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哲学看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共生

乐音的田野

作者：蔺海鲲 罗鹏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经作者同意在“乐音的田野”微信公众平台转发；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乐音的田野”微信公众平台观点。

多元文化共生是促进文明交流最深刻的理念，河西走廊是极具特色的文明过渡地带,深刻理解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共生现象，对于全面审视人类文明历程、构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河西走廊上，敦煌是一颗耀眼的明珠，作为我国和亚欧大陆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敦煌不仅是东西方陆上交通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重镇和举世闻名的多元文化符号。敦煌文化中的敦煌哲学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发展机制，是东西方哲学世俗化、大众化历程中最具典型性的思想形态，也是文明交流交融中多元文化共生最集中的表现，体现出世界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中渐进而又深远的民族认同，并在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中奠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
无论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还是从文化地理层面上看，统一完整的中国都是数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鉴于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及交通网络等因素的限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交融中保持着“和而不同”，形成了密切关联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分布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由此孕育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多元之间的互构共生在历史沉淀中逐渐演化为统一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在多元格局中存在若干个极具影响力的文明过渡地带，这些在地缘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多元文化区域在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变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河西走廊地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是我国大陆腹地通往欧洲、中亚、西亚唯一的陆上通道。得益于南北山脉雪水的滋养，相对平坦的狭长走廊上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肥沃绿洲，在走廊内部，高原、荒漠、戈壁、绿洲、草原等形态相间共生。河西走廊是我国唯一的一条连接中原腹地、戈壁绿洲、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陆上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为河西地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典型地带。
敦煌是河西走廊上最耀眼的明珠，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季羡林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是我国古代对外开放和人类文明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古丝绸之路开辟后，河西走廊逐渐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共生的重要过渡地带，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类型的多元文化在这里进行了长时期的交汇、交流、对话、依存与沉淀，敦煌哲学和人文精神在河西走廊上得以历史地生成。这种独有的文明转换机制使河西走廊在众多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发展空间，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形成机理，呈现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规律和前进趋势。
一、多民族和谐共生为敦煌哲学提供文化生态
河西走廊的绿洲生态是各民族交流的重要基础。河西走廊的绿洲带独具特色，从整体上看并非大面积的整块绿洲，而是由诸多大小不一的绿洲星罗棋布地镶嵌在戈壁、荒漠、草原等地形中。由于地形、交通、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差异，几乎每个绿洲都是具有相对完整、独立的社会系统的有机体。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在治理河西地区时基本上按照绿洲的规模来设置地方行政区划，例如河西四郡就是西汉王朝按照走廊地带的绿洲来设置的。可以说,河西走廊上的每一块绿洲都是中央政权管辖地方、连接丝绸之路整体网络的重要节点，分布在这个路网中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瓜州（今安西）等规模不同的绿洲社会共同体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物资、信息交流互通不可或缺的通道节点，共同促进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文明共存互鉴盛况。
在丝绸之路开辟后，移民化进程极大地加速了多元文化的生成。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深入和中央政权对边疆的重视，河西走廊上的绿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外来移民的增加使绿洲边缘地带的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部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进一步密切了绿洲间的联系。正如李建宗教授所言：“随着人口的增长，包括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群体的到来，必然使小的绿洲面积不断增大，最终把有些小块绿洲连缀成大片绿洲。”鉴于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水平,受到移民扩大化的影响，原本规模各异、空间分布相对密集的绿洲不断出现规模增加、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趋势，形成了绿洲共同体。纳日碧力戈教授强调生态性的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国各民族‘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共同生活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之上，形成互为环境、互为条件的生态关系。生态性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民族交流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民族特征与民族地位在生态性民族关系中并不会丢失。”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保障了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目标,也在促进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地域上的各民族联结成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入交融。在河西走廊上产生或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交融共生，并在发展中保留其特质，这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独特的风景线。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河西走廊上的生计方式与文化都呈现出多元互嵌共生的基本形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部分民族还拥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蒙古、藏等民族传统上过着游牧生活,汉、回、撒拉等民族大多过着农耕生活。此外，汉、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商业活动是连接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桥梁，成为促进各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多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深入发展的重要基础。
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为中原和边疆、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出于守土戍边和躲避战祸等方面的原因，中原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河西走廊，使原来相对落后的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原有农耕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绿洲社会既有的土地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发展要求，于是，更多的农田被开垦出来。绿洲面积逐步扩大的同时，也导致了戈壁、草原、荒漠面积的缩减。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实施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大体而言，军屯、民屯相结合的屯田制与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促使河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和社会规模扩大。这一过程中，河西地区成为各民族共存、共生的绝佳领域。
与河西走廊相连的河湟地区同样存在着文化多元共生的现象。张俊明等学者指出：“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共享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民族迁徙导致的文化传播、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多元文化场域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等。”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河西走廊上的各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了传统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农耕社会一般依存于绿洲，生产和生活相对稳定、单一。而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和环境差异,使游牧社会的形态不尽相同。生活在祁连山附近的民族主要以游牧为主，一年之内因季节、草场、水源等的变化进行远距离的转场。靠近绿洲的戈壁牧区内的各民族主要以住牧为主，其生产活动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相对固定。即使存在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但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和活动区域的接近，游牧区、戈壁区和绿洲社会的界限并不严格。游牧地区和绿洲社会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联系，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互动网络。绿洲社会的农耕文化、游牧社会的游牧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产生的商业文化，是河西地区最典型的文化类型。这些建立在不同生产方式之上的文化类型因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呈现出鲜明的共生特征。它们在保存自身独特性的前提下，影响着其他文化类型的发展并进而构成河西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河西走廊较为发达的路网系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是丝绸之路从中原进入中亚、西亚的唯一陆上通道，规模大小不等但彼此连接的走廊绿洲犹如这条大通道的门户，形成了存在于复杂多样地理形态之间的极具过渡性的文明发展区域。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原与边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陆路网络的连续体，而河西走廊虽只是其中一小段，却是丝绸之路主动脉上的关键一段。河西走廊独特的生态布局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格局，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明过渡地带多元文化互鉴共荣的内在机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是对世界文明进程极具影响力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文明之前，东西方交流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原本是汉王朝打通中原和西域进而巩固中原王朝的商贸道路，自开通以来很快成为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的经贸、技术、文化通道，使亚欧大陆的关联地域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成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最繁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交融和共荣共生。学者黑晓佛认为：“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具周边民族及外来文化的总体格局，并由此而显现着一种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众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所有民众，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区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民族、各个国别的诸色人等。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经贸、技术发展，还在政治体制、经济联系特别是文化交融中显示出极为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基本格局，其中蕴含的文明互通共鉴的文化机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深层次的动力。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常态化的、具有积极推动力的社会现象，在各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区, 也是古代我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学者张力仁认为：“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 时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上持续发生.”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多元文化意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交融中,河西走廊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过渡地带。从走廊向东进入中原腹地就能连接中原文化，向西通往西域和亚欧大陆即可与西域文化、欧洲文化相交流，穿越走廊北部山脉就能进入蒙古文化圈，南下就能进入青藏文化圈。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区域在经济、技术、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文化交流中也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每一种文化圈都有自身的辐射领域，都能在彼此间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进入对方文化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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