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摄影术发明以前,历史是靠文字和图画记录与传承的。1839年摄影术诞生并逐步普及后,照片直观再现了物体拍摄时的原始状况,具有真实、可靠和直观的特点。本文通过对比诸多热河小布达拉宫照片,查证判断老照片的拍摄时间,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社会背景探讨老照片的历史意义。</h3> <h1><u>一、热河小布达拉宫简介</u></h1> <h3> 热河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位于今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狮子沟镇狮子沟村,是外八庙建筑群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座。1961年被认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包括小布达拉宫在内的“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小布达拉宫建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和皇太后八十寿辰,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建筑面积22万平米,总建设周期近5年,是当年祝寿献礼的一号重点工程。</h3> <h5>图片来源:老张2022年8月手机拍摄于避暑山庄北墙</h5> <h1>二、热河小布达拉宫老照片及来源分析</h1> 1. 德国人穆默1902年拍摄 <h5>图片来源:穆默的摄影日记.Ein Tagebuch Bildern.德.Alfons von Mumm著.1902年第245页</h5> 阿尔方斯•冯•穆默(1859-1924)于1900年7月来华任德国驻华公使,他的前任是大名鼎鼎的克林德,122年前在首都街头开枪挑衅,被大清爱国将领恩海击毙,引来八国联军。穆默威胁奕劻、李鸿章“迟一日签字多费(兵费赔款)百万,至秋后多赔一亿”,他是个摄影爱好者,以外交途径解决庚子国变、促成《辛丑条约》签订等工作任务后,提出1902年4月要去热河考察。为避免克林德事件再次重演,大清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大量清兵开道护卫,还有保镖暗中保护,途中下榻酒店另有大内高手巡视巡查。注:本图与2016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德国公使照片日记》一书图源无关,系老张下载于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不涉及图片版权问题。) 2. 德国人柏石曼1906-1909年拍摄 <h5>图片来源:《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中国的建筑与景观),日本东洋文库(http://dsr.nii.ac.jp/)第38页</h5> 恩斯特•柏石曼(Emst Boerschmann,1873-1949) 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中国建筑学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1906年至1909年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柏石曼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柏石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年至1935年间,民国政府特聘柏石曼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 3. 英国人波尔登1909年拍摄 <h5>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h5> 威廉•波尔登(William Purdom,1880-1921),22岁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担任园丁,1909年(时年29岁)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和英国维奇苗圃派遣,来中国采集植物。1914年又陪同英国植物学家farrer去甘青藏区探险,以向英国引入具有园艺价值的高山花卉,为大英帝国绿化工作做出了贡献。人大博士生左承颖2019年在《史学月刊》发文认为波尔登1909年4月-8月到中国热河采集植物,哈佛大学网站认为此照片拍摄于1910年。《京西时报》2014年10月23日《外国摄影师与京西寺庙》一文称,波尔登是女植物探险家,但左承颖在《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一文中称波尔登为男性。到底是男是女,未见照片。 4. 美国人福尔曼1932年拍摄 <h5>图片来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图书馆网站(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h5>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名的摄影记者、探险家、作家和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作为驻外记者,福尔曼的图片和文章时常出现在《纽约时报》、《伦敦时报》等欧美主要媒体。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东方哲学学位。去过西藏拍摄,抗战开始后到上海、陕北采访国军和八路军,1973年再访延安,在华照片时间跨越40年。 5.拍摄者和拍摄时间待考证 <h5>图片来源: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未标明拍摄时间和作者佛大学图书馆网站</h5> 图片是费正清 (John K.Fairbank,1907-1991,国际汉学泰斗)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曾任美驻日大使)为教授为哈佛大学本科生开设的近代东亚文化课(俗称:稻田课)的教学幻灯片(lantern slides)。费正清教授的关门弟子柯伟林是世界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被誉为费正清后的第二代“中国通”。图中英文直译为“热河布达拉喇嘛僧侣”。 6.三幅日本人1930年代拍摄 <h3>图片来源: 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网站http://www.tbcas.jp/ja/lib/lib3/</h3> 此图源于《亚东印画辑》(第7辑第百十四回1),该网站介绍第114回是昭和九年一月出版(即1934年1月)。根据国家图书馆李翠微研究:《亚东印画辑》由“满蒙印画协会”于1924年9月(大正十三年九月)开始在我国大连出版发行,每月围绕特定主题发行照片十张,内容涉及中国、朝鲜、蒙古这一区域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艺术文化等。至1942年(昭和十七年),《亚东印画辑》连续发行了19年。拍摄《亚东印画集》的摄影家中,比较重要的有曾任"亚东印画协会"会长的樱井幸三(又名樱井一郎),还有岛崎役治、拍摄西藏的青木文教等。 此图来源于《亚细亚大观》(九辑十一回,总第107回),昭和8年(1933年)5月15日发行,原图不清晰画质粗糙,且拍摄高度不明(在河道中架设十米以上梯子?),疑似二次翻拍。 <h5>图片来源:《亚细亚大观》(十一辑一回の1),昭和九年出版,原目录中刊行月不明,笔者推断为九年7月,即1934年7月</h5> 据悉在拍卖市场上,还出现有《满蒙大观》,照片尺寸和装帧形式与《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几近相同,有的甚至表明照片是《亚东印画辑》第几回的第几张。国家图书馆李翠微研究认为:考虑到出版者在1926年1月将"满蒙印画协会"更名为"亚东印画协会",因此,可以认为《满蒙大观》、《亚细亚大观》与《亚东印画辑》应为同源产品,但其中的区别还应该进一步探究。 第6点介绍的三个日本人拍摄的涉及介绍“普陀宗乘之庙”照片,依次发布于1933年5月、1934年1月和7月,在搜集情报之余每个月把照片卖给会员。 7.德国人莫里逊1930年代拍摄 <h5>图片来源:哈佛大学https://images.hollis.harvard.edu/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约1934年拍摄</h5> 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原名Hedda Hammer),德国籍女摄影家1933年-1946年在中国度过,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照片。1991年Hedda Morrison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其遗嘱,她在中国大陆13年间拍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和六千幅照片全部捐赠给哈佛大学。 8.日本人关野贞1930年代拍摄 <h3>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下载《熱河》一书,第三卷176页</h3> 1933年,日军侵占承德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关野贞和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竹岛卓一两位建筑学者,便前往承德进行了实地考察。归国后,于1934年到1935年间共同出版了精装四卷写真集《热河》,详细纪录了承德周边古迹古物的真实状况,所辑录照片均为两位编者所拍摄。第一辑拍摄的内容包括避暑山庄、碧峰寺、珠源寺,第二辑拍摄内容包括文庙、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广绿寺,第三辑拍摄的内容包括安远庙、普乐庙、普陀宗乘庙,第四辑拍摄的内容包括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寺等。全书图片印刷质量极佳,为当时整个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 <h1>三、关野贞和赫达莫里逊照片疑似抄袭涉嫌剽窃</h1> 我认为关野贞和赫达的这俩照片中有一个是抄袭的,谁抄谁的不好说,但是按照著作权侵权认定标准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是“接触”,既然俩人都对热河感兴趣,日本人和德国人均有接触对方作品的机会,第二是“实质相似”,拍摄角度及建筑物树木影子一模一样。 1.关野贞其人其事<br> 关野贞(1868-1935)是工学博士,建筑史家,东大教授。根据张明杰的研究:关野贞初次来华是1906年(时年38岁),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工作。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卷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br> 2.赫达莫里逊其人其事<br> 赫达莫里逊(又有译为莫里森,下简称赫达)的照片哈佛图书馆登记的是1934年拍摄,那年她26岁。赫达1933-1946在中国共度过13年,1940年(32岁)嫁给了在中国出生的英国籍人阿拉斯泰•莫里逊。老公公是著名的英国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里逊,老莫当年跟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非常熟,据说王府井大街原名莫里逊大街。1946年赫达躲避战乱随夫离京赴港,1947年移居马来西亚砂拉越(沙捞越)州,1967年定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直到1991年去世。据说70年代后赫达两度重游北京城,感慨万千。笔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询Hedda Morrison,照片超过7000幅。她正值妙龄,拍摄照片服务对象是旅行社、游客、作家、收藏家、艺术商人等。新闻事件并不多,大部分是建筑、环境、各种日常生活等。此外,燕京图书馆雷蒙德•卢姆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赫达当时故意选择不拍摄北京丑陋的一面,不仅是因为她热爱北京,想展现它美丽的一面,而且因为作为一名商业摄影师,她“知道什么照片容易卖”。然而,在这本书中,除了风景和当地风俗之外,还有她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照片(不是乞丐——“他们是有组织的”,而是那些拾荒者)。<br> 3.到底谁是原作者<br>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收藏的她的那幅普陀宗乘之庙照片清晰度是比日本人出版的《热河》要差。基于前述分析,赫达拍照片是为了卖钱的,那么这样逻辑上就能对得上了,老张推断90年前这事可能是这样的,日本人需收集高清版的热河照片(到现在日本人也喜欢蓝光高清),德国人赫达把原版卖给了日本人关野贞,当然不一定是老关亲自出面,堂堂的大学教授老头子没必要跟小女摄影师去讨价还价,他的助手们可以代他拍板搞定顺便吃点回扣。为什么日本人愿意花钱买呢?因为他们是举国体制搞情报,德国人是个岁数不大继续卖照片维持生计的单身女商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顺理成章。为什么说原作者应是赫达而不是关野, 1920年代德国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已经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了记录,瑞典的斯文赫定在《帝王之都热河》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汤玉麟担任一把手期间的承德。热河史学研究领域公认近代最全面最专业的记录当数关野贞和其助手竹岛卓一的《热河》。关野第一次来承德考察是在1933年10月-11月,用一个月收集承德历史资料和拍摄照片。1934年9月又对承德进行了一次短时间的考察(即关野贞第十次中国考察),花了“满洲国文教部”和“满”日文化协会的钱,总得有出国考察报告吧。成果就是《热河》四卷图版和一卷解说,图版精选自关野拍摄的600幅照片和座右宝刊协会的职业摄影师拍摄的500多照片并于1934年出版,解说则推迟到1937年才出版,因为1935年关野贞同志逝世了,享年67岁。<br> 当然逻辑链更严谨的话,还有更重要的三点是,(1)在达成出售交易之前赫达把原版照片翻拍了一下,留在自己的照片档案里,并且几十年后被哈佛大学收藏了。(2)关野贞购得原版照片后,上色涂成高清彩色大图。(3)在哈佛大学网站里的搜索“普陀宗乘之庙”的拼音“pu tuo zong cheng miao”,显示赫达照片有83张,其中大部分的树木、土地、云彩与关野贞的照片有关联性一致性。 <h1>四、后记</h1> 12月15日11时许,老张突然成为一名“应阳未阳”的密接人员,刚开始极为恐慌但表面还得故作镇静。但是看完了当天《人民日报》头版任仲平的《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这篇文章之后,内心充满力量,摘录部分如下。 <i>工厂车间,机器轰鸣;<br>大街小巷,人来人往;<br>公路铁路,车辆穿梭;<br>超市商场,物丰价稳;<br>广袤田野,生机勃勃……<br>壬寅岁末,神州大地正升腾着澎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i><br> 人到中年,已经不再每天琢磨刻意去取悦谁了,因为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在意不计较一笑了之。都是为了碎银几两来的,开开心心赚点钱养家糊口嘛。即使在社会上可能是边角料,在家庭里可是一片天啊。 因此,在等待单管检测结果的同时,利用几个小时研究了一个偶然发现的雷同照片,微信名为泛热河地区研究,很久没研究了。 <h3 style="text-align: right">2022年12月16日1时写于天津</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