以人的基本愿望作为推论的逻辑起点，以愿望与后果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对应关系、事与愿违的事情时常发生作为推论的基本依据，进而说明，愿望与后果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有不断增长的物欲在作怪，膨胀的物欲使人的意愿发生指向上的迷离，也使最终的结果与人的最基本的愿望相悖。人们总是求福而辞祸，求常乐而避常忧，然而物欲的膨胀常常使人迷失本性，以致于为追求物欲的满足而使“求福而辞祸”的愿望导致“求祸而辞福”的后果，使“求常乐而避常忧”的愿望导致“求常忧而避常乐”的后果。

03

在苏东坡看来，志远必当随之以量宏，否则虽志远也必为量所束。志可扩量，而量却可损志。他的《贾谊论》和《留侯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贾谊的悲哀不在于不能见用于汉文帝，而在于不善处穷，不善自用其才，究其根由，则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苏东坡此论意在推而论之，阐说生命哲理。其要旨是“夫君子其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贾谊相比，张良提供的是由量小到量大的正面经验。张良也曾“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经过圯上老人的教诲和自身磨练，张良终于以其量宏成就了“为王者师”的大业。苏东坡认为，张良所证明的道理是，“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东坡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终其一生都在印证着他的“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自我追求。道理，即求仁之道，为善之理；忠义，即尊主之忠，泽民之义。诚如苏辙所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苏东坡的人格理想是志与量相统一，才与识相协调，不以量小而损志，不以识短而折才。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不失其豁达与超然，不陷于苦闷与消极。元祜六年（1091年）秋，苏东坡在颖州知州任上曾有一诗专述昌志养气之益处。诗中说：“不如昌其志，志壹气相随。养之塞天地，孟轲不吾欺……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苏东坡阐述的是志昌而气相随，气昌而量自宏的道理。即使是谤谗的言行，也不必为之而生怨，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得道的帮助。既然淤泥有助于莲花的生长，粪壤有助于菌芝的生长，我们当然也可以在谤谗中获得善于知人识人之道，进而赢得勃勃生机。

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在“瘴疠之地”的惠州贬所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至京师，为当时的宰相章傅所知，大为恼火，只说了一句：“苏子尚尔快活邪？”遂将苏东坡发配到了当时最边远的蛮荒之地儋州。南赴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当时的儋州，“食饮不具，药食无有”，“人不堪其忧”，而苏东坡“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亦无间也”。又作《纵笔三首》，诗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从惠州到儋州，苏东坡已由“白发萧散满霜风”变成“白须萧散满霜风”，已经是须发皆白了，但是他的豁达气度和诙谐的风神依然如故。章悖等人故意以一再的贬谪消磨其志，摧残其气，让其志消气萎，郁郁而自毁。偏偏苏东坡之志，首在立德，次在立功，立功虽然无望，但立德之志自不可夺，而且苏东坡的恢宏气量已成为他的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已经如同“贯心肝”的“道理”、“填骨髓”的“忠义”一样深化到他的生命本质之中，超越于他的生命现实之上。

刘熙载曾说：“‘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这里所说的“能事”，不仅是就文之技巧而言，更多的还是指主体的开阔胸襟与超群的思辨能力。苏东坡晚年所作的杂感《试笔自书》便是一篇“高步超常伦”的杰作。文中说：“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这篇杂感先是以大观小，从宏观的角度议论“岛”之非孤；又以小观大，从微观的角度议论“途”之非穷。如此之远想与奇想，非大胸襟大智慧者断难为之。

04

苏东坡其实是一个酷爱智慧和酷爱追求智慧的人。他以追求智慧的头脑而执着，也以追求智慧的胸襟而豁达。苏东坡的酷爱智慧体现在对于人世间的问题，尤其是人生问题进行不屈不挠的追问与探索。苏东坡追问的触角往往伸展到人们通常以为已经对知识与智慧有了足够的把握当中。捕捉常智中的无智，常识中的无识，进而激起精神上的震动与警醒。爱好智慧意味着在求智的道路上不停留，一旦停留下来就等于放弃了对智慧的爱好。真正的智者是不以智者自居，并努力于探索的人。苏东坡的伟大在于他对于智慧的孜孜以求。他所执着的是不断增进中的识见，不断升华中的意趣，不断伸展中的志向。而他对于进退、得失、荣辱所抱有的豁达态度，也与爱好智慧有极大相关。在他看来，斤斤计较于进退、得失、荣辱，是违背人的本来愿望的似智而非智的状态。因而，在他的一生中，最惬意的事情是智力的劳作和智力的享乐，是在思想中追索，在遐想中游历。这使得他“置诸銮坡玉堂”而独怀警醒；“放之朱崖黄冈”而独自豁朗。

爱智慧其实也便是智慧地爱。爱智慧对于国家和民众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更博大、更深沉。他在《谏买浙灯状》中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前者是从照顾民利的角度进谏，后者是从民心为本的角度进谏，其对于民众的博大而深沉的爱，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爱智慧和智慧地爱，东坡承受了世所罕见的磨难，也不时发出同样为世俗所不容的嬉笑怒骂。元丰六年，当他的小儿子苏遁满月的时候，他曾写下了一首名为《洗儿戏作》的七言诗，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愚且直，无灾元难到公卿。”诗中抒发了对于世俗表面珍视智慧实际上歧视智慧的心情。还有一首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去世前一个多月的作品。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坎坷，犹自诙谐。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一生中遭受贬谪的居所，标志着他一生所经历的痛苦时光。他把这些根本没有可能建功立业的地方称作“平生功业”，坦荡之外，意味深长。也许正是这些地方使他更深刻、更透切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和智慧的价值，使他在最痛苦的处境里实现了生命的超越，在最不需要智慧的境况里探索到了智慧的价值。他的诗词文章中的不朽之作有很多正是在这些地方、这些时期里创作的。

苏东坡的作品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哲思，由于他的哲思多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而他的文学成就的卓越又使得后世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其中的文学美之上，由此而出现注重美言而忽视信言的状况。刘熙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曾在论述苏东坡文章时说：“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又说：“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达、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美中寓信，发微阐妙，可以说是苏东坡文章的本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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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原名图强，以字行，号牧鹿山人。

生于六十年代， 少失学，一事无成。混跡于市井，忘情于诗书。耐寂寞于繁华，持淡然于浮尘。闲暇时，以书为友取古人快意文章，读之则心神超逸独享快乐。好读书不求甚解，爱学习浅尝辄止。唯书法一事，受家父祖辈之醺陶，酷爱写字，以砚墨为良田，得诗礼传家。看淡尘世，居泾水牧鹿，偶得豪情，倾墨纸上，乐哉悠哉！留得家门风雅在，置身寂寞翰墨中。 学习书法，得翰墨灵气，出于传统而入于生活，爱上书法，自娱自乐。

居凤鸣之园，兆余之地；远庙堂，交三两书友为知己。

“山中人唯知自乐，天下事不在多言”。王者哀孤单，寂寞常无言。牧鹿饮泾水，凤鸣栖南山。

因祖居于唐太宗牧鹿狩猎之地名牧鹿湾。乡村故土未敢忘怀，故号牧鹿山人。

附庸以言志:

牧笛悠扬千年长，

鹿台对句品华章。

山野羞言鸿鹄志，

人醉翰墨知书香。

牧鹿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