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故事（三）——警卫兵

金飞镖

　　今年12月份是我们参军入伍50周年的日子，1972年12月16日收到入伍通知书，12月20日到县里集中，12月22日从定县坐火车北上，12月23日到达沈阳市。回想50年前的往事，感慨万千，心情难平。谨以此文献给我的50年前，献给我的战友们！

沈阳市红旗广场

沈阳市红旗广场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沈阳的三年没有留下什么照片，有几张也是在照相馆照的。这张照片是三年后在沈阳市红旗广场照的，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在沈阳的日日夜夜。1973年初，我们结束了新兵连的训练，下到了老连队——沈阳军区警卫营一连。据老兵说一连始建于1956年。驻地在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二段三八里十号。主要任务是担任军区首长办公及住所的警卫和公差执勤任务。曾警卫过十几位开国将军，其中有曾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李德生、杨勇和刘震。

在沈阳警卫营的战友

　　我们连队一共四个排，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我分到炮排（也是四排）十二班，是火箭筒班。班长是69年兵，副班长是71年兵。连队的营房是一幢三层楼，水泥浇筑，听老兵说以前是日本人的营房。每个房间都是大通铺，一个班一个铺，一个房间两个班，我们和十一班一个房间。班长住最里面，后面按大小个排，副班长睡在最后。连部和炊事班一幢小楼，院子里有一个蓝球场，厕所和洗漱间在一个角落里。我们四个排都住在一幢楼里。刚到老连队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到老连队了，终于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连队看哪里都新鲜。做什么事都是第一次。紧张的是虽然经过了新兵连的训练，可是在老连队需要学习的太多了。听连长、排长和班长介绍，我们连队是警卫军区首长的办公地点和住所的，大部分是在首长家里站岗。天天都能碰上首长，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一个警卫战士的风貌。并且告诉我们给家里写信不能说在军区警卫营当兵，要保密。所以感觉我们部队的任务很神秘，也很光荣。从心里感到自豪，看得出，不光是我，大家的脸上都显露出自信，自豪的神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都精神抖擞的去迎接新的一天。

　　到老连队第一个要适应的就是正常的部队生活，因为是警卫部队，每个战士每天至少两班岗，一班岗两个小时。早晨起床后出操，回来整理内务，然后开饭，上午和下午除了站岗的就是训练或者出公差。中午不管冬夏都是休息两个小时补觉。晚饭后点名，一个星期只有一天自由活动时间，所以每天都是紧紧张张的。大家都知道部队不管做什么，干什么都是整齐划一。室内东西摆放必须整整齐齐，被子叠的像豆腐块一样，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线，牙缸要朝向一致，连牙刷也要一条线。连队要求打扫卫生要一尘不染，擦的木见本色铁发光。光这些细节都够我们学半年的。

　　最主要的是学会站岗，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为了使我们新战士尽快单独上岗，开始由老兵一带一，过了几天就放单飞了。我们班给罗昆山副司令员家站岗，开始我死板的戳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老兵韩明生告诉我不用那么死板，因为我们是在院里站岗，可以来回走动，还要负责给首长和家人开门。首长上班一般不走大门，因为上班要坐车，所以直接在车库就上车了，车库和院里有一个门相通，回来也是坐着车直接进了车库，再从车库下车进到院里。我们和司机约定一个暗号，每次下班回来，他长按三声喇叭，我们就打开朝向大街的车库大门，首长的车不用停车就直接进了车库，保证首长的安全。就这一项也得学好长时间，首先要熟悉首长车的喇叭声，要从好多车的声音里准确分辨出首长的车，好在当时汽车还不多。其次动作要快，一听到喇叭声就要马上把车库门打开，不能让首长的车在街上停留一下。我刚上岗的时候就不行，开始分辨不出，好多次开了门不见车。还有一次没听着暗号，让首长的车在车库门前停了一下，直到司机再次按喇叭我才反应过来。

战友刘会军在手枪射击训练

　　对于我最难的是晚上站岗，年龄小，胆子也小。我记得刚单独站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听着后院有动静，像是有人扒墙头，心里马上就紧张起来，头发在军帽里像是竖起来似的，心脏都到了嗓子眼，虽然是在院内，可是一个大院子就自己一个人，万籁俱寂，有一点动静就使自己毛骨悚然，虽然已经是一个战士了，可骨子里还是一个孩子，现在的十五六岁的孩子，说不定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呢。可是我想，总要过这一关，我就鼓起勇气，掏出手枪，子弹上膛，蹑手蹑脚巡查到后院。过去一看一只猫跳下墙跑了，原来是自己吓唬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胆子慢慢就大了起来，再也不怵晚上站岗了。

警卫营一连的战友

警卫营一连的战友

　　战士们最不愿意站10点至12点的岗，我们一年四季都是晚9点熄灯睡觉，10点的时间是刚进入深睡眠，就被带班班长叫起来上岗。起来后也是迷迷糊糊跟着班长走，走一路才能清醒。我上岗最害怕的事，是忘记口令，每天晚上都有一套口令，据说整个沈阳军区是一样的，所以不能泄露，如果一旦泄露就得马上重新启用新的口令，要求还不能写下来，只能记在心里。白天训练累了，晚上站岗就更困。我记得一次在给李少元副政委站岗时，困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站着打了个盹，突然就把口令给忘了，我就使劲的想啊想，最后也没想起来。一套口令分口令和回令，查岗的时候都是带班班长敲门，我问：“口令”，班长回答口令，然后反问：“回令”，我再把回令答上来，都对上了才能开门。这次班长回答了口令我也没想起来回令，我就含含糊糊嘟囔了一句。班长也知道我是忘了，不过也没批评我，把口令重新给我说了一遍。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也没有忘过口令。

战友王建设在首长家留影

　　在沈阳的时候，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是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大地震。还有一个星期就该过春节了，我记得刚吃完晚饭，还没到晚点名的时间。我们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看书，突然感觉房子和桌子都摇晃了起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地震了”，大家就拼命的往楼下跑，跑到院子里还在震，只见锅炉房的大烟筒左右摇摆，烟筒口上的水泥噼里啪啦的往下掉，有的水泥块被钢筋牵着，当啷在上面，好长时间烟筒下面列为危险区域，不能靠近。在整个正月里都有余震，晚上不能脱衣服睡觉，为了及时感知地震，有的老兵在走廊里安装了简易的报警器，把酒瓶子上缠上铜丝，倒扣在铁皮罐头盒子里，把罐头盒子和铜丝通上电，和电铃连在一起，只要一震瓶子就倒在盒子里，联通电铃，电铃一响我们就往楼下跑。想象的挺好，可是我们住的是三楼，晚上有人换岗，只要有人走动，就会使楼板震动，一震动瓶子就倒了，电铃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跑到楼下才知道闹了乌龙。回来的时候看到楼道里到处是被子、枕头、衣服、袜子，狼狈极了。后来为了快速跑到院子里，住在二楼和三楼的都搬到一楼，几个班挤在一个大通铺上，一有余震从窗户就可以跳到院子里了。除了在连队防震，站岗的时候也帮助首长家防震，我记得在李少元副政委家也安了一个电铃，一有余震就按动电铃，保证了首长家人员的安全。

在沈阳红旗广场

　　在沈阳做警卫战士的三年时间里，和军区首长朝夕相处，也知道了首长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我记得一次到军区副司令员唐子安家里出公差，正好碰见首长在院里休息，首长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告诉他是河北安国的。他一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告诉我们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安国、博野和蠡县一带打日本鬼子，把安国一些重要村镇名称都能叫的出来。还给我们讲了他在安国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回老家后曾经问过我的一个叔伯大伯，他对唐子安打日本的事迹记忆犹新。我告诉他我们就给他站岗，现在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他还很激动的说，唐子安在咱们这一带打日本可是有名的很，日本鬼子一听见唐子安的名字就闻风丧胆。

在军区司令部院内

　　首长对警卫战士关怀备至，留下脍炙人口的佳话。李德生司令员就对警卫战士很关心，我曾经给司令员站过副哨。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或者从部队视察回来，一进门就下车到警卫班看望战士们。杨勇副司令员每到星期天都会让老伴和小孙子一起给警卫班的战士送一盆煮鸡蛋，有一次战士们开玩笑说没分够，小孙子还回去告诉杨勇司令员，结果又给送了几个来。杨勇到新疆军区当司令员，上级让连队派几个战士送到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还给连队捎来了一麻袋葡萄干。在首长身边工作几年，感到我军的高级首长真的是爱兵如子，使我们小战士心里倍感温暖。

警卫营一连的战友

　　在沈阳的三年时间里，我的个子从1米6长到1米7，体重从90多斤长到110斤，除了身体有了一个大变化，我的身心也有了一个高的升华，使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在解放军的大家庭里同志们像家里的亲人一样。班长张长岭副班长刘双善像大哥哥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岁数小，个子也小，从来不让我干重活，每年到农场出公差插稻秧拔稻草一次也没让我去。还有老兵们手把手给我传授生活知识和军事知识。教我怎样打枪，怎样发射火箭弹，怎样做被子，洗衣服。这三年时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是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几年，对我的一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连首长，我的班长、副班长和老兵们。

我的班长张长岭

我的副班长刘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