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中见高尚——怀念恩师程俊嵩(曹瑞林撰文)

车干轩

今天早晨（12月14日），我把干休所微信群里悼念恩师程俊嵩的一组微信，转发在我的家庭微信群里。目的有二：一是表达对老师的敬重、感激之情和对其高尚精神的学习与弘扬。二是想让家人特别是孩子们了解我退休后的人文环境。向程老表达悼念之意的，大都是当年在全军如雷贯耳的新闻家，他们退休以后继续保持着高尚道德情操，互敬互爱，共同营造着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园。我的外甥从微信上问我：舅，程老后来还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我回答，他的最高职务是普通编辑。他虽然是个极为平凡的人，他的高尚之处却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倾心培育人才

我最先是来军报学习的，协助编辑《军人与法》专版。这个版面属于政教组负责，组长是程俊嵩、唐平岳。虽然我和程老师的编辑内容基本没有交集，但对老程的工作方法却能瞭望一二。

程老师领导的政教组，重头报道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1990年前后，政教组推出的学雷锋重大典型接连不断，带动全国掀起学雷锋高潮。除了张弛主任提到的他和饶洪桥同志采写的《秦川牛》李润虎的典型报道，还有陶克、李选清同志采写的张子祥学雷锋典型报道。印象中，那一波所宣传的一批典型人物，大多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标兵。我仔细观察，这些典型人物稿件，在政教组是均衡编辑的，既有程俊嵩组长亲自操刀的，更多的是陶克编辑编发的。政教组的好报道没有集中在组长手里。外行人不懂其中奥妙，内行人非常清楚，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我有幸正式调入军报后，处领导为了全面锻炼我，将我调整到程老师手下编稿。我开始摸不着编辑政治教育稿件的门道，他把看好的稿子交给我处理，编辑后给他把关，他改好后再交给我。每一次退回改稿，我都把原稿和程老师改过的稿子对一遍，看看他是怎么改的。久而久之，我也能独立编稿了。当他看我上路后，就逐渐把出头露面的机会交给我去干。那时候政教组承担许多军委领导活动的报道工作，有了这样的机会，他大都指令我去，这才有了多次参加军委领导活动报道的机会。

我在政教组也独立搞出不少好典型、好报道。外人不知道的是，每一个重大典型，都是政教组集体智慧的结晶。每次有了重大线索，我向他汇报后，他都帮着进行分析，提炼主题，提示写作应注意的问题等。设计完成后，我再按图索骥，形成报道初稿。我采写、编发的每一篇好报道，都有他的心血与汗水。我成长的每一步足迹，都有他扶上马送一程的烙印。

政教组人员来自不同军种、军区。据我观察，调入的每个年轻人，都不是他决策调进来的。经过他调教两三年，都成为他十分贴心的学生、同事。我们从心底里尊敬他、学习他。他既是我工作生活上的依靠，也是我做事做人的标杆。个别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某个山头的人。我说，我只有一个山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老程从来都是把我们这些部下当成党的人，进行精心培养、使用，除此之外没有二心。

政教组编辑陶克成长为报社副总编；徐生同志接了程老师的班，当政教组组长后，逐渐成长为军报记者部主任；在程老师培养，在各级领导关怀帮助下，我也逐步走上部领导岗位。还有其他年轻同志，也是成才成人。我总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沾了倾心培养人才的程俊嵩同志之光。

坚持正确导向

程俊嵩同志作为军报政教组组长，政治敏感性自然不同一般。

这从那次处理“党军”教育一词的过程略见一斑。1991年初，总政治部部署在全军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在教育部署会议上，有关领导同志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简称为“党军”教育。上行下效，各级在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中，纷纷把这一教育称为“党军”教育。此项工作展开后，政教组收到基层部队开展“党军”教育的许多稿件。时任军报政工部政教组组长程俊嵩组织编辑们开会，研究如何宣传好这项教育。

程俊嵩同志说，这不是个一般用词，要格外谨慎。他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主席为我军确立的重要政治原则，对新一代年轻官兵开展此项教育，打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根基，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他认为，报纸宣传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不要简化为“党军”教育，以免引起歧义。

程俊嵩同志考虑到“党军”教育一词是领导机关已经明确了的，我们擅自不用也不行。怎么办呢？他说，小曹，你是学法律的，你把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那个条文找出来（宪法第二十九条）。再把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那段话完整的抄出来。咱们要放在办公桌上，如有人问起这事，就说是按照宪法和邓小平同志的话办的。后来，并没有人追究军报为什么不使用“党军”教育这个词。

不久，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件事。江泽民主席到驻云南某集团军视察时，集团军领导把开展“党军”教育情况作为专题作了汇报。江主席对集团军领导说，我在军委会上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过，不能使用“党军”教育这个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重要政治原则，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简化为“党军”教育是不妥的。请转告总政治部。

报社传达学习江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时，我既感到后怕，又庆幸程俊嵩老组长的严格把关，使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误导。从此，对程俊嵩同志的政治水平十分信赖，拿不准的事，就向他请教。能够跟着程老师学习、工作，真是个人之幸！

对党既忠诚又感恩

程俊嵩同志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62年，报社到云南大学选调干部，他和陈士忠等四位优秀大学生被选调到军报。他经常向我介绍自己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经历，十分感恩党的培养教育。

他出生于四川偏僻山村，从小缺吃少穿。从上小学起，星期天就挑着几十斤粮食、蔬菜，走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卖。他说，小曹，我们四川人本来个子就矮，小时候既吃不饱，又干这么多活，我这个子不就更高不了了。要不是来了共产党，人民得解放，哪有我的今天啊。

他从小既能吃苦，又十分聪慧，用现在的话说，是当地所在县的学霸。考大学时，好像是以全县前几名的成绩被云南大学录取的。那时候上大学，食宿都是国家全包，不用个人花一分钱。说起这段往事，有时甚至眼里含着泪花。

他在军报工作的经历有些曲折。文革中，他曾被批斗，由编辑一线，被贬到资料室工作。不管干什么，他都勤勤恳恳，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文革”结束后，他参与了报社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其中给我讲过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参与给武将老师平反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被借调到军委纪委整党办公室，他在整党办执笔撰写的评论《提倡谈心》（与前驱同志合作），在解放军报一版发表后，受到军委领导表扬。被评为1984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结束军委整党工作后，他来到政工部政教组工作，直到退休。他在工作中，提倡讲民主，说真话，真正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运用到编辑工作中。一次，我编了一篇事实新鲜，观点有点新颖的稿子，请他审阅，他很赞赏。送到部领导那里时，被“枪毙”了。稿子退回后，他又找到部领导作解释工作，领导同志听说另一位老编辑和我认为这是篇好稿子，就到组里与我们进行讨论。我们几位坚持说这篇稿子好的理由，领导就说他的理由。讨论中有点小小的火药味。

领导同志离开后，老程说，“咱们认为好稿就要耐心做解释工作，用与不用是领导的权力，说与不说是咱的民主权利。如果心里不服，嘴上又不说，憋在心里会得病的。把话说出去，相当于转移病灶。”另一位老编辑说，“对，有不痛快的事一定把病灶转移出去”。从此，“转移病灶”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

程老师退休后，我走上部领导岗位。我觉得，提倡编辑们发扬民主，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工作质量。不管是当政工部副主任，还是任时事部、总编室主任，我都讲老程带着我一起“转移病灶”的故事，提倡编辑们围绕工作可以大胆与我争论，我绝不会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谁正确就听谁的。在我这里，为了工作开展任何讨论，不存在非议之说，真理只会越辩越明。这个方法非常受编辑们欢迎。

程老师在编辑岗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桃李满天下，所做的好事说不完。他的品德高尚，成果丰硕，人生圆满。他是我永远的人生楷模。

敬爱的程老师，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明轩附文：我在军报政工部学习时，得到程老的关爱与帮助，永生难忘！转发曹老师这篇文章也是对程老的深切怀念。

1994年12月28日，程俊嵩同志与作者在办公室（左为程俊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