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的王老师

心若闲云

今年11月20日，我收到林师姐从国内发来的短信，说“王福堂老师上个月摔了一下，现在情况不太好”。我赶紧问我大学同学赵彤和熊燕，知道最近在等医院床位，很难排上。今天12月16日美国时间下午1点，石同学在汉语班群告诉我们，王老师过世了，应该是国内时间晚上9时许。

王福堂老师是我在北大最喜欢、最敬重、也是跟他最有缘分的一位恩师。今年是我们入校30周年(1992-2022)，但没想到这个周年“纪”竟成为“祭”，我最亲爱的老王老师走了！

回想起来，当时是大三上的王老师的《汉语方言》课，也是这门课和那年暑假的方言调查引领我对方言学开始入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搬了无数次家，但当时上课的教材我还一直保存着，应该是王老师自己油印的吧。

里边那密密麻麻的国际音标应该也是王老师一笔一画手写的。 要不是还留着当时的各地代表方言听音记音作业，上课的内容现在基本上都忘了。

但有一点，印象永远深刻：王老师任何时候背都挺得笔直，给人一种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感觉。想想王老师那时候已经62岁了，头发也已花白，但他给你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气质，一种特别正派的人格魅力。

王老师对学生总是非常平和亲切。记得有一次聊到晋语的分属问题，大部分山西方言是有入声的，而我的老家晋南话没有入声。王老师就问我：“刘津啊，你愿不愿意把晋南话从晋语中分出去啊？”我当时一听完全不能接受，大声嚷嚷着： “不愿意，不愿意！我们老家当然是属于山西的”。当时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其实现在想想，我们晋南方言确实跟陕西话西北官话更像一些，所以读贾平凹的《秦腔》或者观看前两年比较火的《山海情》电视剧更有戚戚焉，更有认同感，而像贾樟柯电影中的晋语我基本上听不懂。

那年也就是1996年的夏天，我们汉语班去江西宜春进行方言调查。记得当时王老师快退休了，但他还是很愿意跟学生一起外出田野调查，但好像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们那届汉语班的学生特别幸运，因为有李小凡和王福堂两位老师带领。

江西话基本上是赣语，但很巧的是，我们那个小组的发音人是客家人，但很小就离开家乡移居到江西。那位老人叫李流芳，七十来岁。当王老师用客家话给他念了一段客家歌谣时，老人竟然顿时激动得泪花噙在眼里。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乡音对离家多年游子的巨大魅力，也是第一次聆听客家话和体验“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客家文化。

也是在那次方言调查中，王老师听说我家乡话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就鼓励我进一步做这方面的调查。我还记得当时一位师姐告诉我，王老师很少主动对学生这样讲，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但我当时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没把这当回事。直到上了研究生准备申请出国了，发现有论文发表的话对申请有帮助，这才想起这个研究课题，于是非常功利地去找王老师。用钱理群的话说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当时绝对是。我这点小聪明、小算盘老师肯定也知道，但他或许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反正老王老师一如既往地对我如春风般温暖，非常热情地指导我论文写作。当时刚开始用电脑，也不记得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改的，反正是修改了无数遍，每次改完以后，王老师又仔细重读，不耐其烦地指出其中欠妥和不准确的地方，然后笑微微、慢悠悠地告诉我，“现在你知道了吧，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等后来我真正开始做学问写论文了，才真切体会到这句话的真谛和老师的一片苦心。

2000年我出国了，一年以后小王老师告诉我，那篇《乡宁方言的文白异读》发表在《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上，并邮寄给我一本刊物。现在回想起来，最后的投稿还有和主编/本篇的责任编辑沈慧云老师的定稿出版应该都是老王老师帮我做的吧。那篇文章也很有纪念意义，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规学术刊物文章，现在在中国知网上还能查到，有800次下载，被引用37次。到目前我也陆续发表了十几篇英文论文了，而刚才重新翻开那篇文章，里边竟一字未提谢谢王福堂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也没有感谢我的师姐李倩，当时是我死缠烂磨请她陪我一起调查的，因为怕把音位标错。哎，真是不堪回首，羞愧不已！想到这学期班上的一个中国学生找我写读研推荐信，写信之前表现特别积极，11月份信发出去后，作业就开始敷衍，上课也不认真听讲了，对比非常明显，正想把钱老师的用词安在他的头上，但想想自己当年何尝不是这样？还是用《圣经》的话聊以自慰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在康奈尔那八年，几乎每年春节到来的时候我都会给两位王老师拜年，现在还能找到2009年发的一封电邮： 2009年的夏天，我也如愿以偿，跟同窗好友赵彤和熊燕一起去看望两位王老师，现在看这些照片好珍贵！ 后来我因为工作太拼，得了甲减，身心健康都受到一些影响。两位老师知道后，同时给我回复，一人一封，让我至今依然感动万分。他们不仅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那时开始读《道德经》研究道家思想，老王老师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眼前。在我看来，他早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这么多年在生活上深居简出，清静无欲，书房有古典音乐作伴就怡然自得。记得王老师有一次对我说：“没想到吧，很多人都以为我研究方言，一定很枯燥无趣。”是的，王老师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在他小小的书房里，收藏了很多绝版宝贝。他说他最喜欢听的还是贝多芬、老柴那几个，不同交响乐团不同指挥的各种版本，反复听对比着听。他平时省吃俭用，但拥有一套特别好的音响设备。前些天林师姐还告诉我，“老师对我特别好，不说别的，以前给我的音乐唱片和音乐磁带就有近百张（盒）”。总之，老王老师的生活不太受外界影响，他在独处寂寞中能找到心灵的快乐，这可能也是老王老师长寿的一个秘诀。

2015年回国看望两位老师 2017年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同学们相约去看两位老师

一直到2019年夏天，只要回国，我都尽量去北京看望两位老师。每次去老师家，老王老师都会给我们这些小辈们沏茶倒水，他一般坐在桌子右边的硬椅子上，小王老师坐在桌子左边的椅子上，而我们当学生的都是座上客，坐在客厅中间最舒服的沙发上。两位老师的家很小，可能就五六十平米，一个小客厅，两个小书房，还有一个只能塞下一个人的小厨房。他们的卧室没有印象，应该也特别小吧。但他们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我现在经常翻的参考书《汉语方言概要》(2001年出版的第二版的重排本），就是王老师花了大量心血，几乎重新改写的一本书。但出版社的排版说明只轻描淡写地两行带过，而大家引用该书时一般也只会引袁家骅先生。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上课用的油印教材，估计是老王老师不满意1980年的那个第二版（第一版是1960年出版的），但还没有完成这个“重排本”的过渡教材。除了《汉语方言概要》，他还二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修订完成了另外两本重要的工具书大字典《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我身边这本是628页），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前言应该也是王老师写的，他把自己一笔带过：“具体工作由王福堂同志负责”，感谢了很多人后，最后署名“编者”。王老师您太不在乎名了！20年！埋头用心在做这些不标明自己著作的繁重繁琐工作！对我们这代学者来说这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王老师您太伟大了，完全没有自我！

更让我感动和敬佩的是，对于老王老师这代人，他们在人生最好的年华碰上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到了四十多岁时才重新回到学术之路。老王老师是1952年上北大，1956年本科毕业，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第一版序中提到王老师早在1958年就参与合写这本书，“帮助完成了全部初稿”。但在文革初期1968年11月，当时报纸登出特大消息“开除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党”，王老师随口感慨了一句“早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结果被当时在场的同系同事八人中的一人检举揭发，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参看严绍璗先生写的《与历史悄悄的对话 —— 严绍璗北大五十年纪事》的一章：《1968年秋冬的故事》）。这之后，王老师除了烧锅炉之外，还被装上卡车拉到天安门广场围个圈圈斗争，拉到北大北边圆明园的村子里斗争，到干校时也还身背反革命的罪名。后来好像是算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但帽子还没有完全拿掉，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

但我知道这些已经是2019年了，当时是咬着牙屏着气读完的，原来王老师经历了那么多屈辱和苦难，真是不寒而栗！因为这个罪名，王老师不仅耽误了事业，耽误了婚姻，一生没有子女，而且还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听说王老师以前是很开朗活泼的，但等王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他早已变得沉默寡言、内向木讷。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跟那位检举揭发他的后来还在同一个系继续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方也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给他真正道过歉。这得需要多大的涵养和多强的包容心和忍耐力啊！我们平时听到的“以工作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但真正能做到的有几个？估计只有您，王老师！

这么多年，王老师从来不跟学生说这些。以前每次当我好奇地问王老师在文革中的经历时，他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记得他对我们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打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别人都说你是坏人敌人，你也开始怀疑自己不是好人啦。”一边说还一边笑一笑。说到没有孩子，他也特别淡然地几句话：“文革结束后，我年龄就不小了，还好后来认识了小王老师，跟她结婚了，但我们都抓紧时间忙着做研究，所以就没有孩子。”两位老师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把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们，都是王老师请我们吃饭。这个规矩一直到2019年我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回去看他们才勉强打破。

那年老王老师已是85岁高龄了，他的牙齿基本上都掉光了，但他走路还不用拐杖，腰身依然挺拔，而且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老师走得很快，我真怕他摔倒，一边扶着老师，一边跟他讲话，内心觉得无比幸福！后来听小王老师说，老王老师已经不大愿意跟别人交往了，但“你能慢慢地跟王老师对话”，她念叨着“你要是经常回来就好了”。这可能是我跟老王老师之间特别的缘分吧！

以后，总以为还有以后，总以为老王老师还是上身笔直地坐在桌子的右边，听我们跟小王老师在那儿神侃足球、世界杯、赵堡太极、昆曲，而谈到方言问题、比如绍兴方言或者鲁迅作品中的新造字时，老王老师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带着他那有些沙哑的嗓音，给我们示范最标准的老派绍兴话发音。老王老师宽厚超脱，小王老师睿智风趣。他们的生活既简单又丰富，我们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聊不尽的话题，而每次又都是匆匆而别，意犹未尽，而那次居然是跟老王老师最后一次见面。

长歌当哭，泪别恩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亲爱的王老师，虽然我永远不可能做到像您那样淡泊名利不求功名，但您的治学作人、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永远影响、感染和激励着学生。您言传身教，这么多年对学术研究勤勤恳恳，严谨扎实，孜孜不倦，就是去年2021年还出版了第三本专著《汉语方言论集》（增订版）（商务印书馆）。正像系里总结的，您“笃志学术、品格高洁、大雅君子、一身正气”。亲爱的王老师，我们就当您又出去方言调查了。您在天堂，一定也有一间不大不小的书房！您既可以精心研究汉语方言，也可以闭目欣赏古典音乐，其乐无穷，永永远远！

文章末了，附上九二九三中文系汉语班刚刚发送的唁电（刘爱义、赵彤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